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色的谋臣往往产生于“乱世”或开国之时。但是，换朝不换姓的东汉，在奠墓之年，其谋臣也无一人如秦汉之际的张良、陈平那样富有传奇色彩。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张、陈诸辈成长在战国末年历史变革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其次，西汉前期，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富有谋略思想的纵横家一直作为重要的学派存在，各自构筑和固守着自己的营垒。此后，纵横者不得不偃旗息鼓，沦落为末流而遭社会取缔。具体两汉初期的谋臣而论，分别与西汉高祖刘邦和东汉光武帝刘秀有着不可轻忽的关系。刘邦的急智是人所共知的，但他的主要特长不在于独自画策和用智，而出于放手使用身边的文武臣僚。他的恢廓大度、不拘小节，恰恰有利于集中和发挥整个集团的智慧。刘秀的多智也是人们公认的，他的深沉练达、胸藏壁垒，使属下莫测高深，不敢贸然献策。兼之他的智慧显然高出同辈一筹，难免如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这就不利于调动整个集团的聪明才智。正因如此，东汉不乏冲锋陷阵的骁将，却惜无才略突出的谋臣。在追随光武帝左右的文士中，邓禹就算是其中佼佼者了。

邓禹(公元2～58年)，字仲华，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人。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农民起义军新市、平林诸将立西汉宗室刘玄为帝，又复扯出汉朝旗号，年号“更始”，定都洛阳。豪杰闻悉邓禹才气，多加荐举。邓禹料知刘玄难成大业，不肯轻率屈就。

这年冬，刘玄以刘秀为大司马，征略河北诸地。邓禹闻讯，便徒步负粮，杖策北渡，追及刘秀于邺(今河北临漳)。刘秀乍见故知，十分欣喜，问道：“我现在正主持封官授职之事，先生远道而来，想必也要求得一官半职吧?”邓禹答道：“此非我愿。”刘秀问：“所愿为何?”回答：“但愿明公感德加于四海，我愿能效尺寸之功，垂名于青史。”刘秀心领神会，知是劝他好自为之，将来成就帝王大业。可一向韬晦的刘秀，只是微笑不语。当晚，他挽留邓禹同室下榻，二人经夜促膝密语。邓禹分析了天下形势，为刘秀进献中兴之策：“眼下更始虽然定都关西，然而关东尚未安辑。赤眉、青犊等义军成千上万，三辅之人群起假号称雄。更始无所作为，诸将也皆为庸人，志在贪财货、争威力，以求朝夕自快，而未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之人，以尊主安民。如今四方分崩离析，明公即使为更始建立落辅之功，也恐终无成就。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取悦民心，建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明公之德才而图取天下，实不足定”。刘秀闻此关键性的一谏，自然大喜，遂令左右尊称邓禹为邓将军，常留身边，参与谋议，成为彼此心照又可披露肝胆的难得知音。

同年12月，邯郸卜者王郎自称西汉成帝之子，起兵称帝。赵以北、辽东以西广大州郡望风响应。

更始二年(公元24年)春，刘秀北略地至蓟。蓟中反，应王郎。刘秀仓促退兵至信都(今河北衡水县东)。邓禹自率数千人攻克乐阳，回师与刘秀共陷广阿(今河北内丘县)。刘秀夜宿广阿城楼，披阅天下地图，一边指划，一边问邓禹：“天下郡国如此之多，今乃始得其一。先生前曾有言，说我图取天下实不足定，道理何在?”言中流露出畏难情绪。邓禹答道：“方今海内淆乱，人思明君，犹如赤子之慕慈母。自古能兴王业者，在于德厚。不在一时势力大小。”这虽是勉励之语，却也说得十分在理。在当时纷乱形势下，谁能赢得人心，谁就能取得天下。尤其在面临危局，士气萎靡之际，邓禹能高瞻远瞩，放眼大局，实是难能可贵。

更始三年(公元25年)6月，刘秀在高(今河北高邑)南称帝，改元建武，是为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光武帝。

建武元年七月，光武帝遣使持节拜邓禹为大司徒，封之为赞侯，食邑万户。策书盛赞邓禹：“深执忠孝”，“谋谟(谟即计策、谋略)帷幄，决胜千里”，“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效尤著”。光武帝把有幸得邓禹，比作孔子收颜回。这一年，邓禹年仅24岁。

不久，邓禹率师渡汾阴河，至夏阳(今陕西韩城)。更始中郎将左冯翊都尉公乘歙引众十余万堵截邓禹，被邓禹一举击溃。

与此同时，更始统治集团内讧，刘玄杀申屠建、陈牧、成丹，依靠右大司马赵萌、丞相李松，与王匡、张印等引兵冲突，连战数月，精疲力竭。王匡等败，投降赤眉农民义军。9月，赤眉军入长安。刘玄当即单骑出逃，后于10月投降赤眉军。

当时，邓禹师行有纪，所向必克，每至一地，便持节慰抚官民，三辅百姓、豪杰争相欢迎劳师，望风而降者日以千数，其众不久号称百万，名震关西。光武帝闻此盛况，连连赐书嘉奖。

建武元年10月，更始洛阳守将朱鲔降刘秀，刘秀入居洛阳，定都于此。

值此节节进取之际，诸将皆劝邓禹径攻长安。邓禹以其清醒的头脑，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形势，说道：“我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粟，后无转馈之资；赤眉军刚刚攻克长安，财谷充实，士气昂扬，锐不可当。”但是，邓禹凭其犀利的目光，看到强弱之势必然转化，认为：“赤眉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岂能长久坚守?”鉴于西北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谷多畜饶，他决心休兵北道，就粮养士，坐观其弊，徐图进取长安。于是，引军北屯构邑(今陕西旬邑东北)，陆续对各地赤眉军的地方守将采用各个击破措施。所到之处，郡邑皆开门归附，连西河太守宗育也遣子奉檄投降，渐渐地对长安形成包围堵截之势。

光武帝见邓禹迟迟不肯进兵，关中久久不得略定，便寄书敦促说：“司徒(指邓禹)如尧，亡贼(指赤眉)如桀。值长安吏人惶惶无所依归之际，宜及时进讨，镇慰西京，系百姓之心。”凡属一个有出息的谋臣或武将，无不胸怀一定之规。邓禹仍执前见，分遣将军别攻上郡诸县，还加征兵员，收集米谷，以备日后长安决战。

就在这时，一件亲痛仇快的事件发生了。由于邓禹一度用人不明，其部将冯情、宗歆二人争权夺势，自相火并。冯情杀宗歆，反戈击邓禹，直使邓禹手足失措，狼狈不堪。幸亏冯音的护军黄防觑机缚获冯情，至洛阳谢罪，才解救了这一危局。但从此以后，邓禹威望受损，其战绩也连连不佳。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天下平定。光武帝增功臣封邑、爵位，定封邓禹为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县。光武帝因邓禹功高，恩封其弟邓宽为明亲侯。后因战事停息，罢除前、后、左、右将军，邓禹也被免去右将军一职，以特进奉朝请。

天下既安，邓禹常思远离名利权势，以逃避是非祸端。这是专制制度下许多明智之士乐于选择的理想道路。智士能臣不愿甘冒政治风险，不能在百尺竿头更上一步，是狭隘的小农经济和残酷的社会现实在政界的反映，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迟滞的一个重要原因。消极的历史教训，使得邓禹晚年虽未息影政坛，但于国事可记者已属寥寥。他以其笃实之行、淳厚之资，却步于宦海，而尽心于家事，孝敬老母，教养子孙。邓禹有子13人，使之各守一艺。家中资用悉倚国邑收入，而不追求外利。对于开国功臣的如此安分举动，光武帝自然放心无忌，因此也愈加敬重。

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再次起用邓禹为司徒。当年，他曾随从光武帝东巡狩，封泰山。

汉明帝即位(公元57年)，因邓禹系先帝老臣，有创业之功，拜为太傅，十分尊崇。

[点评]

历来开国功臣往往的遭遇都很尴尬，一来开国期间有许多人手握重兵而又威望很高，如不诛杀，则功高震主，才大压主和权大欺主三位一体，将来必成后患；二则是开国之初各色人等鱼龙混杂，需要清理。如果为人臣子不能熟悉这些而及时抽身退出，就未必能善始善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