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林肯送进白宫，史蒂芬·A.道格拉斯的功劳比谁都大。他让民主党内部分裂，使得三位候选人同时与林肯对垒，而不是一位。
由于竞争对手四分五裂，在竞选之初，林肯就知道自己必胜无疑。虽然如此，他还是担心无法赢得所在选区以及老家人民的支持。一个委员会挨家挨户进行游说，好知道斯普林菲尔德的选情。当林肯看到调查结果的时候，他大吃一惊：城里的二十三位牧师与神学学生中，除了三位，其他人全都反对他，他们的很多坚定的追随者也都反对他。林肯苦涩地评论道：“他们自诩信仰《圣经》，是虔诚的基督徒，可从他们的投票来看，他们根本不在乎蓄奴制的存废。但是，我知道上帝在乎，人性也在乎，如果他们不在乎，那么他们真的要重新读读《圣经》了。”
令人吃惊的是，他父亲这边的所有亲戚都反对他，他母亲那边的亲戚中，也只有一位没有反对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民主党人。
林肯是被全国的少数人选上总统的，他的对手们共得到近六成的选票，他的只有四成。这是一个局部胜利，因为在他得到的全部两百万选票中，只有两万四千张来自南部。即使出现百分之五的变动，都将使得道格拉斯赢得西北部，这样的话，选举就要交由众议院裁决，也就意味着南部必胜。
有九个南部州没一个人把票投给共和党。想象一下，在阿拉巴马、阿肯色、佛罗里达、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和得克萨斯州，竟然没有一个人把票投给亚伯拉罕·林肯。这是个不祥之兆。
要充分理解林肯当选后的情形，我们必须温习一下一个曾经如飓风般席卷整个北方的运动。三十年间，一个狂热的组织一直在为战争做准备，他们深信废除蓄奴制是自己的神圣使命。在此期间，他们的出版机构不断印刷言辞辛辣的宣传册子和书籍；他们资助演讲者造访北方的每一座城市和大小村庄，展示黑奴穿的肮脏破烂的衣物、他们的锁链和镣铐，还有沾满血迹的皮鞭、带刺的项圈，以及其他刑具。甚至逃出来的奴隶也被迫现身说法，在各地巡回，用煽动性的语言讲述自己亲眼所见、亲身遭受的野蛮行径和凶恶残暴。
1839年，美国废奴协会发行了一本小册子，名为《美国蓄奴制的真面目——1000位目击者的证言》。在这本册子里，目击者讲述了他们亲眼所见的残暴行径：奴隶们被迫把手伸进沸腾的水中、被烧红的烙铁烙上印记、被打掉牙齿、被人用刀子刺死、被猎犬撕咬身上的肉、被鞭子抽打致死、被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母亲们声嘶力竭，看着孩子被无情地夺去，被关进囚笼、拉到拍卖台上去卖；女性奴隶会因为生的孩子不够多而挨鞭子；奴隶主会付给身材健硕的白人25美元，让他们与黑人女性姘居，因为浅色皮肤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儿，可以卖个更好的价钱。
废奴主义者最喜欢也最激烈的控诉是异族通婚，他们指责南方人如此珍视蓄奴制，是因为他们喜欢“肆无忌惮地放纵”。
“南部，”温德尔·菲利普斯大声宣称，“就是一个巨大的妓院，那里有将近五十万妇女被迫出卖自己的身体。”
当时，****的故事通过废奴主义者的小册子广泛传播，但故事令人作呕，这里不便复述。奴隶主甚至糟践自己的黑白混血女儿，并把她们卖给别人做玩物。
史蒂芬·S.福斯特宣称，南部的卫理公会有五万名黑人妇女被迫过着****的生活。他说，当地的卫理公会牧师支持蓄奴制，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自己也想包养情妇。
1850年，在和道格拉斯的辩论中，林肯曾宣称，美国共有405751名黑白混血儿，几乎全都是白人奴隶主与黑人奴隶所生。
美国宪法保护奴隶主的权利，废奴主义者就骂它是“与死神和地狱的契约”。
而作为废奴主义文学的顶峰之作——一位贫穷潦倒的神学教授的妻子，坐在餐桌边写了一本书，并命名为《汤姆叔叔的小屋》。她一边写，一边哭泣，怀着巨大的悲痛完成了这本书。最后，她说是上帝指引她写了这本书。从未有哪本书像它这样，如此戏剧化又如此真实地反映了黑奴遭受的灾难。它让无数的读者为之动容，其销量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超越了古往今来的任何一部小说。
当林肯接见小说的作者哈里特·比彻·斯托时，把她称为“引发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那么，这场由北方的废奴主义者资助、出于善意但有些言过其实且疯狂的运动，取得了什么成果呢？它让南方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远非如此。其实可以想象，如同所有仇恨，被废奴主义者激起的仇恨只能滋生仇恨，这使得南部想要与这些傲慢无礼又爱管闲事的批评者分道扬镳。在政治活动中，或是情绪激动的时候，真相很难得到彰显，眼下，梅森-迪克逊线[1]两侧，双方的悲剧性错误正值高峰。
1860年，当主张废除蓄奴制的林肯当选总统的时候，南部人就确信，蓄奴制在劫难逃了，而他们需要立刻在“废除蓄奴制”与“脱离联邦”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为什么不选择脱离联邦呢？难道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利吗？
这个问题已经被反反复复激烈地讨论了半个世纪，时不时也会有州威胁脱离联邦。例如：1812年美英战争期间，新英格兰地区的几个州曾非常严肃地讨论成立一个新国家；康涅狄格州议会也曾通过一项决议，宣称“康涅狄格州为自由、自主和独立的国家”。
就连林肯自己也曾认为各州拥有脱离联邦的权利，他曾在一次议会演讲中表示：“任何州之任何公民，只要有意愿并有能力，均有权起而挣脱现有政府，以组建更适合的政府。这是一项珍贵而神圣的权利——我们坚信这是一项将解放全人类的权利。”
“这种权利并不局限于现存政府全体人民一起选择之权利，任何数量的人民都能起而革命，在自己占有的土地上建立新政府。”
他说这话时是1848年，而现在是1860年，他不再相信这句话，但南部依然相信。林肯当选总统六周后，南卡罗来纳州通过了《脱离联邦法令》。查尔斯顿的人民在大街上用军乐、篝火、烟花和歌舞来庆祝这一新版《独立宣言》。很快，又有六个州竞相效仿。就在林肯离开斯普林菲尔德前往华盛顿的两天前，杰弗逊·戴维斯被选为一个号称建立在“黑人生而为奴”这一“真理”之上的新国家的总统。
面对此起彼伏的背叛，即将离职的布坎南政府并未采取任何应对措施。林肯只能无助地在斯普林菲尔德枯坐三个月，眼睁睁地看着联盟瓦解，看着共和国在沦落的边缘摇摇欲坠。而南部邦联购买枪炮、建造碉堡、操练士兵的行动，也让他认识到自己不得不带领人民加入一场血腥残酷的内战。
他内心无比痛苦，整夜都无法入睡。且由于长时间的担忧焦虑，整个人都瘦了四十磅。
林肯是个迷信的人，他相信梦境和兆头会预示将要发生的事情。1860年，当选总统的第二天下午，他回到家，跌坐在沙发上。对面书桌上有面摆动的镜子，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一个身体却有两张脸——其中一张脸色惨白。他大惊失色，等站起身来，幻象却消失了。待躺下后，幻象就又出现，脸色比之前更为惨白。这件事一直困扰着他，让他非常担心，于是，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林肯太太。她确信这预示着他将会连任，而那张死一般惨白的脸则预示着他活不到第二个任期结束。
很快，林肯也坚定地认为，去华盛顿便只有死路一条。他收到了几十封画着绞刑架和短剑的信件，几乎每封信都威胁要他的命。
大选过后，林肯曾对一位朋友说：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置我的房子，我不想把自己的家卖了，可是如果租出去，等我回来，房子也很破旧了。”
最后，他找到一个他觉得会好好打理并经常翻修房子的人，就以一年90美元的价格租了出去，并在《斯普林菲尔德日报》上刊登了这篇公告：
私人家具无条件出售，包括客厅与房间组合家具、地毯、沙发、椅子、衣橱、书桌、床架、火炉、瓷质碗碟、陶器、玻璃杯等。地址：第八大街与杰克逊路交叉口。欲知详情，可来住处现场申请。
邻居们来看家具，一个人想买几把椅子和一个烹调用炉，另一个人则询问床的价格。
“想要什么都可以，”林肯大概是这么回答的，“你觉得值多少就给多少吧。”
所以，他们付给他的钱少之又少。
大部分家具都被大西部铁路的负责人L. L. 蒂尔顿先生买下了，后来，又随他搬到了芝加哥，结果却在1871年的大火中毁灭殆尽。
一小部分家具留在了斯普林菲尔德，多年以后，一位书商把它们全部买下来，带到华盛顿，安置在林肯死去时所在的公寓里。这栋房子几乎和福特剧院隔街而立，如今成了美国政府的财产——一个国家圣地和博物馆。
这些当年林肯的邻居们花1.5美元就能买到一件的家具，如今的价值甚至超过了与其自身重量相当的黄金与白金。林肯亲密接触过的任何物品，如今都拥有了无上的价值与荣耀。布斯射杀他时，他坐的那把黑胡桃木摇椅，在1929年卖出了2500美元的高价。近来，他的那封任命胡克少将为波托马克军团司令的任命信，在拍卖会上也拍出了一万美元的高价。如今由布朗大学所有，一个收集了他在战时所发的485份电报的合集，估值25万美元。最近，一份并不重要的演讲稿，甚至没有林肯的签字，也被人以1.8万美元的价格买走了。林肯手写的葛底斯堡演讲稿，则价值数十万美元。
1861年，斯普林菲尔德的居民还认识不到林肯的为人，也看不到他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多年以来，这位未来的伟大总统每天早晨都从他们门前经过，胳膊上挎着篮子，脖子里围着围巾，去杂货店、肉铺购买食材。多年以来，他每天晚上都出去，到一块草地上把自家的奶牛从牛群里赶回家挤奶。他给马梳毛，清理马厩。他自己劈柴，之后把柴搬到厨房，烧火做饭。
在赶赴华盛顿的三周前，林肯开始准备他的第一篇就职演讲。为了能够独处，他把自己关在一间杂货店的楼上，开始工作。林肯自己的书很少，但他的法律合伙人却有一个图书馆，于是，他让赫恩顿拿来《美国宪法》、1850年亨利·克莱的伟大演讲和《韦伯斯特答海恩》。就在这肮脏破旧的环境中，在横七竖八的水管中间，林肯写成了那篇著名的演讲。在演讲的结尾，他用这样美丽的话语恳求南部各州：
真不想就此结束我的演讲。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决不能成为敌人。尽管目前情绪有些紧张，但决不能让它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纽带。回忆的神秘琴弦，在每一个战场、每一个爱国志士的坟墓，延伸到每一颗跳动的心、每一个家庭。它有一天会被我们的良知所触动，会再次奏出壮丽的联邦合唱曲。
离开伊利诺伊之前，林肯跋涉七十英里，赶到查尔斯顿和他的继母道别。像往常一样，他称她为“妈妈”。她紧紧地拉着他，边哭边说：“我不想让你竞选总统，亚伯，也不愿看到你当选。直觉告诉我，你会发生不测，要再见便只有下辈子了。”
在斯普林菲尔德最后的这段日子里，林肯常常想起过去，想起新塞勒姆，想起安·拉特里奇，想起过去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前往华盛顿之前的几天里，一位拓荒者从新塞勒姆来到斯普林菲尔德跟林肯道别。他们一起回忆过去，林肯对他谈起了安。“我曾深深地爱着她，”林肯坦承道，“现在我常常想起她。”
在他永远地离开斯普林菲尔德的前一天晚上，林肯最后一次来到他那破旧的办公室，交代了一些业务上的事情。赫恩顿告诉我们：
一切处理停当之后，他走到房间另一头，坐进办公室的那张老沙发。沙发已经用了许多年，被移过去用墙支撑着。他面朝上在沙发上躺了片刻，我们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问道：“比利，我们一起共事多久了？”
“十六年多了。”我回答。
“这么多年，我们从未有过不和，对吗？”对此，我激动地回答道：“是的，确实不曾有过不和。”
接着，他回忆了刚做律师时的几件事情，还饶有兴趣地讲述了在巡回法庭碰到的几个滑稽可笑的案子……他收拾了一捆想带走的书籍和文件，准备离开。但是走之前，他又提出一个奇怪的要求：保留挂在楼梯脚上的广告牌。“别动它，就把它挂在那儿吧，”他用低了许多的声音说道，“让我们的委托人知道，林肯当上了总统，但林肯-赫恩顿律师事务所丝毫未变。如果有一天我能活着回来，我们就还像以前一样，继续做我们的律师。”
他逗留了片刻，好像是要最后看一眼这个老地方，然后，他出门走进那条狭窄的过道。我把他送到楼下，途中他说起了当总统的几件令人不快的事。“我已经厌倦担任公职了，”他抱怨道，“想到将要面对的差事我就不寒而栗。”
当时，林肯的全部身家可能接近一万美元，但是他手里缺少现金，只能向朋友们借钱，以支付前往华盛顿的旅费。
在斯普林菲尔德的最后一周，林肯一家住在钱纳里旅馆中。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他们的行李被拿到了旅馆大厅。林肯亲自捆好它，然后向服务生要了一些卡片。他把卡片翻过来，在背面写好“华盛顿特区，总统官邸，A.林肯（收）”，然后把卡片粘在了行李上。
第二天早上7点半，一辆破旧不堪的汽车停在旅馆外，林肯一家坐进汽车，摇摇晃晃地朝着沃巴什车站驶去。在那里，一列专车正等着把他们带到华盛顿。
天空下着雨，天色一片昏暗，可车站里还是来了一千多位街坊邻居。他们排成一列，依次从林肯身边走过，握了握他那瘦削的大手。最后，机车的车铃响了，该上车了。他从车头的梯子走进专车，很快又出现在车尾的平台上。
他本不打算做什么演讲，也告诉记者说他们不用去车站，因为他没什么好说的。然而，当他最后一次看着那些老邻居老街坊的面孔时，他觉得自己必须说几句。那天早晨，他在雨中所说的话，不能与他在葛底斯堡的演讲相提并论，也无法与他第二次就职演说庄严雄伟的杰作等量齐观。但是，这篇离别演说却如《大卫之诗》一般美丽动人——或许与林肯其他的任何演说相比，它包含了更多的个人感情和悲伤。
林肯一生，只有两次在演讲时落泪，这天早晨就是其中的一次：
朋友们，在这个离别的时刻，没有人能真正体会我内心的悲伤。多亏了这个地方，多亏了你们的善良，我才有今天。我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从青年变成老者。在这里，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其中一个也在这里埋葬。现在，我要离开了，面临着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不知道何时甚至能否再回来。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不可能成功。有了上帝的帮助，我绝不会失败。让我们相信上帝，他将与我同在，与你们同在，他将把福祉洒遍大地。让我们满怀信心地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愿上帝保佑你们，也希望你们在祷告中把我托付给他，在这里，我向你们深情告别。
[1]美国内战时期南北边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