这个译本区别于其他译本，就在于它所奉行的翻译原则，即在易读性和忠实性的权衡中，偏向易读性。对读者来说，易读性是形成理解的前提，而对译者来说，易读性则是理解的成果。我希望在不损害忠实性的情况下尽可能提高易读性，从而促成理解，而不是为了易读而在忠实性上打折扣。
在读者和学者中都存在着神化维特根斯坦的现象。人们认为他是天才的范本，不仅在智力上常人难以企及，而且身怀高深莫测的哲学思想。他甚至已经成为某种文化符号。对维特根斯坦的引用于是体现了某种权威性，在他那里，不理解的、一知半解的东西，也就代表了某种高度，而与大家都理解的平凡的东西区别开来。这种现象不可避免地体现在对待维特根斯坦文本的态度上。有的译者重视翻译的“原汁原味”，甚至不惜以辞害意。读者也希望自己拿到的是一个忠实的译本，以便从中读出维特根斯坦的本来意思，但最终还是难免在难以索解的字里行间浮想联翩，把自己体会到的深刻添加到心目中的维特根斯坦形象上。
这种阅读期待背后的那种态度，实际上严重地伤害着整个维特根斯坦研究领域。最近二十多年，维特根斯坦在许多专业学者心目中的地位持续下降。由于理解的缺乏，或者更准确地说，由于人们难以在对维特根斯坦文本的理解上达成足够多的基本共识，具有务实精神的分析哲学家开始怀疑，《逻辑哲学论》中是否真的包含了有价值的思想。毕竟，在分析哲学家看来，真正的思想要经过论证，论证甚至比观点本身更加重要；然而，《逻辑哲学论》似乎没有包含多少论证。人们仍然尊重维特根斯坦，认为他很重要，但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谈到他时表现出来的那种揶揄和轻慢态度却更能说明问题。维特根斯坦正在（甚至已经）变成一个符号，他被架空、肢解，对他的引用大多是实用主义的。随着他本人、他的学生，以及在时空上与之有交集的那一代人去世或者离开学界，他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终有一天，维特根斯坦会成为小圈子里的话题，书斋里的古董。
哲学思想活在理解中，而不是活在言辞中。我在这里提供的译本，就希望能够体现理解，至少为理解铺平道路。如果有可能，我会调整措辞，通过语感体现出写作的目的和关切点，从而引导理解的形成。
比如，1.11原文是这样的：“Die Welt ist durch die Tatsachen bestimmt und dadurch, dass es alle Tatsachen sind.”
奥格登和皮尔斯的英文译文基本相同，其中奥格登的译文是：“The world is determined by the facts, and by these being all facts.”虽然措辞不同，陈启伟与韩林合的译文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意思翻译的。比如，韩林合的翻译是，“世界是由事实决定的，并且是由它们是全部事实这点决定的”。
我则把这句话译成：“确定了这些事实，并确定了这就是所有事实，世界也就确定了。”
这里的“die Tatsachen”应当是指前一句“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物的总体”（1.1）中所提到的事实，即构成世界总体的那些事实。按照前一种方式翻译固然不错，但逻辑线索不够清晰。前一句就在说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这一句还继续说世界是由事实确定的，好像在说同一个意思，其中的要点不是很清楚。“并且”后面的那个从句究竟是什么意思，也不明确。而按照我的译法就一下子可以看出，1.11是在解释1.1，解释在什么意义上世界是事实的总体。为了确定一个世界是怎样的，我们列举世界中的事实，直至所有事实均已列出，不再有新的事实可以包含在内，这样我们就确定了这些就是所有事实。怎样判断所有事实都列举出来了呢？那就是在当我们发现没有包含在已经列出的东西中的都不是事实，都不是存在的情况时，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一点。由此就很自然地与下一段即1.12衔接起来。这一段说，“而这是因为，事实的总体既决定哪些情况存在，也决定哪些情况不存在”[71]。这就是在用这一点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判断是否所有事实都已经列出。这样做就是在认识论的层次上考虑什么是事实的总体，而这种考虑获得了单纯从本体论上理解总体这个概念所无法获得的结果。为了达到这一理解，在翻译上所做的就是语感上的调整。直接的翻译方式容易理解为世界在本体论上由“并且”所连接的两种事实所构成，而我们的翻译则突出了这是一种认识论程序。同时，这两种事实的关系也就非常清楚了，它们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
《逻辑哲学论》基本上是一段一段的格言体文字连缀而成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利于形成直观的图景——很可能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思考方式就偏于直观；但是，其缺点也就在于容易掩盖甚至切断逻辑关系。其实，维特根斯坦写作这部著作，就采取了拼贴法，就是把分散在笔记各处的文句段落剪切粘贴到一起，以此构成整体。这也难免会产生逻辑和语感方面衔接不足的问题。译者这时就应该站出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修补。比如下面这两段：
2.012 逻辑中没有什么是偶然的——如果一个物可能出现在一个事态中，那么这种事态的可能性肯定在物本身中预先就决定了。
2.0121 要是一物凭自身就已经可以单独存在，后来才有一种情况与之相适应，那才称得上一种偶然。
如果物能够出现于事态中，那么这种可能性必定从一开始就已经在物中了。
把我的这段译文与韩林合的译文对照就可以说明问题。需要注意的仍然是前后逻辑关系：
2.012 在逻辑中不存在任何偶然的东西：一个物，如果它能出现在一个基本事态之中，那么该基本事态的可能性便已经被预先断定在该物之中了。
2.0121 如下之点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一个物，本来可以独自存在，后来竟然有一个基本事态适合于它。
如果诸物能出现在诸基本事态之中，那么这一点便已经包含于它们之中了。
应该可以看出，对2.0121第一句话的翻译明显不同。韩译是按照字面翻译的结果，而我的译文中添加了明显的语气成分（“那才称得上……”）。添加了语气成分，就表明这里所说的是与上文相反的情况，与此同时，还解释了上文所说的为什么不是这里所提到的情况，即为什么逻辑中不存在偶然的东西。显然，这句话就是在说，如果逻辑中有偶然性，那会是怎样的。言下之意就是，既然逻辑中不是这样的，所以逻辑中就没有偶然性。读者在韩译中看不到这种逻辑关系。
为理解负责的翻译原则还体现在，要在维特根斯坦写作时的知识背景之下来传达内容，而不是简单地进行文本的转换。这种知识背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数理逻辑。《逻辑哲学论》的原文使用的是罗素在《数学原理》中使用的符号系统，以及那个时代的逻辑术语，比如“逻辑积”和“逻辑和”。此前所有英文和汉语译本都按照原文进行了忠实的翻译。但这些符号和术语早已过时，普通读者需要借助其他指导才能读懂。由于在内容上没有任何东西为这种符号系统和逻辑术语负责，在这个译本中我就将其尽数替换成当代的标准符号和术语。
此外，像“verallgemeinerter Satz/generalized sentence”（6.1231），我就按照当代数理逻辑的方式翻译成“概括句”。与此不同，陈启伟翻译成“概括化的命题”，韩林合则译成“一般化了的命题”。后一种译法尤其不能体现出维特根斯坦是在谈论逻辑。
这种对于背景的关注能够让译文避免一些错误。比如4.023第二段的一句话原文是这样的：
Der Satz konstruiert eine Welt mit Hilfe eines logischen Gerüstes und darum kann man am Satz auch sehen, wie sich alles Logische verh?lt, wenn er wahr ist. Man kann aus einem falschen Satz Schlüsse ziehen.
这个句子皮尔斯的英译文是：
A proposition constructs a world with the help of a logical scaffolding, so that one can actually see from the proposition how everything stands logically if it is true. One can draw inferences from a false proposition.
韩林合的汉语译文是：
一个命题借助于一个逻辑脚手架构造起了一个世界，正因如此，如果该命题是真的，人们也能从它那里看出一切逻辑事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人们能从一个假命题抽引出结论。
而我的译文则是：
句子借助逻辑脚手架来构建世界，于是人们实际上就可以从句子中看到，如果句子是真的，那么在逻辑上，可知事实是否存在。可以从假句子得出结论。
容易看出，两种汉语译文之间最大的区别在逻辑关系的处理上。韩译把“wenn/if”置于比动词“sehen/see”更高的级别上，而我则把由“wenn/if”引导的条件从句当作“sehen/see”后面接的名词性从句的一部分。原文以及英译文在语法上都可以同时支持这两种处理，但显然不可能是两种处理都对。如果对这段话的背景有所了解的话就会明白韩译是错的。弗雷格曾经断定，只能从真前提中得到结论[72]，而这段话应该是在批评弗雷格的观点。这样就能很清楚，维特根斯坦把逻辑理解成过程性的，也就是说，它只是保证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是有效的，而不会要求前提为真。这样就会自然地选择我提供的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