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滩

1968年正月刚过完年，父亲病重，母亲请了4个村民把父亲抬下山，到了县医院看病，医生说：“肝癌晚期，已经没治了。”母亲说：“送你父亲去咸阳看病吧。”母亲又叫星星哥帮忙，将父亲送到咸阳治病。

那一路也很辛苦，上车下车，星星哥背着父亲走，尤其是在黄河岸上，我们从垣曲坐火车到侯马，再从侯马转车到风陵渡。

那时风陵渡没有黄河大桥，行人靠船摆渡过河。严冬河道冰封未解冻，人们在等坐汽车过河。

到风陵渡黄河岸边，已是那天的后半晌，星星哥背着父亲走了很远的路，才到黄河滩上指定的候车地点，那就是黄河岸上的黄河滩，只能让父亲坐在黄河滩的泥沙上。正月新年天凝地闭，黄河岸边寒风怒号，朔风扬沙，沙尘弥漫扑向人来，父亲低着头坐在黄河滩上，他穿着深蓝掉色成花白色的旧棉衣，戴着棉帽子，戴着口罩，我和母亲，还有星星哥站在他旁边，大风卷起的黄沙呼啸着一遍又一遍地往他身上撒，不一会父亲身上就被黄沙掩盖了，我看见母亲身上、头上也落了一层黄沙，我感觉黄沙吹进我嘴里，我转身背对黄风。就在这风沙呼啸，寒风刺骨，气温大约在零下7度的环境中，我们等了很久，来等车的人也越来越多，星星哥来回走动，他不停地问来人：“车什么时候来？”来人都回答说：“不知道。”

“车什么时候来？”“不知道。”

“车什么时候来？”“不知道。”

那时候我们没有手表，大伙只能傻等，天已近黄昏。在我眼里天地全是黄沙，我们饥寒交迫地等待，等到黄昏后天麻黑，“车来了！”“车来了！”人群中有人呼喊，人们拿行李的响声、呼喊声和风沙交响声混杂。

车来了，是一辆大解放卡车，人们抢着上车，争先恐后，星星哥背着父亲，我们跟在他后面，不停地被别人挤开，那是个大敞篷车厢，后车厢帮打开，有一个梯子搭在车上让人们上车，星星哥背着父亲，不停地被别人挤在后面，有的人都被挤倒了。等我们上车时，车上的人都站满了，父亲坐在车厢最后边，我站在车厢的右后角，地上有两个人喊叫：“人往后上一点！关门啦。人往后挤挤，门关不上啦！”他们把后车厢帮扶起关上。车开了，汽车从黄河的厚冰上驶过，车开过了黄河后，车走的是蜿蜒曲折土路，两边是黄土高原，车上上下下颠簸晃动得很厉害，车晃时人们重心倾斜，车厢角的两厢帮对合处裂开一个大缝，我险些被甩下去，车在下坡颠簸晃动时，惯性把人们甩向我这边，我被挤压在车帮上喘不过气。这种情景一路上不时地重复发生。超载，超载，严重超载！那时人们没有这个概念。

车总算安全到达火车站，我们从风陵渡火车站乘火车凌晨5点到达咸阳，我和父母又回到咸阳法院街的家。一路上没有车的时候，星星哥都是背着父亲走，他没有任何怨言。第二天早上星星哥就走了，我们没有什么可答谢他，也没有说声“谢谢”！

一路上有星星哥的陪护，我和母亲都感到心里很踏实。

他为什么这样尽心尽力地帮我们呢？这就是亲情！

贫困患难，亲戚相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