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给予恭亲王的颂扬，我已摘录于上一章，反映了虚伪、权谋、腐败和空洞的风格，它不仅存在于恭亲王与慈禧的关系之中，也充斥于慈禧掌权以后北京清廷的整个政治场景之中。像恭亲王这样的一个坚强的人物，一个有权势的高级宗室血亲王子，可能被他曾与之斗争的同样的邪恶所毁伤。结果，他变得脆弱、失败、极为消沉。如果没有恭亲王，晚清朝廷中有谁强大到足以抵制这些邪恶产生的道德沦丧呢？恭亲王毕生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反映了清朝在最后的半个世纪为了其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恭亲王为什么未能复兴清朝在中国的统治？他在辛酉政变以后所领导的复兴，难道真是清朝兴旺的晚年？1他在同治中兴中起了怎样的作用，他对自强运动的贡献是什么？他是不是因为本身知识和政治上的局限性，所以后来未能提供坚强而持续的领导？他的失败，是不是因为在19世纪后半叶，传统中国的衰落是无法克服的必然倾向？他的去世对清朝统治有什么影响？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评价恭亲王及其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作用。
恭亲王出生在因空前的混乱而遭到破坏的中国。对于中国而言，与侵略性的欧洲国家进行密切的接触，带来了严重的痛苦。恭亲王的一生几乎跨越了整整一个痛苦的时代，从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延续到1894年至1895年对日战争的耻辱失败。世界的中心，即中央王国，承受了一个又一个屈辱，在战斗中失败，在外交上失利，被迫打开国门，忍受了领土的损失。整个传统附庸国体制的结构被打破了。
国内事务也是一团混乱。盗匪和造反者蜂起，一波接着一波，威胁到清朝的统治。跟清廷作对的武装，包括太平军、捻军、苗军和回民军。这确实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儒家传统，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当朝已经失去了天命，给国家带来了大灾难，已不值得人民的支持；另一种解释是，忠诚的儒家官绅们应该立即拿出有效的补救办法，以应对困局、加强正统统治。如果前者为真，推翻清朝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后者为真，复兴就有可能出现。2一如既往，中国的官绅总是保守的，宁愿复兴，也不愿造反，直到他们用完所有的手段来恢复健全的统治为止。19世纪后半叶的清朝官绅也不例外。成千上万的人在私人书信和给皇帝的奏疏中提出了补救清朝统治的办法，但徒劳无益。国内的改革有人建议了，尝试了，但成果有限。内忧外患继续存在，甚至更加紧张。
不过，保守的官绅，包括恭亲王在内，抓住传统的处方不放。他们认为，混乱与不稳可以通过复兴来克复，他们认为宇宙是和谐的，人性是善良的，控制社会的主要力量不是法，而是礼，由刑来作为补充。3恭亲王自己有一段关于复兴主要原则的话，明确了这个观念：“欲求天下之治而不可得，其故何也？民志之不定也。民志之不定，何也？上下之分不明也。”4
恭亲王有关复兴的传统理想，在1860年底和谈期间他跟外国人有了直接的亲身交往之后发生了一些改变。恭亲王后来对文祥评论说：夷人并非完全不讲理，似乎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5恭亲王在这里表现了对西方人态度的重大转变。他承认西方军事力量的优越性不是一个神话，承认中国能够通过“安抚”西方人并向他们学习来改善自己的局面。因此，恭亲王是第一个采取现实政策的高级满人王子。在华的西方列强对恭亲王的回应也是采用“合作”政策，6暂时以耐心的外交来替换武力，作为在中国维护条约权利与获得租借地的工具。四大西方列强的驻华公使，即所谓的“四B”，即英国的Bruce（普鲁斯），法国的Berthemy（柏尔德密），俄国的Balluseck（巴留捷克），以及美国的Burlingame（蒲安臣），一致同意这种政策。7
不幸的是，恭亲王对西方列强业经改变的态度，以及他于和局敲定后在京城享有的最高权力，将他直接摆在了热河的咸丰皇帝及其皇室随从们的对立面，这些人包括肃顺、怡亲王和郑亲王，他们因为西方人入侵京城而逃到了热河。此外，恭亲王自从道光皇帝在1850年去世后与咸丰的冷淡关系使他在1860年以前一直未能掌权。他的骤登权位，以及他对西方的现实政策，使忠于皇上的恭亲王劝说并逼迫皇帝改变其排外的保守政策。
当咸丰在1861年初突然去世，而肃顺等人随后被任命为顾命大臣的时候，恭亲王吃惊而失望了。这些事件大大地改变了恭亲王，他当时决定挑战肃顺及其支持者，如果有必要的话，要将他们清除。
在这个关键的时期，慈禧来找恭亲王寻求合作，他迅速地做出了回应。接着就有了辛酉政变，以及肃顺及其同党的处死。这件事至少以两种方式塑造了恭亲王毕生的政治斗争。
首先，史学家们没有忘记恭亲王的动机，却总是误会了他的动机。恭亲王在政变中所持的反对肃顺的立场，并非受到崇高的历史使命的驱动，即所谓“肃清热河的叛逆，恢复国家的正统价值”。8应该说，恭亲王与肃顺之间只是权力斗争而已。肃顺失败了，因为他天真地低估了恭亲王与慈禧，愚蠢地扈从咸丰皇帝的梓宫进京。老练的政治家不会做肃顺所干的蠢事，除非他深刻而坚定地相信宗室祖制的神圣性与永恒性。这种宗室祖制包括咸丰皇帝指定他们为辅弼小皇帝的国家顾命大臣的遗命。肃顺等人认为，大清王朝的所有忠实臣民都会服从皇帝的这个遗命，于是大摇大摆地从热河进京，而在京城里，很少甚至没有官员会有同样的义务来承认他们作为辅弼大臣的合法权利。可以预见，他们注定会失败。肃顺及其同党被不公平地贴上了“叛逆”的标签，但肃顺、怡亲王与郑亲王对权力的渴望，与恭亲王和慈禧毫无二致。
恭亲王站在肃顺的对立面，长久地影响了他的形象。保守派总是将他和他的政策视为“自由的”或“激进的”。由于这种偏见，满人与汉人的保守派，如倭仁、惇亲王和周祖培，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并不信任恭亲王，尽管他们知道此人从根本而言是个保守派，并经常热烈地支持保守的政策。保守派的这种反对，是北京朝廷中一股相当大的力量，也是恭亲王的总理衙门、同文馆和自强运动不断遭到批评和反对的原因。尤其是，当保守派的势力在1865年以后令恭亲王黯然失色的时候，在他领导下的复兴运动便放慢了脚步。这场复兴，确如玛丽·莱特（Mary Wright）所说，是“日暮之光”。恭亲王本人感到了复兴的短暂。在他被迫离开政治舞台以后，他写道：“余已尽力正势。”9
其二，辛酉政变表明，恭亲王与慈禧之间的合作，并无较稳固的基础，只是临时互惠的政治权宜而已。恭亲王是最高级的满人血亲王子，也是1861年刚过去时京城最有权势的人物，而慈禧是同治皇帝之母，也是国家的共同听政者之一，这两个人可从彼此的利用中大有所得。他们之间的力量平衡从1861年至1865年得到了尊重和维护。在1865年之后，难以调和的个性冲突导致了误解和猜忌，驱使慈禧攻击恭亲王。权力平衡慢慢地向慈禧倾斜。在惇亲王、倭仁与周祖培的支持下，在慈禧对同治皇帝的牢牢控制之下，在慈禧自己的政治技巧运作之下，凡是与恭亲王沾边的事情，她都加以反对。恭亲王在朝廷中缺乏保守派的支持，在19世纪70年代因文祥、桂良与曾国藩的去世而遭到削弱，在处理国家事务时表现出焦虑、犹疑甚至无能。他后来缺乏活跃的领导能力，部分要归咎于他自己在知识和政治上的局限性，充分地反映于1871年至1881年的伊犁危机之中。10
伊犁危机的起始，是因为俄属土耳其斯坦的俄国总督考夫曼（K.P.von Kaufman）下令侵入伊犁地区，并于1871年7月4日侵占了伊犁城，其借口是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秩序，因为中国当局无法防止该地区受到阿古柏领导的回民军队的入侵。清廷为俄国的行动感到震惊，但没有预定的政策来应对这一事件。关于如何恰当地回应俄国人，政府立即分为意见纷歧的两大派。
一派是由恭亲王领头，得到李鸿章的强烈支持，摇摆于强硬政策与安抚政策之间，但他们倾向于安抚的办法。他们对于十年前粗暴侵略行为的悲惨结果记忆犹新。另一派由一批争强好胜的年轻保守派学者领头，他们逐步组织起了清流党。11清流党要求严守儒家原则，致力于政府的净化，以及通过恢复高度道德、正直与忠诚的传统价值来实施政府的领导。在外交政策上，清流党主张必要时对外国入侵动用武力的政策。12如前所述，清流党最活跃的成员有张之洞、张佩纶和盛昱。
正是在俄国侵入伊犁地区的时候，清流党攻击恭亲王的“姑息政策”，热烈地支持陕甘总督左宗棠，后者在1874年以后，为了将俄国人赶出伊犁地区，在边境沿线建立起较为强大的军事防线，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中俄之间的紧张局面一触即发。
恭亲王或许是故意地忽视了左宗棠取得的成就。在1878年初，他通过总理衙门建议清廷派出使节前往圣彼得堡，与俄国人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这个建议的理由是：中国不应在此时冒险与俄国一战，因为其他国际争端正在发生，在高丽与琉球岛有与日本之争，在安南地区有与法国之争。131878年6月22日的上谕宣布，任命崇厚为头等使臣，前往圣彼得堡，与俄国人谈判一个共同条约。14不知怎么回事，也许是由于无知与无能，也许是因为纯粹的愚蠢，崇厚于1879年10月2日代表中国签署了里瓦吉亚条约，实际上把俄国人所要的特权全部给了他们，包括俄国对于伊犁与特克斯河西部的权利，在西北建立七个新的领事馆，俄国获得土地的权利，以及赔款。15
清流党成员们听说里瓦吉亚条约签署的消息时，感到十分震惊。他们立即纷纷上疏，要求严惩崇厚擅用职权、欺骗国家，并彻底净化政府领导层。16张之洞是清流党最活跃的成员，他于1880年1月16日上疏，最激烈地攻击崇厚与政府的政策。张之洞写道：
必改此议，未必有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该议已将中国神圣至高之权益及领土给予俄国之故也。（原疏中此处无此句。——译注）]……使臣诈之，朝廷未尝许之，崇厚误国媚敌，擅许擅归，国人皆曰可杀者也，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谕边臣整备以待，据众怒难犯之情，执国敝不从之志……17
张之洞的奏疏非常有效，皇帝于1880年2月19日接受了他的建议，颁发上谕，声称崇厚必须受到惩罚，条约不能批准，备战应该进行，将另派一名使节前往圣彼得堡重开谈判。18此后不久，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中国自1878年以来驻英法两国的公使，被任命为驻俄国公使，于1880年8月22日开始谈判一个新的协议。19在与俄国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艰难的讨价还价之后，曾纪泽终于在1881年2月24日签署了一个新条约，即圣彼得堡条约。在这份条约中，伊犁地区回归了中国，但中国不得不支付较多的赔款，多至九百万卢布。20伊犁危机就这样结束了。
这件事清楚地表明了恭亲王的无能与举棋不定。他未能与俄国人谈成一个公正的、友好的协议，也未能控制政府内部的反对。这些事件大大损害了人们对他领导能力的信任。在这件事情之后，张之洞总结了恭亲王的名声，说他的确是个胆小之人。他既不主张战争，又不敢提出一个明确、坚定的计划，以准议撤军。最糟糕的是，恭亲王总是认为学者的看法不能成为政策。21
这件事使一批活跃而年轻的保守派学者崭露头角，如张之洞、张佩纶和盛昱。他们的确短暂地加强了清朝的统治，给其领导层注入了新鲜血液。然而，他们的保守主义未能帮助他们将中国从外国的威胁之下拯救出来。清流党在1885年解体了，其许多成员，例如张之洞，后来逆转了他们排外的立场，成为亲西方变法的热情支持者。22
在伊犁危机之后，沮丧而无力的恭亲王在国事管理中更加冷漠而优柔寡断。他的变化太大了，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最终，在1884年，因为他未能处理好与法国的安南危机，他在慈禧的强令之下退休闲居，就这样一直延续到他在1898年5月去世。
尽管他在后期缺乏活力，恭亲王的去世对清朝仍然是破坏性的打击。他的去世扰乱了光绪皇帝与慈禧之间“和谐的”平衡，因为没有他的介入，当这两个人之间有了分歧之时，他们就不再保持平静。恭亲王死后仅四个月，光绪便对慈禧反叛了，针对她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变，即“百日维新”，这件事导致了皇帝的“被捕”，以及慈禧在1898年年底的第三度摄政。
恭亲王去世的同时，外国对中国的压力增强了。西方人或许意识到了，他们在清廷中失去了一名值得信任的大臣。外国的侵略性深深地惹怒了慈禧，这种加剧了的对外国的憎恶与恐惧，致使她同情义和拳运动。恭亲王去世仅两年后，一场灾难性的排外运动，即义和团起义发生了，给中国带来了耻辱的结果。
恭亲王之死间接地在中国民众当中激起了反满的情绪，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个总是亲汉的满人领导者，而此人的领导象征着复兴。他的死使人们不再相信清朝统治的真正复兴。许多汉人开始致力于通过革命来复兴中国。在1911年，仅在恭亲王去世十三年之后，清朝倒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