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如果去问一位普通的美国人，内战目的何在，他的回答很可能是：“为了解放黑奴。”
是这样吗？
让我们看看，这是林肯第一次就职演讲中的一句话：“我并不打算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已经存在蓄奴制的州，我相信自己无权这么做，也不想这么做。”
事实上，战争进行了十八个月、受伤的士兵已经呻吟了一年半之后，林肯才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在这段时间里，激进派和废奴主义者不断在媒体上对他大发雷霆，在公共场所对他大肆批评，催促着他立刻采取行动。
一次，一群芝加哥的牧师来到白宫，宣称他们带来了万能的上帝的指令，要求他立刻释放奴隶。他对他们说，如果上帝真有什么旨意，会亲自来白宫告知他，而不是绕到芝加哥。
最后，霍勒斯·格里利被林肯的拖延和不作为激怒了，他发表题为《两千万人的祈祷》的社论，用愤愤不平的控诉对林肯进行了抨击。
林肯给格里利的答复是战争期间的经典之作——清晰、简洁又充满力量。他用这段令人难忘的话做结：
在这场战争中，我的最终目的不是保全或推翻蓄奴制，而是拯救联邦。如果不用解放奴隶就能拯救联邦，我就不解放奴隶；如果解放所有的奴隶可以拯救联邦，我就解放所有的奴隶；如果解放一部分奴隶就可以拯救联邦，我就只解放一部分奴隶。我之所以会对蓄奴制和黑人采取某项措施，是因为我觉得这么做可以拯救联邦；我之所以没有采取某项措施，是因为我觉得它不利于拯救联邦。只要我觉得自己做的事会伤害这项事业，我就不再去做；只要我觉得自己做的事能帮助这项事业，我就会做得更多。如果被证明做错了，我就改正，并接受新的观点，只要这观点是正确的。
我已经从我的公职出发表明了自己的目的；我也不会变更自己一再说明的个人理想——人人都享有自由。
林肯相信，如果他拯救了联邦，并阻止了蓄奴制蔓延，那么，随着时间推移，蓄奴制便会自然消亡。但是，一旦联邦瓦解，蓄奴制还将继续存在几百年。
四个蓄奴州留在了北部联邦，林肯认识到，如果他过早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将把这些州推向南部邦联，这会壮大南部，也很可能彻底摧毁联邦。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林肯希望万能的上帝站在他这边，但是他必须留住肯塔基州。”
所以，他小心行事，耐心等待时机。
他自己的妻子就是来自边境州的蓄奴家庭，她从父亲那里得来的财产的一部分，就出自黑奴贸易。而他唯一的密友约书亚·斯皮德，也来自蓄奴家庭。林肯理解南部的观点，另外，他还有律师对宪法、法律以及财产的一贯尊重，他不想为难任何一方。
他相信，对于现存的蓄奴制度，北方和南方负有同样的责任。要铲除它，需要双方共同承担重任。最终，他制定了一个令他比较满意的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忠于北方的边境州奴隶主将获得每个奴隶四百美元的补偿。这些州的奴隶将被缓慢释放，非常缓慢，整个过程会持续到1900年1月1日。他把边境州的代表请到白宫，恳请他们接受这项提议。
“它带来的变化，”林肯劝道，“将如雨露般温柔地滋润大地，不会造成丝毫伤害。你们不想对它敞开怀抱吗？请顺应天意吧，你们今天的神圣选择，功德将超越迄今为止的任何一次努力。若非如此，但愿后世不会因为你们的疏忽而感到痛惜。”
然而，他们确实疏忽了，并拒绝了整个计划。林肯感到无比失望。
“如果可能，我一定要拯救这个政府，”他说，“你们最好明白一点，不用尽一切方法，我绝不善罢甘休……我相信，出于军事需要，解放并武装黑人奴隶已经在所难免。形势所迫，不这样做，便只有放弃联邦。”
他必须立刻行动，因为英法两国即将承认南部邦联。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因很简单。
先拿法国为例，拿破仑三世娶了号称是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泰巴女伯爵玛丽·欧仁妮·德·蒙蒂若，所以想炫耀一番。他渴望荣耀加身，就像他那著名的伯父拿破仑·波拿巴所做的那样。所以，当看到美国人忙于自相残杀，顾不上践行《门罗宣言》时，他派遣一支军队前往墨西哥，杀了几千土著，征服了这个国家，然后宣布墨西哥为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并把马克西米利安大公推上王位。
拿破仑三世相信，如果南部获胜，他们将会支持他的新帝国；但如果北方胜利，那么美国将一步步把法国赶出墨西哥。因此，拿破仑期望南部能成功脱离联邦，而他也会从中尽力协助。
战争初期，北方海军封锁了所有南部港口，守卫着189个海港，军舰在9614英里的海岸线、河口和大小河流上巡弋。
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封锁行动。
南方人陷入了绝望。他们不能出售棉花，也买不来枪支弹药、军靴、药品和食物。他们把栗子叶和棉花籽煮了当咖啡喝，把黑莓叶和檫木根煮了当茶喝；连报纸都用墙纸印刷；烟熏室内满浸熏肉汁液的泥土，被刨起来用水煮，以获取盐分；教堂里的钟被熔化了铸成大炮，里士满有轨电车的铁轨也被掘出来做了军舰的装甲。
南方人由于无法抢修铁路，也无法购买新设备，交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在佐治亚每斗两美元可以买到的玉米，在里士满卖到了15美元。弗吉尼亚州已经没有足够的粮食。
要立刻做点什么才行。于是，南部提出，向拿破仑三世提供价值1200万美元的棉花，条件是他承认南部邦联的合法性，并派遣舰队解除封锁。另外，他们还保证大量购买法国商品，让全法国的工厂日夜不停地运转。
因此，拿破仑促使俄英两国与他一道，承认南部邦联的合法性。英格兰的贵族们扶了扶单片眼镜，倒了几杯尊尼获加威士忌，急切地听着拿破仑的提议。美国已经变得富有而强大，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他们乐见美国分裂，联邦瓦解。另外，他们也需要南部的棉花。英国有许多工厂倒闭，近百万人失去了工作，生活陷入了极度的穷困。孩子们哭着喊着要吃的，成百上千人被饿得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为了救济失业工人，政府在世界各地购买食物，包括遥远的印度和贫穷落后的中国。
要想得到棉花，有且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跟拿破仑三世一起，承认南部的合法性，并打破北方的封锁。
果真如此的话，美国的情形会怎样呢？南部将得到枪支、火药、贷款、食物、铁路设备，信心和士气也将得到巨大的提升。
而北方将得到什么呢？两个强大的敌人。当前的形势已经不容乐观，那时将注定失败。
这一点，林肯比谁都清楚。“我们差不多无牌可打了，”他在1862年这样坦承。“我们必须改变策略，否则必败无疑。”
对英国来说，过去，殖民地脱离她而独立；现在，南部的殖民地反过来要从北方的殖民地脱离出去，而北方则尽力阻止南部独立。但田纳西和得克萨斯由华盛顿或是里士满统治，对一位伦敦的贵族或巴黎的王子来说有什么区别吗？没有。对他们来说，这场战争毫无意义。
“我这辈子，”英国作家卡莱尔写道，“还没见过比这更加愚蠢的战争。”
林肯认识到，必须改变欧洲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他也知道该怎么做。在欧洲，有一百万人读过《汤姆叔叔的小屋》，都曾落下伤心的泪水，也都深深地憎恶蓄奴制带来的悲痛和不公。所以，林肯知道，如果他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欧洲人就会改变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对他们来说，这就不再是一场毫无意义的、为了保全联邦的血腥战争，而是一场升级为推翻蓄奴制的圣战。这样，欧洲国家就不敢承认南部，因为舆论不会允许政府帮助一个企图继续奴役人类的民族。
所以，1862年七月，林肯终于下定决心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但是近来麦克莱伦和波普所领导的军队总打败仗。西华德告诉林肯，时机还不成熟，他应该再等等，要在胜利的浪潮中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这听起来很在理，于是林肯选择了等待，两个月后，胜利到来了。于是，林肯召集内阁成员，讨论颁布这个自《独立宣言》以来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件。
这是一个重大又庄严的场合。但是，林肯表现得庄严吗？没有。只要碰到好故事，他就想拿来和大家分享。他睡前常看阿蒂默斯·沃德的书，读到好玩的故事，他会立刻起身，只穿着睡衣，一路走到秘书办公室，读给他们听。
这次内阁会议即将讨论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就在会议的前一天晚上，林肯刚好拿到了沃德的最后一卷书。他觉得一则故事很有趣，就趁大家讨论正事前，拿出来读给内阁成员。故事叫《乌缇基的暴行》。
林肯一番大笑后，把书放到一边，然后严肃地说道：“当叛军还在弗雷德里克斯的时候，我就决定，一旦把他们成功驱逐出马里兰州，我就立刻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我从未对旁人提起此事，但我对自己以及上帝许下了诺言。现在，叛军已经被驱逐出境，我将履行这份诺言。今天，我把你们召集起来，听一听我写得怎么样。我不是要你们对其中的核心问题提出意见，因为我已经定好了。我所写的，都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但是，如果在表达方法或是其他的小问题上，你们觉得最好变一变，我将非常乐意接受你们的建议。”
西华德提议在用词上做一个小小的改变，几分钟之后，他又提出了另外一项建议。
林肯问他为什么不把两个建议同时提出来。之后，他打断对《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讨论和思考，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印第安纳州，有一位雇工告诉雇他的农民，他最好的两头牛死了一头。过了一会儿，雇工又说：“另外那头牛也死了。”
“那你为什么不一次告诉我，”农民问道，“说两头牛都死了？”
“因为，”雇工回答说，“我不想一次说出来，怕你太伤心。”
1862年9月，林肯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呈给了内阁，但它要等到1863年1月1日才正式生效。于是，在当年12月的国会上，林肯呼吁众位议员的支持。在演讲中，他说出了他所写的最壮丽的句子之一——蕴含着巧然天成的诗意。
讲到联邦时，他说：
我们将要么高尚地挽救、要么卑鄙地丧失，
地球上最后的、最美好的希望。
1863年元旦，林肯花了几个小时，跟涌进白宫的访客握手致意。下午过半，他回到办公室，把钢笔蘸了墨水，准备签署《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他犹豫了一下，转向西华德，说道：“如果蓄奴制没有错，那世上便没什么错的，我从未如此坚信，自己在做的是正确的。可是，我从九点钟开始就一直在跟访客握手致意，现在整个手臂都僵硬麻木了。这个签名将会被仔细地检查，如果发现我的手颤抖了，他们就会说：‘他有些良心不安。’”
他休息了一下手臂，然后缓缓地在文件上签下名字，给了三百五十万黑奴自由身。
当时，《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并未受到广泛的认可。“唯一的作用，”林肯的密友和坚定的支持者奥维尔·H.布朗宁写道，“就是惹怒了南方，让他们更加团结，却分裂了北方，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
军队里发生了暴动，为拯救联邦而参军的士兵发誓不会为了解放黑鬼、让他们跟自己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而主动送命。成千上万的士兵当了逃兵，各地的征兵工作都陷入了困难。
一向支持林肯的普通大众也让他大失所望，秋季的选情对他非常不利，连他的家乡伊利诺伊州也抛弃了共和党。
很快，刚刚经历选举的失利，军队又遭受了一场灾难性的败仗——伯恩赛德对李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要塞发动了一次鲁莽的进攻，结果损失了一万三千人。这是一场愚蠢而徒劳的屠杀，这种情形已经持续十八个月了。永远没有尽头了吗？全国上下一片惊恐，人民陷入了绝望，对总统的声讨此起彼伏。他失败了，他的将军失败了，他的政策失败了。人民不会再忍受这种情况，连共和党人都起来造反了，他们要把林肯赶出白宫。他们拜访林肯，要求他改变政策，并解散内阁。
这是巨大的耻辱，林肯坦承，它比其他任何一起政治事件都更让他痛苦。
“他们想要摆脱我，”他说，“而我无法得到半数的支持。”
现在，霍勒斯·格里利感到万分悔恨，后悔自己不该迫使共和党任命林肯为1860年的总统候选人。
“那是个错误，”他承认，“是我这辈子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格里利和许多重要的共和党人组织了一个运动，目标非常明确：迫使林肯辞职，推举副总统哈姆林为总统，然后强迫哈姆林把联邦军队的指挥权交给罗斯克兰斯。
“我们正处在毁灭的边缘，”林肯坦承，“在我看来，连上帝都跟我们对着干。我几乎看不到一丝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