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背景
在1860年11月和议达成、西方军队撤出北京之后，恭亲王与外国外交官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英法两国人的关系，有了显著的变化。其氛围从最初的冷漠与猜忌，转变为相互的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相的信任与帮助。恭亲王在额尔金爵士、葛罗男爵离开中国之前与他们之间的友好访问，具有重要的意义。在1860年11月14日的一份奏疏中，恭亲王向咸丰皇帝奏报了他有关夷人的经验和印象：
即臣初办时，亦自念天潢近派，岂肯与异类为伍。迨自该夷带兵入城以后，种种狂悖，不可制遏，有不能不与会晤之势。即圣驾远驻木兰，亦蒙洞烛机先，是以前准军机大臣寄谕：如抚议有成，恭亲王亦不妨与该夷接见等因。钦此。嗣于礼部换约时，该夷见臣示以坦白，渐觉驯顺，以后接见数次，迥非先时桀骜情形。该夷现既撤兵，似不致再虑反复，非特恒祺等有所把握，即臣屡揣该夷实情，现已如愿而偿，将来我处如驭之得法，目前虽无把握实据，终又不致他虑。……将来如果示以诚信，该夷即明春来京，亦决不至别启事端。……惟据现在情形而论，既经议抚，在我必须示以大方，可以其见信，谅不致于条款外再有反复。1
显然，恭亲王的态度有了突然而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局限于他对夷务的管理，而是肯定扩大了甚至开启了他对政府管理和组织的大观念。恭亲王后来提出以自强运动来“强化”中国，并提议创设总理衙门、同文馆和其他新机构，就是从他较为开阔的经历演进而来。
不幸的是，恭亲王的新眼界逐步使他与那些仍然在热河行宫陪伴咸丰皇帝的官员们的关系形成了两极分化。最终，它导致了两者之间在1861年俗称辛酉政变的事件中发生了决裂。要合理地理解这次政变，必须考察和议定局及西方军队撤离北京之后热河与北京两地政治局势的发展。
和议定局、西方军队撤离之后发生的首要政治事件，就是咸丰皇帝回銮北京的皇宫。即便在和议仍在进行的时候，许多高官便已零零散散地建议咸丰皇帝回京，主要是为了提高国民的士气。2
请求皇帝回京的人，多数是死硬而好战的保守派，尽管这个时期的军事局面与他们的意见背道而驰。皇帝不得不忽略他们的提议，因为北京没有足够安全的条件令他回銮。
但是，在1860年10月和议有了定局时，在京的许多官员，包括恭亲王在内，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在1860年11月8日、10日、11日、13日，恭亲王、桂良、文祥和在京的其他大臣反复上疏给热河，建议皇帝尽早回京，因为京城内已经恢复了法律与秩序。3
咸丰皇帝知道“夷人”仍然驻扎在天津，而外国人觐见的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4于是他的答复，是在1860年发布一道上谕，其中写道：
本年天气渐届严寒，朕拟暂缓回銮，俟明岁再降谕旨。
亲递国书一节，既未与该夷言明，难保不因朕回銮，再来饶舌。诸事既未妥协，设使朕率意回銮，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频数往来，于事体诸多不协。……再，本年回銮之举，该王大臣等不准再行渎请。5
这份上谕令恭亲王和其他在京大臣大为吃惊。显然，皇帝不喜欢和局，尽管他知道北京条约是与“夷人”唯一可能达成的妥协，他仍然有意于把中国的屈辱归罪于他的弟弟恭亲王。查阅所有可用的史料，我们找不到有关恭亲王企图政变的证据，直到这份上谕的颁发为止。恭亲王仍然真诚地希望皇帝还京，履行他的职责，以安定人心，直面太平军与捻军的劫掠，致力于国家的中兴。
咸丰皇帝为什么要颁发1860年11月13日的这份上谕？原因非常简单。首先，皇帝在热河置身于一批保守的、排外的官员包围之中，他们当中有怡亲王、郑亲王和肃顺，都是在京和党官员尤其是恭亲王的政敌。他们担心，皇帝一旦回到北京，就会完全处于恭亲王控制之下，而后者似乎得到了驻扎于天津与大沽的“夷人”军队的支持；这样一来，恭亲王，北京的唯一强人，就会排挤他的敌人。第二，皇帝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妙，而在经历了逃往热河的长途旅行的煎熬之后，病情已经恶化了。由于华北天气酷寒，皇帝立即回京确实是不可取的。皇帝思前想后，在跟怡亲王、郑亲王与肃顺商量过后，决定在热河多呆一段时间。6不过，他的决定之所以会令在京的官员们吃惊，是因为按照清朝惯例，不论何时，只要京中没有皇帝坐镇，中国就不可能秩序井然。京中没有国主，对于任何朝代都是凶兆，会给当朝带来更大的灾难，即彻底的崩溃。7因此，在“夷人”军队撤出之后，数百名官员上疏热河，都是请求皇帝尽快回銮京师。甚至有许多原本排外的官员也上了折子，向皇帝解释：就目前的和局而言，“夷人”是可信的。例如，兵部尚书沈兆霖一直是排外的，并且在1860年以前是战党中活跃的一员，8但他通过对和议的观察，通过跟外国人的亲身接交，对外国人变得极为友好。1860年11月13日，他给皇帝上了一道著名的奏疏，其内容完全以他自己的观察为基础。
窃谓外兵虽众且强，其意不过藉以胁和，并无利我疆土之志也。……夫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则彼等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其亲递国书一节，臣私心揣度，亦可姑允所请，抚慰数言，总期不损国体、不拂彼情，断无意外之患。窃思外人虽非我族类，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且通商一层，本与中国两有利益，所虑者以通商为名，而志在土地人民耳！……
臣愚以为，外人不足虑也。至中外大计，则可虑者极多：京兵不可用，宜如何训练；粤、捻久未平，宜如何议剿；库藏空虚，宜如何预备；南漕不继，宜如何采买……其事皆较洋务为巨，亦较洋务为难。……惟求皇上内定于中，俟明岁春融即启跸还京，以慰群臣之仰望，以释远迩之危疑。此事关系大局安危，其几甚微，而其理至显，全在宸衷独断，弗为众论所游移，则天下幸甚！ 9
其他许多保守派官员，和沈兆霖一样，在和局敲定后，改变了对“夷人”的态度。在恭亲王与热河的皇帝亲随们之间后来发生的权力斗争中，虽然他们并不完全支持恭亲王，但他们脱离了战党，并超然于排外保守派之外，在政变发生时，严重削弱了怡亲王、郑亲王和肃顺的政治势力。
2、热河的政局
在1860年11月13日的上谕中，咸丰皇帝表达了他于1861年春季返回北京的意向。到了1861年1月和2月，咸丰皇帝的病况十分严重，热河的御医建议不要长途旅行。回銮日期原定为1861年3月23日，于是推延到1861年4月4日，最终在1861年4月1日的一道上谕中完全取消了。在这道上谕中，皇帝说道：
旬日以来，气体虽稍可支持，仍须静心调摄。本日王大臣等以朕躬尚未大安，奏请暂停回銮，情词恳切，不得已勉从所请，暂缓回銮，俟秋间再降谕旨。10
但是咸丰再也未能康复，他的病情每况愈下。皇帝本人似乎知道他不可能康复了，不可能回銮京城了。他开始沉溺于视觉的和其他感官的享乐，对国事毫不关注。在1860年冬季，他命令升平署的全体成员留在热河。11他们的主要使命是重建和重修热河的御苑，即烟波致爽殿、福寿园和如意洲。12皇帝还命令皇室国剧社的成员们在热河御苑的戏园里定期演出。据说皇帝每隔两三天就会观赏一次这些戏剧演出。13
在这种情况下，协办大学士、内务府大臣肃顺成为最贴近皇帝的人。14除皇帝本人以外，肃顺可能是热河最有权势的人物。何况，他得到怡亲王与郑亲王毫无保留的支持，这两个人都是皇帝的政治顾问。如上一章所说，他们是恭亲王在京和党的政敌。很自然地，肃顺在热河致力于增强他对咸丰皇帝的影响，以和恭亲王争斗，而后者似乎已在北京拥有了强大的政治基础。为了同样的原因，肃顺反复地劝说咸丰皇帝推延回京的日期，他说恭亲王滥用其作为全权代表的权力，伙同外国人密谋反对皇帝。15如前所述，有个谣言开始流传，说西方人支持恭亲王，要让他当上新的统治者。16咸丰皇帝显然被这个谣言弄得心神不宁。当恭亲王在1861年4月初请求来热河觐见时，他断然拒绝了这个请求。17肃顺、怡亲王和郑亲王利用咸丰与恭亲王之间的这种严重误解，成功地阻止了皇帝的还京，以及恭亲王的前来热河。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增强在热河的政治控制来“篡夺”权力。他们主宰了政局，尤其是肃顺，他同时得到了协办大学士和领侍卫内大臣这两个职位。他已成为咸丰在热河的宠臣。
甚至在逃往热河之前，肃顺就已经赢得了咸丰皇帝的信任。18在来到热河之后，皇帝的信任令肃顺权势更大了。根据热河几位大臣的记述，肃顺不仅影响了政治决策，还主宰了其他事务。例如，作为领侍卫内大臣，肃顺牢牢控制住了所有管理层面，包括宫廷生活的琐事，如皇室后宫预算和热河皇室成员的津贴。19由于肃顺经常决断不公，在他的严苛控制之下，内廷到处都是怨言。热河的许多皇室成员憎恨他，越来越跟他作对。但肃顺最危险的对手是咸丰皇帝宠爱的懿贵妃，后者很久以来一直在巩固她自己在宫廷内的地位。20懿贵妃是个不寻常的女人。她是皇嗣载淳的母亲，而这位皇嗣将在咸丰皇帝去世时继承皇位。
懿贵妃的本姓为叶赫那拉。她属于一个最古老的满人家族，即叶赫那拉家族，他们是杨吉砮的后裔，而杨吉砮的女儿则是努尔哈赤的配偶。21叶赫那拉氏于1851年仅十六岁时被选为咸丰皇帝的嫔妃。她通过自己的魅力、才情和熟练的控制技巧，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为咸丰的心腹。她精明能干，野心勃勃，冷酷无情。由于皇后慈安没有所出，懿贵妃在皇宫中的地位，随着她于1856年为皇帝产下一子，而大大地提高了。她的儿子载淳，当时被立为皇位继承人，而她得到了提升，被赐予慈禧皇后的称号，作为皇帝对她的奖赏。从那时起，慈禧皇后不仅是皇帝宠爱的配偶，皇帝还往往请她浏览奏章，有时甚至让她代替自己签署诏令，尤其是在皇帝身体状况很差的时候。22慈禧很享受这种权力的体尝，逐步地觊觎更多的权力。她利用自己拥有的所有才能，在所有的权力斗争中为自己而战。她将原则和道德视为无物，如果遵守原则和道德与其野心不相容的话。23在这种权力斗争中，慈禧与肃顺发生了冲撞，后者也是皇帝的政治宠物，也在觊觎权力。
肃顺与慈禧之间的关系总是不友好的，甚至是敌对的。例如，1860年9月，慈禧试图阻止皇帝逃亡热河，而肃顺则在热情地鼓吹皇帝撤往热河的大型计划。据说，针对肃顺的提议，慈禧大胆而清晰地表达了以下反对意见：“皇上在京，可以镇摄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蹈。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24
当时慈禧比肃顺势弱，最终是肃顺逃往热河的主张胜出了。
朝廷逃到热河以后，他们的关系恶化了。如果皇帝突然去世的话，肃顺与慈禧都担心对方的势力。肃顺承认，咸丰皇帝的去世将会自动让慈禧之子成为新皇，而慈禧则成为皇太后。肃顺认为，不仅是他的权力，就连他的性命也危如累卵。慈禧则担心，咸丰皇帝的去世将会把权力交给肃顺及其同伙。没有皇帝保护她，她和儿子载淳的性命都是岌岌可危。由这些焦虑所驱动，肃顺和慈禧都不得不在热河进行一次激烈的斗争。
从一开始，肃顺及其同伙就致力于让皇帝疏远慈禧，尤其是通过将慈禧与其婴儿即皇位继承人分离开来。通过巧妙的旁敲侧击，25肃顺及其同伙劝说皇帝不让慈禧照顾自己的儿子，将这个婴儿交由怡亲王的福晋照料，并处于慈安皇后的直接监督之下，后者的好脾气和慈祥的性格，以及缺乏对政治的兴趣，使她成为皇嗣的理想监护人。26咸丰皇帝也了解慈禧的野心，有一次曾想贬黜她。皇帝未曾采取这个措施，因为她是皇帝的宠妃，皇帝独子的母亲。当肃顺及其同伙劝说皇帝抑制慈禧的影响时，皇帝同意了，强行把慈禧与儿子拆散了。他仍然没有贬黜或处罚慈禧；的确，她仍有权随心所欲地看望儿子。27
表面上看，慈禧被肃顺及其同伙制住了。慈禧的直觉和敏锐的政治感觉使她在这种困局中格外平静与克制。她知道自己目前还不会受到更多的惩罚。但慈禧无法确定，肃顺及其同伙在将来会对她做些什么。为了防备，她对肃顺及其同党采取了热情而友好的态度，假装不关心她和儿子的分离，也不关心其敌人的动向。28肃顺当然为自己的胜利沾沾自喜。从长远来看，慈禧证明自己比肃顺精明得多，因为她知道，只要肃顺掌权，不论她现在对咸丰的影响如何，她的将来都会受到威胁。她决定推翻肃顺及其集团。多年的宫廷生活已使慈禧精于政治阴谋。为了支持自己与肃顺做斗争，她只有两个可靠的同盟者，即热河的皇后慈安与北京的恭亲王。前者，以其威望与招人喜爱的人格，无疑能够把相当大的一批皇室成员拉到慈禧这一边。皇后慈安本身对肃顺及其同党在热河的所作所为并不完全乐意。于是慈禧知道，要说服慈安对她的计划至少给予心照不宣的支持，是比较容易的。于是，在1860年8月，当慈禧接近慈安，向她说出推翻肃顺及其追随者的计划时，慈安虽然有些担心，但同意了帮助她，只是警告慈禧要极为谨慎，并且要秘密地与恭亲王协商。29显然，慈安并非肃顺想象的那样对政治无知或冷漠。慈安强调恭亲王的重要性，加强了慈禧要在其谋划中赢得恭亲王支持的意向。
恭亲王，慈禧的第二个潜在的同盟者，已经成为北京事实上的领导者。慈禧估计很容易说服恭亲王与自己合作，因为肃顺是他的政敌，而他又疏远于其兄长咸丰皇帝。慈禧还听说了那个广泛传播的谣言，即西方“夷人”要扶持恭亲王为中国的新统治者。30
联系上恭亲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热河与北京相距六百多里。就连在热河接触慈安也是危险的，因为肃顺在宫内安插了太多的耳目。慈禧的特点是迅敏把握时机，她利用了第三个宫廷小集团——太监，来为自己效力。31太监们甘冒风险为慈禧办事，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从来对他们不好的肃顺。《热河日记档册》说，肃顺整天跟咸丰皇帝呆在一起，几乎是在侍候皇帝，而这通常是太监的职责。例如，在太监们奉茶以后，肃顺总是为皇帝揭开茶杯盖，亲自将茶杯递给皇帝。32皇帝的宠爱明显地让肃顺甚至主宰了宫廷生活的繁文缛节。太监们对他的妒忌，驱使他们热情地支持慈禧。他们的参与对于后来政变的成功或许是很关键的。33
在咸丰去世之前的关键时期，慈禧与慈安正在谋划肃顺的倒台，而肃顺、怡亲王和郑亲王则正在策划他们的“逆谋”，企图通过在朝廷中清除恭亲王的人，通过使人们不相信慈禧是皇位继承人载淳的母亲，来夺取权力。他们劝说咸丰皇帝宣布恭亲王及其在京的同事们未能与“夷人”达成满意的结果，而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成功。34他们甚至指控恭亲王与夷人合谋反对皇帝。他们不仅反复地回绝恭亲王关于觐见皇帝的请求，而且对于一般的访客也有限制，只限于那些得到肃顺及其小集团批准的人。35他们加强宫中的守卫，是为了不让皇帝病情恶化的消息传到北京。他们成功了，热河的一切似乎都在严密的控制之下。《热河日记档册》中关于咸丰皇帝去世的简短记载，表明他们的控制是很严密的。其中写道：
热河号称避暑山庄，然帝素不耐热，六月中旬病复转剧，七月初又稍痊。十四日仍传谕：“如意洲花唱照旧。”十五日病又增，但仍治事如常，如意洲花唱亦照旧。翌日辰初烟波致爽早膳，早膳后传鸭丁粳米粥，又传午用羊肉片白菜、脍伞单、炒豆腐、羊肉丝炒豆芽等，可见食欲尚佳，但已不耐繁嚣，故传谕：“如意洲承应戏不必了！”未正，烟波致爽晚膳后忽晕厥，嘱内中诸侍缓散值；至晚苏转，始定大计。十六日子初三刻神情清楚，乃再召见御前诸臣，遂传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着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随侍诸臣聆悉后，当请帝亲用丹毫手谕，以昭慎重。但以手力已弱，不能执管，遂谕：“着写来述旨！”故遗诏中有“承写”字样也。十七日寅初，膳房仍伺候，上传糖煨燕窝，但未及用，卯时即崩。36
皇帝死后前两天的政治局势，记载于《热河日记档册》，意义重大，这里值得照录：
十七日卯时（上午6至8点钟）大行皇帝在烟波致爽殿内殡天（西历为1861年8月22日）……随传自今日起，皇后写皇太后，皇太子写皇上。随递领孝衣人名首领太监三十一名，随在烟波致爽殿内伺候万岁爷在大行皇帝前奠酒……皇太后帅琳贵太妃等至灵前奠酒一分，首领马请侍肃中堂、皇上在灵前奠酒（注意肃顺在朝廷中势力多么大），外边伺候。
十八日巳初二刻，在澹泊敬诚殿内入金柜，随传各等处穿孝衣，皇上换缟素，午祭奠俱系外边伺候，皇太后奠酒，内廷伺候。是日敬事房首领传本处首领马：懿贵太妃亲封为皇太后。37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在咸丰皇帝死后，肃顺无疑是朝廷中最有权势的人物。其二，在给慈安皇后授予皇太后封号和给慈禧皇后授予同一封号的时间上，存在一个差距。38为什么？虽然《热河日记档册》没有针对给慈安和慈禧授予封号的时间差距做出解释，但我们可以假设，在咸丰皇帝刚刚死去之后，在肃顺与慈禧之间立刻发生了尖锐的争论。显然，慈禧赢得了这场斗争，肃顺让步了。为什么肃顺会让步，放弃他在热河的主宰权呢？或许，慈安给肃顺施加了某种压力。何况，慈禧早在咸丰皇帝去世之前就已得到了特殊的皇帝印玺，按照帝国的传统习俗，在新皇登基颁发第一份诏书以使继位合法化时是不可缺少的。39肃顺让步了，同意将皇太后的封号授予慈禧，以交换她同意用玺。这一推理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据，因为在咸丰皇帝死后发布的所有上谕都必须盖上两方印玺方能生效。于是就开始了所谓“八位顾命大臣与两宫皇太后联合执政”的局面，而这个局面后来又导致了著名的“垂帘听政”，那时慈安与慈禧已经清除了八位顾命大臣。40
显然，肃顺与两宫皇太后之间最终达成了某种妥协。一方御玺，上面刻有“御赏”（皇帝已阅）二字，处于八大顾命大臣的监管之下；另一方御玺，刻有“同道堂”（同道皇家宫殿）三字，则由两宫皇太后执掌。41
虽然决策权和政府官员的任命、雇用权仍然操在肃顺等大臣手中，但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仍然能够抗辩和推延行动，只要她们拒绝使用她们掌管的御玺就行了。这个游戏对慈禧是价值无量的，它保住了慈禧的性命，为她推翻对手的密谋增添了筹码。
在北京，咸丰皇帝于8月22日突然去世的消息，以及迅速任命肃顺、怡亲王、郑亲王等人为八大顾命大臣辅弼新皇载淳的消息，不仅震惊了整个京城，而且在宫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与不安，尤其是在恭亲王的追随者与支持者当中。毫无疑问，在京的官员们并没有想到会有如此迅速而全面的变化到来。在皇帝去世之前很久，就有流言说皇帝病得很重，但由于肃顺集团封锁了官方的信息，京城中没人知道咸丰的真实病情。许多官员已经起了疑心，因为咸丰皇帝总是不理睬他们的奏章，并且一次又一次地推迟宣布回銮京城的日期。少数官员大胆地批评肃顺集团，声称要他们为劝阻皇帝回京的后果负责。42当咸丰皇帝突然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京城的官员们惊得目瞪口呆。就连许多原本倾向于肃顺一党的保守派官员也转而反对他们，于是增强了恭亲王在北京的政治势力。此外，仓促任命八大臣辅弼新皇帝，而未在其中纳入敲定和局的杰出领导人，深深伤害了在京的官员，尤其是恭亲王的追随者们。
在和局敲定后，恭亲王、桂良、文祥、周祖培等人的治国之才和领导才干受到大家的高度关注，包括那些一度反对和局的人在内。恭亲王在灾难时期的领导才能使他成为北京事实上的统治者。恭亲王不仅是最有资格获得京城领导权的人，他还是咸丰皇帝的弟弟，以及在京皇族中最高级别的王子。因此，恭亲王因皇帝不在京城，便代替他举行拜祭祖宗的国家大典。43恭亲王作为皇帝代表的角色，使他要在夷人支持下“篡位”的流言传得更疯。44事实刚好相反，恭亲王从未动摇对四哥咸丰的忠诚，至少在其兄去世之前，直到他听到那个辅政大臣的名单为止。恭亲王的忠心解释了他为什么反复地上疏，有时是单独，有时是与其他大臣联衔，请求皇帝加紧回銮京城，使北京的政府和皇家领导恢复正常。为了同样的原因，恭亲王没有回应慈禧于1861年8月12日派出的一名热河朝廷的信使给他带来的密信。45在这封密信中，慈禧皇后把皇帝病危和肃顺集团在热河一手遮天的消息通知了恭亲王。她敦请恭亲王立即带领旗兵来热河解救皇帝。46恭亲王没有按照密信行动（但他肯定没有忽视密信！），既是因为他不能确定热河的情况，也是因为他忠于兄长。当他听到咸丰的噩耗并看到顾命大臣名单中没有自己的名字时，他大为震怒。他愤恨其兄长咸丰皇帝，后者在临死前也没有奖赏他在夷人占领北京期间的效力；他还愤恨肃顺及其同党，他们在热河“逆谋”中僭越了他们的权利。作为回应，恭亲王开始加强北京的保安措施，告诫其追随者们要格外小心，因为京城内仍有许多肃顺一党的官员。他以这种办法来防备肃顺及其同党的攻击。47尽管恭亲王确保了对京城的控制，但他不能立刻采取行动，由于他缺乏有关热河局面的信息，因为热河掌握在肃顺集团手中。这或许解释了恭亲王在咸丰刚去世后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激烈的行动。他需要时间来评估局势，等待机会，以打击肃顺及其同党。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恭亲王决定：最谨慎的行为就是暂不行动。
当恭亲王在考虑下一步该如何走的时候，他在咸丰皇帝死后不久便遇到了一个黄金机会，因为慈禧与慈安给他送来一封密函。48在这封密函中，两宫皇太后明确要求恭亲王在下列事项中与她们合作：一，她们需要恭亲王关于“垂帘听政”即两宫皇太后联合执政的意见；二，她们需要恭亲王关于顾命八大臣在热河掌控局面的意见；三，她们请求恭亲王协助推翻肃顺在热河的反叛；四，她们请求恭亲王速来热河，假装参加咸丰皇帝的最后丧仪，以当面和她们商讨详细计划。49
此函写得简单而直接，需要立即回复。恭亲王迅速地接受了邀请，准备前往热河。
1861年9月5日（阴历八月一日），恭亲王离开北京，只带了几名贴身侍卫，以避免怀疑，一路都不停歇，赶到热河，直奔宫中停丧的大殿，看到咸丰的遗体庄严地躺在那里。《热河日记档册》说，恭亲王在丧礼大殿中的“举止”几乎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八月初一日，王抵行在，趣赴殷奠礼，伏地大恸，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盖自七月十七日以后，未闻有如此伤心者也。50
由于恭亲王在丧礼大殿中表现得令人感佩，令人奇怪的是，他在热河的出现并未引起肃顺集团的多少怀疑。例如，在丧礼过后，恭亲王，作为老练的政治家，要求和怡亲王、郑亲王与肃顺一起，对两宫皇太后做一次礼节性的拜访。怡亲王、郑亲王与肃顺决定不去陪同，或许是因为他们忙于咸丰的丧礼，脱不开身，或者是因为他们要避免会见恭亲王的尴尬。于是，恭亲王独自去见两位皇太后。《热河日记档册》说，恭亲王与两宫皇太后的会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但是日记没有谈到他们谈话的内容。然而，可以推测，他们当时已经定下了针对肃顺及其同党们的计划，并就热河与北京的大局交换了意见。在这次会见中，他们一定已经暂时地定下了推翻肃顺及其同党的方法细节，因为恭亲王在政变之前再也没有见过两宫皇太后，尽管他在热河一直呆到了9月11日。在恭亲王居留热河期间，他和肃顺集团在热河的追随者和他自己在热河的同情者交往时，都是小心翼翼。他参加了必须为咸丰提供的所有丧仪，以表明他对皇帝的忠心。恭亲王对顾命八大臣的任命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相反，他对肃顺及其在热河的同党表现得极为热诚。为了避免引人注目，他只在深夜接见自己的同情者。52由于他在政治上的敏锐，恭亲王成功地完成了他到热河的“使命”。一方面，他对肃顺等人的态度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样显得有敌意，这大大降低了他们的警惕性，减少了盯梢监控；另一方面，他与两宫皇太后就计划达成了最终的协议，并巩固了许多同情者对他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对控制热河与北京的局势有了把握。为了保护自己的计划，恭亲王决定回京后再主张自己的领导权，因为在京城他有军事上的支撑。于是，在完成了对咸丰皇帝的丧仪职责之后，恭亲王于1861年9月11日迅速地离开热河，返回北京。
同时，在北京，大学士们，如周祖培、贾桢、赵光等人，已经发起了支持两宫皇太后摄政的运动，旨在清除肃顺和新皇帝的其他辅弼大臣。他们甚至准备了一个满纸引经据典的单子，列举历史上的先例，以支持两宫皇太后的摄政。53
与此同时，御史董元醇公然给皇帝上疏（1861年9月14日），谈了他对顾命八大臣的看法。54董元醇实际上是第一个在咸丰皇帝去世后敢于就此事发表议论的政府官员。他的奏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震动了北京与热河。这份奏疏的大胆和坦率不仅赢得了同情者，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董元醇巧妙地为士大夫（尤其是汉人知识分子）讲了话，便加速了恭亲王反对肃顺的计划。董元醇在其奏疏中言辞得体但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对两宫皇太后摄政的支持，以及他对把恭亲王及其追随者排除在新皇帝辅弼大臣名单之外的不满。奏疏写道：
窃以事贵从权，理宜守经。何谓从权？现值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践祚，所赖一切政务，皇太后宵旰思虑，斟酌尽善，此诚国家之福也！臣以为即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不能干预，庶人心益知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蒙蔽之术。俟数年后皇上能亲裁庶务，再躬理万机，以天下养，不亦善乎！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此所谓事贵从权也！何谓守经？自古帝王，莫不以亲亲尊贤为急务，此千古不易之经也。现时赞襄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务，俾各尽心筹划，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庶亲贤并用，既无专擅之患，亦无偏任之嫌。至朝夕纳诲，辅翼圣德，则当于大臣中择其治理素优者一二人，俾充师傅之任，逐日进讲经典，以扩充圣聪，庶于古今治乱兴衰之道，可以详悉，而圣德日增其高深，此所谓理宜守经也！55
可以想象，董元醇的奏疏遭到了肃顺及其同党的愤怒攻击。肃顺与载垣立即以皇帝的名义于1861年9月16日发布了一道上谕，不仅指斥董元醇的奏疏荒诞不经，还为他们的摄政而辩护。据说这份上谕是由热河顾命大臣中最渊博的学者军机大臣焦佑瀛起草的，他不仅多次修改这份上谕的草稿，还在最终呈交给集团之前，反复就商于肃顺与载垣。然而，它反映了顾命大臣们为已故咸丰皇帝挑选他们的合法性做辩护时的认真与天真。56上谕写道：
御史董元醇奏敬陈管见一折……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且皇考特派怡亲王载垣等赞襄政务，……业经派编修李鸿藻充朕师傅，该御史（董元醇）请于大臣择一二人俾充师傅之处，亦无庸议！其各直省督抚及各路统兵大臣业经朕明降谕旨，令其共矢公忠，严申军律，谅内外文武臣工必能不负委任，以仰副皇考在天之灵，无俟朕谆谆训诫也。钦此！57
虽然董元醇的奏疏未在热河引起即刻的剧变，但它肯定发出了北京需要变化的信号。新皇正式登基大典的筹划还在热河进行，但新皇的回京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同时，恭亲王及其在京的追随者们已经定下了一个恰当的计划。他们在等待发动政变的最佳时机。
3、政变
在1861年9月17日和18日的两份上谕中，定下了新皇正式登基的日子和新皇与咸丰梓宫回京的日子。58梓宫的回京定于1861年10月26日，新皇登基定于1861年11月11日。在京的大臣们批评这两份上谕，并不是因为他们要反对肃顺及其同伙，而是因为他们要保护中国的传统。不过，他们的批评反映了北京知识分子对肃顺的态度。李慈铭的话描述了知识分子的失望：
上谕九月二十三日由热河扶柩启行，十月初九日即位。窃按天子崩，太子于柩前即位，古今不易之礼，国不可一日无君也！未有大行在殡，旷位几三月始行践祚之礼者。天子所至为家，君所在即位所在。非特木兰行阙，密迩郊畿，即远在万里之外，受终正位，亦无敢异议者。方今冲人在上，诸大臣（即肃顺、载垣等人）皆不识一字，大行崩逝之次日，即奉嗣子下诏称“上谕”、称“朕”，称皇后为皇太后；夫既未即位也，犹太子也。春秋之法，未逾年尚称子，况以六龄之幼孤，未履九五之尊位，则诏何自出，名何自尊？此真贻笑万古者矣。
国朝即位改元，向由大学士及军机大臣各拟数号呈进，天子择而用之。今兹未告即位，先议改元，已为奇事！而元号又用“祺祥”二字，无论文义不顺，且“祺字”古无用者，“祥”字惟宋少帝祥兴用之。嗣子幼冲，自不知所捡择，而廷臣亦无有言者，岂真国威所劫欤？不学之弊，一至于此，呜呼！国家可无读书人哉！59
知识分子对肃顺及其同伙的不满对恭亲王清除热河集团的计划是一个鼓舞，因为他认为学者们的支持是行动的信号。
与此同时，热河的肃顺等人还很天真，没有注意到变化和新的危险，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1861年9月16日的上谕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没人会再敢提起“两宫皇太后摄政”，或者怀疑顾命八大臣的合法性。因此，他们迅速地着手执行回京的计划。他们将直隶总督文煜召到热河，向他们报告热河与北京之间的道路状况。60他们还指令文煜为皇家回銮提供至少二百辆马车，要在1861年9月14日准备好，因为按照传统，扈从小皇帝的后宫人等，应该在梓宫之前行走。他们先期抵京，迎接由顾命大臣们护送的梓宫。61这个传统有助于皇太后慈安与慈禧，她们可以把顾命大臣们远远抛在后面，率先抵京，在辅弼大臣们抵达之前，她们有足够的时间与恭亲王商量计划。62
从热河到北京的旅程约为五百里。梓宫队列的规模使旅程复杂化了。他们每天行走约五十里，每晚下榻都要有大量的供应与安排。63在正常天气条件下，这队人马至少要十天才能完成行程，而两宫皇太后与小皇帝没有拖累，最多只要七天就能走完全程。这三天时间对于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而言确实是关键的优势。
肃顺及其同党很清楚他们因为落后于两宫皇太后，会处于严重不利的境地，今后各方面都会出现大麻烦。他们决定，为了安全，也是为了监督对方起见，派他们的贴身侍卫去护送两宫皇太后与小皇帝。64恭亲王得知两宫皇太后出发的日期时，便把最信任的胜保将军以及胜保麾下训练有素的旗兵派去热河，明面上的理由是协助皇室返京。事实上，他暗中委派胜保保护小皇帝和两宫太后免遭危险。恭亲王的行动在策略上是没有问题的，他知道肃顺及其同党不会质疑胜保来热河的动机，尽管他们知道胜保是恭亲王的追随者。65胜保仍然拥有钦差大臣的官衔，这是咸丰皇帝在和谈期间授予他的，以酬赏他于1860年夏季在北京附近保卫八里桥时的勇敢。胜保的这个身份使他可以自由地来到热河，尤其是为了协助皇室返京。
胜保于1861年9月18日抵达热河。他的到达，以及他即刻便去拜访两宫皇太后，使这两个女人如释重负。胜保与两宫皇太后的会面是短暂而“例行公事”的，以免引起肃顺等人的怀疑。他表面上是去礼节性地觐见皇位继承人，这是一位大臣或将军来到热河的正常行为。66这次会面的谈话，没有记录留存下来。胜保在热河的行为使我们可以推测，他奉劝两宫皇太后在返回北京之前一定要谨言慎行，而恭亲王最好在发动政变之前就将北京控制起来。67胜保本人在热河的活动是很谨慎的。在两宫皇太后于1861年10月26日起程返京之前，胜保在没有得到肃顺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很少去见这两个女人。胜保甚至还尽可能不见恭亲王在热河的追随者与同情者。68胜保的行为使他的名字从肃顺及其追随者的监视名单上删去了，给他赢得了随心所欲的自由。
至于慈安与慈禧皇太后这方面，她们给予了充分的合作。她们懂得保持警惕的必要性，因为在她们抵达北京以前，任何失利都很容易让她们付出生命的代价。慈禧皇太后尤其警觉，她似乎有一种天生的能力，可以把握政治机遇，并且把政治赌注押到对自己有利的一方。或许，纯粹是出于本能，慈禧转而求助于她的姐夫醇郡王（奕譞）。69由于醇郡王的福晋是慈禧的妹妹，慈禧多次找醇郡王求助，认为他与皇帝的关系和他在热河的地位是有利的。在政治上，醇郡王总是死硬的顽固派，热烈地支持皇帝，甚至早在逃到热河之前，他就是肃顺的坚定追随者。但是，在咸丰皇帝去世后，他目睹了肃顺及其追随者们的刚愎自用与独断专行，对所谓的顾命八大臣变得极不看好，并且非常恼火。醇郡王不敢公然反对肃顺及其追随者们，而是逐渐地疏远肃顺，以表达他的不满。慈禧发现他改变了态度，便迅速地开始接近他。慈禧知道自己绝不会遭到拒绝，便向醇郡王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公然请他传信给热河的胜保，并代自己与北京的恭亲王沟通。70正如她期待的一样，醇郡王没有太多的犹豫，接受了她的计划。71据说，为了将来能够派上用场，醇郡王还请求以小皇帝的名义准备一份上谕，剥夺肃顺集团在咸丰皇帝去世后篡夺的权力。再一次，慈禧似乎对她的游戏很有把握，展现出了她的政治机敏和技巧。72毫无疑问，与醇郡王的密切合作大大加固了她的地位。
与此同时，皇室回銮京城的筹备工作已经完全就绪。1861年10月26日，两宫皇太后、皇位继承人载淳、肃顺、载垣和其他大臣在皇宫前集合，排列于咸丰的梓宫之后，举行启跸仪式。这也许是整个清朝历史上空前壮观的出殡队伍。《热河日记档册》记载道：
是日请驾后，至梓宫前奠酒。辰时目送梓宫出丽正门毕，随皇太后乘轿至喀喇河屯传膳，少座，等梓宫至芦殿，升服。上在喀喇河屯乘轿至梓宫前奠奶茶，用黄瓷碗，首领马呈递在万岁爷手，向上举，首领递过奶茶，站起，在旁站立，等万岁爷行一叩礼毕，首领马请奶茶至殿外，跪撂毕，随外边伺候，奠酒，奠毕仍还喀喇河屯。是日早行启灵礼后，两宫太后及幼帝即由间道先行，载垣、端华、景寿、穆荫诸枢臣从……肃顺及醇郡王奕譞、陈孚恩、宋晋等则扈梓宫后发。73
肃顺等人计划比第一拨人晚几天抵京，以使第一拨人可以迎接梓宫。两宫皇太后已经得到了战略上的时间优势。肃顺及其同党是否知道自己因为落在两宫皇太后后面而大大失利了，因而前头会有很多麻烦呢？在我看来，肃顺和载垣并未破坏传统，因为他们再一次低估了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联手对他们发动重大攻击的能力。何况，肃顺及其同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守传统，如果他们要行使领导权，并为在京的官员们树立道德榜样的话。肃顺及其同党认为，他们除了遵守传统，没有别的选择。这个选择不仅打破了他们成为帝国唯一的顾命八大臣的美梦，而且最终使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经过六天的旅行，两宫皇太后和皇帝终于在1861年11月1日早晨率先抵达北京。74两宫皇太后争分抢秒，匆忙进入皇宫，立刻邀请恭亲王前来议事。恭亲王正在焦急地等待小皇帝与两宫皇太后的平安返京，以便他能进行反对肃顺及其追随者的计划，后者如今还在途中。在恭亲王与两宫皇太后的这次关键性的会见中，他们谈了两个问题，并达成了一致：75第一，对肃顺、端华等人实施逮捕，必须做得谨慎而迅速；必须严惩他们的罪行，必须尽可能公开地执行处决；第二，继之而来的两宫皇太后摄政必须向公众宣布为合法的。76恭亲王接受了这些条件，因为他认为两宫皇太后在所有的国事上都会跟他协商。他将完全地控制皇帝，而且事实上成为清帝国唯一的摄政者。恭亲王的指望只在短期内实现了。政变之后仅过了四年，慈禧皇太后就转而针对恭亲王，并设法将他从政府中革职。但是，在辛酉政变中，并没有将来失和的迹象。恭亲王在京城里部署了大批军队，以防肃顺的追随者们发起袭击。为了公开地、正式地执行对肃顺及其同党的逮捕，慈禧和慈安皇太后于1861年11月2日，以新皇帝的名义，紧急召集军机大臣和大学士会议，请恭亲王向与会者宣读皇帝的逮捕令，在入会者当中，有桂良、周祖培、贾桢和文祥。77这份上谕如下：
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画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将各国应办事宜妥为经理，都城内外，安谧如常，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复，力排众议。皇考宵旰勤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朕抢天呼地，五内如焚，追思载垣等从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实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朕御极之初，即欲重治其罪，惟思伊等系顾命之臣，故暂行宽免，以观后效。孰意八月十一日，朕召见载垣等八人，因御史董元醇敬陈管见一折，内称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俟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再行归政；又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政；又请于大臣中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虽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惟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特面谕载垣等，着照所请传旨。该王大臣奏对时，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是诚何心？且载垣等每以不敢专擅为词，此非专擅之实迹乎？总因朕冲龄，皇太后不能深悉国事，任伊等欺蒙，能尽欺天下乎？此皆伊等辜负皇考深恩，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在天之灵？又何以服天下公论？载垣、端华、肃顺着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着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78
在此以后，载垣和端华立刻被捕了。同一天，恭亲王也派出部队逮捕肃顺、宋晋、陈孚恩等人，这些人在河北的密云县，扈从梓宫进京。79事实表明，肃顺及其集团要对付恭亲王的强大兵力，确实是太软弱了，于是他被抓了。
1861年11月3日和4日颁发的上谕，是单独针对肃顺的：
前因肃顺跋扈不臣，招权纳贿，种种悖谬，当经降旨将肃顺革职，派令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即将该革员拿交宗人府议罪。乃该革员于接奉谕旨之后，咆哮狂肆，目无君上，悖逆情形，实堪发指。且该革员恭送梓宫由热河回京，辄敢私带眷属行走，尤为法纪所不容。所有肃顺家产，除热河私寓令春佑严密查抄外，其在京家产，着即派西拉布前往查抄，毋令稍有隐匿。钦此。
……该革员于热河盖造房屋，年余以来，尚未完工，所蓄资财，谅必不少。着派春佑将该革员所有热河财产密速查抄候旨。该革员身膺重罪，难保不于事前寄顿，并着春佑传谕热河道福厚、承德府知府灵杰、热河总管毓泰，将寄顿之处悉为指出，一律查抄。倘福厚等敢于挟同隐匿，不吐实情，将来别经发觉，定当重治其罪，不能宽贷。该都统于派办要事，亦应认真办理，不得稍涉徇隐，致干重咎。80
最后，在1861年11月8日，恭亲王及其特别皇家委员会就对肃顺、载垣及其他“谋逆者”的控罪上疏给皇帝。此后，很快就有上谕颁发，历数这些“谋逆者”则罪行。上谕如下：
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定拟载垣等罪名，请将载垣、端华、肃顺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等因一折。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专擅跋扈，种种情形，均经明降谕旨，示知中外。至载垣、肃顺、端华于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以赞襄政务大臣自居，实则我皇考弥留之际，但面谕载垣等立朕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载垣等乃造作赞襄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即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亦敢违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条奏皇太后垂帘等事宜，载垣等非独擅改谕旨，并于召对时有伊等系赞襄朕躬，不能听命于皇太后，伊等请皇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语，当面咆哮，目无君上情形，不一而足。且每言亲王不可召见，意存离间，此载垣、端华、肃顺之罪状也！肃顺擅坐御位，于进内廷当差时，出入自由，目无法纪，擅用行宫内御用器物；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并自请分见两宫皇太后，于召对时词气之间互有抑扬，意在构衅，此又肃顺之罪状也。一切罪状均经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面谕议政王军机大臣逐款开列，传知会议王大臣知悉。兹据该王大臣等按律拟罪，请将载垣、端华、肃顺凌迟处死，当即召见议政王奕等面询以载垣等罪名，有无一线可原。据该王大臣等奏称：载垣、端华、肃顺跋扈不臣，均属罪大恶极，于国法无可宽宥，并无异辞。朕念载垣等均属宗人，遽以身罹重罪，悉应弃市，能无泪下？惟载垣等前后一切专擅跋扈情形，实属谋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独欺凌朕躬为有罪也。在载垣等未尝不自恃为顾命大臣，纵使作恶多端，定邀宽宥；岂知赞襄政务，皇考并无此谕，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副皇考付托之重？亦何以饬法纪而示万世？即照该王大臣等所拟，均即凌迟处死，实属情真罪当。惟国家本有议贵议亲之条，尚可量从末减，姑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肆市，载垣、端华均著加恩赐令自尽，即派肃亲王华丰、刑部尚书绵森迅即前往宗人府传旨令其自尽，此为国体起见，非朕之有私于载垣、端华也。至肃顺之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亟应凌迟处死，以申国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不忍，肃顺着加恩改为斩立决，即派睿亲王仁寿、刑部右侍郎载龄前往监视行刑，以为大逆不道者戒！81
于是，肃顺于1861年11月8日被处死。载垣与端华在同一天奉命自尽。肃亲王和绵森此后立即被关入大内牢房。于是，已故咸丰皇帝任命的襄赞大臣们全部被清除了。辛酉政变大功告成。从那时起，中国便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不仅有了一位新皇帝，即同治皇帝，还有了一位新领袖，即恭亲王，后者得到了慈安与慈禧两位皇太后的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