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白宫后，林肯太太的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这让她出尽洋相，成为全国的笑话。
在家庭开支方面，林肯太太极其吝啬。按照传统，每季度总统都会举行一定数量的国宴。但是，她却极力劝说丈夫打破传统，说国宴“太过昂贵”，这是战争时期，招待会更加“经济”。
一次，林肯不得不提醒她：“我们必须考虑经济之外的事情。”
但是，到了买那些能满足她虚荣心的东西——礼服与首饰——的时候，她不但完全忘记了经济问题，而且似乎丧失了所有理智，沉浸在令人惊叹又恣意狂放的挥霍中。
1861年，她离开草原，满心期望着，作为“总统夫人”，自己理所当然会是群星闪耀的华盛顿社交界的中心人物。但是，令她感到意外和羞辱的是，她发现自己竟被这个南方城市里傲慢的上流人士冷落和排挤。在他们眼中，她作为肯塔基人，却没有忠于南部：她嫁给了一个笨拙的“黑人解放运动者”，而这个人正在跟他们打仗。
此外，她几乎没有什么招人喜欢的品质。必须承认，她就是一个刻薄、普通、爱嫉妒、做作而无礼的泼妇。
由于自己不受人待见，她极其嫉妒那些受欢迎的人。当时，华盛顿社交界的女王是著名的美人阿黛尔·卡茨·道格拉斯，也就是林肯太太的前情人史蒂芬·A.道格拉斯的妻子。道格拉斯太太和萨蒙·P.蔡斯的女儿如此受人瞩目，这让林肯太太妒意大发，她决心要靠钱——为自己购买衣服和首饰的钱——来赢得社交上的胜利。
“为了装点门面，”她对伊丽莎白·凯克莱说，“我手里必须有钱，比林肯先生能给我的还要多。他太过诚实，不会在工资之外多挣一分钱，因此，现在我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借债，就像过去那样。”
她大肆举债，债款多达七万美元！考虑到林肯作为总统一年的薪水也只有两万五千美元，这确实是一笔惊人的数目。光是要还上她衣服和首饰的钱，就得他不吃不喝拿出两年零九个月的全部收入。
我已经多次引述伊丽莎白·凯克莱的话。她是一个极其聪明的黑人女性，她给自己赎了自由身，来到华盛顿，开了一间裁缝店。不久，首都的一些士绅名流就成了她的主顾。
1861到1865年间，她几乎每天都在白宫陪着林肯太太，为她做衣服，做她的贴身女仆。最后，凯克莱太太不但成了林肯太太的知己和顾问，还是她最亲密的朋友。林肯去世的那晚，林肯太太唯一不断呼唤的人就是伊丽莎白·凯克莱。
幸运的是，凯克莱太太写了一本讲述自己经历的书。它已经出版了半个世纪之久，但是现在只能偶尔花上十或二十美元，从珍本书商那里买到一个残破的版本。书名很长：《幕后，伊丽莎白·凯克莱，曾是奴隶，后来成为亚伯拉罕·林肯太太的裁缝和朋友：为奴三十年和我在白宫的四年》。
伊丽莎白·凯克莱写道，1864年夏天，林肯正在竞选连任，“林肯太太则几乎要被内心的恐惧与不安逼疯了。”
为什么呢？一个纽约的债主威胁要起诉她；而林肯的政敌也可能风闻她欠债一事，并利用它在竞选中打压林肯。一想到这些，她几乎要发疯了。
“他如果再次当选，我还能继续把他蒙在鼓里。但是，他一旦落败，他们就会把账单送来，到时他可就全知道了。”她歇斯底里地哭道。
“我可以跪下来，”她对林肯哭诉道，“为你祈求选票。”
“玛丽，”他用责备的语气说道，“你这样焦虑，我担心你会吃不消。我如果当选还好，倘若落选，你必须承受这令人失望的结果。”
“那林肯先生知道你欠了多少钱吗？”凯克莱太太问道。
“天呐，不！”——这是她林肯太太的口头禅——“我不会让他知道的。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太太欠了这么多债，他肯定要发疯的。”
“林肯遇刺唯一的好处是，”凯克莱太太说，“他至死都不知道林肯太太欠债的事。”
林肯下葬还不足一周，林肯太太就把上面印着他首字母的衬衫拿去卖了，她把衣服送到了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的一间商店里。
西华德听说以后，怀着沉重的心情，亲自过去把衣服全都买了下来。
离开白宫时，林肯太太带走了二十个行李箱和五十个包装箱。
这引起了许多不堪的言论。
之前，已经有人不断公开指责她伪造接待拿破仑王子的花销账目，以此来欺骗美国财政部。这次，她的敌人们则说，她进白宫的时候只带了几个行李箱，离开的时候却带走一车的东西……为什么？……她这是要洗劫白宫吗？是把能拿走的东西都拿走了吗？
即使到了1867年10月6日——她已经离开华盛顿近两个半年头——《克利夫兰先驱报》在谈到林肯太太时还在说：
“要让全国都知道，要花费十万美元才能补偿白宫遭受的掠夺，要查出谁才是这掠夺行为的受益者。”
的确，在这位“玫瑰女皇”统治期间，白宫是有很多东西被盗，但这也不能全怪她。当然，她也有错：她刚进白宫，就辞掉了管家和其他几位雇员，说她要亲自管理这个地方，让它走上节约的轨道。
她真这样做了，结果仆人们几乎把除门把手和厨房里的炉子之外的东西偷得一干二净。1861年3月9日，据《华盛顿星报》报道，许多参加白宫首次招待会的宾客丢失了外套和罩衣。不久之后，白宫的陈设也被偷偷运走了。
五十个包装箱，二十个行李箱！里面装了什么？大部分都是没用的东西：毫无用处的礼物、雕塑，毫无价值的画作和书籍，蜡质花环，以及许多过时的衣服和帽子——这是她多年前在斯普林菲尔德时穿戴的衣物。
“她酷爱收集旧物。”凯克莱太太说。
她打包行李的时候，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儿子罗伯特劝她把这些没用的东西一把火烧了。她对此嗤之以鼻，罗伯特说：
“但愿把箱子拉到芝加哥去的马车能着火，把你这些东西烧个精光。”
那天上午，林肯太太离开白宫的时候，“几乎没有朋友来为她送行，”凯克莱太太写道：“这是一种让人痛苦的沉默。”
连新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也没有向她道别。事实上，林肯遇刺以后，他甚至没有给她写过一句同情的话。他知道她看不起他，他也同样看不起她。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尽管荒唐，但当时林肯太太却坚定地相信安德鲁·约翰逊是刺杀林肯的幕后主使。
林肯的遗孀带着两个儿子泰德和罗伯特，来到芝加哥。他们在特里蒙特酒店住了一周，觉得太贵，就搬到了“海德公园”避暑胜地“小而陈设简单”的房子里。
她因为住不起更好的房子而哭泣，拒绝跟任何朋友或亲戚见面及写信，只是一心教泰德识字。
泰德是林肯最宠爱的儿子，他的大名叫托马斯，但是林肯叫他“泰德”或“小蝌蚪”，因为他小的时候脑袋特别大。
泰德常常和他的父亲睡。这孩子就躺在白宫的办公室里，等他睡着，林肯再把他扛起来，放到**。泰德一直有语言障碍，他的父亲总迁就着他；他也很机灵，拿自己的口吃当挡箭牌，逃避学习。现在，他已经十二岁了，却还不能读书写字。
根据凯克莱太太的记录，第一节拼写课上，泰德争论了十分钟，坚持说“猿”该拼成“猴”。这个词旁边有一幅木刻版画的插图，他认为画的是一只猴子，结果三个人一起努力才让他相信自己错了。
林肯太太想尽一切办法，试图说服国会把林肯第二个任期的工资共十万美元付给她。国会拒绝了她，她就辛辣地谴责那些用“他们无耻、邪恶的谎言”阻止她的计划的“魔鬼”。
“这些白头发的罪人死后，”她说，“邪恶和谎言之神会找他们算账的。”
最终，国会付给她两万两千美元——接近林肯一年的工资。她用这笔钱在芝加哥购买并装修了一所豪宅。
两年过去了，林肯的财产还未确定，这段时间里，她的花销迅速爬升，债台高筑。不久，她开始把房间短期出租，后来又长租给房客，最后，她不得不离开家，自己出去租房住。
她的进账日渐枯竭，到1867年9月，如她自己所言，她到了“惊人的为生计发愁的窘迫地步”。
于是，她打包了许多旧衣服、蕾丝和首饰，用厚厚的面纱遮住脸，以“克拉克太太”之名来到纽约和凯克莱太太碰头，然后抱着一堆旧衣服，坐上马车，到第七大道的二手衣服市场上卖衣服。但是，人家出的价格却低得令人失望。
然后，她去了百老汇609号的首饰当铺——布雷迪&凯斯当铺。听了她的故事，他们大为吃惊，说道：
“这样，把您的事交给我们吧，我们能在几周内为您筹集到十万美元。”
这听起来非常诱人，于是她按照他们的要求写了两三封信，尽述她赤贫的生活。
凯斯把信拿到共和党领导人的面前，威胁说不给钱他就把这些信刊登上报。
但是，他非但没有拿到钱，反而让这些人对林肯太太的看法进一步恶化。
之后，她让布雷迪&凯斯当铺向全国各地寄送十五万张传单，希望人们能慷慨解囊，但却没找到著名人物署名。
怀着对共和党人出奇的愤怒，她转而向林肯的政敌寻求帮助。纽约的《世界报》是民主党办的报纸，它曾因为猛烈攻击林肯而被政府勒令停刊，主编也因此被捕。林肯太太在报纸上尽述自己的贫困，说她不仅要卖掉自己的旧衣服，还有“一把阳伞”和“两件服装样本”这样不值钱的东西。
此时正值州议会选举前夕，于是民主党的《世界报》刊出了她的一封来信，信中激烈抨击《纽约时报》的共和党人瑟洛·维德、威廉·H.西华德和亨利·J.雷蒙德等人。
《世界报》还假心假意地邀请它的民主党读者捐款，以照顾美国第一任共和党籍总统受苦受难的遗孀，但捐款数目少得可怜。
接着，她又试着让黑人为她捐钱。她催促凯克莱太太全身心投入到这件事中，并向她保证，如果黑人的捐款能够达到两万五千美元，凯克莱太太就能在林肯太太有生之年每年得到三百美元的“回扣”，并将在林肯太太死后得到全部两万五千美元。
之后，布雷迪&凯斯当铺又打出广告，叫卖她的衣服和首饰。人们蜂拥而至，翻看着衣服，不客气地说衣服都过时了，价格又高得离谱，已经 “穿旧了”、“裙子的腋下和臀部都皱了”、“衬里上还有污迹”。
布雷迪&凯斯当铺还在店里摆了一本认捐簿，想着那些顾客哪怕不买，兴许也会为林肯太太捐一些钱。
最终，万般绝望之下，两人把她的衣服和首饰拿到罗德岛首府普罗维登斯，打算办一场展览，门票二十五美分。只是市政府对此却充耳不闻。
布雷迪&凯斯共卖掉价值八百二十四美元的衣服，但他们却收取了八百二十美元的服务费。
林肯太太为自己筹钱的努力不仅一败涂地，而且引来了潮水般的批判声。在这一行动中，她自己出尽洋相，也让公众为之蒙羞。
她“侮辱了她自己、她的国家以及人们对她令人怀念的已故丈夫的记忆”，《奥尔巴尼日报》大声疾呼。
她就是个骗子和小偷——瑟洛·维德在一封写给《商业广告报》的信中这样控诉她。
在伊利诺伊的时候，多年间，她一直是“斯普林菲尔德的噩梦”，她的“古怪是街头巷尾的谈资”，而“耐心的林肯先生则是家里的苏格拉底”——《哈特福德晚报》怒吼道。但是《斯普林菲尔德日报》却发表社论表示，众所周知，多年以来，她一直精神错乱，我们应该为她的奇怪举动而同情她。
“林肯太太，这个可怕的女人，”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共和党人报》抱怨道，“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世人面前展示她令人厌恶的品行，让国家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这些批评让林肯太太备受侮辱，她在给凯克莱太太的信中倾吐着内心巨大的伤痛：
昨天晚上，罗伯特像个疯子一样跑过来，好像末日降临了一般，就因为写给《世界报》的信登上了昨天的报纸……我是哭着写的这封信。今天上午，我还在祈祷，但愿自己死了。只是舍不得亲爱的小泰德，才没有结束自己的性命。
现在，她已经跟自己的姐妹和亲戚疏远了，后来，她和儿子罗伯特也断绝了联系。她在信中对他极力挑衅和中伤，言辞之激烈，必须把某些段落删去才可以公之于众。
四十九岁的时候，林肯太太给她的黑人裁缝写信：“我自觉，除了你，在这世上没有其他朋友。”
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哪个男人像亚伯拉罕·林肯这样受人尊敬，恐怕也没有哪个女人像他的妻子那样受人指责。
林肯太太卖旧衣服后不到一个月，林肯的财产确定了。遗产共值十一万零二百九十五美元，由林肯太太和她的两个儿子平分，每人得到三万六千七十五美元。
林肯太太带着泰德来到国外，她孑然一人，整日阅读法国小说，避免跟任何一个美国人见面。
很快，她又开始哭穷。她请求美国参议院给她一份五千美元的年金。但是，提案在参议院遭遇了旁听席的嘘声和议员们的谩骂。
“这是可耻的欺诈！”爱荷华州的参议员豪厄尔大声喊道。
“林肯太太背叛了自己的丈夫！”伊利诺伊州参议员耶茨大叫，“她同情造反分子，配不上我们的仁慈。”
经过数月的拖延和一波又一波的谴责，最终，她得到了三千美元的年金。
1871年夏天，泰德染上伤寒病，在万分痛苦中死去。她仅剩的儿子罗伯特结婚了。
孤身一人，没有朋友，毫无希望，玛丽·林肯患上了妄想症。一天，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她买了一杯咖啡，之后却拒绝饮用，坚持说咖啡被人下了毒。
她在去往芝加哥的火车上给家庭医生打电报，求他救救罗伯特的命。但是，罗伯特并没有生病。他到车站接她，陪她在太平洋大酒店住了一周，希望能让她减轻疑虑。
她常常半夜冲到他的房间，说有魔鬼要杀她，印第安人“正从她的脑袋里往外拔电线”、“医生正从她的脑子里取弹簧”。
白天，她会去商店里，莫名其妙地买一些东西。比如，一次，她花三百美元买了一副蕾丝窗帘，但是她根本没有家，更别说挂窗帘了。
怀着沉重的心情，罗伯特·林肯请求芝加哥地方法院裁定他母亲的精神状况。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陪审团判定她精神失常，于是，她被送到了伊利诺伊州巴达维亚的一家私人精神病院。
不幸的是，十三个月后，她离开了精神病院——但是并未痊愈。接着，这个可怜的、生病的女人出国住到了陌生人中间，并拒绝给罗伯特写信，也不让他知道自己的住址。
独自住在法国波城的时候，一天，她爬上梯子，想把一幅画挂到壁炉上方，结果梯子折了，她重重地栽倒在地，弄伤了脊髓，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下地走路。
她回国后不久就离世了，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在姐姐爱德华兹太太位于斯普林菲尔德的家中度过的。她不停地说：“现在，你们应该祈祷，让我去跟我的丈夫和孩子们团聚。”
当时，虽然她有六千美元现金，外加价值七万五千美元的政府债券，但是，她的心头仍然时常萦绕着对穷困的恐惧，她还担心时任陆军部长的罗伯特也会像他的父亲一样被刺身亡。
她渴望逃离这残酷的现实，她不跟任何人见面，关上房门、窗户，拉上窗帘，让房间里暗下来，并点上一支蜡烛，哪怕外面阳光明媚。
“无论如何劝说，”她的医生说，“她都不肯出去透透气。”
在孤独、安静、柔和的烛光中，她的记忆会穿过残酷的往日时光，飞回到那最让她珍视的年轻岁月。她想象着自己再次跟史蒂芬·A.道格拉斯跳起了华尔兹，被他文雅的举止深深陶醉，入迷地听着他悦耳动听的话语。
有时，她想象着，那天晚上，她的另一位爱人，一个名叫林肯——亚伯拉罕·林肯——的年轻人来向她求婚。是的，他只是个贫穷、相貌平平、还未站稳脚跟的律师，只是住在斯皮德店铺上面的阁楼里，但是她相信，只要她能不断地激励他，他就可以当上美国总统。为了赢得他的爱，她渴望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十五年来，尽管她一直是一身黑衣，但是，每当想起林肯，她就会跑到斯普林菲尔德的店铺里，据她的医生所说，她买了“大量的丝绸和衣料，盛满衣料的箱子堆积如山，能装几车，但她从不使用这些衣料，东西越堆越多，大家都担心储藏室的地板会支撑不住”。
1882年，在一个宁静的夏日夜晚，这个可怜、疲惫、性情狂暴的人儿得到了她渴求的解脱。中风发作后，她在姐姐的房子里安静地离开了——四十年前，就是在这里，亚伯拉罕·林肯为她戴上了一枚刻着“爱你永恒”的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