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以情动人，以情动心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
思想教育工作，只有做到情真意切，情理结合，才能打开人们的心扉，取得他们的信任，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从而形成思想上的共鸣和认识上的提高，才能使道理深入人心。否则，没有感情的说教，道理讲得再好，也不可能真正解决思想上的问题。邓小平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证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情感教育在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中运用得好，往往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932年5月，邓小平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在会昌，邓小平从边区实际出发，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打击敌人。他亲率地方武装攻打闽赣边的乌鸦泊、官丰、膳坑等地，消灭了细八哥、郭发贵、大头五等反动靖匪武装大部，迅速肃清了三县内的靖卫团、土围子等反动武装盘踞的白色据点，恢复和建立了当地的革命政权，会、寻、安一带边区红色政权趋于稳定和巩固。但是，地方武装队伍的迅速扩大，为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大量任务。
1933年春耕时节，会昌独立营的几名战士因家中春耕困难，私自离队回家。
正在县委开会的区苏维埃主席老邹听到后，不禁破口大骂：“没有骨气的家伙！”怒不可遏地操起几根棕绳带着几名战士说，“走！把他们捆到这里来教训教训。”
刚跨出县委门槛，就碰见检查工作刚刚回来的邓小平。
问清缘由以后，邓小平心平气和地说：“捆不得！他们擅自离队当然不对。但是，这里面也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他们家里有困难，我们却不了解，不解决，怎么使战士们安心打仗呢？！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能靠一根绳子解决问题吗？”说完连门也未进，又转身说：“走吧，放了绳子，我们一同去了解了解，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邓小平一行来到离队战士小吴家，发现小吴的母亲生病躺在**，无钱医治。邓小平二话没说，连忙从衣袋里掏出几块平常省下来的光洋交给小吴说：“快去请医生！”
小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不敢伸手接。邓小平催促说：“快，钱是小事，治病要紧啊！”
邓小平一行又来到另一位离队战士小赖家里。小赖的老婆一听是县委书记来了，以为是来抓她丈夫的，吓得不敢抬头。
“大嫂子，别怕。我们不是来抓你丈夫的，而是来问问你家有什么困难，我们好帮忙解决。”邓小平安慰地说道。
赖家嫂子见邓小平一片诚意，便大胆地诉说家中劳力少无人耕种……
邓小平听后对她说：“放心吧，明天我们派人来帮你一把，你家里的耕种问题，由我们解决。”
赖家嫂子感动得连说了几声谢谢。
……
就这样，待邓小平走完最后一位离队战士家时，已是夜深人静了，他们饿着肚子踏着月色返回县委驻地芙蓉寨。
以情动人，是邓小平政治思想工作的一大特色。
邓小平是一位不善于动感情的人，但是，在做思想工作过程中，他朴实的言行都饱含着对战友、同志的关爱的深情，当人们受到他的情义时常常被打动，把他的希望化做行动的力量。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阿坝地区时，红军总政治部动员全体指战员筹备干粮准备过草地，并规定每人一天必须筹够五个馒头的粮食。
有一天，李伯钊与黄镇等三人在河边洗粮食时，拣到河边漂浮着的麦粒，多做了几个馒头，但是，没有交给公家。后来，别的同志把此事报告了管粮食的同志。管理粮食的同志找到李伯钊说：“不管你们是怎样弄到麦粒的，既然做成了馍馍，就应该一律交公，不得私存。”李伯钊只好把多做的几个馒头交了出来。
当时，李伯钊不太高兴，直生闷气。这个时候，邓小平提着小布袋走了过来。他从小口袋里取出一个馍，说：“你饿了吧，给你！”
李伯钊说：“我不要。你留着自己吃吧！”邓小平急忙说：“这是我送给你的，不要你还。”李伯钊接过馍，心头一感动流下了眼泪。可是，她转眼一想：邓小平可以把自己的馍让给自己，自己已经有了五个馒头，怎么还能多要呢？邓小平无声的情义胜过千万句话的力量，李伯钊一下子想通了，为自己的自私行为觉得羞愧。
1941年春，李聚奎调山西太岳区的决死队第一纵队任副司令员，经太行山一二九师师部时，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就决死第一纵队的建设及工作方法等问题向李聚奎作了详细的指示，邓小平特别叮嘱李聚奎：“决死第一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薄一波同志很谦虚，一再要求我们给他派个有作战经验的军事指挥员，我们决定调你去。你是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参加革命后一直领兵作战，还是跟农民打交道。决死队可大不一样喽，大都是青年学生，一定要注意工作方法，要能和知识分子打成一片。”
李聚奎后来回忆说：“邓政委这番直捣心窝子的话，说得我连连点头，我那点老底子都被他抖搂出来了。确实，我这个‘老粗’脾气暴，性子急，工作方法比较简单。现在要到薄一波同志所领导的队伍中去工作真应好好注意。”
邓小平的话很朴实，但是饱含着战友和同志的深情，结果，李聚奎到了决死第一纵队后，很注意工作方法，工作很有成效。薄一波在《李聚奎回忆录》序中，对他和李聚奎一起战斗这段历史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说：“聚奎同志训练军队有方，作战机智沉着，表现出我军高级指挥员的优良品德和作风。聚奎同志对山西新军的建设是立下了功的。”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立即着手科技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他深知，要拨乱反正，首先必须使主管部门的领导解放思想，摆脱“左”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对于教育部门的领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思想政治工作，邓小平也是采取以情动人的方法进行的。
9月19日上午，邓小平接见刘西尧等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一次坦率、严肃，而又极具启发教育意义的谈话。
讲话时，邓小平手里拿着一份打印的材料。他说：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听了这一席话，刘西尧等人明白了邓小平这次接见他们的用意：批判《纪要》，划清是非界限。对此，刘西尧等人并不感到突然，因为早在8月8日，邓小平在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已经发表了一篇与《纪要》的“两个估计”完全相反的讲话。
但是，这时因中央并没有推翻《纪要》，“两个估计”仍然存在，所以他又“心有余悸”。邓小平知道他们顾虑什么，因此耐心解释说：“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
说到这里，邓小平突然话锋一转，语气十分坚定地向刘西尧等人提出：“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紧接着，邓小平又语重心长地对刘西尧等人说：“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中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我在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篇讲话，是个大胆的讲话，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对我的讲话，有人反对，这不要紧。一个方针政策，总会有人反对和不同意的。他们敢讲出来就好，可以开展辩论嘛！”“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最后，邓小平表示：“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抓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他鼓励刘西尧等人“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
这次谈话，既有理解，也有希望，既有鼓励，也有支持，可谓情理兼容。如果说刘西尧等人在邓小平8月8日讲话前后，还囿于“两个凡是”，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对邓小平的正确主张持疑虑和观望态度的话，那么，这次谈话后，他们则放下了包袱，解放了思想。
11月，教育部以大批判组的名义，同时在18日的《人民日报》和第12期的《红旗》杂志上发表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的文章，全面批判了“两个估计”。这是对邓小平谈话的最好回报，也是邓小平谈话最直接的产物。因为正是邓小平的理解、鼓励，支持与鞭策，刘西尧等人才毫无顾虑地组织人员撰文向“两个估计”开火。
邓小平曾说：“解决了17年的估计问题，恐怕至少在精神上可以使大家放下包袱。”他正是本着这一精神首先帮助刘西尧等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解决了对17年的估计问题，使他们在精神上放下了包袱，解放了思想，从而掀起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这次谈话充分显示了邓小平作为一名老的政治工作者在做人的思想工作方面的才智。
五 鼓舞士气，振奋人心
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除了解疑释惑、廓清迷雾、化解矛盾，形成共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鼓舞士气，振奋人心。
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师，邓小平在做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对下属的动员和教育，常常因对象的不同、场合的变更而有所变化，并且不拘一格，表现出强大感染力。
1932年9月，时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来到三分区指挥部所在地芙蓉寨开会。中午时分，大家都围坐在会场门口坪上吃午饭。由于吃的是红糙米饭，有的同志就私下议论：“这种红糙米饭硬邦邦的，不太好吃。”
这时，邓小平听见了，他没有责怪发议论的同志，而是借题发挥说：“红糙米饭，外红里红，营养丰富，吃了添精神长志气。前几年，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和红军战士一起，不也是吃红米饭南瓜汤坚持斗争吗？吃红米饭闹革命前途无量呵！”
一番风趣的话说得大伙都乐了。“吃红米饭闹革命前途无量呵”的话语给大家以极大鼓舞。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战争年代，邓小平随时随地都不忘做战士们的宣传鼓动工作，通过各种教育鼓舞士气，坚持斗争。
在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中，我军广大指战员发扬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不怕疲劳的作风。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在无后方依托和山高路窄、地形不熟、后勤供应得不到保障、伤病员无法安置等等严重困难条件下，我军一面连续作战，一面担负着工作队的任务。但是，由于情况紧急，思想工作一时跟不上，有的同志只看到暂时的局部的困难，对全国的胜利形势和本身执行任务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产生了对坚持大别山信心不足的右倾情绪和某些违法乱纪的现象。
刘伯承、邓小平抓住了这种思想苗头，9月下旬，在光山以南的王大湾召开了旅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
在会议上，邓小平对全国形势作了分析，他说：“党中央对我们这次行动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现在，我们不但保存和进一步巩固了原有解放区的基本区域，而且把战争引向蒋管区，迫使蒋介石把战线由黄河移到长江。同志们可以看到，中央这步棋下得多么英明，多么有远见。可是，我们有些人只看到自己的艰苦，而看不到全国战局这种新变化，个别人甚至产生右倾情绪和违法乱纪现象，这种错误倾向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刘伯承作了长篇讲话，他最后说：“我们共产党员在入党的时候，宣了誓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现在我们具体地消灭蒋介石反革命，我们的手不要发抖啊！每个共产党员称一称你这个共产党员是否足秤！”
王大湾会议以后，各部队争取打胜仗的竞赛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邓小平的讲话极具感染力和震撼力，非常鼓动人心。
1946年6月28日，邓小平、刘伯承等野战军首长来到所属第三、第六纵队，参加部队的自卫反击战誓师动员大会。
站在临时搭建的检阅台上，邓小平望着台下一排排整齐的队伍和战士们肩上闪闪发光的刺刀，开始了他的动员报告：“同志们，国民党已经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了！中原解放军主力已撤出宣化店，分路向西突围，我们也要准备随时投入战斗。……经过8年抗战，我们取得了胜利，人人都希望结束战争，家人团聚，安居乐业，建设家园。但蒋介石不顺从民意，不顺应历史潮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只有奉陪到底，用枪杆子打出和平来。”
顿了顿，邓小平又接着说：“现在，蒋介石调集了193个师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仅我们晋冀鲁豫解放区周围就有28个师。敌人已经气势汹汹地向我们逼过来了，我们只有迎上去，消灭他们，才能保卫解放区，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大战之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是违背人民意愿的，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而我们的自卫战争是正义的，是顺从民意的，必然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我们的装备和力量虽然暂时还不如蒋介石，但我们一定能够打败他，一定能够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讲完当前的战争形势，邓小平侧过身，遥指远处的丛台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它的历史。战国时期，战国七雄中的赵国国力衰弱，不能和魏、齐、秦等大国相抗衡，经常遭到欺凌。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即位，他立志改革，使赵国强盛起来。当时，赵国的北部与胡人部落相邻，胡人常以骑兵侵扰赵国。胡人的骑兵身穿短衣，骑着快马，手持灵便兵器，还能边跑边射箭。赵国的官兵虽身穿盔甲，使用战车，但因笨重不灵活，常常被胡人打得措手不及，兵败而归。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决定改革服制，胡服骑射，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当时，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极力反对。大臣肥义等人则支持赵武灵王改革图强，鼓励他带头穿胡服。于是，赵武灵王很快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打了许多胜仗。他还亲自率领骑兵，进攻北方的胡人部落，向北扩张了上千里的疆土，并于公元前296年灭掉了中山国。胜利之后，为了阅兵和歌舞，赵武灵王下令大兴土木建了这座丛台。因丛台为赵武灵王修建，故原名为武灵台，后改名叫丛台。
邓小平讲完胡服骑射和丛台的故事，结合现实说道，这个丛台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我们讲它的历史，目的就是要大家懂得胡服骑射的道理。我们的古人尚且知道要改革军事，以适应战争的需要，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军队，更应懂得实施战略转变的重要意义。全面战争爆发后，形势变了，作战的对象也发生变化了。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强大的，是用全新的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正规军，如果我们不彻底摒弃过去的分散游击的战术，不从思想上来一个战略转变，就不能对付新的战争。
邓小平这番动员，不仅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了一段历史，明白了眼前的形势，更促使大家思想上、观念上来了个转变，“胡服骑射”的故事成为了振奋士气，鼓励大家增强了以更加充分的准备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激烈、残酷的战争，赢得最后的胜利的信心的号角。
革命和建设的征途不是一帆风顺、平平坦坦的，其中总有艰难和曲折，振奋士气，鼓舞人心，是一位领导干部做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基础素质。因此，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该学习邓小平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这一技巧。
六 把问题讲透，
使人明确其所以然
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时，把问题讲透，把干部、战士反映出来的各种疑团一一解开，让大家不仅知道该干什么，而且清楚怎么干，怎样才能达到目的。这是邓小平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时的根本目的。
1947年6月21日，邓小平在野战军直属队营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上，就目前形势与任务及各种疑问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解答。
在动员大会上，讲到反攻的时机问题，邓小平说，党中央和毛主席讲反攻时机到来了。为什么？这是有根据的。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危机。蒋介石在第一线集中了220多个旅，后方非常空虚，山东、陕北两个主要战场上不但打不出名堂来，而且还被我逐步歼灭，其他几个战场上也已经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党中央年初在指示中写道，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性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蒋管区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民众运动闹得轰轰烈烈，人民跑在我们前面去了，这与解放区的军事胜利，是打败蒋介石的两大力量，而解放区是领导力量。新的**很快到来，我们要领导这一**走向彻底胜利。
说完，邓小平望望大家专注的神情，接着讲道，从军事上看，敌人采取重点防御，我们是让蒋介石巩固他的统治区，喘口气再来打我们，还是我们先去剥夺他的兵员、财力，扩大解放区，来充实我们自己的力量，到底这两种办法哪一种好呢？这是很明白的道理。这就好像两个人打架，只要再加一拳就能把对方打倒，你偏偏要歇一歇让他喘气，自然是不对的，这用之于革命会使革命失败，要犯严重错误。
针对部分指战员提出的打不打大城市问题，邓小平明确地说，对城市好打就打，不好打就不打，你采取重点防御，我就占地面，有机会就占地方，地方占多了，人口增加了，兵员解决了，财经也解决了，反过来敌人就困难了，力量对比又要起新变化。道理就在这里。
对于有的同志担心反攻出去能不能站住脚的问题，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说道，一定能够站住脚，但有一条，要看我们三大任务（即打仗、执行财经政策、执行群众工作与土地改革）做得好不好。我们首先在思想上下决心不向后看，要讲战法，讲政策，把三大任务做好。蒋管区人民那样好，有什么理由站不住脚呢？如果三大任务有任何一条做不好，都是站不住脚的；三条任务做好了，不要多久就站住脚了，新区很快就会变成解放区。
对于反攻后可能遇到的困难，邓小平认为，困难一定有的。不能设想像在解放区内线作战那样方便，要设想更多的困难，思想上必须有充分准备。即使有困难，只要充分做好三大任务。这也是暂时的困难，而且影响不了站不站得住脚。当然，我们是要历尽辛苦的。我们这一代的确是幸福的，光荣的，我们将要造成子子孙孙的幸福，即令牺牲，也是值得的。反攻确实辛苦，并且是持久性的，争取得好，就快些。真正把革命干成功，辛苦是值得的。今天我们需要拿出革命英雄气概，拼命地干，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我们是一定可以干成功的。
对为什么不打大城市，为什么反攻能站住脚？邓小平的动员报告讲得明明白白，问题说清了，部分干部、战士思想上的疑问也打消了，使大家的认识更明确了。广大指战员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满怀信心地投入到了战略反攻的斗争中。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克服种种困难，冲破重重险阻，胜利到达大别山后，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战斗，终于建立了根据地，基本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但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对于这批不速之客的到来，始终坐卧不宁。他迅速调集力量，动用几十万大军准备“围剿”大别山。因此，刘邓大军仍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考验。
对于眼前的困难怎么看，对于自己部队和兄弟部队的关系怎么认识，特别是对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怎么正确理解，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广大指战员及时明确，而且也是部队当时思想工作的重点。对于这个问题，作为野战军政委的邓小平早已深思熟虑，成竹在胸。1947年10月初的一天，邓小平在二纵连以上干部大会上，一一解答了这些问题。
在连以上干部大会上，讲到困难，邓小平说：“现在有的同志不敢对部队讲困难，你不讲，困难也还是客观存在着。我们不要怕讲困难，相反，应该勇敢地正视困难，实事求是地向大家说明困难，这样，才能对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才能积极主动地想办法战胜困难。”
他说：“我们远离后方，在敌占区还能没有困难？我们整天背着几十万敌军在这里转，弹药、粮食、被服得不到补充，战士们不服水土，很多人生病闹疟疾，伤病员得不到很好的治疗，群众基础、物资供给都远不如解放区，所有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困难是事实，但有困难并不可怕。我们干革命就难免要同困难打交道，就要有克服困难的耐力。”
接着，邓小平讲道：“毛主席说，你们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插入了敌人的心脏，打中了敌人的要害。我们把敌人大量吸引过来，压力大了；我们远离后方，困难多了。但是，我们的兄弟部队在其他战场上就轻松了，就可以打胜仗了。”
邓小平形象地比喻道：“我们进军大别山，就像打篮球一样，蒋介石看我们到大别山来投篮了，要得分了，他就把前锋后卫都调来跟着我们。这样，他顾了南就顾不了北。他不让我们在南面投篮，不惜用几十万大军缠着我们，可他北面的篮板就空出来了，我们的兄弟部队在北面就可以投篮得分了。我们在大别山困难很多，是在‘啃骨头’，但是，在其他战场上，我们的兄弟部队已经开始‘吃肉’了！我们背上的敌人越多，我们啃的骨头越硬，兄弟部队在各大战场上消灭的敌人就越多，胜利也就越大。而各大战场的胜利，反过来也可以支援我们，减轻我们的压力。”
他继续说：“要讲困难，我们有，蒋介石也有。我们的困难是局部的、暂时的，是前进中、胜利中的困难。而敌人呢，他们面临的是解放区、蒋管区人民的重重包围，他们的困难是全局性的，是一步步走向灭亡的不可克服的困难。眼下，我们虽然困难一点，我们身上还要掉几斤肉，我们还要付出一些代价，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了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是值得的，是很光荣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572~573页）
在这里，邓小平先向战士们交底，然后运用形象生动的两个比喻，把革命胜利的必然性说得清清楚楚，由于把道理说清，把胜利的希望展现在人们前面，战士们明白了挺进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既看到了当前的困难，更坚定了胜利的信念，士气不仅没有因为目前的困难而低落，相反通过邓小平的这一鼓动人心的话语更加振奋起来了。
人民群众是最有觉悟的。在领导活动中，领导者把工作决策的所以然说清楚了，最艰难的决策也会变成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邓小平是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的，在战争年代他不仅如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他也很注意把各项工作决策的所以然解说得明明白白。
七 贯彻循循诱导的原则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强词夺理，或者采取压服的办法，既解决不了思想问题，也起不了教育、说服人的作用。做人的工作，必须循循诱导，让人知理明义，才能达到征服人心的目的。邓小平就是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家。
在1946年9月一个下午，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门前，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就是被党组织从野战军第三纵队调来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的张生华。
他看到眼前的司令部就坐落在一个极其简陋的农家小院里，这里进进出出的军人也都是清一色的灰粗布军服，灰绑腿，厚底布鞋。再看刘邓野战大军司令部，虽然威名远扬，却是这小院里极其普通的一间南屋。屋里打扫得整洁明亮，正中和右边两堵墙上挂满了地图。三张大小不同的八仙桌就是办公桌。此时，刘邓大军的五位首长正围坐在办公桌前开会。
张生华怕打扰了首长开会，便悄悄地站在了门外。
参谋长李达注意到了门外的小伙子，一看正是自己从第三纵队选中到司令部工作的三纵队参谋长张生华，便招呼他进来。
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小伙子居然扭捏得像绳子绊住了脚，不愿进来。撅着嘴吞吞吐吐地说：“首长，能不能……能不能让我还回原来的三纵队工作？”
李达参谋长一听沉下了脸说：“在司令部工作不好吗？”
张生华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作为野战军政委的邓小平见到这个情景，知道来的小伙子可能是个顽固的小堡垒，还得耐心攻破呢。于是，邓小平走上去拍拍张生华的肩膀说：“小鬼，等会开完了，你到我这里来一下。”
会议结束后，张生华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拉着他的手坐到地铺上，微笑着问道：“为什么不愿到司令部工作呀？能不能跟我说说啊？”
邓小平和气的两句问话已经动摇了这个“小堡垒”，张生华孩子似的诉说了个痛快：“司令部是个大机关，在首长身边工作，我怕干不好。现在大兵团打大仗，是学习作战的好机会，总在机关里工作，就成了不会打仗的军人，就像画儿上不会捉耗子的猫，会让别人看不起。”
邓小平笑着问：“调你来司令部工作，怎么就没有学习打仗的机会呢？”
张生华望着邓小平说：“照我看，机会不是那么多的。”
邓小平偏着头，进一步追问：“我倒想听听你的根据是什么？”
张生华如鱼得水，兴高采烈，对着邓小平侃侃而谈。他从解放战争以来敌我的兵力对比讲起，历数了胜利的每个战役；再从全国战局形势讲到晋冀鲁豫野战区的形势，然后他得出结论说：“照这个速度，至多再打两年，蒋介石的400万军队不就全报销了吗？到那时战争结束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还有什么机会学打仗呢？”
邓小平听了哈哈大笑：“小张呀，你肯动脑筋想问题，这很好，但你对战争的看法也有不全面的地方，看来，你还是个小小的速胜论者呢？”
接着邓小平严肃地说：“对待军事科学，同对待其他各门科学一样，要全面地分析。判断战争的胜负，不能用简单的加法，只算算打了几场胜仗，消灭了多少敌人，是不够的。战争的胜利，事实上包含着经济和政治等许多因素。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这是肯定的，但具体用多长时间，这还要看敌我力量的变化。我们要沉着、坚定，不要盲目乐观，贪图速胜，你说是不是啊？”
“是！”张生华突然站了起来，向邓小平敬了个军礼。但是，他敬礼的右手好长一会儿都不离开帽檐。邓小平拉着小伙子坐下，说道：“快坐下吧！共产党员对组织上的调动，要服从，不要讲价钱嘛。革命工作有各种分工，有军事工作，也有政治工作、后勤工作。调你来机关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需要，你明白吗？”
“明白。”张生华点点头说。
“你要求参加战斗，学习指挥打仗，这种精神是好的。但机关工作总得有人做。觉得做机关工作不痛快，这不应该是不愿做工作的理由。现在是战争时期，执行命令第一，这对每个共产党员是个严峻的考验。小张同志，你说是不是？”
经过邓小平的一番开导，张生华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他再次敬了个军礼，答道：“是！报告首长，我现在就回去取行李和组织关系，立即来司令部报到！”
邓小平望着张生华远去的背影，欣慰地笑了。
邓小平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安徽黄山的发展，离不开邓小平的辛勤工作。
1979年7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半年，邓小平来到黄山，逗留了令人难忘的5天。他在国事纷繁、筹思萦怀之余，能有机会寄情山水，攀登黄山群峰，观览胜景，舒心畅怀，实在难得。在这里，他以睿智的眼光，提出“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的号召，使黄山更加广阔地敞开了它的胸怀，风姿挺拔俊秀的迎客松迎来了更加众多的海内外宾客。黄山市的建设也有了新的发展。
但是，邓小平提出“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的设想，并不是采取命令的方式强迫人们去做的，这其中，他巧妙地运用了他娴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循循诱导”的方法。
7月15日下午3时，邓小平在观瀑楼会客厅召开座谈会，听取安徽省委常委和徽州地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并就开发黄山旅游资源、发展黄山旅游业和徽州崇山峻岭山区经济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邓小平一边品尝着“黄山毛峰”茶，一边与大家亲切交谈。
他问徽州地委书记魏心一：
“老魏，你这个地区管哪几个县？”
魏答：“我们地区管7县1市，有170万人……”
当魏心一一介绍了徽州地区的资源、物产等情况后，邓小平十分喜悦地说：你们这里物产很丰富，祁红世界有名。你们这个地方将是全国最富的地方，黄山就是你们发财的地方，对黄山要好好整顿，主要是服务质量……这里发展旅游是好地方，省里要有个规划。说到这里，邓小平停了一下，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外国人到中国旅游，一般的一星期要花1000美元，少了他还不满意。你们要很好地创造条件，要搞好道路、交通、住宿、设备。上山道路要很好地整修，将来要能开快车，外国人和游客上去可以租车嘛。
此时，万里插话说：“道路现在太窄，我们要很好地整修。皖赣铁路已在修建，屯溪机场要进行扩建。”
“芜湖铁路通到哪里？”邓小平问。
“通到景德镇。”万里又说：“有了这条铁路就好了。”
邓小平强调说：“服务态度、清洁卫生很重要。温泉洗澡，钱可以适当收得多些。你们搞旅游的人，要有点外语知识。”
邓小平呷了一口茶，接着说：旅社建筑要搞得古色古香一点，像这样的房子（指观瀑楼宾馆——笔者），一家住一天可以收500美元，起码200多美元。他们来就是要花钱，每个宾馆要搞小卖部。祁红、绿茶……搞些小包装，一两、二两的，包装一定要搞漂亮，卖他几个美元。他不是喝茶，是当纪念品。安徽纸、墨、笔、砚，也要搞好包装，卖美金。小卖部卖茶、纸、笔、墨、砚，可以比照国际价格，大有买卖可做哩……
邓小平还说：黄山搞些好的风景照片，一套黄山风景明信片，卖他几个美元，要搞彩色的风景照片、画册，他们买回去当纪念。
座谈会在继续进行着。话题转到如何发展徽州山区经济的问题。邓小平说：你们山区要搞经济林，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多养猪、牛、羊、鱼等；你们要搞生产责任制，一搞责任制.群众的劲头就来了，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搞好生产；建材要发展，要指导农民如何去盖房。他殷殷提示：“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广开门路，增加收入。”
最后，邓小平鼓励安徽省委和徽州地委的负责同志说：“你们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这铿锵有力的话语，极大地吸引着在座的同志，深深地振动着大家的心扉。
历时两小时的座谈会在一种轻松愉快、生动活泼的气氛中结束了。
邓小平离开黄山后，中共安徽省和徽州地委遵照邓小平同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的指示，努力开发黄山旅游资源，积极发展黄山旅游业，使得黄山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黄山已先后荣膺“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等桂冠。
黄山的牌子正在打出去，黄山的牌子必将在世人面前举得更高、更高。但是，人们不会忘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