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恭亲王在辛酉政变后立即得到了京城几乎各个派别的支持，尽管大家都承认他是中国事实上的统治者，但他的权力从来都不是稳稳在握的。当恭亲王担任强人的角色时，他对自己领导其追随者和整个国家的能力过于自信了。他没有看到，即便在他处于权力的巅峰时，反对派仍然具有组织能力。恭亲王天真地以为，他在皇家作为道光皇帝第六子和同治皇帝叔叔的地位，可以确保他长久掌握政治领导权。这种极度的自信驱使他轻率地做出政治决策，对皇室成员（包括慈禧皇太后与皇帝）倨傲自大，对保守派（尤其是满人）毫不在乎，个人花销奢侈铺张。1
在这种情况下，在1861年之后的短短四年里，恭亲王的反对派聚集在野心勃勃的女人慈禧皇太后周围，蓄积了强大的力量。当恭亲王突然发现自己的领导权受到严重的挑战时，他似乎完全不知如何把控局面了。恭亲王突然成为一名弱者，无力防卫自己，无力保卫他的领导权，无力安抚敌人，无力保护他的追随者们。他的弱点不是政治上的，因为他即便在1865年第一次降级以后，还维持着极强的影响力。他表现出来的是个人在遭到攻击时、在遇到失败后的软弱，经常显得紧张、恼怒和沮丧。因此，他在决策时变得十分胆小，经常在多种选择之间摇摆不定。逐渐地，他失去了坚强领导的魅力。恭亲王为什么会在短短几年内发生剧变？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在于恭亲王与慈禧皇太后之间的微妙关系。
1、与慈禧的失和
我们在第三章已经说过，在两宫皇太后摄政的早期，没有迹象表明她会挑战恭亲王的领导权。相反，她十分倚重恭亲王，而恭亲王则给予回报。虽然两宫皇太后的摄政违反了清朝的祖制，但恭亲王是赞成的，全心全意地支持慈安与慈禧，因为两宫皇太后的摄政会加强他自己在朝廷的地位。2他们的密切合作使辛酉政变得以成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恭亲王保证说，他们之间融洽的合作应该而且一定会继续下去。由于恭亲王强有力的支持，摄政问题没有遇到多大的反对就解决了。3因此，他们选择“同治”（到处安宁的联合统治）取代“祺祥”（和平与安宁）作为皇帝的年号，因为后者是由肃顺等人在咸丰皇帝于热河去世时所选定的。显然，慈禧和慈安两位皇太后不喜欢“祺祥”，称其“文义不顺且意思重复”4。慈禧与慈安为担任摄政而发布的上谕写道：
垂帘之举，本非意所乐为。惟以时事多艰，该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是以姑允所请，以期措施各当，共济艰难。一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王大臣仍当届时具奏，悉复旧制。不得已之苦衷，实可昭揭日月，垂示臣民。尔中外文武臣工，务各忠赤为怀，勤思辅翼。5
于是做出了这样的安排：对于政务处理，两宫皇太后每天垂帘上朝，有小皇帝在场，由议政王（即恭亲王）陪同，后者可免对皇帝行叩头之礼，因为他是皇帝的叔叔。6
与此同时，两宫皇太后被正式授予特殊的封号：东太后的封号为慈安（慈爱而和平），叶赫那拉氏的封号为“慈禧”（慈爱而吉祥）。7前者住在东宫，后者住在西宫。8
新的权力结构使慈禧与慈安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摄政者，使恭亲王成为领班军机大臣和议政王，对决策负有首要的责任。他们之间的真诚合作很有希望带来中国的复兴。在外交事务上，在华的西方人都欢迎恭亲王成为政府首脑，愿意提供帮助和支持。9在国内事务上，南方汉人领袖们的军事效率摧毁了华南太平军的力量。环境为恭亲王和两宫皇太后提供了有益于中国的黄金机遇，但他们没有抓住这个机遇，尽管恭亲王心怀复兴中国的愿望，因为慈禧要除掉她的共同听政者和恭亲王，成为中国唯一的摄政者。
慈禧的精明很快就是众所周知的了。她知道，在联合摄政之初，她必须依靠恭亲王的威望、智慧和运作政府的能力。她还有许多东西要向恭亲王学习。至少在1861年之后的最初两年中，她真诚地接受恭亲王的意见。但是，随着她对国务的知识拓宽，她那专制的本能便逐步促使她越来越听不进恭亲王的忠告和控制。10同样，慈禧对自己操纵政治和廷臣的能力也更自信了。她开始回避她一度欢迎的指导。性格上的专横使她无法忍受对其判断力的干涉。她表达了自己的情绪，经常试图忽视恭亲王的忠告。由于她并不致力于掩饰对恭亲王的不满，两人的关系迅速地紧张起来。
由于慈禧没有隐藏她的怨恨，恭亲王便逐渐采用一种策略，即“规劝”其同事慈安皇太后，劝她更加独立。这样做肯定会在宫中产生敌意与摩擦。11为了反击恭亲王的行为，慈禧开始巧妙地拉拢保守派官员（以醇郡王为首），后者已经认为恭亲王及其自强运动过于自由化，过于背离传统。12恭亲王与慈禧之间的斗争变得不可避免了。例如政府官员的任命，这种权力既在共同听政者之手，也由议政王掌握。恭亲王不跟两位听政者商量，就提拔自己的候选人。13据说，恭亲王对慈禧态度傲慢。按照朝廷的规矩，任何官员，不论地位多高，未经当值的太监总管召唤，都不得进入皇座室，但恭亲王认为自己可以超然于这种规定，可以未经召唤而入。14有一次，恭亲王在回答皇太后的指示（总是由慈禧发布）时，提高了声气，被视为对两宫皇太后的轻侮。还有一次，他竟然喝掉了为皇帝准备的茶水。15随着这种小事越积越多，慈禧认为恭亲王在削弱她的权力。更糟糕的是，慈禧倚重于宫监们的帮助，后者不仅在宫中充当她的耳目，还为她提供恭亲王及其追随者们在宫外的情报。这种情报传到慈禧这里，往往是添油加醋了。16当慈禧后来使用这些扭曲的情报去攻击恭亲王时，后者严厉地惩罚那些提供情报的太监，作为对慈禧的反击。他们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17双方的猜忌加剧了斗争。恭亲王虽然承认慈禧的技巧与力量，但他不愿败给一个除了宫廷礼仪外没有实质性权利的女人。18慈禧现身说法，要向恭亲王证明，他的地位和特权，完全取决于一个女人的意志和权力，这个女人就是代皇帝摄政的两个女人之一。他们之间的斗争更加紧张。慈禧决定跟恭亲王作对，不仅因为个人的原因，还因为她从各部门政府官员呈递的奏疏当中，得知他在管理国务时刚愎自用、效率低下、铺张浪费。19显然，自从恭亲王在1862年成为议政王的时候起，他的行为也在政府中引起了反对。不幸的是，恭亲王似乎不知道自己的缺点。突然升居权力的高位，毕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他得到了一大把令人敬畏的权位：政府首脑，军机领班，总管内务府大臣，管宗人府银库大臣，京师步军衙门统领，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管着如此之多的机关，可想而知，他有时很难将一个机关的事务和另一机关区分开来。管理不善和效率低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何况，他还要维持一个人数众多的大机关来为他本人和其家庭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他要逃脱公款私用的指责是极为困难的。来自官员和御史们的指责，大大增强了慈禧挑战恭亲王权力的胜算。20
早在1864年秋季，一位名叫王拯的御史上疏，首次批评政府的领导层。21他说，他的职责是一旦发现决策、管理和政府各部门的作用有误，便要坦诚直谏，而错误应该及时纠正。22虽然王拯没有提到恭亲王的名字，但他仍然是在批评恭亲王的领导。23几个月后，1865年2月，另一位御史丁浩上疏给皇帝，说他有几句话要送给伟大而睿智的议政王，即“勿贪墨、勿骄盈、勿揽权、勿徇私”。24
1865年3月30日，御史蔡寿祺更进一步，上疏给皇帝，对恭亲王做了严厉得多的批评：
为时政偏私，天象示异，人心惶惑，物议沸腾，请旨饬令议政王实力奉公，虚衷省过，以弭天变，以服人心。……然总其纲者则惟议政王，臣请再为皇太后、皇上痛切言之。
夫议政王为诸臣表率，实中外臣民所仰望而待治者也。若军务敉定，吏治修明，则中外莫不颂议政王之功；设未尽善尽美，则舆论断不能为议政王恕。即如上月御史丁浩奏请恐惧修省一折，已蒙谕令内外大小臣工共深祈惧，仰见皇太后、皇上时懔几康，虚怀纳谏，虽古君臣交相儆惕，何以加兹。臣查该御史所奏，内有“勿贪墨、勿骄盈、勿揽权、勿徇私”数语，细加绎，似为议政王而言。夫以议政王之剪去三凶，厥功甚伟，又以懿亲而荷重任，谅不敢改操易节，上负朝廷，乃臣自去年来京，每闻外间物议，多有疑及议政王者。
夫用舍者朝廷之大权，总宜名实相符，勿令是非颠倒。近来竟有贪庸误事因挟重赀而内膺重任者，有聚敛殃民因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者，至各省监司出缺，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而夙昔谙谏军务通达吏治之员，反皆弃置不用，臣民疑虑，则以为议政王之贪墨。自金陵克复后，票拟谕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样，现在各省逆氛尚炽，军务何尝告竣，而以一省城之肃清，附近疆臣咸膺懋赏，户兵诸部胥被褒荣，居功不疑，群相粉饰，臣民猜疑，则以为议政王之骄盈。
御史之设，原许风闻言事，近日台谏偶有参劾，票拟谕旨多令其明白回奏，似足杜塞言路，矧如彭端毓、吕序、程金钧、华祝三、裘德俊等，俱以京察一等放云贵甘肃府道，朝廷为地择人，臣下何敢论缺之安危，地之远近？然部曹每得善地，谏臣均放边疆，虽会逢其适，而事若有心。至截取一途，部曹每多用繁，御史则多改简，以故谏官人人自危，怵近年部院各馆差使，保举每多过分，而厉害而缄口，官僚疑惧，则以为议政王之揽权。总理通商衙门保奏更优，并有各衙不得援以为例之语，臣僚疑惑，则以为议政王之徇私。此皆外间物议，在议政王岂竟如斯？而直道在人，断非无因而至。纵议政王公平廉洁，而人言不息，安知不有私人假借权势，致招物议者？此风传播，封疆大吏群相效尤，是以贪墨骄盈揽权徇私之弊，更不胜枚举矣。倘议政王避嫌惧谤，曲为瞻徇，已非臣子忠君爱国之忱，若稍易初心，故为颠倒，更属欺君误国，宜乎天象示儆，阴阳不和。臣愚以为，议政王若于此时引为己过，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多任老成，参赞密勿，方可保全名位，永荷天庥，即以为圣主冲龄，军务未竣，不敢自耽安逸，则当虚己省过，实力奉公，于外间物议数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时时接见外廷，虚衷采访，愿闻过失，以期共济时艰，匡弼政事，庶几天和可召，物议可弭，为朝廷致无疆之福，即为一己全不朽之名。臣所以不避斧钺痛切之言者，为朝廷，实亦为议政王也。至臣前日封奏，如蒙皇太后、皇上俯赐采纳，则请饬下醇郡王、大学士、六部九卿秉公会议，择要施行。如以臣言为谬妄偏私，亦当明降谕旨，治臣之罪。25
蔡寿祺的奏章震惊了整个朝廷。《李慈铭日记》说，当恭亲王于3月30日进见慈禧时，慈禧告诉他，有人劾了他。恭亲王厉声问此人是谁，慈禧告诉他，此人是蔡寿祺。恭亲王嚷道：“蔡寿祺非好人！”然后忿忿地离宫而去。此后不久，慈禧皇太后将几位大臣召到宫中，召开特别摄政会议，其中有大学士周祖培、大学士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和内阁学士殷兆镛。慈禧眼里含着眼泪，将奏疏之事告诉他们，并庄严地宣告：“恭亲王植党擅政，渐不能堪，欲重治恭亲王之罪！”听了此话，没人敢说一个字。皇太后继续说：“诸臣当念先帝，无畏恭亲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议！”27气氛极为紧张。周祖培终于说道：“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28接着，慈禧大声说：“若是如此，还要你们干什么？他日皇帝长成，汝等独无咎乎？”周祖培没有选择，回答道：“此事极为严重，恭亲王之罪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详察以闻，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治之。”30于是散会了。《李慈铭日记》说，在会议之后，所有与会者都缄默不语，紧张得满身冷汗。他们既为这次会议感到吃惊，也为慈禧的专制态度感到困扰。31
于是，在4月1日，一个有倭仁参与的临时委员会在周祖培主持下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与此同时，御史蔡寿祺被召到委员会就其奏章作答。这些紧急会议得出的结论如下：
窃臣等面奉谕旨交下蔡寿祺奏折二件，遵于初六日在内阁传知蔡寿祺等，将折内紧要条件，面加询问，令其据实逐一答复，并亲具供纸。臣详阅供内，惟指出薛焕、刘蓉二人，并称均系风闻；其余骄盈及揽权、徇私三条，据称原折均已叙明等语。查恭亲王身膺重寄，自当恪恭敬慎，洁己奉公；如果平日律己谨敬，何至屡召物议？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恭候宸断。32
临时委员会的成员们就这样力图避免直接牵涉到慈禧与恭亲王之间的斗争。他们或许意识到具体的建议是无效的。他们肯定不想成为恭亲王的敌人。
慈禧同时也在准备提出一份草拟的上谕，让临时委员会来批准，以防这个委员会不提出具体的建议。33这份上谕草稿是以皇帝名义拟写的，严厉地批评了恭亲王：
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似此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勤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依仗爵高位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妄陈。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宽大之恩。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至意。至军机处政务殷繁，着责成该大臣等共矢公忠，尽心筹办。其总理通商事务衙门各事宜，责令文祥等和衷共济，妥协办理。以后召见引见等项，着派惇亲王、醇郡王、钟郡王、孚郡王等四人轮流带领。特谕。34
慈禧打算在合适的时候将这份上谕公之于众，在恭亲王钻入不法行为圈套的时候。临时委员会本身没有遵行草拟的上谕，仍然保持中立。
直到1865年4月2日，慈禧终于针对恭亲王采取了行动。那一天，朝廷召对的时间很长，其间发生了一件小事。有一刻，恭亲王在召对时，由于心不在焉，从跪着的姿势站了起来，于是违反了基本的礼貌原则，而这个原则的制订，本来是为了保护君主免遭突然的袭击。太监们迅速地告诉了两宫皇太后，而慈禧便利用这个机会高喊救命，嚷着说恭亲王阴谋恶毒背叛皇帝和摄政的皇太后。侍卫们冲了进来，皇太后喝令恭亲王立即退下。35
这件事情之后，慈禧迅速地颁发了已经准备好的那份上谕，指控恭亲王企图篡位，一直过高地估价他在军机处和宫中其他机关的工作。36恭亲王在总理衙门担任的管理大臣职务也被革去了，因为按照慈禧的说法，他已表明自己不值得两宫皇太后的信任，在任用大臣时总是任人唯亲，其叛逆的倾向必须严厉制止。37
这道上谕的颁布震惊了全国。这件事发展得太快，许多大臣，包括许多亲慈禧的满人王子，也是惊得目瞪口呆，并不支持慈禧对恭亲王的草率处理。他们几乎是同时为恭亲王大鸣不平。1865年4月3日，该上谕颁发后仅一天，惇亲王，与恭亲王对立的一名保守派王子，便上疏给皇帝。他为恭亲王讲话，不是因为他突然改变了立场，而是因为慈禧皇太后对恭亲王所做的事情过于严厉，远远超过了一位皇太后对一名高级皇室王子所应做的事情。如果慈禧不受到劝阻甚或警告，她就会变得一手遮天，对其他高级皇族王子为所欲为，包括惇亲王自己。因此，惇亲王保护恭亲王，就是保护皇家王子的固有权利，而不是为了恭亲王。38
在这份奏疏中，惇亲王写道：
自古帝王举措，一秉至公，进一人而用之无贰，退一人而亦必有确据，方行摈斥。今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臣愚昧之见，请皇太后、皇上恩施格外，饬下王公大臣集议，请旨施行。39
惇亲王有力而公正的奏疏，代表了大多数廷臣们的意见。40大家劝说慈禧采纳惇亲王的提议。第二天，即1865年4月4日，召开了一个紧急的朝廷会议。虽然在会上发生了更多的争论，但与会者当中已经有了一致的意见。他们在4月10日作出了最后的决定：第一，对恭亲王的指控大部分是不实之词；第二，恭亲王对于管理国家事务是必不可少的；第三，在中国仍然面临内乱和外部威胁的时候，不是变换领导人的好时机；第四，应该联衔给皇太后和皇帝上奏，建议他们恢复恭亲王的权力。41慈禧与大臣们之间再三地达成了谅解，因为她预感到了大臣们的反应。在这次会议开始之前，慈禧就向倭仁、周祖培等大臣提出建议：“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上谕撤销也罢。”42慈禧还很清楚，恭亲王或许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控制和限制”外国人在华活动的大清王子。慈禧知道，她仍然需要恭亲王在这个领域的影响与经验。的确，恭亲王是驻京外国外交官们信任的唯一的清朝大臣。当他们听到恭亲王革职的消息时，许多人立刻表示了强烈的关心，因为在华的外国外交官们担心，没有了恭亲王，中国可能很快就会对他们采取敌对态度。43慈禧的近臣们很快就把西方对恭亲王革职的关注告诉了她。她虽然很不高兴，但她别无选择。44
因此，当慈禧收到皇室紧急会议的与会者们呈递的联衔奏疏时，她迅速地接受了大家的提议。1865年4月11日，她以皇帝的名义，迅速地颁发了一道新的上谕：
恭亲王谊属懿亲，职兼辅弼，在诸王中倚任最隆，恩眷极渥。特因其信任亲戚，不能破除情面，平日于内廷召对，多有不检之处，朝廷杜渐防微，若复隐忍含容，恐因小节之不慎，致误军国重事，所关实非浅鲜。且历观史册所载，往往亲贵重臣，有因遇事优容，不加责备，卒至骄盈矜夸，鲜克有终者，可为前鉴！日前将恭亲王过失严旨宣示，原冀其经此次惩儆之后，自必痛自敛抑，不至再蹈愆尤，此正小惩大诫、趣味保全之意，如果稍有猜嫌，则惇亲王等折均可留中，又何必发至廷臣会议耶？兹览王公大学士所奏，佥以恭亲王咎虽自取，尚可录用，与朝廷之意正相吻合，现即明白宣示，恭亲王着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此后惟当益矢慎勤，力图报称，用副训诲成全至意。45
于是，恭亲王仅仅得到了每日参与朝会和主持总理衙门的权利。这份上谕没有恢复他的其他高级官职，如领班军机大臣，也没有恢复他的议政王头衔。拒绝给予这些头衔，意味着恭亲王仍然无权参与清政府最高决策机构即军机处的活动。显然，慈禧对于大臣们的建议并未照单全收。其中许多人，包括惇亲王，对她的做法不快，通过持续给她上疏来对她施压，含蓄地警告她不要滥用权力。46终于，慈禧让步了，于1865年5月7日，以两宫皇太后的名义，颁发了下面这份懿旨：
本日恭亲王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当经面加训诫，该王深自引咎，颇知愧悔，衷怀良用恻然。自垂帘以来，特简恭亲王在军机处议政，已历数年，受恩既渥，委任亦专，其与朝廷休戚相关，非在廷诸臣可比。特因位高速谤，稍不自检，即蹈愆尤。所期望于该王者甚厚，斯责备该王者不得不严。今恭亲王既能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朝廷于内外臣工用舍进退，本皆廓然大公，毫无成见，况恭亲王为亲信重臣，才堪佐理，朝廷相待，岂肯初衷易辙，转令其自耽安逸耶？恭亲王着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无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其勿忘此日愧悔之心，益矢精忠，力图报称，仍不得意存疑畏，稍涉推诿，以副厚望。47
恭亲王终于恢复了所有的权力，除了议政王的封号以外。于是，在蔡寿祺1865年3月30日的奏疏公开之后发生的历时四十天的历史性政治风暴终于平息了。从这个事件里面，显然可以得到几个结论。首先，恭亲王无疑受辱蒙羞了。他立即在政治上成了一个大弱者。尽管他仍然主管着军机处、总理衙门和其他机构，但他不再作为议政王拥有政府顾问的位置。他不再参与从前由皇帝、两位摄政皇太后和他自己组成的最高决策团体。他的弟弟醇郡王逐渐得到了这个位置。对于恭亲王而言，这是令他沮丧的黜降，而非像懿旨上所说，只是名义上的“裁抑”。
恭亲王在这个事件当中的沉默，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谜。恭亲王如此权势赫赫，为什么他不发起反击呢？恭亲王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他为什么不针对指控为自己辩护呢？或许，他保持沉默，是因为他的忍耐和克制，使他作为一名忠诚的宗室王子，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会卑躬屈膝地效忠于皇帝。或许，他保持沉默，又是因为他确实有严重的违法行为，诸如轻侮皇太后和皇上，滥用公款，把持朝廷，完全像蔡寿祺所说的那样。这些答案都是合乎逻辑的，也许是真实的，但找不到皇室记载或其他文字材料证实对他行为所做的解释。这一时期大臣们的奏疏（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恭亲王的），主要是认为慈禧对恭亲王的惩处太严厉，而并未指出恭亲王是完全无辜的。48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表明恭亲王的确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恭亲王无法替自己辩护，所以在皇座之前“伏地痛哭”。
和他关系密切的追随者们，如文祥和桂良，也无法帮助他。当恭亲王的领导权遭到怀疑时，他的许多进步的自强活动也是如此。现在他很可能会遭到保守派更强烈的反对。南方的汉人领袖们，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他们直接掌握着各种自强活动，在寻求北京朝廷中的满人保护者时，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了。在恭亲王与慈禧之间这场斗争的全过程中，南方汉人领袖们的态度是引人注目的。他们保持着严格的中立。如果他们站在恭亲王一边，对于自强运动在南方的成功，甚至对于他们自己的政治前景，结果将是破坏性的，甚至可能完全是灾难性的。
由于他们的中立，慈禧后来诚心诚意地保护南方的汉人领袖们。她的动机还包括需要他们的支持，以加强她在朝廷和全国的政治地位。整个事件中最重大的特色是，慈禧在行使政治权力时，技巧越来越纯熟，越来越精明。毫无疑问，慈禧如今已成为北京最有权势的人物。但她仍然必须防备恭亲王，此人已被削弱，但未被击垮。然而，在其妹夫醇郡王强有力的帮助下，慈禧并不担忧她的政治控制力。她的权力有三大支柱，即她对同治皇帝的控制，其共同听政者慈安的“忠心”支持，以及通过保护来接纳南方的汉人领袖们。恭亲王显然无法与慈禧匹敌了。随着慈禧越来越强，恭亲王变得越来越弱。
2、与同治皇帝的不和
早在操办咸丰皇帝丧礼的时候，恭亲王就表现出了一种倾向，即胆怯和迟疑。在慈禧的攻击使他的声誉遭到打击后，他又得到了机会表现他对皇帝的“忠心效力”，而在这些差事当中，他表现出过度的小心谨慎。不论何时，只要涉及重大的决策，如大臣们的升黜，他都会事先奏报，或与醇亲王、两宫皇太后商议。49虽然他有时跟他们持不同的看法，而且作为一名高级宗室王子，他拥有向皇帝表达意见的素养，但最终他总是率先让步。随着他的挫折越来越多，他本身的心理冲突加剧了。他想变得强大，但是他担心强大行为的后果。结果，这种胆怯导致了摇摆与犹豫。在高层政治的舞台上，他太容易遭到攻击了。
很快，他跟同治皇帝就帝国在北京的夏宫即圆明园的重建问题发生了冲突，这所夏宫是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的。这件事暴露了同治皇帝的腐化，他想通过重建圆明园来讨好慈禧，这是一个不必要的昂贵的项目，是恭亲王的耻辱。他强烈地反对这个计划，是因为清政府支付不起这样的费用。最终，恭亲王被他的侄儿同治皇帝羞辱了。这个痛苦的失败，可以从这场争斗的细节中看得非常清楚。
1872年11月，他们刚刚顺利地主持了同治皇帝在9月份与阿鲁特氏的婚礼，50两宫皇太后便颁发懿旨，回顾她们在1862年应“邀”担任摄政的局势，以及她们从那以后所经历的艰难岁月。在同一份懿旨中，她们宣布，把执政权交给同治皇帝的时候到了，因为他已成年，并且顺利地完成了教育。51共同听政的两位皇太后命令钦天监挑选吉日，让同治皇帝正式亲政。这个日期最终定在1873年2月23日。52那一天，同治皇帝“平顺”地执掌了所有大权，而阿鲁特氏因此也得到了皇后称号。
同治皇帝是个心理不正常的人。他是在慈禧严厉而缺乏母性的严密控制下长大的，53从孩提时代就感到了宫中的权谋倾轧，其所受的教育，遵循为宗室王子制定的僵硬死板的计划，54因此，当他掌权的时候，已经变得难以控制，喜怒无常，古古怪怪。他只贪图自己的快乐。55他知道他必须讨好他那有权势的母亲，即慈禧皇太后，后者总是令他害怕。通过满足慈禧，他便可以随心所欲了。因此，他在刚刚亲政之后，便颁发一道上谕，建议修复夏宫圆明园，作为对两宫皇太后摄政成就的报答。这份上谕还提到伟大的乾隆皇帝在其母亲的寿诞为她修建颐和园，以表孝顺。56同治只是效仿其伟大的祖先而已。
这个日期——1873年，和这个地方——圆明园，都不是随意挑选出来的。在1873年，慈禧将要庆祝她的四十岁诞辰，按照中国的传统，这是最合适的时机，给某人送上一份有意义的礼物。圆明园的重建似乎就是这么一件有意义的礼物。57同治知道慈禧对圆明园是很怀念的。她在被选为懿贵妃之后，一直住在这里。她在这里接待过已故的咸丰皇帝，并成为皇帝的宠妃。她爱圆明园，不仅因为它的风景，它的宫苑，经过艺术的布置，美丽如画，而且因为她跟咸丰皇帝在1860年出逃前享用了他们在园内的最后早餐。58当慈禧在热河听说圆明园已被夷人烧毁时，她和已故的皇帝都深感悲哀。59她在1861年回京后，总是寻找机会重建圆明园，但机会总是没有到来，因为清朝的国库，要负担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和对外国的赔款，已经空空如也。由于同一个原因，恭亲王绝不肯同意这个重建项目。
1868年秋天，御史德泰上疏说，因太平天国已被镇压，重修圆明园的时候到了。60德泰在同一份奏疏中建议，所需的资金可从田赋中筹集。61他的奏疏立刻引起了恭亲王和保守派的反对，后者包括倭仁与醇亲王，他们指责德泰一定收了内务府官员们的贿赂，因为他们打算靠重建来中饱私囊。62对重建项目的反对，也是对采纳这个计划的反对。慈禧知道采纳无望，于1868年9月6日颁发一份上谕，申斥德泰。63上谕中说，德泰建议将圆明园修复为原状的奏章，以及所附的五个条陈，建议用田赋来支付重建费用，皇帝经过再三考虑，认为此计划愚蠢而不可行。考虑到战争的创伤尚未痊愈，人民备受煎熬，怎能批准如此残酷的计划，对百姓的田地征税，作为这个项目的费用？御史总应就影响国家和百姓的事务上奏皇帝，但德泰的请愿违背了这一原则，因为他提议剥夺百姓的正当收益。因此疏悖谬，着将德泰革职，以儆效尤。64
于是，在1868年，关于重建圆明园的第一轮争论结束了，但慈禧绝没有放弃这个念头。同治也知道慈禧的感受，于是在1873年初颁发了前述的上谕。
同治在1873年的上谕引起了一些批评，因为当时的中国比五年前好不了多少。造反运动在北方仍然激烈，赔款的支付数额仍然很高，国库事实上和几年前一样空虚。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一次的反对并不如以前那么强烈。恭亲王虽然依旧非常反对这个项目，但他的态度软化了，部分因为他这次在同治的想法中看到了某种合理性，部分因为他不想在同治亲政的第一年就跟他作对，部分因为他在这几年里已经学会了不要在任何敏感的问题上采取强硬的个人立场。65
尽管受到了少数人的批评，这个计划还是执行了。同治于是命令世袭建筑师雷氏和世袭承建商秦氏的家庭成员考察圆明园的状况，立即提出详尽的计划。661873年11月16日，同治再次颁发上谕，提到他的孝顺工程，其中写道：
朕念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十一年来，朝乾夕惕，倍极勤劳，励精以综万几，虚怀以纳舆论，圣德聪明，光被四表，遂致海宇升平之盛世。……因念及圆明园本为列祖列宗临事驻跸听政之地，自御极以来，未奉两宫皇太后在园居住，于心实有未安，日以回复旧制为念。……朕再四思维，惟有将安佑宫供奉列圣圣容之所，及两宫皇太后所居之殿，并朕驻跸听政之处，择要兴修，其余游观之所，概不修复。67
当建筑师们于1873年11月完成圆明园的勘测工作之后，他们向皇帝报告：圆明园几乎全被毁坏了，只有正大光明殿情况尚好。68因此，要重建圆明园，需要天文数字的款额。69
这份报告刚刚递到皇帝手中，御史沈淮便于1873年11月20日上疏，请求缓修圆明园，因为国家还有供给西北省份军队的沉重负担。70这份奏疏大大惹恼了同治。他立即召沈淮进宫，指责他妨碍皇帝修园子供两宫皇太后颐养的孝行。71沈淮被革去职务，沉默了。于是，谁也不敢反对同治的“孝心”。奇怪的是，从11月21日开始，许多大臣慷慨捐款，包括恭亲王在内，他给这个项目捐了二万两银子。72
重修的筹备工作很快就于1873年11月27日开始了。根据同治的命令，秦氏和雷氏族人开始清理圆明园内的废墟残渣，计划修复其中的建筑物。内务府的逐日记载说，慈禧皇太后“对此情趣确实不浅”。她往往由同治陪同，去察看甚至亲自监督圆明园的筹备工作。73筹备在1874年3月刚刚完成，同治就于1874年3月7日颁发另一份上谕，下令重修圆明园。74他对监督重修工程非常入迷，有时竟然在圆明园呆上一整天，什么也不干，只是监工。有时候，同治甚至会命令他的皇家随从们在园内举行祭礼。他显然是自得其乐。75
在这时候，醇亲王认为同治做得过分了，开始采取紧急措施，让他不要陷溺太深。76有趣的是，这一次恭亲王没有率先跟同治作对，而是表现得非常安静。1874年5月9日，醇亲王、郡王奕劻和景寿联衔上疏，郑重地表达了他们对皇帝行为的反应。这份合疏写道：
方今安佑宫尚未修复，皇太后未幸御园，工作未举，寄卫未备，必无无故临幸驻跸之事，第恐万一讹言不谬，则窒碍之大者有三，谨豫为皇上陈之：
伏维万乘之尊，体制隆重，六龙所至，拱卫极严。今圆明园内虽有双鹤斋数处堪供宸赏，然内而值宿之乾清门侍卫及总管首领太监，外而值宿之大臣侍卫官弁兵丁，全无栖止之所，势必群集露处，杂乱无章，傥遇阴雨，更难期其严整。园内各处多系焚劫之余，荒凉已久，臣等鳃鳃过计，有不敢形诸笔墨者，此窒碍者一。
列圣黑龙潭祈雨，原因天时亢旱，为民请命，皇上效法先模，诚为苍生之福。惟现在常雩大祀，尚未举行，并非祈雨之候，若舍向来祈雨之大高殿等处，远赴黑龙潭，既非吁祷之期，似近游观之迹，驾出无名，不足以垂信天下，此窒碍者二。
咸丰庚申外夷入寇，要挟和约，焚掠禁园，致先帝播迁塞外，痛遭大敌，在皇上为不共戴天之仇，在臣等有君忧臣辱之罪。幸皇太后听政，孜孜求治，忧勤惕厉者十有二年，当皇上亲政之日，正中原军务渐次肃清之时，允宜及时励志，严饬内外交警，图复深仇。虽圆明园期在必修，亦宜于工作告成之后，择吉敬奉安舆临幸，虔摅孝思。若于物料未备之先，屡次命驾前往，不惟内外臣工或致生懈，且残山剩水、败壁颓垣，不足盘桓，适增愤懑，更恐为外洋轻量朝廷求治之道，所系良非浅鲜。此窒碍者三。
臣等性愚识浅，固知管窥之见，不足以仰赞高深，惟职司翊卫，责无旁贷，既有所见，曷敢缄默不言？诚恐纶音既宣，势难谏阻，故风闻未确之际，豫渎天听，稍摅下悃，是否有当，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明洞鉴，谨奏。77
当同治接到这份合疏时，他不理睬，继续于5月24日去察看圆明园，而在6月24日又去了。78
这时候，同治的帝师李鸿藻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于1874年7月3日大胆上疏给皇帝。李鸿藻写道：
窃上年正月二十五日蒙皇太后召见王大臣等于养心殿，训以知无不言，臣既有所见，曷敢安于缄默？伏思皇上亲政以来，一年有余，刻下之要务，不可不亟讲求者，仍不外读书亲政二端，……近则工夫间断，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时刻匆促，更难有所裨益，不几有读书之名，无读书之实乎？夫学问与政事相为表里，于学问多一分讲求，即于政事增一分识见，二者不可偏废也。……伏愿我皇上仰法祖宗定制，辨色视朝，虚心听言，实事求是，于披览奏章之际，必求明所以然，则事理无不贯通矣；而又勤求治法，屏无益之游观，轸念时艰，省无名之兴作，则圣功日懋，圣治日隆，庶无负皇太后谆谆训诫之至意。79
同治也没有理睬李鸿藻的奏疏。然而，各位大臣对他的压力有增无已，关于许多内务府大臣腐败和“榨取”的流言广为传播。助理帝师李文田于1874年7月20日请愿，请求皇帝立即停止重修圆明园，因为它对国家有三大危险的影响：“一为民穷已极，二为伏莽遍天下，三为国家要害尽为西夷盘踞”。80李文田在奏疏中谴责内务府的大臣们欺骗皇帝。81同治皇帝完全不为这份奏疏所动。重修工程仍在圆明园继续。
然后，有一桩可耻的贪污案暴露出来，清楚地揭示出内务府的腐败。于是，恭亲王非常愤怒，于1874年8月27日给皇帝上了一份长疏。恭亲王知道自己不再孤独，他毫无保留地、猛烈地抨击了同治，要求立即停止重修圆明园。恭亲王写道：
文宗寅绍丕基，适值广西发逆之变，蔓延天下，继之捻匪猖狂，寇氛四起，筹兵筹饷，圣虑焦劳，用人行政，自强不息，当饷项万难筹措之时，尚不忍加派百姓；圣体违和，犹复日理万机，勤政爱民，维持危局之难如此。我皇上冲龄践祚，诸王大臣吁请两宫皇天后垂帘听政，十一年中，慈怀忧勤，宵衣旰食，内外协力，共济时艰，贼氛次第削平，天下甫定，当此兵燹之余，人心思治久矣，薄海臣民，无不仰望皇上亲政，共享升平，以成中兴之治。乃自同治十二年皇上躬亲大政以来，内外臣工感发兴起，共相砥砺，今甫经一载有余，渐有懈弛情形，推原其故，总由视朝太晏，工作太烦，谏诤建白未蒙讨论施行，度支告匮，犹复传用不已，以是鲠直者志气沮丧，庸懦者尸位保荣，颓靡之风日甚一日。值此西陲未靖，外侮方殷，乃以因循不振处之，诚恐弊不胜举，害不胜言矣。臣等日侍左右，见闻所及，不敢缄默不言，兹将关系最重者，撮其大要胪列于后，至其中不能尽达之意，臣等详细而面陈，愿皇上虚衷采纳焉。
一畏天命。书云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知天人之际感应捷于影响，不容稍自放纵也。况五六月间，彗星见于西北，天象示警，不尤可畏乎？现在各国洋人盘踞都城，患在心腹，日本又滋扰台湾，海防紧要，深恐患生不测，伏愿皇上长存敬畏之心，倍加修省，以弭灾异。
一遵祖制。我朝列圣相承，自朝廷以及宫禁，事无巨细，皆有规则。凡视朝办事，及召对臣工，每日数起，其时皆在卯刻，未有迟至巳刻者；至太监只供奔走，不准干预他事，训饬尤严，诚有见于前代宦寺之祸，杜渐防微，意至深远；一切服用之物，务崇简朴，不尚华饰新奇，宫禁之中，尤为严肃，从未有闲杂工作人等，终年出入。凡此皆祖宗旧制，愿皇上恪遵家法，以示光烈。
一慎言动。皇上一身为天下臣民所瞻仰，言动虽微，不可不慎也。外间传闻皇上在宫内与太监等以嬉戏为乐，此外讹言甚多，臣等知其必无是事，然人言不可不畏也！本年临幸圆明园，查看工程数次，外间即谓皇上藉此游观，可见圣躬起居，不可不慎。至召见臣工，威仪皆宜严重，言语皆宜得体，未可轻忽。凡类此者，愿皇上时时留意。
一纳谏章。中外大小臣工呈递封奏，向来多系发下参酌，俟召见时请旨办理。近来封口折件，往往留中不发，于政事得失所关非细，若有忠言谠论，一概屏置，不几开拒谏之渐乎？嗣后遇有封奏，皇上仍照旧发下，以广言路。
一勤学问。读书与行政相为表里，学问之功不进则退，此不可不逐日讲求也。皇上办理政事，批览奏章，非读书明理，无由辨其得失是非。近来圣功不及从前之勤，讨论不及从前之密，已读之书恐久而遗忘，未读之书更无暇流览。“业精于勤，荒于嬉”，可深惧也。愿皇上每日办事后，仍常至书房讲求经史，既可收敛身心，即以通达治体，庶不至有名无实。
一重库款。户部钱粮为军国之需，出入皆有定制，近来内廷工作络绎不休，用款浩繁，内务府每向户部借款支发，以有数之钱粮，安能供无厌之需求？83
恭亲王的奏疏是对同治最尖锐、最激烈的批评。皇帝接到这份奏疏时，他被激怒了。但他不能反击，因为恭亲王说的都是很真实的事情。他只能以冷处理的方式对待恭亲王，而不理睬对方的批评。恭亲王料到了皇帝的反应，立刻要求特别觐见同治。然而，皇帝索性拒绝见他。于是，恭亲王与醇亲王、倭仁达成一致，对同治施压。终于，在1874年8月29日，同治让步了，特别召见恭亲王、醇亲王与倭仁、文祥等人。84召对的氛围自始至终是紧张的。据说，恭亲王请求同治皇帝把自己的奏疏念给大臣们听，同治念了一半，不耐烦了，突然提高声气嚷道：“朕停工何如？尔等尚有何饶舌？”恭亲王也当即不耐烦地回答：“臣某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事，容臣宣诵！”恭亲王不等同治回答，便拿出自己的那份奏疏的抄件，开始大声诵读。这时候，同治再也控制不了自己，吼道：“此位让尔何如？”他的吼声如此之大，令整个朝廷为之震颤，尤其是醇亲王和文祥。同治继续叫喊：“朕不可能停修圆明园！那是两宫皇太后的驻跸之所，朕不能下令停工。但朕会将尔所奏转禀两宫皇太后，马上就去！”接着，同治愤愤地离开朝堂，这场特殊的朝会无果而终。85
事情到了这个程度，恭亲王或许已经感觉到皇帝很快就会对他采取报复措施，但他也知道，他这一次并不孤单，因为醇亲王在全面停止重修圆明园的问题上坚决支持他。这种支持自然大大鼓舞了恭亲王继续进行针对同治皇帝的斗争。
作为恭亲王与醇亲王对同治联手施压的结果，同治决定在1874年9月9日再举行一次特殊朝会讨论这个问题。这一次，应恭亲王之请，许多帝师，如李鸿藻与翁同龢，都参加了，因为他们的意见也有一些份量。在长久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同治很不情愿地让步了，因为大臣们的压力简直难以招架。他说道：“待十年或二十年，四海平定，库项充裕，园工可许再举乎？”86
同治将话锋一转，指责恭亲王和醇亲王“无人臣礼”，“离间母子，把持政事”，声称要重重地处罚他们。87同治一时冲动，因恭亲王犯有以上罪行，在这次朝会上对与会者宣布了对他的处分：尽革恭王所任军机大臣及一切差使，降为郡王（二等王子）。若恭王犯有其他大错或罪行，立即交宗人府严议。88
同治的宣谕无疑令所有与会者大为吃惊，但几乎没有人表示反对，包括恭亲王自己。最后，文祥与翁同龢为恭亲王求情，终于说服了同治皇帝，将对恭亲王的处罚延后，经过更慎重的调查后，改日执行。89朝会就这么结束了。
中止重修圆明园的正式诏书于1874年9月9日晚上发布，因为皇帝已经同意了。上谕写道：
内阁前降旨谕令总管内务府大臣将圆明园工程择要兴修，原以备两宫皇太后燕憩，用资颐养，而遂孝思。本年开工后，朕曾觐往阅着数次，见工程浩大，非克期所能蒇工。现在物力艰难，经费支绌，军务未尽平定，各省时有偏灾，朕仰体慈怀，甚不欲以土木之工，重劳民力，所有圆明园一切工程，均着即行停止，俟将来边境乂安，库款充裕，再行兴修。90
圆明园的重修终于正式结束了。但这场争论的影响还在继续，因为，在1874年9月10日，同治迅速地颁发了另一道上谕，宣布：
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语言之间诸多失仪，着加恩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澄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惩儆！91
很明显，同治皇帝在做这个决定时受了文祥与翁同龢的影响，因为恭亲王保留了军机大臣的职位。仅两天后，同治突然修改了他的决定，于1874年9月12日颁发了另一道上谕，这是整个清朝历史上最可笑甚至最荒唐的一份上谕，表现了同治作为皇帝的幼稚无知。上谕写道：惇王、恭王、醇王、伯王、景寿、奕劻、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十人“朋比谋为不轨”，全部革去军机大臣与大学士之职。92
同治皇帝为了强调他是严肃认真的，将这些大臣统统召入宫内，亲自对他们宣诏。幸运的是，当同治正在宣读他的决定时，慈禧皇太后得知同治的意图后，赶到了朝堂，气愤地将他制止了。她为儿子的幼稚之举而道歉，流着泪对恭亲王说：“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帝少未更事，昨谕着即撤销！”94
此后，立即颁发了最后的一道上谕，恢复了恭亲王及其子载澄的爵职，以及其他大臣从前拥有的所有爵职。95
这件事无疑揭示了几个真相。第一，恭亲王与同治之间就重修圆明园发生的斗争，是恭亲王与慈禧之间斗争的继续。这一次，恭亲王险胜，是因为，一方面，圆明园的重修不得人心，另一方面，恭亲王得到了大多数保守派的支持，包括慈禧自己的心腹醇亲王。
其次，同治那几份荒唐的上谕清楚地表明他缺乏有效的领导能力，只要他犯了错误，这就会阻碍皇帝的权力。可以推测，恭亲王能够提供所需的这种领导能力，因为他依据法律，仍然是领班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和总理衙门的管理大臣。但是，如果恭亲王得不到醇亲王、李鸿藻和其他大臣的协助，他显然不可能有效地履行职责。恭亲王的领导权在继续衰落。
第三，这件事表明，慈禧即便在正式退休、将权力交给同治皇帝之后，仍然对同治、对保守派具有严密而有效的控制能力。同治的无知和幼稚，恭亲王的无能为力和执著，都向慈禧表明，这两个人都无法匹敌她自己的野心与权能。她决定，一有机会，她就要将这二者统统甩掉。
3、恭亲王的最后革职及其去世
同治皇帝权力的丢失，对于慈禧而言没有费什么力气，因为他在1874年11月突然病倒了，并于1875年1月12日神秘地死去。961874年12月8日正式宣布同治患病的上谕中说皇帝得了天花。但是，翁同龢的日记说，他根据对同治疾病症状的观察，认为比天花更为严重。97京城流言四布，说同治患了无法治愈的性病，不是淋病就是梅毒，因**而起。98关于同治神秘去世的另一种流言说，其母慈禧故意禁止御医为同治提供足够的医药。大家都注意到了，慈禧在同治死后过了几天才向全国宣布噩耗，使她有时间安排她自己选定的皇位继承人。99
这些流言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同治刚一去世，慈禧就大胆地将她姐夫醇亲王四岁的孩子载湉选为继承同治的清朝新皇，即光绪皇帝。100载湉是慈禧的亲外甥，是同治的表弟，选他做新皇帝，对慈禧有至关重要的好处，因为她仍然能够当她的皇太后，而不会成为太皇太后。按照清朝祖制，如果同治皇帝有自己的后嗣来继承他，慈禧就会立即成为太皇太后，并自动被剥夺作为听政者而有所作为的权利。作为皇太后，她可以合法地为新皇帝摄政。
因此，依据朝中大臣于1875年1月草草呈交的一份请愿书，光绪皇帝登基了。他刚刚坐上皇位，慈禧与慈安两位皇太后马上于1875年2月作为共同听政者再次掌握了大权。101
慈禧的第二度摄政明显地不同于第一次，因为她在政治运作上的机敏与老练程度已大为提高，而且大为有力。慈安皇太后如今仅是一个摆设。当慈安于1881年4月7日突然去世的时候，慈禧便成了光绪皇帝的唯一摄政者。102慈禧选择醇亲王的儿子载湉作为光绪皇帝，意味着她对醇亲王的忠诚很有把握，这在她让恭亲王完全隔绝于政府的计划中是必不可少的。103
恭亲王与同治皇帝的斗争令他情绪低落，精疲力竭。这就说明了慈禧在同治去世后立即操纵皇位继承时他为什么未能加以反对。104当慈安于1881年4月7日去世时，恭亲王哀伤而静默，尽管他疑心慈禧与慈安之死有某种牵连。105
恭亲王最热情的助手文祥在1876年去世，于是他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了。四年前，当曾国藩去世时，他已失去了南方自强运动的一个最强大的推动者。其他南方汉人领袖，如左宗棠和李鸿章，在曾国藩去世后，对恭亲王的支持不多了。恭亲王不仅无法在南方汉人领袖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他们提供保护，而且慈禧非同寻常的保护也削弱了他们对恭亲王的忠诚。106
在这种情况下，恭亲王失去了从前作为“中兴斗士”的**。他在做出政治决策时，比过去更加迟疑而摇摆。在国内事务上，由于他知道自己无法在朝廷里挑战慈禧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于是他尽可能避免涉身于跟慈禧发生争议的事务。例如，在1880年，恭亲王与慈禧就太监的问题发生了最严重的对立。随着慈禧于1875年再度摄政，她开始越来越多地依靠太监们效力，而按照严格的宗室法令，太监是绝对不能干预政事的，并禁止他们以任何理由离开京城。太监们为慈禧提供的服务包括刺探情报，充当间谍，以及传递信息。所有这些服务都构成了对宗室法令的违犯。很长一段时间，恭亲王与其他大臣、御史们对此视而不见。慈禧完全误解了他们的缄默，变得更加大胆，派太监们去办其他的差事，如去给她的娘家亲戚们送信或送礼，而这些亲戚有些是住在京城之外的。这确实是严重的犯罪。恭亲王看准了这个机会，如雷霆一般攻击慈禧，命令大内侍卫当场击杀任何敢于违反宗室法令的太监。据说慈禧听说这道命令时，立即将恭亲王召入宫中，厉声嚷道：“尔为何事事跟我作对？尔以为自己是谁？”恭亲王则厉声回答：“微臣乃道光爷之六子。”慈禧吼道：“本宫可削去尔之爵位！”恭亲王气得大喊道：“对，太后可削去臣之爵位，却抹不掉臣作为皇子的宗室血脉！”慈禧气得目瞪口呆，无言以对。107他们彼此的仇恨难以和解了。
恭亲王对总理衙门的管理和他与西方人的关系同样是无效的。他日益减小的政治影响削弱了总理衙门，这个机构既不能正常地推行自己的政策，也无法将西方人的意见传达给军机处。西方人，尤其是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之后，逐步改变了他们在中国的抚绥政策。108随着西方人对中国的要求日益严苛，恭亲王及其总理衙门在与他们交往时便日益软弱。西方人和中国政府都有大量的怨言，统统指向恭亲王。109西方人批评他，因为他的总理衙门不能保护和支持他们在华的利益。清政府则为总理衙门未能有效地限制西方人在华的活动而指责恭亲王。110恭亲王成为双方的攻击之的。巨大的压力使他的领导能力遭到进一步的怀疑。所有这一切，最终导致慈禧于1884年将恭亲王革去公职。
将其革职的具体时机，是1885年初中法就安南而起的争端。111在1884年，法国便已加紧了他们的行动，不仅在交趾支那，而且在安南与东京。法国人通过与安南人签订两份条约（一在1862年，一在1874年），实际上成了安南的保护国，这侵犯了中华帝国对于传统进贡国的宗主权。112在1884年以前，中国并未致力于阻止法国，因为忙于应对一系列的危机，如1871年至1874年的台湾危机，1871年至1881年的伊犁危机，以及1875年的马嘉理被杀事件。113法国人在1880年后加紧行动，在东京沿红河一带驻军，并修筑堡垒，中国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派出黑旗军统帅刘永福将军指挥的部队。114东京地区的紧张加剧。
恭亲王指出，中国不应贸然挑战法国这样的第一流的西方强国。115他的立场得到了李鸿章全心全意的支持，此人时任直隶总督。116恭亲王寻求在安南与法国和平解决争端。他的政策遭到一批年轻官员的激烈攻击，他们都是进士出身，并为翰林院前成员，缺乏外交上的实际知识。他们在张之洞、张佩纶和盛昱带领下组成了清流党。117他们严厉抨击恭亲王的政策为绥靖主义和失败主义。曾侯爵（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中国驻英法公使）于1884年从欧洲发来报告，向恭亲王建议：中国应对法国采取强硬的政策。于是，清流派的立场得到了支持。曾侯爵在报告中说：法国因党派交讧，政局不稳，内阁交替，而且在欧洲政治中地位孤立，不容许它对外与中国交战。119
恭亲王读了曾纪泽的报告以后，动摇于战与和之间。120在这个关键时刻，恭亲王听赫德说，他收到了其在伦敦的代理人坎贝尔（J.D.Campbell）的报告，称“安南的法军不会投入全面规模的战争，如果河内与红河开放通商通航，争端的根由就不存在了”。121恭亲王没有评估这个信息的有效性，立刻派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Frederic Albert Bouree）开始谈判。122李鸿章与宝海之间达成协议，将安南置于中国与法国的联合保护之下，遭到了清流党的激烈攻击，他们将李鸿章与恭亲王称为“中国的叛徒”，“做了秦侩对南宋所做的事情”。123
慈禧抓住这个机会，在与醇亲王多次商议之后，迅速地出手支持清流党，于1884年4月8日，颁发了一道已经拟好的上谕，124愤怒地将恭亲王及所有军机大臣革职。诏旨中说：
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政虞业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等，尚始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簠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实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鲜，若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烈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诸臻上理？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是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及此，良用恻然。恭亲王奕、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来路，奕着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着原品休致……朝廷于该王大臣之居心办事，默察已久，知其决难振作，诚恐贻误愈深，则获咎愈重，是以曲示矜全，从轻予谴，初不因寻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将亲藩大臣投闲降级也。嗣后内外臣工，务当痛戒因循，各摅忠悃，建言者秉公献替，务期远大，朝廷但察其心，不责其迹，苟于国事有补，无不虚衷嘉纳，倘有门户之弊，标榜之风，假公济私，倾轧攻讦，甚至品行卑鄙，为人驱使，就中受贿渔利，必当立抉其隐，按法惩治不贷，将此通谕知之。125
这道上谕带来的结果是，恭亲王失去了所有的公职，只留下了爵位，并被迫永远退出政坛。他失去了所有的自信，也失去了对这个皇朝的信任。从那时起，正如上谕中所说，他退隐到个人生活之中，除了学习，无所事事，吟诗作赋，沉思默想。随后他故意地、尽可能地韬光养晦。他不再关心政治，因为他固然在政治上破产了，而政治也舍弃了他。恭亲王大部分时间在王府花园里消遣，那是位于京城西部的朗润园，他把时间花在哲学研究和诗歌写作之上。126他对道家哲学特别关心，自称“乐道主人”。他的诗文集题名为《乐道堂文钞》。127
从1884年到1894年，在革职后十年相对隐秘的生活中，朝廷只就一些细小的事务咨询过恭亲王，主要是宗室成员的问题。毕竟，在他同辈的人当中，他是威望最重、级别最高的血亲王子。惟有在这一方面，恭亲王仍然具有某种影响力。例如，光绪皇帝与慈禧之间的关系，不会比慈禧与同治皇帝的关系更好。几乎是由于导致慈禧与同治关系恶化的同一原因，光绪皇帝对慈禧存心反抗。随着皇帝长大，摩擦自然增加。光绪越是叛逆，慈禧对他控制得越紧越严厉，哪怕是在光绪于1887年亲政之后。在这种情况下，光绪总是寻求恭亲王的帮助，以调解他与慈禧的不和。128由于恭亲王知道反对慈禧是无济于事的，他总是约束光绪，让他不要轻举妄动。129由于恭亲王对光绪的劝导，在这一时期，皇帝与慈禧之间没有形成严重的裂痕。
尽管光绪要求恭亲王回到政治舞台，在1894年至1895年的对日甲午战争惨败之后运作政府，130但恭亲王当时已年老病衰，他已经来不及重新获得作为一名领袖所需的力量与信心。有时候，几个月一次，他因病而不能参加常规的军机会议和每天的朝会。131恭亲王确实衰弱了，政治上和身体上都是如此，直到他于1898年5月29日寿终正寝，享年六十八岁。
可笑的是，对于恭亲王的颂扬，是由其终身的敌人慈禧皇太后，在其去世的第二天，以官样文章的风格拟写的：
恭亲王奕，谊属亲支，久襄密勿。溯自同治初年，予同孝贞显皇后垂帘听政，其时东南未靖，国事多艰，恭亲王翊赞谟猷，削平大难，论功行赏，特命以亲王世袭罔替。三十余年，恪恭奉职，殚竭忠诚，其间养疾家居，旋复起膺枢要，朝夕从事，力任其难。二月之杪，旧疾举发，予率皇帝节次亲临看视，惟冀安心调理，可即就痊，不意本月初十日，遽尔长逝。时事方殷，失此良弼，予怀震悼，曷可胜言！本日临邸奠醊，追维畴昔，眷念勋劳，恭亲王着赐谥曰“忠”，入祀贤良祠，守卫园寝，添设丁户，四时祭祀，官为经理。伊孙溥伟着即日承袭亲王，用示笃念宗亲，怆怀贤辅至意。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