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领导艺术还有一个特点是精于协调，即在工作中，很善于搞好党政军之间、工作之中以及人际之间的协调关系。
一 善于党政军协调
不同领导工作之间的协调，是领导者协调工作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作为其领导者，党、政、军是不同的领导系统，共同组成一个领导整体。党、政、军领导工作的协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保证之一。
战争年代，由于情况的复杂性，党政军领导之间要协调一致很不容易，尽管我党许多党政军领导团结一心，最好地发挥了整体领导的合力，但是，也有部分如林彪这样的人与政治委员合不来的事例。党政军合作，共同领导需要高超的协调艺术。
在革命战争时期，屡建战功、威名赫赫的刘邓二人，就是军政领导之间充分协调与合作的杰作。
邓小平与刘伯承，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军事主官，年龄相差12岁，性格、情感、爱好、经历也不尽相同。然而，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使这两位杰出人物紧密合作起来。在感情上，他们非常融洽；在工作上，他们非常协调。论资历，刘伯承早已出名，邓小平常说：“刘司令员年大体弱，司令部要特别注意，有事多找我和参谋长。刘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而刘伯承非常爱护和尊重比他小12岁的邓小平，常对大家说：“邓小平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听政委的。”就这样，刘邓的团结和协调成了表率，导致了整个军队的高度团结和协调，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的“训令”、“号令”或者“命令”，部队无不坚决执行。邓小平曾回忆说：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邓小平和刘伯承1931年相识于中央苏区。邓小平说，他们初次见面，刘伯承就给他留下了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1938年，他们走上了共同的岗位，先在八路军和第二野战军。他们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一个军事主官，一个政治主官，就这么搭档就搭档了13年。
邓小平和刘伯承相知甚深，相互尊敬，因此，他们工作起来非常协调。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们共同导演了许多威武雄壮的战争话剧。
作为军政领导，在一支部队中可以说是搭档，刘邓二人既有合作，也有分工。每一个重大的决策，他们总是共同商量决定，然后由刘伯承作军事部署，邓小平作政治动员。例如，当刘邓下定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决心后，在动员大会上，刘伯承向广大指战员下达部署命令：“四个纵队分三路开进：三纵为东路，沿成武、虞城、鹿邑、界首之线，直插固始、金寨、六安、霍山地区；一纵并指挥中原独立旅为西路，沿曹县、宁陵、柘城、项城之线以西，直捣罗山、宣化店、黄陂地区；野战军直属队和二、六纵队为中路，沿虞城、亳县、界首、临泉之线以西，经息县以东渡淮河，直奔大别山腹地。第十一纵队和军区各级地方部队，在鲁西南地区，积极开展攻势活动，并到黄河渡口佯动，造成我军北渡黄河的假象，以迷惑敌人；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陇海路、平汉路，断敌交通；暂归我野战军指挥的华野外线兵团四个纵队，于鲁南、鲁西南地区积极佯动，寻机歼敌，掩护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进。”最后，刘伯承要求各部在进军途中“要坚定、沉着，勇敢、果断，披荆斩棘，夺路前进，克服各种困难，一把钢刀直插敌人心脏——大别山腹地”。
刘伯承讲完部署后，邓小平随即说：“刘司令的决心，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我们要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古人说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我军的战略行为，必将迫使蒋介石调兵回援。这样我们就能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彻底扭转全国战局，加速‘蒋家王朝’的灭亡。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战略任务，我再强调三点：第一，一切工作要服从战略进攻任务的要求，要教育各级干部和广大战士，这是一个极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我军战争史上的创举，要准备为实现这一伟大战略决策做出贡献，付出代价。要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第二，在我进军途中，敌人必然北追，南堵，东西截击，我军在淮河以北主要是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要力避与敌主力纠缠和作战，千方百计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第三，要教育部队，进入新区作战，一定要严格地遵守党的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每次战役前，刘邓就是这样，一个军事部署，一个政治动员，既分工又合作，把军队的军事和政治工作融成了一个整体。
但是，军政之间的工作有时又不能完全分开，甚至管军事的有必要干涉政治工作，管政治工作的有时也应干涉部队的军事工作，然而刘邓在工作上都做到不分你我，合作得十分默契。
1946年夏，我军为了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军的进攻，主动向陇海路出击大。当时任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的穰明德陪刘伯承司令员乘坐一辆马车在进军濮阳的途中，刘司令员问穰明德：“你看把总部指挥所及其通讯设施运走，需要几部大车？”穰明德根据实际情况回答：“我看5部就够了。”
但到了濮阳城后，具体经办人却向当地政府要了25部，刘司令员在驻地看到后，质问穰明德：“你说只要5部，现在为什么又要了这么多？这是破坏军民关系嘛！群众会骂我们的！”
他在地上踱了踱，来不及同邓小平商量，就下令召集来开会的军区和各纵队干部训话。
按理像军民、军政关系这类政治工作是邓小平分管的，但邓小平政委常说：“司令员和政委的工作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应该既分工又合作。”因此，他主动跟大家在一起，认真听取刘司令员的严肃批评。末了，刘司令员说：“请政委给大家讲话。”
邓小平马上走上前，转向大家说：“师长（邓小平曾经再三解释，他称呼师长是尊敬老师的意思，听惯了的人是懂得的）刚才的批评很重要，是一场及时雨，把我们发热的头脑浇冷了。希望大家回去后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
几句简短的话语寄予了邓小平对刘伯承多少真挚的情感和尊敬呀！也体现出了刘邓之间完美的军政合作关系，这正是他们协调一致的反映。
这次训话，实际上成了我军进行陇海战役的动员大会。
当然，在长达13年的共事中，邓小平和刘伯承对于军政工作不是没有一点争论。但是，他们之间从来没有意气之争，有了争论，他们从大局出发，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主动找对方进行沟通、协调。在沟通过程中，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遇事总认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而是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去做。对于刘邓这一点，凡是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工作过的同志都有深切的了解。一位曾在一二九师师部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说：当时师部的工作，只要邓小平表过态的，假如你去问刘师长时，刘一定说，“按邓小平讲的办”；同样，凡是刘师长表过态的，你去问邓小平时，邓也必定说，“按刘师长讲的办”。正因为他们俩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和衷共济，所以麾下步调一致，号令畅达。刘邓大军之所以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其最大的秘密，也是最公开的秘密就是刘邓内在团结如一人的基础上巧于工作协调，把军政工作做得很完美。
邓小平在领导活动中，完善的协调艺术除了表现在军政合作上之外，还体现在党、政工作的协调和合作之中。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了“三三制”的政权体制，邓小平马上抓紧在太行山各抗日根据地加以落实，并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阐释。4月15日，邓小平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集中反映了他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方面的理论贡献，是对中共“三三制”政权思想的补充和发展，而且提出了并回答了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如何协调党政关系，显示出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和勇气。
在文章中，邓小平首先充分肯定了“三三制”的政权是当时敌后抗战的最好的政权形式，因为它是“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而且这种政权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然后，邓小平着重论述了中共与政权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共领导人论述党政关系最早的重要文献之一。他指出，“三三制”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他尖锐指出那种认为“党权高于一切”甚至“党员高于一切”的错误观点，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恶劣影响在我们党内的反映。他还列举了“以党治国”的表现：
第一，有些区域的领导人“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结果造成了“许多过左的错误”，使得“中间分子对我不满，进步分子非常不安，群众对党的舆论也不好”，鉴于这种状况，邓小平告诫这些领导人，“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
第二，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就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
第三，这些同志“尚简单避复杂”，主要是他们缺乏自信心，不敢相信自己主张的正确，怕见人，怕通不过，以为一切问题只要党员占多数，一举手万事皆迎刃而解。事实上，这种工作方法是一种“麻痹党腐化党”，“使党脱离群众”的办法，时间一长就会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
这种种现象表明，“以党治国”的观念必须尽快予以摒除。为此，邓小平提出，党对政权要采取指导和监督的政策。所谓指导，它的权力只限于“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员”、“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而“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以“党的名义”提建议不是无条件的、经常性的，而是“必要时”方可采用。此外，“只有党正式决定的代表才有权代表党说话，提议案，或与其他党派接头”，任何个人不得擅自以党的名义出面。“指导”的目的是为了“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而“监督”则是为了“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为使指导与监督能够真正发挥其作用，必须处理好政令与党令的关系，必须保证政权的“三二制”形式。这就要求政权中的党团和共产党员一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有意识地展开民主政治斗争，提高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只有这样的工作态度和方法才能真正影响和鼓动人民拥护并支持抗日民主政府。
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认为，进行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邓小平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集中的阐述。
首先，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他指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
其次，实行党政分开，党委要抓大事。邓小平说：“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现在实际上没有做到。”（《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他认为，党管政府怎么管法，也需要总结经验，“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恐怕是这样一个道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他还具体讲到，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他说：“中央认为，从原则上说，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5页）
第三，要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邓小平指出：“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政府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也加强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9~340页）他还说：“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1页）
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既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又是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协调领导工作关系的行为指南。
二 搞好工作协调
领导工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要求领导者之间、领导关系中的上下级之间，在工作上加强联系，密切配合。
邓小平精湛的工作协调艺术，淮海战役是一个典范。
淮海战役的胜利，首先取决于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高度协调的成功。这一成功正是由于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具有坚持原则和精于协调的卓越能力，因为协调得当，各野战军和各级指挥员才指挥有方，克敌制胜，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又一伟大胜利。
1948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邓小平率大别山前方指挥所北渡淮河，转出大别山。
2月24日，中原野战军前、后方两个指挥所在安徽临泉地区会合。“刘邓”又会师了。
济南战役后，国民党军在徐州周围地区大量集结兵力，企图利用在徐州交会的津浦、陇海两铁路线及公路线密集，利于机动增援的方便，用重兵堵防的办法阻止解放军南下，以控制徐州，巩固江淮，屏障南京，挽回败局。在徐州周围，在“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下，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4个兵团，和冯治安、李延年、刘汝名3个绥靖区部队，连同从华中赶来增援的黄维兵团等，总计兵力近80万人。其中，大多是国民党军的主力和精锐部队。
为发动淮海战役，中央军委于10月11日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国民党刘峙集团右翼劲旅黄百韬兵团。22日，毛泽东指示中原野战军在攻取郑州后即全军东进，与华东野战军紧密配合，孤立徐州。11月初，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胜利和中原战场变化的情况，并采纳华东、中原野战军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原定淮海战役的规模和目标。11月中旬，中央军委连连发电指示，决定在徐州附近歼灭敌军主力，迅速攻占徐州以南的宿县，控制徐州蚌埠线，断敌退路。为了统筹这一战役的前线作战事宜，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敌委员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其中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在淮海战役中，邓小平体现出高超领导和协调艺术，他同比他岁数大一点的同志一起工作，总是对他们那样尊重，而在工作和任务面前，又总是分担别人肩头上的担子，让别人轻松一点，自己多挑重担，多做工作。
在淮海战役中，刘、陈、邓总前委常委三人在一起，既负责整个战役、两大野战军作战的谋划和决策，又要直接指挥中原野战军务等的具体作战行动。在对敌黄维兵团的作战中，邓小平主动担负了战役的具体组织指挥工作。战役决心下定，战役计划确定之后，一天上午，刘、陈、邓都在作战室办公，邓小平向刘伯承、陈毅说：“两位司令员，我比你们小几岁，身体也比你们好一些，具体工作让我多做些，夜间值班我也多值一些，这是应该的哟！”（《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608页）
刘、陈两位，先是爽朗地哈哈大笑，接着陈毅表示：“我们既要竭尽全力，恪尽职守，又要尊重政委的意见哟。但值班的权利一定要我们二人分享！”（《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608页）
刘伯承接着说：“在我们这把年纪里，这样的会战、决战，已不会很多啦，我们理应努力工作，拼命完成任务。”（《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608页）
但是，邓小平很谦虚地说：“大的决策指挥，还是靠两位司令员，靠我们三个‘臭皮匠’，只是具体工作由我多做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608页）
接着邓小平正式向作战科宣布：一般事情多找他请示报告，重大事情同时报刘、陈、邓三位首长。
就这样，在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过程中，邓小平总是天天守在作战室里。在整个作战过程中，真是军情急，战事紧，作战室的电话铃声接连不断，电报、战报如雪片般地飞来。邓小平坚持每天值班到深夜，甚至到下半夜，一直等到各纵队战斗情况基本上无大变化时，他才离开作战室。对于刘、陈、邓每天共同商定的各纵队的作战任务，也多是由邓小平在电话上向各纵队首长亲自传达和部署的。对于各纵队的战斗进展情况，邓小平除随时听取作战科值班员汇报外，几乎天天亲自找各纵队领导同志通电话，一方面督促检查他们对作战计划、命令的执行，一方面直接了解战斗进展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进行协调。晚上，为了在住宿的地方接电话而又不影响刘、陈休息，邓小平让把电话线拉得长长的，一有电话，他就披上衣服，走到院子里去接。
刘、陈、邓就是这样亲密无间地并肩战斗在淮海战役前线。
邓小平身为总前委书记，既负责战役全局的决策、谋划，又承担歼灭“黄维兵团”作战的具体组织指挥工作，还要具体领导“中野”司令部的工作。诸如敌情的变化，战况的进展，通信联络的畅通，兵员的补充，部队组织的调整，武器弹药的补充，后方对部队生活的保障等，无不亲自过问，重要的则亲自处理，并组织司令部有关部门与人员，负责工作的落实。当时“前指”人员很精干，但大家在邓小平亲自领导与组织下，在邓小平工作极端负责和为战争胜利无私贡献精神的激励和感召下，人人精神振奋，个个忘我工作，从而较好地完成了司令部的工作任务。
由于总前委书记的充分协调，有效工作，在刘、陈、邓的领导下，各野战军密切配合，前方后方步调一致，将士一心，整个参战部队形成空前的合力，在战役中威不可挡，终于以摧枯拉朽之势全歼黄百韬、孙元良等兵团，取得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领导工作协调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在工作中的上下左右、上级、平级、下级之间工作的相互合作，工作致力于达到一致，达到一个具体目标的完成，各尽所能也是协调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同刘伯承长期亲密的合作，堪为楷模。邓小平年富力强、思维敏锐、胆略过人。而刘伯承是著名的军事家，经验丰富、沉着稳健。两位首长的智慧和才能熔铸为一体，每研究决定一个问题，总是那么正确、迅速、稳妥、可靠。
在1946年2月下旬的一天，突然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称，近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小组要到新乡视察停战后的执行情况，要双方司令官前往汇报商谈，并带一份备忘录送给三人小组。刘伯承看到电报后说：“同刘峙这个常败将军去谈，用不着准备，我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担心的是这么短的时间，备忘录能否按时写出。”李达参谋长说：“我已让梁军抓紧写。”过了不久，首长们刚吃过晚饭便来到作战室。刘伯承看见梁军在写，便问：“怎么样？明天上午能拿出来吗？”梁军回答：“比较紧张。”邓小平略加思索后说：“时间不够了，我来吧！”说着便坐下来对参谋们说：“多拿点纸来。”邓小平点燃一支香烟，挥动墨笔飞快地写起来。他一边写，一边念给坐在对面的刘伯承听。刘伯承不时地揉着红肿的眼睛频频点头，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刘伯承有时也提高嗓门插几句。
大约持续了约3个多小时，邓小平挥舞着墨笔，连休息都没休息一下就一气呵成。尔后又用了10多分钟时间，从头到尾扫了一遍，把个别字句斟酌修改了一下，就把文稿递给刘伯承。“刘老，你看看还有啥意见？”刘伯承点了点头笑着说：“好！好！写得好，这一下我就放心了。梁军，你们赶快把它抄清楚带上。”
在旁边侍候的参谋们，一面忙着给邓小平研墨、点烟，心中却暗暗地嘀咕：“邓政委主管那么大那么多的事情，而对一些具体数字却记得这样清楚，写起东西来，这么快，快得惊人，真是了不起呀！”
在工作上邓小平不分上下，主动上阵是一种和衷共济，共担重担的协作精神的自觉体现。
工作协调则是指领导者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运用各种措施和手段，使领导系统内部各要素各环节之间、领导系统和其他系统之间步调一致、协调配合，以最大限度发挥整体效能。领导者的沟通能力表现为根据信息内容、接受对象特点、传递信息目的、具体场合和条件来选择适当的沟通方式，以较强的富传鼓动能力、表达能力、说服教育能力、感染能力，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感情、态度及掌握的信息，准确、完整地传递给接受者。作为一位有志的领导人应该学习邓小平工作协调的艺术，努力处理好工作各个环节、各个部门等方面上的关系，使领导工作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中。
三 进行人际关系协调
领导工作的协调是一个综合协调，既包括部门、单位之间的协调，又包括具体工作的协调，还包括人际关系的协调。
人际关系是领导工作中的重要关系之一，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领导者科学决策，获得支持，促进自我提升，人际关系恶化的领导就会失去民心，得不到上下级的支持，在工作中处处碰壁，纵使有权力也实现不了领导的任务。一位高明的领导者必然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邓小平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在领导工作中他很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表现领导者高超的人际协调艺术。
在领导者人际关系中，邓小平和刘伯承可以说是一对同事加朋友的典范。
“刘邓不可分”一直是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老同志中流传的佳话。曾作为随军记者，在刘邓野战军工作了近两年的新华社记者李普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到了冶陶，从中央局听说前方马上又要打大仗……这里所说的将要在前方打大仗的，就是刘邓大军。那时候它的正式名称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来改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是它的司令员，邓（小平）是它的政治委员。讲到这支部队的活动和业绩，他们两位是分不开的。他们的老部下说得很形象：刘邓就是刘邓，这两个字中间，顿点都加不进去。”
邓小平自己也曾深情地说：“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刘邓不可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源于他们之间良好的个人关系。邓小平和刘伯承都出生于天府之国四川省，按中国古历，也都属龙年出生。但是，他们俩在阅历、资望、性格爱好方面相差甚大。
刘伯承1911年就在四川省万县参加了辛亥革命学生军，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毕业后，他先后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是一名“手执青锋卫共和”的猛将，在四川军界，声威远播。1926年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了四川泸顺起义、南昌起义，随后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在中央军委工作，1932年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在长征中，他指挥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抢占皎平渡、勇渡大渡河。抗战伊始，他便利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组织所部夜袭阳明堡机场，伏击七亘村日军，并在正太路南侧歼灭日军1000余，是红军、八路军中声名赫赫的一员大将，被人称为足智多谋的“独目将军”。
邓小平虽然早于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他除了1929年、1930年组织、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外，无论在旅欧期间，还是在上海、在中央苏区，所从事的都是政治工作。刘邓在资望、阅历上不尽相同，工作方法也有差别。一位老同志这样描述他们：刘师长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热爱人民，关心同志，他年高德劭，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面前，能感到一种慈父般的温暖；邓小平在领导作风上的特点是决心果断，干脆，对干部要求严格，并敢于批评，给人的印象，像个严师。就是业余爱好，二人也迥然而异。刘伯承闲时多是散步，聊天。不过由于他博学多闻，闲聊起来，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古今中外，无所不侃。常有令人捧腹的笑话出口，人称“口头娱乐家”。邓小平业余活动则相当丰富，除各项运动之外，还常在“梅花”、“方片”、“黑桃”、“红心”中斗法，或是在麻将城中摆方阵。尽管如此，在许多129师和第二野战军老同志的心目中，刘邓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他们在工作上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搭档。之所以刘邓形成这样杰出的同志和朋友关系，关键是他们在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之下善于在性格上进行协调，相互尊重，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在这之中，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关系，在胸襟博大的刘伯承前邓小平所做的工作又能更多些。邓小平对比自己年长12岁，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与高超的指挥艺术的刘伯承十分敬重。
在长期的共事过程中，由于刘伯承年事较高，右眼因伤失明，左眼视力微弱，行动上多有不便。为了照顾刘伯承的身体，保障他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图谋大略，邓小平总是力争多做一些组织实施的具体工作，前方指挥，他总是抢挑重担，亲自起草、签发电报，亲自值班把守电话机，督促作战方案的贯彻执行。战事紧张时，为了不打扰刘伯承休息，邓小平则让战士们把电话线拉得长长的，一有电话，他就披上衣服，走到院子里去接。在行军中，特别是在夜行军中，邓小平也总是时时刻刻不忘关照刘伯承。当刘伯承骑马夜行时，邓小平会与他说：“夜间这么黑，你骑在马上，要是马一失蹄，把你摔了就不得了。你还是把马解放一下吧，下来我们俩一道慢慢走，还稳当些。”赶上比较崎岖难走的道路，邓小平还曾要求警卫战士为刘伯承准备一副担架。尽管刘伯承一直没有坐过这副担架，但它却映衬出了邓小平对刘伯承的关心。
邓小平不仅自己时时处处关心照顾刘伯承，而且时常要求所部干部战士关心照顾刘伯承。据第二野战军作战科科长张生华说，邓小平经常对他们说：“刘司令员年大体弱，司令部要特别注意，有事多找我和参谋长。刘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深厚情谊，解放后得到加强和升华。在西南、在北京，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两家相邻而居，往来十分密切，成为真正的世交之家。
在刘邓的熏陶下，各级指挥员一般都能在总的意图上独立自主地抓住战机，尤其在接近胜利进展之际，各部队都能进行向心集中作战，发挥全力，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灵敏性。而刘邓在指挥中也常常预先以训令形式示以任务而不示以手段，以便下级机断行事。邓小平1989年在回顾二野战史时评论说：“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上下级之间，各纵队之间，甚至于更下层一点，关系都很协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2页）
在领导活动中，一方面由于受生产的社会化和人的社会化的双重影响，从而导致人际关系的社会化；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国家正处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和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各项改革逐步深化，必然触动权力调整、利益分配等一系列敏感问题，这很容易诱发人们的心理失衡，造成人际关系紧张和复杂化。这些问题和人际关系的正确处理，都要求领导者学习邓小平的人际艺术，做好人际关系的沟通协调，理顺关系，减少摩擦，避免环节重复，使各项分力集聚起来，朝着共同的目标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