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就在教育部送发《报告》的同一天，邓小平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8月8日，科教座谈会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又一次和学者们谈到了高等教育招生工作令人不满和忧虑的现状。有人讲到清华大学的教学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3年。邓小平很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称“清华中学”、“清华小学”。学部委员、武汉大学查全生教授提出，9月份大学又要招生了，他不赞成继续按老办法，希望赶紧改正过来。当即，很多同志表示赞同，大家一致认为，老的办法鼓励了“走后门”，不要求基本的文化水平，不符合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培养人的方针。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接着他问在场的教育部长刘西尧：“报告送出去没有？”“今天上午刚送出去。”“那还来得及追回来，”邓小平坚定地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话音未落，掌声，发自心底的掌声就热烈的响起，经久不息。在场的著名科学家、教育家们不由得感慨万端：很久没有这样舒心而且是诚心地鼓掌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华民族的科教事业终于又有了希望！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肩上的重任更大了，他更加注重决策的科学化，向专家请教成为他进行调研的重要途径。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邀见古耕虞、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五位原工商界著名人士，征求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意见。会见开始，邓小平就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
邓小平拉开了话题，同5位元老谈起了经济建设问题。
邓小平说：“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大了，感到知识不足，资金也不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重犯一九五八年的错误，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在谈到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时，5位人士都希望尽快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古耕虞还递上了书面建议。邓小平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说：“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邓小平在与他们的谈话中，特别强调：“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我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是国内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在座的5位元老都为邓小平求贤若渴、听取意见的真诚所感动。
在十分真诚、和谐的气氛中，两个小时的会见很快过去了，邓小平挽留5位元老同他一起吃午饭。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与邓小平互相搀扶着，走到餐厅一张桌前落座。席间，古耕虞又递上了一份关于搞好外贸工作的建议。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见，给5位元老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邓小平邀见五位元老后的第五天，即1月2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代表中央宣布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退还“**”中被查抄的存款、财物，补发了被扣发的工资，退还被占用的房屋，调整他们的工作，改善有关的福利待遇。
在改革开放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都是领导与各种专家结合的结果。一般在作出战略决策之前，邓小平便组织有关领导、咨询机构和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或深入调查，或实地考察，或进行可行性论证，或进行理论研讨，然后才作出重大的战略决策。如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就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依靠理论界专家们开展较长时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进行的。又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依靠理论界的专家们就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讨论和辩论，在吸收了各方面专家的正确意见之后，才于1984年10月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个《决定》，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再如在经济建设方面，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政策的制定等等，也都是依靠有关专家在调查、研究、考察、讨论后，才进行战略决策的。
四 调查要深入基层
调查研究，要了解真实的全面的情况。但了解情况，不是简单地听听汇报，看看材料，而是要脚踏实地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这样才能对人对事有个确实的了解，准确的分析，才能下定决心，找准目标，有的放矢地完成领导工作。
邓小平最爱深入基层，他把深入基层作为进行调研、了解情况的重要途径。这是他在战争年代养成的一个习惯。
1930年3月的一天下午，风和日暖。邓小平在几个赤卫军战士的护送下，翻山越岭，来到了向都县印茶地方一户壮族贫农家里，准备晚上召开贫苦农民骨干会，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听取他们对开展土地革命的意见。
主人听说是“上头来的客人”，身边又跟着几个赤卫军战士，心里明白：“准是个领导同志！”全家人都乐开了。
为了表达心意，主人要悄悄杀只养了很长时间的老母鸡给客人吃。不料，这很快被细心的邓小平发现了。还没等主人动手，邓小平就笑着劝阻说：“都是一家人，不用客气，煮点青菜就行了。”他还怕主人听不懂自己的话，又叫了一个战士作翻译。主人看客人一再诚恳拦阻，就一转身从一个瓦罐里掏出几把黄豆，一本正经的对邓小平说：“这是我们壮家的常菜。”
其实，这话也瞒不过邓小平。这一带的群众跟韦拔群闹革命，被反动派三番五次翻箱倒柜，能用的能吃的已被拿走抢光，不知道这几把黄豆是怎样才保存下来的呢！
邓小平懂得壮族的习惯。如果对主人的深情厚谊执拗地辞却，他们是不愉快的，甚至说你不是同队（壮语：同志），不够朋友。邓小平只好勉强点头同意了。
“一只母鸡与几把黄豆”的情义使邓小平认识红军和党的领导是受群众爱戴和欢迎的。只有深入基层，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情况，才能对得起他们。
1931年邓小平在瑞金当县委书记时，非常重视深入基层，入村入户了解群众的愿望，努力使自己的工作为群众解决困难。
叶坪乡黄埠头村黄木生是三代老贫农，全家6口人。苏维埃政府建立后，他家分得三亩五分黄土岗田，土质差又无水源。人家田里收稻割谷，他的田里红薯尽长根不结果。忙忙碌碌一年，到头来收成甚微，生活十分困难。黄木生是个远近闻名的“厚道人”，他只知起早贪黑地干，自家收成少，怨自己工夫没到家，怨自己命苦。
原来，主持黄埠分田的是一个欺软怕硬、爱占便宜的人。该村的地痞富农占着好田不松手，以多报少搞欺骗，干部自己分了一份好田，对群众就稀里糊涂乱划片了。
邓小平知道后，就卷着行李到黄埠头村蹲下来，进行实地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挨家挨户走访，一块田一块田地看。问题弄清后，邓小平把那些不称职的干部一个个撤换，然后再重新组织土地丈量，将田按肥瘦水源分为甲乙丙三类，然后以原耕为基础，按人口和劳力进行重新分配，肥瘦分均，多少拉平，并留出了部分好田作为红军公田。
由于邓小平及时下村，在实地调查中深入农户，工作做得很实。这样一来，问题很快解决了，憨厚的黄木生来到自己新分到的田里，抓起一把黑黝黝的泥土，激动不已，他说：“这回我才算真正翻身了。”
1947年底到1948年初，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原局和部队首长到鄂豫地区视察。
在金寨县的下楼房村，邓小平对金寨县的领导讲了坚持大别山斗争的重大意义。县里的领导见首长与战士们面容消瘦，就给几位首长送来些猪肉和葵花子。邓小平政委当即问是从哪里来的，并叮嘱一定要送还群众。
在商城南一家农户住宿时，邓小平和房东聊天。房东告诉他，前不久，家里的耕牛被当地民团抢走了。邓小平立即通知剿匪部队，一定把牛找回来。不久，剿匪部队从流窜的敌人手里夺回了这头耕牛。房东逢人便夸是“恩人”给他找回了耕牛。当人们告诉他，命令找耕牛的人，就是住在他家的邓小平时，老人泪汪汪地望着大家，不知说什么好。
在战争年代，邓小平不忘深入基层进行调研，在解放后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后，他更加器重深入基层做调查研究。
1961年4月，春寒料峭。乍暖还寒的北京郊区顺义县，天还是冷瑟瑟的。处在三年困难中的顺义人民期盼着生活的转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一行到顺义县调查研究，指导工作。从4月7日至21日的半个月中，邓小平轻装简从，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足迹和动人的故事。
在顺义县调查研究期间，邓小平既不要前呼后拥的陪同，也不要迎来送往的应酬和张扬的接待，他要求一切从简，尽量多跑几个村，尽量多开几次座谈会，尽量多真诚访几家农户。
在顺义调查研究期间，邓小平十分关心那里的手工业、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发展的问题。他逛商店、赶庙会，深入基层，了解集市贸易和群众生活的情况。
一天，在县城北街的城关供销社门市部，邓小平让售货员给他拿来小农具和日用杂品，一件一件地看。边看边说：你这木柜台里的东西人家看不见，没法挑选；你这铁锅边沿的毛刺没有打光，用时容易划手。
4月17日，邓小平又前往了牛栏山，赶阴历三月三庙会，在庙会上，他看见市面比较萧条，饭店的油饼都是二两一个，邓小平就建议他们改成一两一个，使农民用一个鸡蛋就能换一个油饼。走到供销社的肉案前，邓小平和职工张永海热烈握手，亲切交谈。
这时全国都推行公共食堂，群众意见很大。为了真正掌握情况，邓小平在顺义县深入农村半个月的时间里，听取和调查了张喜庄、北朗中、高丽营、北小营、木林、东沿头、上辇等十几个社队的情况，召开了县商业局、手工业社的局、社、科领导干部座谈会，视察了城关公社拖拉机站，参观了白庙村的公共食堂，考察了县城的集市贸易、社队工业、家庭手工业、副业等情况，还到农民家中进行了访问。
在调查中，邓小平发现由于指导方针和许多政策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顺义县也一度出现了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急于过渡，平均主义，高指标、瞎指挥，大炼钢铁、大搞深翻、不顾收粮，虚报产量，刮浮夸风，征过头粮，粮食归大堆，吃饭不要钱，公共食堂是“低指标、瓜菜代”等情况，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生产热情受到严重挫伤。
在调查中，他发现人民群众对吃公共食堂很有意见，上辇村从食堂把粮食分给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但又不敢汇报，邓小平指出：“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刘金田：《邓小平的历程》下，第97页）在桑园村召开的社队干部会上，邓小平更明确表态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刘金田：《邓小平的历程》下，第98页）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像暖流，温暖了顺义县人民的，说出了人民群众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仅上辇村第二天就有250多户退出了食堂，余下的也仅继续了两个月。
在领导活动中，欲掌握真实情况，还事物的本来面目，唯有深入实践进行调查研究。但是，搞调研来不得半点懒惰，不深入到底，不进农户和工人中，不深入到事物内部精细研究问题和矛盾，是无论如何也抓不住事物本质的。事实也证明，具有调查研究精神，并且注重深入基层，这样的领导工作中就会较少出现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就能更好地避免决策失误，就能更好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就能得到群众的认同。
在新时代，领导者的调研任务更重，要求更高。各级领导干部应该自觉学习邓小平深入基层调研的方法。
五 调研要解决问题，推动工作
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不能就调研而调研。调研要解决问题，推动工作，这才是调研的真正目的。在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邓小平是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了解情况是为了推动工作，把调研作为做好领导工作的出发点。
1931年9月，新的瑞金县苏维埃成立不久，县苏维埃主席黄正就利用职权非法向工人摊派生活津贴费，搜刮工人血汗。工人群众反映到县委书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当即组织人进行调查，对群众反映的情况进行核实。当事情查明属实后，邓小平马上召集会议决定严肃处理。有的同志说黄正以前做过不少革命工作，请求从宽处理。邓小平毫不含糊地说：这是原则问题，来不得感情用事，如让这种人继续呆在苏维埃政府里，只能败坏党和政府的名声。会议决定撤销黄正县苏维埃主席职务，向全体工人作检查，退赔全部款项。
黄正问题的出现，在邓小平思想上引起强烈震动。他召集干部们推心置腹地说，要让群众信赖苏维埃政权就要真正代表人民，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得人心者得天下”，苏维埃政权虽小，可它是第一次与群众见面，在群众中的声誉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
为了堵住漏洞，邓小平挑选了几个得力的干部充实到县委监察机构，在县、区、乡、学校、厂矿设立了举报箱，在集市圩场开辟了“黑板”专栏，发动群众对干部的官僚主义、贪污浪费、消极怠工、侵犯群众利益等现象进行检举揭发；一旦发现问题，经查实后就立即处理。
由于在调查后就注意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邓小平领导下的苏维埃深入人心，在根据地的影响越来越大。
1947年2月1日，皖北名城亳州解放了。广大群众热烈欢迎解放军。
每到一个新解放城市，邓小平都不忘到各地走走看看，了解情况，以此作为制定该地工作政策的调研方式。这次在绕城视察时，他知道群众过年吃不上白面，有人门口还贴着“一年苦中苦，三月都捐完”的对联。邓小平随即下令开仓济贫，立刻群情鼎沸。人们高声向解放军诉说，蒋介石的军队如何打人、抢人；过年没白面，解放军发白面大米，感激解放军的恩情。广大群众的情绪，也感染了干部战士，他们看到了依靠群众的重要。
在领导活动中，邓小平既重调研，又重解决问题，在调研工作上堪称典范。
1947年底，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住了脚。然后，大军分兵两路，邓小平在大别山率部与敌人周旋，刘伯承率部到达淮北，指挥全局。从这时，随野战军的干部支队，便开始了建立新政权的工作。新区的工作，初期主要是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斗争恶霸地主”的口号。在艰难的发动工作之后，把地主的粮食、浮财分给群众。可是，往往白天分了，夜晚又有人偷偷送回去。干部们非常不理解。经过再三询问，老贫农才说：“你们的心是好的，你们的关心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就怕你们站不住脚。你们一无家小，二无牵挂；今天来，明天走。你们能走，可我们一家老小走不了……”由于一些干部政策观念薄弱，缺乏耐心细致的工作，对大、中、小地主甚至富农一起下手，树敌过多，阶级关系紧张，甚至有的地方基本群众也疏远干部了。
1948年3月，邓小平深入调查研究后指出：“这是政策上发生了‘左’的偏向，必须纠正。群众之所以把分得的浮财夜晚送还给地主，是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这样做，实际上是我们脱离了更广大的劳动群众，孤立了自己。”
3月12日，鄂豫区党委通过布告，明确宣布保护群众的利益，保护厂主、店主照常营业；对被侵犯的中农户，赔礼道歉，退回错分的土地财物；接着又宣布对没有反攻倒算的地主保障安全，实行主佃都同意的减租减息政策；清理超征和群众错分而又无法退赔的工商财物。
随后，邓小平根据调研的结果，向党中央报告了情况，并建议在新解放区，在没牢固站稳脚跟之前，不宜搞土改，应采取稳妥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政策。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毛主席还批示：“报告非常之好，立转各地仿办。”
1958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来到贵州。
当时，由于党内出现了“左”倾错误，加上缺乏经验，以致造成地方工业建设项目摊子大，战线长，投资规模膨胀，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城乡人民生活一度十分困难。11月1日，邓小平在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陪同下，乘飞机抵达清镇机场，然后乘车驶向贵阳。抵达贵阳，邓小平稍作休息就开始了调研。11月2日，他在花溪区视察时，针对当时存在的浮夸现象，向花溪区负责人指出：“你们去年每人产值是否有160元呢？”邓小平十分关心群众生活，他仔细询问有关同志：“房子怎么修？托儿所怎么办？娃娃怎么带？人家不愿入托儿所怎么办？”在田间他又仔细询问农民伙食情况。
当时，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半供给制，忽视多种经营。针对这一点，邓小平在11月3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对省委书记兼省长周林等人说：“要千方百计搞多种经营，搞点有色金属，搞点经济作物，必须搞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要搞铜县、铝县、铀矿县、烤烟县、麻县、木材县，总要搞一些特色。农业还要规划种多少麻、烟等经济作物。”“为了发展多种经营，必须搞好基础设施。”在调研中，针对贵州的情况，邓小平特别强调：“交通要搞，每一个公社要通公路，要搞水电站，先搞小的，每个水电站兼顾灌溉。只要水抓到了，综合利用是容易的。”他一再指出：“水利概念要改变，农田用小型水利来解决，山地以蓄水为主，拼命存水。”
在调查研究中，邓小平走村入户，深入农家。对于人民公社化以后社员生活实际出现的单一倾向，邓小平对遵义地委负责同志说：“将来高跟鞋、胭脂、口红也可以用，电视、运动场都要有。办食堂，现在是办啥吃啥。可不可以个人有点机动？各个人口味不同，自己搞点咸菜，腌点腊肉，自己加一个菜，不可以吗？是生活越搞越单调，还是越搞越丰富？共产主义是把大家搞成一个口味，还是允许各人有各人的口味？穿衣服也一样，发钱自己买，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穿鞋也是一样，有的愿穿皮鞋，有的愿穿布鞋，还有愿穿草鞋的。该享受的应该享受。现在穷，问题还不大，富起来了就要求多样性。生活不仅是衣食住行，还有学习和文化娱乐，也是生活。”
邓小平在视察中，发现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提出每家可喂一头猪，腌猪肉，并对身边的当地负责同志说：“不要把云贵川的腊肉搞失传了。”在遵义县大风暴人民公社，邓小平对那里的负责人说：“各人有各人的喜好，要允许人们有这个自由。同样分三十元，有的愿意进馆子，有的愿储蓄起来买手表，各个自由支配。这就是说，要不要点自由？毛主席向来主张个人要有点自由，大集体小自由。”
在整个调研过程中，邓小平想群众之所想，解群众之所急，观察细致入微，询问认真具体，考虑群众生活问题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具体实际。
在调研中注重解决问题，是邓小平的一贯作风。1961年4月17日，邓小平在顺义县进行调研，在牛栏山公社视察时了解到，芦正卷村的土地高低不平，沙地多，粮食产量低，收入很少，1959年全村人均分配仅42元，其中30%还是从外村调平来的。特别是社员生活很困难，全村吃水靠仅有的一口井，用水浇地根本谈不上。听到这些情况，他心里十分难过。
4月19日，邓小平前往芦正卷村。刚到村口，看见一个老农敞胸露怀，满头热气地推着小车走过来。到近前一看，车上载着黄汤般的两桶水，邓小平关切地说：“你们吃水真难哪！”老农叹口气说：“难！过几天一栽白薯，这眼大口井就挑干了。要吃水得到5里以外的牝牛河里挑，那才叫难呢！”邓小平边走边访问了几家农户，也是家家困难。
4月20日，邓小平在听县委汇报工作时，对县委书记李瑜铭、孙振英等同志说：“类似芦正卷这样的穷村，各自有各自的困难，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点，帮助他们要因地制宜，因事制宜。要帮助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长志气；帮助他们找致富门路，帮助他们把底子搞厚一些，增加收入，彻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对三类队的整顿工作，一定要抓住不放，一搞到底，直到改变了落后面貌为止。”
接着，他就谈到了芦正卷村的具体问题指出：“像芦正卷这样的穷村，没有人愿意同它并在一起，就让它一个村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吧！这个村沙地多，产粮少，在分配征购任务时，要适当照顾点。还必须扶持它尽快摆脱贫穷落后面貌，使村民早点富起来。这个村吃水困难，全村只有一眼井，连自留地都没能种上。你们县里拿出一部分钱，公社再从工业纯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帮助他们打眼机井。这不仅可以使社员的吃水问题得到解决，还可以开出几十亩园田。帮助他们把干渠顺过去，就可以解决600亩水浇地。有了水，粮食产量也就上去了，收入也会增加。这个村有会编苇席的，供销社帮助他们解决原料，让他们编，然后帮助他们销售产品。再帮助他们弄一些仔猪，让他们养，既能增加收入，还能增加肥料，为种好粮食打基础。”
不久，在北京市委有关同志的主持下，县里调来了打井队，在芦正卷村的村南和村西各打了一眼机井。这也是顺义县历史上最早的两眼机井。打好井后，县里又派专人负责为村里修了水渠，架起高压线，买来水泵。从此，芦正卷村的广大群众不仅吃上了甘甜的水，而且有了浇地。村里开了10亩菜地，百亩果园，农业连年大丰收，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邓小平逝世后，顺义人民还深情地回忆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啊！我们要永远缅怀邓小平对顺义人民的关怀。”
邓小平在调查研究中，他总是尽可能更多地了解一些情况，听取一些意见，问得非常细致，听得非常认真。而对于群众中一些好的发明创造，一些新鲜经验，他发现后，总是给予鼓励、支持、建议总结、推广。
1980年7月，邓小平在四川省委书记杨超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成都农村的沼气建设。参观了沼气陈列室，实地考察了沼气的使用情况，核算了沼气的费用成本和产生的效益后，邓小平认为有推广价值。结束四川之行来到武汉之后，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介绍了成都农村开发建设利用沼气的情况。他说：“这次在四川看到沼气，全国普及可不得了。四川普及沼气，一年就等于600万吨标准煤。搞沼气可以真正消灭吸血虫。卫生条件好了，周围干干净净，好处太多了。南方要普及，要作出规划，要办专门训练班，一批批地办，不要一哄而上，要搞专业队伍，要搞专业化厂生产各种用具。要给贷款，偿还期可以长些。要解决水泥问题。”
1981年8月，邓小平来到新疆。在生产建设兵团，原农八师145团一营三连连长兼指导员殷福向邓小平一行介绍了人工地膜植棉情况。当殷延福讲到，一般连队搞100亩人工地膜植棉就到顶了，因为还有小麦、玉米、甜菜、杂粮等其他作物，而三连却搞了400亩，这一成绩令邓小平一行连连称奇。邓小平还想了解得更详细些，但问道：“地膜植棉比一般植棉的优越性，你认为在哪里？”
殷延福具体介绍说：“一，耕地铺上地膜温度高，在普通植棉播种的时候已经出苗了，赢得了时间；二，因为提高了地温，土壤里的稀有元素如氮、磷……容易被作物吸收，棉花长势好，结铃多，产量就高；三，霜前花多，棉花质量好，职工也避免冰天雪地剥棉桃之苦……”
听完殷延福的介绍，邓小平满意地笑了。他对身边的王震和王任重等人说：“这要总结经验，好好推广。”
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起步的。它的显著标志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但是，这一重大决策的形成，也是邓小平总结群众大力推广的结果。
最初，当承包到户在农村悄然兴起时，邓小平就敏锐地发现了它的强大生命力。当时，搞包产到户并不是没有阻力，尤其是在人民公社制度实行20年后，再走回头路，其阻力可想而知。但是，邓小平从实际出发，从农民的切身利益考虑，大胆地支持这一做法。1980年5月31日，他就农村改革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长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页）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农村改革以包产到户为突破口，很快在全国农村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由于这种形式符合农村现实的生产力，符合农民的心愿，因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并使农民从中得到了实惠。
领导干部进行调研是搞好工作的重要途径。但是在调研中要善于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要善于总结和推广群众的有益经验，推动大局工作。有的领导者在全党大兴调研之风的号召下，不得不走出办公室，走向基层。但是，流于形式，蜻蜓点水，这是与邓小平调研的工作方法背道而驰的，必须认真克服，做到深入、细致调查，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及时总结推广工作经验，使调研真正落到实处，真正取得实效。
六 调查要平易近人
在深入基层，开展调研的时候，领导者应亲切和蔼、平易近人。领导下基层调研就是向群众了解情况，因此应和群众打成一片，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领导深入群众家中，坐在一起唠唠家常，群众就会认为你没架子、不隔心，愿意同你说心里话。那种自视清高，瞧不起群众，不尊重群众意见和他们的首创精神。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发议论、做指示、瞎指挥，这样的行为，不但是官僚主义的表现，而且也是对群众的不尊重，难以达到调研的目的。
在下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邓小平从不摆架，高高在上，而是表现出一个普通人的形象，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1972年11月，邓小平来到江西考察。当时，有一位叫池龙的江西泰和籍老红军正在家乡探亲。他原是空军通讯部副部长，因得罪了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中被打成“反革命”。当他得知邓小平来到泰和县考察时，高兴得夜不能寐。他向当地有关负责同志提出请求，希望见一见邓小平，并一再说：“我熟悉他。”邓小平听了随行人员的情况介绍，很爽快地说：“好！来，来，来。”
见到邓小平，池龙十分激动。他十分庄重地立正敬礼后，便跨步上前紧紧握住邓小平的双手，大声自我介绍说：“首长，我是红一方面军的，在长征时经常看到你，当时我是通讯兵。”
邓小平一边仔细地端详着池龙，一边搜寻着往日的记忆，他点点头说道：“哦，记起来了，是有这样一位小伙子。”
接着，两人坐下来谈起往事，都情不自禁地沉浸到对战争年代烽火岁月的追忆之中。不知不觉，两个人谈了两个多小时。当池龙诉说起他在“**”中受到的痛苦折磨时，怒从心中起，悲愤难平。邓小平十分理解池龙的心情，他说：“‘**’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
从谈话中，邓小平发现池龙心中的怨气一时还未消除，便劝慰他要正确对待个人遭遇，不要纠缠于个人的恩怨，要振作精神，把眼光看远点。
邓小平平易近人的态度和一番理解宽慰的话语使池龙不禁流下了热泪。
邓小平的老战友刘英曾对邓小平有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他是“很随便的一个人。”（《中外名人看邓小平》，第394页）事实上也是如此。邓小平为人随和，朴实坦真，没有架子。在深入基层进行调研时，邓小平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大庆油田是我国石油的主要产地，它的创业成功，结束了中国依赖“洋油”的时代，改写了我们这个被称为“贫油国”的历史。对大庆油田的勘探、开发和建设，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格外关心。
1978年9月14日凌晨2点，秋风送爽，万籁俱寂，人们正沉浸在香甜的熟睡中。此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及其陪同人员，在圆满结束对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访问后，乘专列来到黑龙江省的陶赖昭火车站。早已等候在车站的省委书记李力安、省委副秘书长曲绍文、大庆市委书记陈烈民等人十分高兴地登车迎接。火车在陶赖昭稍作停留后，按照邓小平的要求，直奔大庆而去。
在阔别14年之后，邓小平第三次来到大庆，确实流露出平时少有的急切和高兴的心情。他一下火车，不顾旅途劳顿，立刻就到油井一线参观、视察，十分关切地询问了油田的发展情况。采油一部党委副书记孙叶松汇报中突出地介绍了14年前邓小平曾经视察过的那口6排17井。孙叶松加重语气、非常亲切地说：这就是您当年看过的“光荣井”，而今它的日产量已由当初的32吨上升到目前的63吨，做到了开发18年高产稳产，产量翻一番。邓小平满意地点点头，连声赞许道：“好，好！”
邓小平来大庆视察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油田各处。当他步入大庆机关二号院时，800多名干部、工人和家属列队欢迎。邓小平看到这热烈的场面，高兴地和大家握手，并亲切地向站在后边的同志招手说：“不能都握了。”之后，他特意来到劳动英雄、失去双臂的秋玉亭面前关切地说，“不容易啊，你的身体怎么样？”为了补上不能和耿玉亭握手的遗憾，他和耿玉亭的爱人握手问候。当陪同的人说，大庆的同志想和邓副主席照相时，他立即放下手中的茶杯说：“好！安排好了就照！”人们被邓小平的情绪感染了，纷纷过来拥在他的身边，留下了宝贵的合影。
1979年8月初，邓小平来到青岛视察北海舰队，亲笔题写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的光辉题词，也留下了这位老人与水兵们的故事。
8月2日，75岁高龄的邓小平登上了国产的第一艘导弹驱逐舰——“济南”舰。在听取了详细汇报后，邓小平乘舰出海视察。为了仔细观察海域情况，邓小平登上军舰最高点——信号灯座。一会儿，他又来到高炮台上。这时小雨绵绵，操舵兵王振同志怕淋坏了这位老人，便给他撑起了伞。邓小平和蔼地对他说：“这点雨，不怕的。谢谢你。”他坚持和大家一起不打伞。
海风越刮越猛，雨也越下越大。在大家的劝说下，邓小平回到一号舱室休息。走到舱室，他看见水兵们正在关舷窗，便也和大家一起干起来。
当时，水兵们都希望与邓小平台影留念，又不敢冒昧提出。邓小平看出了水兵的心思，他慈祥地向周围的官兵们招招手说：“谁要照相就来照。”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大家都怀着激动的心情，朝他围了过去。
邓小平见大家都过来了，就笑着说：“这地方太小，我看咱们分批照吧。”说完，他用手梳理了一下被海风吹乱的头发，在前炮甲板的凳子上坐了下来，先和舰上的领导合影，又分别和技术能手、立功受奖的优秀军官水兵合影，然后同其他水兵们合影。
当与水兵合影时，他总是回过头向水兵们微笑着点头致意。为满足水兵们的愿望，老人家在甲板上一坐就是1个小时。
邓小平与水兵们合影的消息传到了在一号舱室服务的水兵盛立中耳内，他为没能与小平同志合影深感惋惜。于是他想出了请邓小平签名留念的主意。但当邓小平进来后，他又犹豫了，心想：我是一名普通水兵，他能答应我的要求吗？
盛立中犹豫不决的样子，被站在邓小平身边的海军第二政委杜义德看见了。杜政委问：“你有什么事吗？”盛立中壮着胆子把自己的心愿告诉了他。
邓小平看见他俩嘀嘀咕咕，就问：“有什么事吗？”
杜政委说：“他想请您签个名。”
“签个名？”邓小平笑了，亲切地对盛立中说：“好，拿本子来。”盛立中赶忙把本子和笔递过去。邓小平在扉页上认真地写下了“邓小平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几个字，把本子还给盛立中，问道：“这样写行不？”“行，行。”盛立中接过本子，激动地不知所以，连给邓小平敬礼都忘了，只是看着本子“嘿嘿”地笑。
20多年过去了，当年“济南”舰上的水兵也走向四面八方，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但不管岁月如何流逝，不管走到何方，他们始终念念不忘在邓小平身边的那段日子。邓小平亲切的教导、和蔼的笑容，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们说：“我们永远忘不了这位慈祥的老人。”
1992年1月27日上午，邓小平来到珠海市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视察。他听了公司副总经理丁钦元的汇报，对该公司打破铁饭碗，实行股份制，把职工的切身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结合起来，创造性地使公司职工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公司劳动生产率达到全国同行业最高水平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他对丁钦元说，你讲得很好，特别是不满足现状。做到日日新，月月新、年年新，不断地创造新的东西出来，才有竞争力。你们的做法体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感谢你们和全体职工。
丁钦元说，我们就是按照您指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干的。邓小平接着说，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这时，他回过头对梁广大说：“你们这里就是姓‘社’嘛，你们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
随后，邓小平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机芯总装车间。路上他问丁钦元：“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丁钦元回答说：“60岁了。”邓小平风趣地说：“很年轻嘛。”一句话逗得在场的人都开怀大笑起来。接着邓小平告诉丁钦元：“一九八四年我来过珠海。”丁钦元说：“那时还没有江海公司呢，但您那时写下的‘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使我们很受鼓舞。我们是在您视察半年后来珠海创业的。”
邓小平还对梁广大说，看得出来，你们是从艰苦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要发掘人才，你们做得对。要不断造就人才，一年365天，都要做这件事。只要有人才，就可以创造出技术，事业就兴旺。
邓小平在珠海期间，先后三次驱车专门考察珠海特区的城市建设。他一再称赞珠海发展真快，变化真大，很了不起。在参观过程中，梁广大汇报了珠海市严格管理自然环境、严格限制建筑物高度。邓小平赞同地点点头说：这好像新加坡。这样搞很漂亮，有自己的特点。
梁广大说，珠海的投资环境已吸引很多外商来投资，1991年就签订了500宗合同，邓小平风趣地说：“要是我是外商的话，我也会在这里投资的。”
在进行调研中，邓小平风趣幽默，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工人、农民、战士、学生，都是一视同仁，既像好朋友，又像一位慈爱的长者，让人觉得可亲可近。正是这样，他从人民群众中获得了他们真实的想法、最真切的感受。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搞调研，一定要学习邓小平的这一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