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事实上的统治者
1861年的肃顺及其同党之死，以及与两宫皇太后继之而来的紧密合作，使恭亲王成了清朝事实上的头目。从表面上看，恭亲王作为一个拥有完全权力的人，指引中国“和平”渡过了又一个以混乱和外国破坏为特征的时期。作为中国最强大的男人，恭亲王似乎得到了所有派别的支持：两宫皇太后，满人大臣，南方的汉人领袖，以及外国人。
在政变成功之后，慈禧皇太后立即于1861年11月3日正式将恭亲王封为“议政王”，这个官衔是从未给过任何王子的。1同一天，恭亲王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211月4日，恭亲王又得到管宗人府银库、总管内务府大臣等职位。31861年11月10日，慈禧皇太后以小皇帝的名义颁发特诏，赐给恭亲王世袭罔替“亲王”爵位。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因为按照清皇朝的规矩，世袭称号通常在每一代人要自动递减一级。当然，清朝也有皇帝将某个人或升或降数级的例子，但以前从来没有特诏赐予谁永久的皇家封号。4恭亲王本人在奉诏之后，认为这份殊荣过于明显地违反了皇家的规矩，请辞这份荣誉。在恭亲王恭折请辞之后，两宫皇太后“不得已姑从所请”，收回了赐封，承诺“俟朕亲政之年，再行办理”。（可笑的是，慈禧后来再未提过此事，因为她在亲自体尝了权力的滋味以后，决定挑战恭亲王的最高权力。）5不过，恭亲王被赏给了双俸，以表彰他的“至诚撝抑”。几个月后，在1862年1月31日，恭亲王的女儿被收养为公主，赏给“固伦公主”称号，通常这是为皇帝女儿保留的封号。显然，这是为了恭亲王对政变所做贡献而给予他的奖赏。6几天前，在1862年1月20日，当首个外交机构“总理衙门”正式建立时，恭亲王被任命为王大臣。
到了1862年早期，恭亲王能够指挥几乎所有重要的政府部门。他不仅握有权力，也希望改善中国的局势。他有热情来恢复中央王国对于“夷人”挑衅和威胁的免疫力。但是，他显然缺乏维持领导地位的政治技巧和老练，不懂得如何控制其追随者，也不懂得保护自己免遭对手们的攻击。他在政治上的最高地位很快就受到了挑战，而挑战者不是别人，正是他在辛酉政变中的亲密合作者，即皇太后慈禧。虽然恭亲王占有主导地位的政治角色和领导权仅仅延续了很短的时间，但慈禧虽然尽了努力，也无法彻底摧毁他的政治影响。他毕竟是咸丰皇帝之弟，是同治皇帝的叔叔。因此，他的政治影响，虽然在1865年之后已大大减少，但直到他于1884年被开革离开政府为止，其影响仍然是很大的。不过，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取决于他紧接在辛酉政变之后那些岁月里的活动，当时他独自一人掌管着政府。在这些岁月里，他引进了现代化的政策和自强的方案，接受了对南方汉人的领导权，承认了西方人在中国的地位。恭亲王在1861年之后的领导，推动中国在经历了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灾难与屈辱之后，走向复元与中兴。
以下各节集中讨论在恭亲王的有力领导下于1861年之后立即开始实施的计划。这些计划或成或败，都展现了恭亲王在这个时期的有力的、创新的、现代化的观点。这些计划包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同文馆（语言学院）的设立和华南的自强运动。
2、总理衙门
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和桂良、文祥一起，联衔上疏，建议设立一个机关，可以单独负责处理外交事务，指出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需求。7在这份奏疏中，将这个机关的名称拟定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西方人称之为“总理衙门”。8这个机关将会处理帝国的外国事务，即外交事务。这份奏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回应英法两国在1858年天津条约中要求的、后来又于1860年在北京条约中确认的规定，即中国应该设立西式的外交机构，以跟西方人打交道。9迫在眉睫的西方外交官驻京，也使北京和各省不可避免地要开启处理外交事务的新途径。
为了强调设立总理衙门的重要性，恭亲王向皇帝呈递了一份详细的计划，即章程六条；与此同时，他还给皇帝呈上了三个奏片。10由于恭亲王在政变后已成为事实上的领袖，并得到两宫皇太后的全力支持，他提议设立总理衙门，肯定会得到皇帝的批准。不过，考察这几份奏疏，以了解恭亲王自1860年和议以来的思考，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恭亲王于1861年1月13日呈递的主疏，明晰地讨论了中国当时面对的关键局面。他指出，据他和桂良、文祥的判断，英法两国在中国并无领土野心：
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11
恭亲王觉得此时国内问题比外交事务更压头；因此，与外国列强友好相处是很重要的。他强调“以夷制夷”的传统，以形成他对外国列强的方针：
各夷以英国为强悍，俄国为叵测，而佛米从而阴附之。……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12
恭亲王按照优先次序概述了中国面临的国内外问题，提出他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
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恭亲王结论如下：
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为羁縻夷人，并显示诚心和睦之意（括弧中的文字为本书所有，但原奏中所无。——译注）]京师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也。13
于是，在1861年1月20日，一份上谕正式宣布在京城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它还宣布任命恭亲王、桂良和文祥“管理”这个机构。然而，在这份上谕宣布的该机构的正式名称中，插入了“通商”二字，作为对恭亲王所议原名的补充。显然，在恭亲王与宫廷保守派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分歧，后者仍然试图将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限制于贸易。作为回应，恭亲王、桂良和文祥立即联衔上疏皇帝，指出现在将夷人限制于通商，既不实际，也不可能。15但是，恭亲王与保守派之间的争论直到1861年2月14日方才尘埃落定，当时皇帝颁发了一道上谕，确认了恭亲王原来的计划，于是将“通商”二字删除了。16
折中方案虽未正式宣布，但确定了总理衙门的设立，只起一个临时机构的作用，到镇压造反者的军事行动结束、外交事务不太紧迫时为止。17管理这个机构，对于恭亲王和其他奉命负责这个机构的其他官员而言，完全是一种新的体验。恭亲王必须借重军机处和山东、江南、广东各省政府的协助，以获取有关外国人在依据条约开放的港口进行活动的情报。1861年1月13日（日期有误。——译注）的上谕，批准了恭亲王的计划，明确规定“如事关总理衙门者，即由军机处随时录送知照”。18这无意中就使总理衙门成了和军机处捆绑在一起的独立机构。19有力的领导对于总理衙门是极为重要的。在其起步阶段，由恭亲王、文祥和桂良管理，总理衙门显然有效地发挥了预设的功能。但是，在缺乏强有力领导的情况下（如同后来恭亲王离开这个机关时所发生的一样），总理衙门就不过是军机处的一个临时委员会而已。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这个机构就缺乏内在的力量。简短地回顾一下总理衙门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就会看出，恭亲王创设这个新的政府机构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传统上，在清朝的中央政府中，政策整合与决策的最高机构是皇帝直接控制的大学士和议政王大臣。1729年，雍正皇帝创设了一个新的机构，即军机处，因为他担心大学士和其他大臣们的日益增强的权力难以对付。尽管军机处被设计为一个临时机构，即高级“军事”委员会，但它取代了大学士和王大臣议政会的权力，成为皇帝直接控制下的最高权力机关。结果，在1792年，王大臣的议政奉令中止了。201850年也是一样，军机处实质上成了皇帝之下的最高政府部门，有权监督所有重要的国家政治事务，不论是军事方面的，还是国际方面的。军机处审阅较为重要的奏章，并起草上谕供皇帝批准。
尽管政府的管理被分配到传统的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但还是存在一些特殊机构，例如理藩院和大理寺，以及一批御史，他们监察政府机构中的办事行为，并弹劾胡作非为的官员。这些机构理论上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是完全平等的，但实际上军机处才是最高机构，因为它被指定为“皇帝的政务会”。
主要的省级官员，如总督、巡抚和道台，也是直接处于皇帝控制之下；因此，他们的地位，也等同于六部或军机处，因为按照清朝的行政法，中央政府的一个部不能直接向督抚下指令，而是要由皇帝通过上谕直接给省级官员发布命令。然而，在对省级高官发布任何诏命之前，皇帝总会听取军机处的意见，赋予军机处高于省级官府的权力。
在外交事务的管理中，有关西方海上列强的公事和问题，传统上划归礼部管辖。俄国与蒙古事务归理藩院管辖，这个部门还负责管理有关北部和西部边疆部落的事务。但是，对外关系的所有重要问题，不论属于哪个区域，全部要在军机处议决。21
现在，总理衙门的创设致使在管理上必须将这个新的机构与本来已经很复杂的官僚机构串在一起。恭亲王必须发挥其显著的独创性，以确立与其他政府机构的关系。
他在1861年1月13日所奏的章程六条表明，总理衙门很想成为处理外交事务的非常有力的机构，甚至是最有力的机关：
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王大臣领之，军机大臣承书谕旨，非兼领其事，恐有歧误，请一并兼管。……其应设司员，拟于内阁部院、军机处各司员章京内，满汉各挑取八员，轮班入值。一切均仿照军机处办理，以专责成。[凡事涉外交，各省大员均须一面具奏，一面径咨总理衙门。（该疏中有此意，而此段却无此语。——译注）]22
总理衙门的设计，显然是要与军机处密切配合，并指望它成为最高机关级别的整合机构，考察、制订和执行外交政策。但是，皇帝在1861年1月20日的上谕中对章程六条的修订，驳回了恭亲王就总理衙门提出的部分建议。首先，关于这个新机构的管理者，只有文祥是军机大臣；其次，从军机处挑选出来为这个新机构效力的秘书人员，奉令放弃在军机处的职务；其三，省级高官的函件，不是直接送往总理衙门，而是送交礼部，后者再将这些函件转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23
总理衙门与礼部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恭亲王在其1861年1月26日的奏疏中强调说：
臣等拟将无甚关碍者，仍由礼部咨照，其事宜机密者，即令各该大臣、将军、督抚、府尹一面具奏，一面径咨总理衙门。俟各国事务大定，再行统由礼部转咨，以存抚绥藩服之旧。24
在1861年2月3日的一份名为“章程十条”的奏疏中，恭亲王阐明了他关于总理衙门组织、程序及其与军机处、礼部关系的想法。皇帝在他对总理衙门的最后批准中完全接受了章程十条。在这份奏疏中，恭亲王写道：
臣等初拟于礼部设立公所，办理一切。惟礼部为考论典礼之地，体制较崇，该夷往来其间，殊于体制未协。且大堂为该部堂官办公之所，若臣等借用，则于大堂接见该夷，尤多窒碍。如仅用司堂，该夷必不心服。因别设衙门，该夷视之，以为总理之所，名目甚大，而在臣等则视同四译馆等衙门之例，是以议定司员。是以议定司员官役，及考察经费等事，一切规模，因陋就简，较之各衙门旧制，格外裁减，暗寓不得比于旧有各衙门，以存轩轾中外之意。
[至各省移文转咨总理衙门，事涉重大机密者，则仅具奏，总理衙门可从军机处转收抄件。若各省大员咨报，其事非关重大，亦非机密，则应由礼部转咨总理衙门。（原疏中无此段。——译注）]
即请将定额十六员，悉于内阁部院司员内挑取，另于军机章京挑取满汉各四员，作为总理衙门额外行走，专管交涉，及检查机密文移，即在军机处监管其事，不必长川到衙门，亦可无误。25
恭亲王的设计，确保了总理衙门不会从属于礼部，只有例行公事除外。26军机处章京们的专门职责将是办理有关外交的事务，照管相关的秘密文档，这些文档将在非编制人员的监督下，存放于军机处的军事档案室内。27
总理衙门的管理特点表面上使它显得不过是军机处的临时委员会而已，但这种理论上的结构是蒙人的，因为总理衙门处于恭亲王、文祥和桂良的直接领导下，作为中国的首个现代政府机构，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其等级结构中包括官（官员）、书吏（衙门书记员）和役（仆从）这一类的职位。
官又分为两类：管理层和秘书层。管理层由政府的“王大臣”组成；一名皇室王子被指定为其高级成员，实际上就是总理衙门的头。管理层的成员人数不是固定的，所有成员对他们处理的事务集体负责。28
秘书层，如前所述，是从内阁、户部、礼部、兵部和理藩院挑选出来的八名满人和八名汉人。29他们当中有四名（两名满人和两名汉人）为总办（秘书长），而另有两名为帮办（副秘书长）。秘书层在总理衙门效力，同时又保留了原来的职位。30作为一个团体，他们被分为两组，轮流值班，每五天一换。除了两名总办以外，所有人等都要轮流在衙门里值夜班。31除了这十六人，还有八名军机处章京同时作为总理衙门的编外人员效力。32
十六名秘书的挑选在1861年4月完成了。他们当中有礼部员外郎延恕，他在北京和谈期间曾和恭亲王一起办事。33另有十一人提名为出缺时的候补人员，其中有一些干练之员，如步军衙门主事成林、步军衙门书办秀雯和俄国旅馆的监督惠麟。34恭亲王还要求把长善（桂良的女婿，恭亲王的连襟）也加入名单，因为此人在北京和谈期间有了跟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35
此外，总理衙门还有十六名书吏，是从国史馆和方略馆挑选出来的书记员。36书吏的工作仅为誊录。十六名书吏中，有些人曾在北京和谈期间随恭亲王效力。37总理衙门的“役”是从内务府和旗营中选取的，起初为十二名，当总理衙门与新设的外国公使馆之间的事务变得繁忙的时候，又添加了八名。38
在北京皇城东部铁钱局的房子装修完成以前，临时办公地点设在嘉兴寺，就是恭亲王在北京和谈期间的办公地点。装修于1861年11月11日完成，官方宣称铁钱局为总理衙门的永久性办公地点。39
1861年3月11日，在总理衙门的临时总部举行了正式的开张典礼，标志着这个机构的正式建立。这时恭亲王被授予了“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头衔。40该衙门迁移到永久性办公地点时，驻华的外交官们兴高采烈，因为这象征着清政府要跟外国人平等交往的诚意。41恭亲王掌控了这个新的机构。
3、同文馆
辛酉政变以后，恭亲王还立即在北京建立了同文馆（公共学校），它不仅是中国建立的第一所现代学校，还是西方教育体制半个世纪影响的发端。同文馆的计划及其影响是无可估量的。正如比格斯塔夫（Biggerstaff）所说：
同文馆绝不是一个失败。它给中国国内外的外交提供了人才，其速度几乎和外交的发展一样快；它为本身和其他现代官学提供了教员；通过它的毕业生和出版物，它对现代观念的普及做出了贡献；最后，它最终成为京师大学堂的样板，而后者在二十年内成了划时代的朝气蓬勃的文化复兴的中心，而在四十年内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设施之一。42
何况，同文馆的设立与发展使恭亲王和在华的一些西方人之间得以有了一段时期的密切而罕有的联系，这些西方人当中有威妥玛、傅兰雅、鹭宾·赫德、丁韪良和蒲安臣。这些人此时或彼时都曾与这位亲王交好。若非恭亲王在清廷的“开明”态度与势力，一个满人大臣与夷人成为朋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恭亲王、桂良与文祥通过1861年1月13日的联衔奏疏设立了同文馆。43一所外语学校的建立，是设立总理衙门的必然结果。恭亲王详述了他对设立同文馆的建议：
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从前俄罗斯馆文字，曾例定设立文馆学习，具有深意。今日久视为具文，未能通晓，似宜量为鼓舞，以资观感。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佛米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饬各该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其派来之人，仿照俄罗斯馆教习之例，厚其薪水，两年后分别勤惰，其有成效者，给以奖叙。俟八旗学习之人于文字言语悉能通晓，即行停止。……所有学习各国文字之人，如能纯熟，即奏请给以优奖，庶不致日久废弛。44
恭亲王奏请设立同文馆的奏疏有几个重大的创新。首先，同文馆是学习外国语言与“文化”的训练场地；其次，它是完全由政府投资的；其三，学校的生源是从满人八旗中抽选出来的，每旗限送三名；其四，如果必要的话，它打算聘用外国人在学校执教；其五，学校的毕业生将被给予官阶，指派到政府机关（派往理藩院或其他机构）。这最后的一个规定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传统上只有通过了科举考试的人才有资格进入政府机关，并被授予官阶。45
1861年1月20日颁发的上谕，立刻批准了关于设立同文馆的奏请。在经过十二个多月的筹备之后，同文馆终于建立了；在同一天，恭亲王正式向皇帝呈递了一份办学的章程（几乎和上述的章程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规定了教师的薪酬和学校的报考者），并要求报考者入学。47恭亲王施加了自己的影响，为同文馆聘用了第一名外国人来主持英文“馆”，因为没有中国人足以胜任外语教学。此人名叫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是一名传教士，是中国通威妥玛的朋友。恭亲王对包尔腾说：语言课后，不许传教。48后来，他聘用了傅兰雅（John Fryer），于1863年取代包尔腾。此人或许是当时最受欢迎、影响最大的在华英国传教士，后来成为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部主任。一年后，当傅兰雅辞职时，他又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所取代，此人是一位在华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后来成为英文教授。49
主要是丁韪良在同文馆的效力，以及他与恭亲王的密切联系，促使恭亲王于1866年着手大规模地扩展同文馆。50同文馆的这次扩展意义非常重大，以至于激起了恭亲王与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倭仁之间的一场激战。此人在1867年是朝廷保守派的领袖。两人之间的斗争不仅反映了恭亲王为中国推行现代化计划的理想与热忱，也反映了他在将来要面对的与反对派之间的更艰苦的政治斗争。
这件事发生在恭亲王于1866年12月11日给皇帝上疏提议扩展同文馆的时候。他奏请给同文馆添加一个科学馆，只招收受过传统教育的学者。51在其奏疏中，恭亲王解释说，科学馆应该包括天文和数学的教学，因为这是西方人掌握机器、军火与轮船制造的基础。52他写道：
由臣等录取后，即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彻根源，斯道成于上，即艺成于下。数年以来，必有成效。至现在已设之三馆，仍查照办理，诚以取进之途，一经推广，必有奇技异能之士出乎其中。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举凡推算学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美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其延聘洋人一事，前与总税务司赫德议及，伊可[在欧洲]代为[科学馆]（大括弧中之字为原奏中所无。——译注）招聘。53
1867年1月28日，恭亲王又上一疏，重申在同文馆中开设科学馆的必要性。他呈交了为这个新馆制定的章程。此章程与同文馆招生的总章程一致，只有一个例外，即学生必须从通过了科举考试的人当中招收。54
1867年2月25日，一份上谕又批准了恭亲王的提议，并任命恭亲王在总理衙门的汉人助理徐继畬55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56表面上，同文馆这种“革命性的”扩展平稳而成功地完成了，在政府内没有遭到任何重大的反对，但保守派对恭亲王扩大学校的反对，确实正在宫廷里聚集能量。直到1867年3月初，御史张盛藻才开始攻击恭亲王，其给皇帝的奏疏如下：
近见邸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设同文馆，专用正途科甲人员，学习天文算学，以为制造轮船洋枪之用。胪列六条，意在专讲习、勤考课，又恐人之不乐从也，乃厚给廉饩，优与奖叙，以鼓舞之。其诱掖奖劝，用心苦矣。臣愚以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即通过了科举考试的学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用制造轮船枪炮之理乎。57
此后不久，在3月20日，倭仁上疏，对恭亲王的创新发起了激烈得多的攻击，其中写道：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数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58
读了倭仁的奏疏之后，恭亲王于4月6日和4月23日，气愤地连上三篇长疏，为自己辩护，批评倭仁对同文馆的误解。恭亲王写道：
而彼族之举动，我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现在联届十年换约之期，即日夜图维，业已不及，若安于不知，深虑江河日下，即设法求知，又复众论交攻，一误何堪再误！左宗棠创造轮船各厂，以为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李鸿章置办机器各局，以为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并引宋臣苏轼之言，以为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有为，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可以见信，而已苦于不及。该督抚等所论，语多激切，岂故好为办事！良由躬亲阅历，艰苦备尝，是以切实不浮，言皆有物。在臣等竭虑殚思，但期可以收效，虽冒天下之不韪，亦所不辞。该大学士（倭仁）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梼时，悉心商办，用示和衷共济，上慰宸廑。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59
恭亲王对倭仁的攻击简练而击中要害。于是，在1867年4月23日，颁发了一道上谕，批驳了倭仁反对在同文馆设立科学馆的意见。在同一份上谕中，皇帝令倭仁创设并领导一所独立的学校，让学生们学习中国的经典。60
1867年4月25日，倭仁再次给皇帝上疏。这一次，他对恭亲王创新的反对态度温和得多了，声称：
窃奴才前以一人教习正途，有妨政体，故力陈其不可，所以尽当言之分，非争义气之私也。兹奉上谕，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经王大臣悉心计议，不可再涉游移，是此事行止，业已断自宸衷，奴才何敢再参末议。惟奴才前奏，谓算法系六艺之一，如欲讲求，中国岂无精是术者，盖以理度之。天文算学，世有专家，不必奉夷人为师耳。至折内所陈，原谓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止为末艺，即补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并非谓欲求自强，必须讲明算法也。同文馆既经特设，不能中止，则奴才前奏，已无足论。61
倭仁在同一份奏疏中还请求解除他的建立一所独立学校的任务。62皇帝解除了他的这份责任。
恭亲王与倭仁之间就同文馆扩建发生的历史性争论就这样结束了。尽管恭亲王明显地赢了这场斗争，但其势力因其进步立场而有所削弱，因为他失去了对朝廷中许多保守官员作为领袖的号召力。
恭亲王确实得到了其在华的西方朋友们的支持和信任，甚至得到了他们的友谊，这对华南自强运动的发展贡献很大。中国领导人与在华西方列强之间合作的顶峰，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
就同文馆而言，外国专家如奥伯良（M.J.O’Brien）、毕利干（Anatole Billequin）和莱比希尔（E.L.Lepissier）等人, 于1867年受聘来到中国，担任同文馆的数学、化学和法语教授。631867年，丁韪良被再度任命为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法教授，前往美国进一步深造这两门学科。641869年，著名的中国数学家李善兰被任命为同文馆的数学教授。651869年9月，丁韪良返回北京，因赫德的推荐，恭亲王立刻请他担任同文馆的总教习，于是，丁韪良成为一所中国公立学校的首个外国总教习。丁韪良直到1895年提请退休为止，一直坐在同文馆总教习的位置上。66在他的领导下，同文馆成为羽翼丰满的现代学校，但丁韪良仍然不得不面对中国朝廷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与攻击，尤其是在恭亲王于1884年失势并被革去官职以后。同文馆的五年课程与八年课程，于1870年由丁韪良扩充，包括了各种科目，如数学、数学物理、天文学、地理学、矿物学、化学、物理学、医学（生理学）、国际法、政治经济学和世界史，还有英语、俄语、德语和日语。67这给中国的年轻人开启了一个新世界，其对中国未来世代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同文馆的录取人数稳步增加，从1867年的三十名学生，到1879年的一百零三人，1888年的一百二十人，再到1898年的一百三十三人。681902年1月11日，同文馆与新办的京师大学堂合并，这时它正如恭亲王所期望的那样，已经成为中国学习西方语言与文化（即科学）的最重要的训练场地与中心。69他开设同文馆，清楚地反映了他的个人理想，即中国要想在现代世界上存在下去，必须遵循怎样的前进方向。恭亲王掌权时，曾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但是保守派和当时的大多数士绅仍然顽固地将同文馆视为与传统背道而驰的，甚至是危险的。从一开始，恭亲王就不得不与这种保守派斗争。有关同文馆斗争的直接后果肯定是严重的，因为它必须募集受过教育的前途有望的年轻中国人入学。这就是恭亲王在1867年以前被迫从八旗当中征募年轻人的原因，因为当时只有愚笨或家庭没有政治影响的男孩进入同文馆。70尽管这种局面在1867年以后由于同文馆的重组而有所好转，这所学校仍然不是受过教育、前途有望的年轻人的首选。
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减少同文馆的历史作用和重大成就。就恭亲王而言，他显然为中国创造了若干具体的成果。
首先，他向西方人证明了，他是真心要学习与他们合作，尽管他的基本途径是传统的“以夷制夷”的策略。同文馆的设立只是与在华西方人打交道的一系列“进步创新”的开始。例如，这些创新包括在1863年任命赫德取代李泰国成为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71包括于1865年和1866年在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接纳外国专家；72也包括于1868年派遣退休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担任中国驻西方的流动外交公使。73
第二，恭亲王在其1861年1月13日那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奏疏中，曾希望把同文馆办成一所培训学校，培养具有外语才能的中国人，将来就职于总理衙门，跟外国列强打交道。在这个方面，同文馆做得非常成功。例如，中国在1876年首次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伦敦、巴黎、华盛顿、东京和圣彼得堡设立了公使馆，从那时开始，同文馆的毕业生总是应邀在各个公使馆担任译员。74同文馆的这些毕业生中，有许多人后来被擢升到这些公使馆的高位上，其中有1891年至1894年的驻日本公使王凤藻，1897年至1899年的驻法国公使庆长，1901年至1905年的驻英国公使张德彝，1901年至1905年的驻德国与荷兰公使、1908年至1910年的驻德国公使荫昌，以及其他许多人。75换言之，他们成为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中国主要的外交官。恭亲王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第三，恭亲王在其1861年1月13日的那份历史性的奏疏中，还曾希望将同文馆办成一个学习外国文化与科学的机构，以履行“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座右铭。同文馆似乎也达到了这个目标。它将许多重要的西方书籍翻译为中文，并将之出版，发行给政府机关。76其创新的五年课程和八年课程包括化学、物理学、经济学、政治科学和世界史等新的学科，为未来的现代中国学校今后塑造自己的形象树立了一个榜样。西方的观念通过同文馆的这些学科引入了中国，最终扩大了中国学生的视野。
4、恭亲王与南方的汉人领袖们
恭亲王对南方汉人领袖如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及其自强运动77的有力支持，展现了他在辛酉政变之后具有远见的进步性。恭亲王对杰出汉人的保护是对满人统治的大胆背离。滑稽的是，这种亲汉人的政策是由恭亲王的政治宿敌肃顺所发起的，后者曾将王闿运、陈孚恩和郭嵩焘这样的汉人学者招募到政府机关。《李慈铭日记》说，在这些人当中，肃顺与王闿运、郭嵩焘两人关系尤密。78他是第一个对汉人学者在清政府中任职表示出认真而真诚关心的满人大臣。由于其无保留的支持，王闿运与郭嵩焘在南方的密友们，如曾国藩、曾国荃、胡林翼和左宗棠，在华南与太平天国造反者的斗争中，得到了更大的控制权。肃顺在1861年被恭亲王推翻和处死，导致曾国藩立刻对局势表示了很大的不安。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信说：
京师十月以来，新政大行更张，皇太后垂帘听政，中外悚肃，余连奉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79
很明显，曾国藩对政变本身不大关心，而是担心他自己及其同僚们在南方的安全。曾国藩推测，恭亲王由于反对肃顺的政策，会持反对汉人的态度。他没有想到，恭亲王不仅继续执行肃顺的亲汉人政策，甚至还扩大了对曾国藩等南方人的保护。80不过，曾国藩一生中都为自身的安全担忧。他确实是个郁郁寡欢的人。对于他来说，在辛酉政变过后，恭亲王与慈禧坚定地支持他，显得不大正常。即便在1862年（应为1864年。——译注）从太平军手中收回南京之后，曾国藩还在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
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81
曾国藩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总是听取自己的劝告，并且做得小心谨慎。
汉人领袖们对恭亲王的继续支持回报以忠诚和效命。1864年，太平天国被成功地镇压下去了；捻军和回民军也受到了限制，然后于1873年被清军消灭。和平显然再一次回到了中国。在恭亲王的领导下，清朝也走在通向中兴的道路上。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可以无可非议地称为“同治中兴”。82同治中兴的意义不仅在于它镇压了各种内乱，还在于中国在采用西方军事技术方面的大胆试验。在这一领域，恭亲王睿智的支持容许南方汉人领袖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方面，在西方人的配合下，另一方面，在南方汉人领袖们的支持下，恭亲王完全有资格称为自强运动的先驱者，以及清朝统治中兴的巨人。83
然而，从根本上说，恭亲王的兴趣在于，通过建立军事“现代化”的计划，如在中国采用外国船炮，组建支柱工业，开办新的训练学校，以增强中国政府的军事地位，因为，他认为：“查八旗禁军，素称骁勇，近来攻剿，未能得力，非兵力之不可用，实胆识之未优。若能添习火器，操演技艺，训练纯熟，则器利兵精，临阵自不虞溃散。”84
为了执行这个政策，恭亲王号召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在中国南方各省发动各种军事自强运动，在那里，西方的技术和财政帮助最容易得到，现代化的需求最为紧迫，而曾、左、李三人的控制最为有效。恭亲王自强运动背后的基本原理仍然是遵循传统的（充其量是符合民族优越感的），因为向夷人学习仅被视为控制夷人的更为有效的手段。自然，在任何情况下，这些自强运动或建设都不能处于外国控制之下。所有的自强运动都是在理想的框架内发动的。例如，在1862年，恭亲王指示署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85委托当时在英国的李泰国86购买并装备一支由六艘轮船组成的蒸汽舰队，雇用英国皇家海军上校谢拉德·阿斯本（Sherard Osborn）为舰队司令。但是，李泰国事先没有与北京的清廷协商，也未征得后者的同意，便于1863年1月16日和阿斯本签订了一份协议，其中规定“阿斯本担任舰队总司令，除了中国皇帝的代表李泰国以外，他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87阿斯本上校率领舰队来到华南以后，恭亲王于1863年9月得知了这个协议，他愤怒地下令：“授予阿斯本副提督衔，仅有权节制舰队之外国人，须受南方督抚即两江总督曾国藩与江苏巡抚李鸿章节制。”88阿斯本接到这个命令后，表示强烈抗议，说他是来为皇帝效力的，不是省级当局的仆人。89李鸿章立场坚定，得到曾国藩的有力支持，先前已上疏恭亲王，称如果中国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海军，就会造成不可预测的麻烦和危险。90最后，这支舰队被解散了，用一万四千英镑打发了李泰国，作为薪酬与补贴。然后，赫德取代李泰国出任海关总税务司。91这件事清楚地证实了恭亲王及其汉人领袖们非常坚决地维护一个基本原则，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外国人完全控制任何自强的设施。
李泰国-阿斯本之争完全没有影响自强运动的总体性质。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成为恭亲王在华南首要的推动者。他们在上海镇压太平天国时表现出来的对于西方军事优越性的知识与经验，使他们能够鼓动轮船和枪炮的制造。
曾国藩的起步是于1862年至1863年在安庆设立一个相当原始的船坞。92虽然这个事业失败了，但曾国藩从中学到了教训。他在1863年1月3日（应为1862年6月3日。——译注）的日记中写道：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抱怨亦有其具。93
于是，曾国藩系统地、耐心地研究了发展中国海军、造船业和军火制造的最佳途径。他还募集了具有西方技术知识的人和曾在国外学习的人，如中国的第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他在1863年成为曾国藩的顾问。94逐渐地，到了1865年，在曾国藩的领导下，组建了一支颇具规模、颇有效率的长江水师，由其助手彭玉麟任提督。这支水师包括六名高级将领，七百九十八名下级军官，以及一万二千名士兵。95在同一年，曾国藩在上海设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兵工厂，即江南制造局。96江南制造局的机器是由容闳于1863年从美国有系统地购买而来的。在开设后的一年内，江南制造局便能够生产“大量的来复枪和火炮”，在两年的短时期内，“江南制造局便不仅能够制造军火，也能够制造他们所需的所有工具和机器”。971868年，第一艘现代炮船成功下水，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其长为十八丈，宽为二丈七尺。制造局总共制造了五艘船，最后一艘于1872年造成，有四百匹马力，装有二十六门炮。98江南制造局不仅制造了炮和船，还维持了一个工艺学堂和一个翻译馆。容闳于1867年向曾国藩提议，在江南制造局设立一所机械学校，“在其中，中国青年可以学习机械工程的理论和实践，于是使中国能够及时地放弃对外国机械工程师和机械师的聘用，完全独立自主。”99在工艺学堂，人们看到年轻的中国人在学习应用机械学，而对中国监督的描述是“有能力的、训练有素的”。100翻译馆是由曾国藩在1868年秋季创办的，这是在他调任直隶总督的前夕。皇帝在1868年11月1日指示：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通过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引进中国，翻译馆一定会在自强和现代化的计划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机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翻译出版了九十八部西方著作，其中的四十七部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四十五部是军事和技术方面的。101江南机器局在其目标不局限于生产军火的时候，无疑是一个最壮观的成就。
恭亲王在华南的另一个热情的自强计划推进者是左宗棠。此人在1863年5月至1866年9月任闽浙总督期间，向皇帝提出中国应该建造自己的轮船，训练驾船的人员，而重点应该放在造船和掌握航海术，作为加强中国国防的手段。为了达此目的，应该在福州港设立一个完整的造船厂，这是中国海防的关键，所需的一切机器，都应购来装备该厂；在开办之初，要聘用欧洲的工程师和熟练工匠来管理造船厂，向中国人教授造船与航海术，以期在五年后不再需要外国人的效力。102
终于，在1866年7月14日，一份上谕批准了在福州建立船政局。通过左宗棠的举荐，当时在中国效力的两名法国海军军官，即日意格与德克碑，应邀出任福州船政局的监督。103
当左宗棠于1866年调任陕甘总督时，他向恭亲王提议，任命他的亲密助手沈葆桢来继续主持这个项目。1866年11月19日，时任江苏巡抚的沈葆桢被任命为福州船政局的“船政大臣”。104从1867年至1874年，沈葆桢在任期间，福州船政局的进展和未来扩张的前景是很壮观的。它建造了十五艘轮船，培训了大批干练的年轻人，包括影响最大的翻译家严复，他所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Thomas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J. S. Mill’s On Liberty and Logic）、斯宾塞的《群学肄言》（Herbert Spencer’s A Study of Sociology）、孟德斯鸠的《法意》（Montesquieu’s De L’esprit des lois）和甄克斯的《社会通诠》（Edward Jenk’s A History of Politics），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影响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思想。105福州船政局是自强运动第二个最重要的成就。
在左宗棠于1867年被调去陕西和甘肃镇压回民运动以后，他继续促进西北的现代化。例如，他于1871年建立了一所兵工厂，于1875年建立了一所火药厂，还雇用德国和其他外国专家建立了一所兰州毛纺厂。106恭亲王称赞所有的这些成就，但这时他在朝廷的权势已经大大减弱了。107
南方最重要但又最有争议的自强运动推进者是李鸿章。他早期在上海镇压太平军时与华尔（Frederick T. Ward）和戈登（Charles G. Gordon）的密切联系，几乎是直接地改变了他对西方船炮优势的态度，从冷漠转变为热烈的崇拜。108在1863年2月写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他表达了对西方轮船与武器的钦佩：
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独未能扎营住帐房，又临敌审慎，胆气多歉，此则不及中国好兵耳。忠逆雇去洋人，乃系流氓，亦无从购觅真正炸炮，金陵、龙游军中所用炸弹，亦恐有未尽美善之处。洋酋佥云该两国君主禁炸炮、大炮入中国，英酋前与鸿章办常胜军事，云不令伊国派员会带，即将外洋火器取回，恐此事亦归无用。盖常胜军觕立战功，仅赖几件炮火，何伯、华尔等拼凑而成，其勇并非精强也。常熟投诚之贼陆续来沪求救，但求拨洋兵数百、炸炮数尊，贼必解围而去，是贼亦徒震于炸炮之名也。鸿章亦岂敢崇信邪教，求利益于我，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程学启、郭松林等皆坚僻自是，不肯求教，刘铭传稍稍解悟，又急索真炸炮、大炮不得，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以下文字为原疏中所无，不知所自何处。——译注）中国官绅陷溺于诵读经文、为书作画之陋习，士卒则愚顽鲁钝，不思进取……不知数载以来，西人视研习火药如身家性命之重，故中国所面临，乃三千年历史中从未有之局势，其间西方已从印度步步侵入中国。为因应挑战，中国必采用西方火器炮船，方能自强。109
李鸿章成为曾国藩与左宗棠的热情追随者，对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的创设贡献很大。曾国藩于1872年去世，左宗棠被调往西北，在1867年至1880年间镇压回民运动，李鸿章事实上成了自强运动的主要支柱。李鸿章从1870年起，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使他能在全中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军事工业帝国，包括1867年的金陵机器局，1872年的中国轮船招商公司，1880年的天津水师学堂，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以及1888年的北洋水师。110
然而，在恭亲王于1884年被开革一切政府职务之后，李鸿章牵涉到了慈禧皇太后与醇亲王的“腐败”。111不幸的是，李鸿章一味注重军事发展，忽视西方政治体制和文化，大大局限了自强运动成就的范围。他的许多项目有相当大的争议。112不过，李鸿章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无疑是重大的。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可以称为1870年至1890年自强运动的三大建筑师。他们是幸运的，因为恭亲王掌管了这个时期中很大部分时间的国内政策，能够指导和保护他们。恭亲王的衰落与华南自强运动的衰落是同步的，反映了他在领导这场改革运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