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治理国家、治理军队的实践中，很早就表现出了很高的政治工作能力。邓小平当年率领大军，是以政治委员的职务和党的书记的身份同军事指挥员一起在建军和作战方面合作共事，共同负责的。政治工作是邓小平的老本行，他对此很熟悉，很精通；并且他做政治工作的效率很高，经验很丰富。刘伯承元帅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我领兵打仗还行，政治宣传和党内组织工作得靠邓小平政委。”（《中外名人看邓小平》，第374页）这句话是长期与邓小平搭档的刘伯承对邓小平非凡的政治工作能力最中肯的评价。
邓小平做政治工作卓有成效，有着他显著的特点，他的政治工作很有感染力，他是我们党内一位具有高超思想政治工作艺术的政治家。
一 说服教育，以理服人
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研究和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实践证明，同样是讲道理，有的人讲了群众爱听，并接受教育，付诸行动；有的人讲了群众则不爱听，甚至产生抵触情绪，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思想教育中没有做到以理服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邓小平很善于用事实和道理说服人，说服是打开人们心扉的钥匙，把道理讲清楚，让人心悦诚服。
邓小平认为，政治工作就是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从根本上提高人的政治觉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说服教育，以理服人，讲清道理，启发自觉。邓小平在对部属教育时，总是把革命道理讲得深入浅出，使大家心悦诚服。
1940年初春，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涉县清漳河畔师部驻地——赤岸附近的下温村创办了政治工作干部训练队。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了训练队的编制体制、教学大纲、教职员的人选，指示师政治部认真选调学员、编写教材、组织实施教学，并亲自授课。
邓小平为训练队讲了第一课，这也是学员们第一次正式上课。在下温村的一个晒场上，学员们整齐地坐在小木凳上，听着邓小平讲课。邓小平说：“同志们，抗日战争已进行两年多了，在这艰苦的岁月里，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阳明堡机场、七亘村等战斗的胜利，狠狠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大大地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的斗志。但是，日伪军不甘心他们对我根据地围攻的失败，又采取新的花招，妄图扼杀我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也未变，正准备寻机发动新的反共**。面临这样严峻的斗争形势，我们必须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和武装建设，这也是我们当前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
邓小平以他那对国际国内形势敏锐的洞察力，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时局，接着又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新特点和当前的任务进行了论述：“政治工作是我军的光荣传统。红军时期，我们就是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来提高广大指战员的觉悟，树立起必胜的信念，粉碎了国民党的多次‘围剿’，战胜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长征的伟大胜利，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我们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矛盾上升了，阶级矛盾下降了，这就给我们的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而且任务更艰巨，更求更高，这是为什么呢？”
邓小平向学员们提问。听了几位学员的回答后，他又概括地说：“同志们说的对头，现在的情况与抗战前不一样了，那时的敌军变为友军，这时的敌军却是外国军队，而抗日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等都是我们联合的对象。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政治工作能削弱吗？不能。我们各级干部，尤其是政工干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要团结广大抗日军民，争取愿意参加抗日斗争的各阶层爱国者，狠狠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夺取抗战的胜利。古人说的好：‘王者之师，所向无敌。’”
邓小平接着告诫大家：“同志们都是来自各基层部队的政工干部，你们肩上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不仅要以身作则地做好部队的政治工作，而且还要做好群众工作，甚至还得学点日语，瓦解敌军，争取俘虏，把敌军工作做好。挽救民族危亡，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光荣使命，要靠我们这些革命者带领广大群众去完成！”
随后，邓小平针对学员是来自基层的特点，着重讲“战时政治工作”，他以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向大家讲授了战斗之前的准备阶段如何做深入的、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战斗之中如何及时地、积极地做好政治鼓动工作；战斗之后如何引导大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使干部战士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热情；以及在进攻、撤退、遭遇等不同形式的战斗中如何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还讲了共产党员、政工干部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问题，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干部必须做到“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成为战士们的楷模。
邓小平讲课的内容极其丰富，而且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富有哲理，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他刚毅、坚韧、亲切、诙谐的秉性。
在做思想政治工作中，邓小平说理非常通俗易懂，使人心悦诚服。
1931年8月，邓小平担任了瑞金县委书记。当时，在城市区南郊乡工作的杨荣香年纪很小，才十五六岁。邓小平像对待自己的小弟弟一样，关心他的学习和进步。
一天，邓小平对小荣香说：“荣香，你准备一下去参加干部培训班。”
“我不想去！邓书记。”小荣香回答说。
“为啥子不去？”
小荣香低下头不吭声了。原来他心里有顾虑。因为几个月前的肃反，杀害了许多党团员、干部，连老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都没逃脱厄运。这些同志的惨死，在小荣香的心灵深处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过了几天，邓小平了解到小荣香的心事后，和蔼地说：“荣香啊，肃反扩大化是错误的，我们不是已经纠正了吗？难道老书记被杀害了我们就不革命了？怕啥子嘛，不能一朝被蛇咬就十年怕草绳。要跟党走，要坚定革命的信念才对头。”一番话说得小荣香连连点头。邓小平接着又说：“革命事业向前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才能把革命工作干得更好。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番话句句是理，让人心服，说得小荣香不好意思了，他高兴地说：“邓书记，我想通了，只有跟党干革命，我们穷人才能翻身过上好日子。让我去参加培训班吧。”
“这才像个干革命的样子。”邓小平满意地笑了。
邓小平的说服教育很管用。小荣香参加干部培训班后，学习认真，进步很快，受到老师和同志们的赞扬。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后来还当上了瑞金少先队的总队长。
做思想政治工作，以理服人，就是用事实和道理说服人，教育人。邓小平做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这样的。
1949年9月，邓小平在“二野军政大学”作了一场“过好三关”的报告，使青年学员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不少人至今还记忆犹新。
1949年9月12日下午，“二野军政大学”的大操场上纵横拉满了电灯，大操场好似是万人大课堂，4点半钟，全校人员已经集合好了，排成26个大方阵。
5点钟，邓小平登上主席台，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中，邓小平宣布报告的题目：“今天我来看望同学们，并向大家只讲一个题目，叫做‘过关’。古有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毛主席号召我们，特别参加革命的青年同志要过好‘三关’，比关云长的‘五关’少两关，但‘三关’都是大关，每个大关中又有许多小关，这叫做大关三个，小关无数……”邓小平从正面讲解“三关”的内涵，内容丰富，意义非常深刻，又把学习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纳入“三关”中，一一予以解决，使大家的思想很开窍。
接着，邓小平说，干革命首先要过好帝国主义关，也叫战争关。关于战争这一关，我们已经打了几十年，现在人民解放军用了三年时间就打败了在美帝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现在要警惕的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是不甘心的，他们还会用各种手段来进行破坏和捣乱。对帝国主义怕不怕？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种种灾难，而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也进行了一百多年的斗争。斗争失败了，再斗争又失败了，有压迫就斗争，而且一直斗争下去，直到胜利。今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把帝国主义赶出去了，难道革命青年还怕帝国主义？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表示完全接受邓小平的教导。
“帝国主义虽然被赶走了，但是美国封锁我们怎么办？”他继续说，“我们是被帝国主义封锁惯了的，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被封锁，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被封锁，我们就是从敌人的封锁中打出来的。帝国主义的封锁只能提高中国人民的觉悟，丢掉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这倒要谢谢帝国主义，谢谢它从反面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其次，是过好封建主义关，又叫土改关。”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而是要消灭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制度。土地改革就是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过好封建主义关，就是当革命触及家庭、亲友利益时，能够坚定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与地主阶级划清界线。”
讲完第二点，邓小平又对第三点说开了：“第三，就是过好社会主义关，也叫胜利关。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社会主义革命是伟大的、艰巨的、史无前例的革命，它要把人类历史上的私有制度转变为公有制度：把阶级社会转变为无阶级的社会；把地主资产阶级专政转变为人民民主专政；要把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繁荣富强的国家。我们要完成这样伟大的历史转折，不树立牢固的革命世界观是不行的。”接着，他耐心地教育青年学生，要过好社会主义关，必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带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是过不了社会主义关的。
最后，邓小平把前面讲的过三关作了一个总结：过关是长期的，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要准备过关，这一关过去了，还有那一关，倒下去了，再爬起来，要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一关一关地过去，直到最后胜利。为了过好关，邓小平号召大家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过关，过得好不好，关键是个立场问题，世界观的问题，要站稳立场，就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旧的世界观，做个真正的革命者。
邓小平的“过关教育”，处处打动了青年的心弦，触及灵魂深处，把青年学生中原有的一些怀疑和混乱的思想完全解决了，提高了思想觉悟。大家一致反映，听了邓小平的报告，口服心服。并表示一定要过好三关，做真正的革命者。
“过好三关”的报告，是邓小平坚持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典型例子，也是他政治思想水平极高的表现。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以理才能服人，无理狡辩难以让人口服心服，有理说不清，表达不出来也不能服人。因此，要做到以理服人，就是要学习邓小平在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针对具体人的思想，采取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使人心悦诚服，而不是用些空洞的，教训式的说教，或者操之过急的压制的方法，行政命令的做法。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奏效。
二 联系实际，有的放矢
在领导活动中，做思想政治工作最忌空谈，脱离实际的说教解决不了人们的思想问题，同时，那隔着靶子射箭，摸不到痒处也起不到统一认识，提高党性的作用。
邓小平认为，政治工作必须紧密联系实际，摸清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有的放矢，这样的思想工作，才能起到药到病除的作用，收到实际的效果。”
1930年6月，红七军在邓小平的率领下来到了平马。为了培训骨干力量，红七军前委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在武篆旧州屯举办了一期干部训练班，共有学员约100人，其中有女学员十几人。训练班期间，邓小平每隔三天去讲一次课。他根据学员文化水平、思想理论水平都不高的特点，讲道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讲事例，联系实际，从身边的人和事说起；提问时也是有的放矢，循循善诱，启发学员。大家普遍反映，邓小平讲得是家常事，说得是心里话，越听越爱听。
有一次，邓小平在讲课时，向女学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过去妇女受苦受难，走路讲话都抬不起头。现在为什么能和男人一起参加学习？”
这个问题一提出，立刻激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结合各自的亲身经历，女学员们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对大家的回答，邓小平有肯定，也有鼓励。
接着，他又启发学员说：“革命给妇女带来了什么好处？”女学员们又争着谈了自己的看法。最后，邓小平联系右江地区妇女的工作情况，从过去妇女受到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四大绳索的压迫，说到今天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重大意义。他还特别提到自根据地建立以来，广大妇女组织起来，配合红军上山剿匪，护理伤病员，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邓小平还指出了妇女工作今后努力的方向。
邓小平的讲话，由于紧紧联系学员的实际，从他们本身的状况、经历和感受出发进行讲解注明，使学员们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这个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大家说，邓小平说出了我们想说而说不出的话，使我们懂得了一直弄不懂的革命道理。
1950年，西南解放后，在胜利形势下，军队部分同志开始不那么谨慎了，斗志有所松懈，滋长着一种居功享乐思想。有的人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了，无事可干了，应该享受优裕生活了，特别是一些干部进城后就不愿意离开城市，不想到边远贫困地区去工作，更有少数同志还以胜利者、功臣者自居，不遵守纪律，不尊重群众，不爱护战士，住房要住好房子，没有电灯的房子还不愿住。有些战士开始产生了离队思想，感到胜利了，仗也没得打了，有的公开要求回家种地过日子，个别战士说解放军“解而不散”。邓小平了解到部队出现的这些思想倾向以后，认为当前最主要的就是要帮助干部真正认识到部队今后任务的艰巨性和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坚决纠正享乐思想和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为此，他运用了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武器，用“向前看、提出新任务的办法解决同志们思想上的问题”。
在一次兵团干部大会上讲话，邓小平上台后第一句话就问：“首先要问一下西南的仗打完了没有？”会场立即陷入了沉默，他的提问使所有到会者的责任感凝聚了。
接着，邓小平联系当前西南的情况，如实地分析了西南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尖锐地指出：“当前有90万国民党部队尚待改造，有6000万基本群众尚待发动，有数十万土匪尚待清剿，广大农村的政权还没有建立，破残的城乡生产还没有恢复，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可我们有些同志却认为仗打完了，该享乐了。这是何等的危险和可怕！”“整个西南的封建势力还原封原样地保持着，而且手里依然掌握着武装。如果以为西南战争业已结束，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极端危险的。更加尖锐、复杂的斗争还摆在我们面前，这种斗争仍然包含着流血和牺牲。要取得胜利，我们不仅要坚定勇敢，更重要的是引导大家的思想向前看，这样才能有智慧、有策略、有方法。今后的斗争要比普通的军事斗争复杂与艰巨得多，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的。”
紧接着，邓小平针对部分指战员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了，革命也到此为止了的错误思想，有的放矢地指出了今后斗争的任务，他侃侃而谈，生动形象地运用了4个数字，谈到今后的任务时，他掰着手指头说：首先一个任务就是要教育改造在西南作战中起义、投诚、俘虏的90万国民党部队，使之各得其所，不使散之四方，扰乱社会；第二个任务就是要消灭活动在西南地区的90万土匪；第三项任务就是要充分发动西南6000万基本群众，一待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就要依托城市改造农村，干部必须大量下乡，进行对农民的组织与教育，组建农会，培养干部，帮助建立政权；第四项任务就是要提高我们军队和地方60万人的素质。90万，90万，6000万，都要依靠这60万为主去完成，为此大家要向前看，在改造90万，肃清90万，发动6000万的斗争中锻炼，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和一切落后的思想作斗争。
邓小平的讲话，特别是提出4个数字的新任务，紧紧联系西南刚刚解放时的实际，对此大家都心中有数，但是经邓小平一指点出来，与会干部豁然开窍，茅塞顿开，打掉了盲目性，明确了今后工作和斗争的方向，在部队传达后，干部战士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士气高涨，全力投入了新的战斗。
40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说：“到西南后，西南局规定的1950年的任务概括为几个数字：90万，90万，6000万，60万。……头一个90万，就是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有90万，怎么消化，怎么安置，怎么教育改造，这是个大难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个90万，就是土匪，要把他们消灭，这个完成得很顺利。……6000万就是西南地区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要把他们发动起来，搞土改闹翻身。还有一个是要提高我们部队60万干部战士的质量，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这四项任务都完成得不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3页）
邓小平做政治工作不讲空话，而是紧紧联系实际，实实在在地抓准问题，有的放矢地拿出解决问题的得力措施，针对性很强，因此他的讲话往往都能击中要害和对象思想上的痛处。
邓小平做思想政治工作讲实效，掌握实际，然后有针对性的有的放矢，表现出高超的思想政治工作水平。
1957年1月12日，对于清华大学当时的万余名师生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到清华大学来了。
下午2时，邓小平在校长蒋南翔等同志的陪同下，健步走上了学校大礼堂的讲台，他面带微笑说道：“一个多月前，波兰、匈牙利的问题出来以后，你们学校的青年团组织要我来讲一讲，我当时没有来。现在，《人民日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出来了，我觉得可以讲了，因为问题清楚了。”
接着，邓小平接着便开始了他的报告。
“过去，我们部队有的战士不爱听报告，屁股坐不住，讲怪话：‘不怕飞机大炮，就怕政委作报告。’今天，我这个政委来给你们作报告，你们怕不怕呀？”邓小平这番幽默的话语，一下子拉近了与师生的距离，全场立刻响起了笑声和掌声。接着，邓小平围绕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到社会主义的发展，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到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从波、匈事件到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由浅入深，侃侃而谈。讲到《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邓小平说：“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匈牙利事件以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人有灰溜溜的味道，这篇文章起了振奋的作用，加强了我们的信心。”他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是我们对国际问题说话，对共产主义运动中争论的问题发言。但我们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中国人民来看这篇文章，重要的是从国际事件中总结教训。我们文章中很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事业是很年轻的，马克思到现在才100年出头，俄国革命才40年，也就是40岁，东欧才11岁，我国才7岁，年轻得很嘛！在这种情况下，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出一点乱子是不可能的。想不出乱子，那是空想家。这次出了，以后还可能出。但是不管出多少乱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总会要逐渐巩固，我们的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会要向前发展。认识这个总趋势很重要，只有这样才不致因为某一个时期的挫折现象而悲观失望，更用不着灰溜溜的，重要的是要吸取经验教训。
邓小平精辟的分析，不仅使师生们坐住了，听进去了，而且心中的疑团也随之一个个地解开了。
三 现身说法，言传身教
以现身说法，用事实教育下属，这种形式常常能收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在做思想政治工作中，邓小平很注重现身说法，用事实教育人。
1949年11月底，二野部队和友邻部队密切配合解放了重庆。当部队来到这个抗战时期曾作为国民党政府陪都的重庆时，看到一幢幢的洋房，许多人不觉眼花缭乱起来，有的人甚至发出感叹：“我们解放了重庆，就该留下来享受城市生活了。”一时间，市军管会、西南局、西南军区几个机关都四处忙着挑好房子。有的人还提出不愿住没有电灯的房子。
邓小平了解到这种情况后，马上召集这几个机关的领导到他住的地方开会。这些干部去了一看，都不禁愣住了。原来，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竟是两家合住一套房子。
邓小平看大家都到齐了，就宣布开会。他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们来了后房子不够用？大家来西南，恐怕人民期望我们做的事还很多。毛主席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也还有好多事要做，土匪还在，你们就想舒服？你们忘掉了那些漂亮的小房子、小公馆的主人为什么跑的吗？邓小平仅仅几句话，就把许多人说得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就在邓小平召集开会的同时，刘、邓两位首长的住房情况很快传到了机关。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都深有感触地说，刘、邓两位首长带家属才合住一套房子，我们还计较什么呢？于是，大家很快都把房子退了。
1947年，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部队战斗在鲁西南。仗是越打越大；士气是越打越旺盛。胜利的捷报一个接一个地传来。然而，在胜利之下，有的人经受了考验，继续前进，取得更大的胜利；有的人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忘乎所以，影响了自己的进步。在胜利之时，有一个团的团长、政委，两个人都是能征善战的虎将，可是，他俩都有个毛病，就是打完仗之后爱争个你高我低，互不服气，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时间长了，两个人心中的小疙瘩变成了大疙瘩。有一次，两人又争起来了，于是借开会的机会去找机关的同志，要求刘、邓首长当面评理，分清你是我非。
说来也巧，二野机关的同志正在谈论着刘、邓之间肝胆相照、同甘共苦、通力合作、亲如手足的感人事迹。一个说，邓小平比刘伯承年轻好多岁，他总是把刘伯承当兄长那样尊敬。刘伯承也同样尊敬邓小平。每当邓小平出征时，不论是酷热的盛夏，还是严寒的冬天，刘司令员总是步行送上一程又一程，再三叮嘱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尽，一定要时刻照顾好邓小平的生活与安全；分手后，直到目送邓小平身影消失了才转身返回。另一个说，有一次，部队过黄泛区，天上有敌机轰炸，脚下是没膝深的烂泥，行走十分困难，邓小平就搀着刘司令员，顺利地涉过了几十里路的“水乡泽园”。还有位干部说：1942年参加刘伯承50岁大寿祝寿大会时，在那次祝寿大会上，邓小平的祝词真是讲得棒极了。记得邓小平是这样说的：“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以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一切从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荣誉地位出发，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断地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与教育同志的。”（《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31页 ）
其实，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赞美，颂扬我军领导亲密无间的光荣传统。但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机关同志讲的上述这些故事，好像专门为给这两位团长、政委听似的，这两位团长和政委心里都咯哒了一下。但是当他俩来到作战室去参加会议时，被里边发生的事情感动了。
原来，邓小平和刘伯承正在一张大地图前运筹着作战计划，亲切地切磋战术。刘伯承认真地听取邓小平的见解，邓小平不断地点头赞许刘伯承的真知灼见。看到他们这种默契配合，亲如兄弟的场面，使这两位同志都受到了震动和教育。
团以上干部会议开始了，刘伯承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向大家讲了许多“骄兵必堕，堕兵必败”的道理。接着邓小平作了几个月来作战经验的报告。
鲁南的盛夏季节十分炎热。当邓小平用毛巾擦汗的时候，刘伯承亲自倒了一杯凉开水，递到了邓小平手里。……
坐在前排的那两位团长、政委，被刘伯承的举动感动得自愧不已。这时，团长悄悄地扭过身子，看了政委一眼，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又用胳膊碰了碰政委，两人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
会议结束了，团长拉着政委的手，大声地说：“我说伙计，看看刘邓首长，真把我羞死了。咱们还闹个啥劲儿哟，得好好向首长们学习！回去，我先检讨！”
“不，我应该先作检讨！”政委说。
就在他俩争着要检讨的时候，一位知情的同志走过来风趣地说：“你们不是要找刘邓首长评个高低吗？走吧，现在就去！”
“不找了！不找了！首长们已经用实际行动帮我们解决了思想问题。”说完，两个人都尴尬地笑了。
人们称颂：二野是团结的；二野的团结，始自于刘邓的团结。这话千真万确，领导的模范作用，就是无声的命令。邓小平和刘伯承亲密无间的模范行动，深深地感染着自己的部下，带来了二野部队上下的团结。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现身说法，有着巨大办量，它所起的作用，正如古人所讲“其身正，不令而行。”
邓小平还认为，政治工作是做教育人的工作，教育者应该先受教育，政治工作干部既要言教，又要身教，身教重于言教。他指出：“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连长指导员不以身作则，就带不出好兵来；领导干部不做出好样子，就带不出部队的好风气，就出不了战斗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4页）他认为，有些人做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力量，效果不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己不能做表率。自己能够做表率，讲话才会有力量，才能有威信，这是做好政治工作最重要的条件。
古人说：“己不正安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中国有句俗话，“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嘴喊百遍不如身做一遍。”马克思的至理名言“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也是讲的这个道理。邓小平凡是要求别人做的事，自己首先做到，凡是规定别人不能做的事，自己坚决不做，总是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部属，教育部属。邓小平是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的典范。
西安事变前夕，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不幸染上了第二次伤寒。这次他的病情十分严重，昏迷不醒。所幸的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和红军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在他们送来的慰问品中，有一些罐装的炼乳，邓小平就是靠着仅有的一点炼乳才逐渐缓过劲来，但身体仍十分虚弱。
一天，战士们听说野鸽子汤对久病体弱者有滋补作用，于是便打来几只野鸽子，送到伙房请炊事员炖好给邓小平吃。
战士们没想到，等到开饭时，邓小平把炖好的野鸽子汤大部分留给了他们。但一想到邓小平那虚弱的身体，战士们又让通讯员把野鸽子汤赶紧给邓小平送回去了。
可是时间不长，通讯员又将野鸽子汤端了回来，并说邓小平交代让大家一定都吃点。正当战士们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邓小平走了进来。他亲切地对大家说：“我们红军的老规矩，就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嘛！大家天天吃窝头咸菜，肚里没有油水，这点野鸽子汤正好打打牙祭，来，大家快把它报销了！”
过了些日子，政治部的干部战士接到命令，要到山里去背粮，来回路途有60多华里。大家想到邓小平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就没有叫上他。谁知没走出多远，战士们还是发现邓小平也来了。于是大家便劝他：“邓副主任，你身体不好，工作又忙，这次就别去了吧！”
“今天背粮的任务是我下的，我不去怎么行哟？要吃饭，就得干。”邓小平笑着说。
说着，邓小平和干部战士一起向山里走去。
邓小平不仅倡导言行一致，而且做到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行为带动他人。
1947年10月，大别山的气候已逐渐转冷。一天，有位纵队首长，出自对野战军首长的关心，特地派人送来几套做好的新棉衣。邓小平和刘伯承收下后，却立即派人把这些衣服给站岗放哨的战士们送去了。随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用树枝弹棉花，动手缝衣服。他们还到部队，指导战士们做棉衣。一次，有个战士衣服裁剪好后，在上领口时，前边合不拢，后边却起了个大包。有个调皮的战士竟把一个大碗放进了那个大包，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战士们正笑得合不拢嘴时，邓小平和刘伯承走了过来。刘伯承走上前去，从大包里掏出那只碗，叫那个战士把衣服脱下，邓小平替他抻着袖子，刘伯承拿起剪子，比着碗口，裁好了领口，又让其他同志帮助缝好。
邓小平把刚做好的新棉衣穿在身上，笑着说：“你们看！这穿在身上，不是很好吗？地道的中国手工艺品！”
在邓小平、刘伯承的带动下，战士们互帮互教，边学边缝，不久，整个野战军都穿上了新棉衣，顺利地度过了大别山的冬季。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说话有人听，讲理有人信，办事有人跟，教育群众有说服力，带领群众有号召力，靠的就是以身作则，为人表率这一条。他政治工作能力强，他开展的政治工作卓有成效，靠的也是这个基本功。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其本人应该做出榜样和表率，这样才能教育别人。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这样的领导者肯定是做不好政治思想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