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大兴佛事之谜
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颁诏全国令重建先前所废诸寺，营造寺庙及塑像所需费用，从民间征收，百姓可自由出家。同时，各级政府所辖文化部门负责抄写佛经，置于寺内，副本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教，多于六经数十百倍”。据统计，在这一年中文帝曾分别于二月、三月、七月和八月四次颁诏令建寺庙，此等规模的兴建佛事举动，除梁武帝外，恐怕历史再无第二位君王能居隋文帝之首了。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隋文帝甘心如此为佛教的兴隆大造声势呢？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种说法认为，隋文帝崇佛乃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用佛教来麻痹广大民众是南北朝以来的传统做法，隋文帝的崇佛正是沿袭了这种统治策略。因为当时的情况是，隋文帝是篡周而立的，全国各地有太多的势力实际上并未臣服于他，以佛教将民众的思想钳制，可以避免人心浮动所带来的统治危机，即所谓“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众望”，说明了隋文帝的宗教政策是根据政治需要而制定的。
但有学者则认为与隋文帝幼年出生和成长的经历有关。据史载隋文帝出生于佛教寺庙中，并在神尼(一说是寺僧)的抚养下长至13岁才离开。长期的耳闻目睹，使他对寺院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加之神尼的“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的期盼，都令隋文帝深感兴建佛事之重要，于是为了完成养母神尼的愿望，报答在寺院成长过程中所得到的关照，纪念养母神尼的养育之恩，便在一上台就下诏建寺。
然而，也有学者并不认可上述说法。他们指出，隋文帝的个人思想观念决定了他的上述崇佛现象。史载文帝“因集业故，得生人中，王领国土，故称人王。处在胎中，诸天守护，或先守护然后入胎，三十三天，各以己德分，兴是王以天护故，称为天子”。文帝在其给律宗灵藏法师的手敕中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有欲离俗者任师度之”，“律师化人为善，朕禁人为恶，意则一也”。这些学者研究后认为在文帝的意识世界中存在一个俗世与佛教的净世，这两个世界存在的意义是相同的，即同为治人、度人之世。隋文帝大建寺院，崇信佛教，表明了他是要和佛教共同治理天下的理念。
但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则认为，佛教在隋文帝手中得以崛起，主要是因为隋文帝比较迷信，他在代周而立之际曾大肆屠杀周室宗族，对平定尉迟迥叛乱的过称中亦大开杀戒，为了免遭恶鬼缠身，便大兴佛事以超度亡魂，来换取自身心灵的平静和精神的慰藉。唐朝僧人道宣曾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中记载了当年的平叛大屠杀，文中记载说：“拥俘虏将百万人，总集寺北游豫园中，明旦斩决。围墙有孔，出者纵之，至晓便断，犹有六十五万人，并于漳河岸斩之，流尸水中，水为不流，血河一月，夜夜鬼哭，哀怨切人。以事闻帝，帝曰：’此段一诛，深有枉滥，贼止蔚迥，余并被区。当时恻隐咸知此事，国初机候不获纵之。可于游豫国南葛履山上立大慈寺，坼三爵台以营之，六时礼佛，加一拜为园中枉死者‘。寺成，僧伍依敕礼唱，怨哭之声一期顿绝矣。”可见，当年的大屠杀所造成的恐怖在月黑风高之际，使整个游豫园充满了冤魂野鬼的凄厉哭声，即使是隋文帝本人也心中难安。其建寺超度的举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看来，关于隋文帝大兴佛事的原因的确是百花争鸣，说法各异。然细想之，似乎也并无互相冲突之处，实际上，任何谜团的出现，都有其本身颇为复杂的原因，那么，对于它的破解之法也有多方面的注释也就不足为奇了。
隋文帝“惧内”之谜
“惧内”是现代人开玩笑时常用的词儿，是指男人对自己老婆畏惧、顺从的意思。在中国封建统治时期，夫权色彩极为浓重，女人在家庭中毫无地位可言。男人就是-家之主，说一不二，所以也极少有“惧内”的男人。隋文帝是历史上最出色的皇帝之一，功绩卓著，虽说隋朝没存在多久，但在历史上的地位却不可磨灭，这是其他一些年代不久的朝代难以相比的。然而叫人奇怪的是，这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却是个怕老婆的主儿。他的老婆文献皇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杨坚为何如此惧怕她呢？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
文献皇后，复姓独孤，名迦罗，是后周大司马独孤信的女儿。当年独孤信观杨坚器宇轩昂、相貌奇伟，知道日后必定有所成就，就将独孤迦罗许配给杨坚，那年她才十四岁。隋文帝即位后，迦罗被封为文献皇后。这文献皇后知书达理、柔顺恭孝、谦卑自守，就是特别爱吃醋，自与杨坚结为夫妻后，对杨坚知疼爱有加，首先从思想上“收服”了长她八岁的杨坚，使其对自己宠爱有加，丝毫不愿有逆她的心愿。《隋书·列传第一》中记载：“高祖与后相得，誓无异生之子。”
从此，杨坚彻底变成了独孤皇后怀里的“宠儿”，夫妻自然百般恩爱，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寻常百姓身上那也算不得一件什么事，但谁也想不到，身为九五之尊的杨坚竟然也受到严格限制。据记载：隋文帝每次上朝，文献皇后总要跟着。当然她的目的不是像后来的武则天与慈喜那样垂帘听政，而是监督皇帝，不给他犯生活作风错误的机会和时间。这一招非常管用，史载“后宫莫敢进御”，因此隋文帝无法像历代帝王那样，三宫六院，纸醉金迷。隋文帝的后宫堪称历代皇宫艰苦朴素的典范，哪怕皇帝生病配药需要二两胡粉，也得皇后亲自批准。
3-1独孤皇后
由于老婆管束甚严，隋文帝长期“惧内”，终于无法忍受在女人的阴影里忍受精神折磨，便和他又爱又恨的老婆--文献皇后，在众目睽睽之下，闹出了一幕“皇帝挥泪离家出走的话剧”。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一天傍晚，宰相高颎正与家人聊天，忽然有人将大门擂得山响，仆人忙将大门打开，隋文帝和几个随身太监急匆匆走了进来。一家人慌忙跪下，高呼万岁。隋文帝开口却叫人哭笑不得：“皇后正在宫中大发脾气，我不敢回去，在这里先躲几天。”
开皇二十年秋天，文献皇后因病卧在宫中静养，隋文帝照顾左右。有一天隋文帝酒后小歇时，恰逢尉迟迥的孙女从面前走过，二八芳华的尉迟氏蛮腰摆柳，仪态万千，隋文帝不免心有所动，冲动之下一把抱住了尉迟氏，做了一番云雨之事。
第二天，照常临朝理事。对于任何帝王来说，“幸”一个宫女是小事一桩。但是杨坚不行，他必须每天守着结发妻子，绝不能由着性子四下留情。尤其每天夜里，必须住在皇后那儿，夜不归宿简直是天大的事情。知夫者莫若妻，面对着精神突然焕发的丈夫，独孤氏大感蹊跷，派心腹打听，方知隋文帝与尉迟氏有染，不由怒火万丈。一日趁隋文帝在前殿处理政事，带着一群宫人扑向仁寿宫，将尉迟氏当场处死。
隋文帝很生气，想想自己虽“贵为天子，却不得自由”。一怒之下便选择了离家出走。《资治通鉴》记载：隋文帝“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这事闹大了，大臣们慌了神，马上派人追赶，众人苦口婆心地劝了半天，才把隋文帝劝了回来。
仁寿二年(602年)八月，文献皇后死于永安宫中，时年50岁。
没了正妻的约束，隋文帝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自由”。他开始纵情声色，同姿貌艳丽的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打得火热，以致纵欲过度，一病不起。这时他卧于榻上不无感伤地对侍者说：“假若皇后还在，我必不致如此。”
隋文帝死后，在历史上写下了自己尴尬的“惧内”名声。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惧内”呢？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男人的地位永远是高高在上的，女人只有“三从”的份儿：从父、从夫、从子。但是中国人又素有“柔弱胜刚强”的哲学观念，这样说来，“怕老婆”这件事还是有其哲学基础的，历史也应源远流长了。
在常人眼光里，怕老婆的多是那是平庸之辈，至于某些达官贵人也怕老婆，这似乎有些奇怪。仔细一起这也正常，因为这些人都很注意影响，很看重自己的面子，更不屑于跟女流之辈计较，如果做老婆的拿捏住这个软肋，他们只有乖乖听话的份。特别是某些达官贵人原本就靠着老婆的裙带关系得到的，那就更怕老婆了。杨坚就属于这一种。
隋文帝杨坚的本是北周的大臣，他岳父独孤信是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是朝廷重臣，而且他的大女儿是周明帝的皇后，杨坚与独孤家攀上关系，自然会沾不少光。没几年的光景，杨坚便得了随国公的爵号，后又进封柱国，眼看着政治前程一片光明。
在杨坚越发被皇帝重用、政治才能越发显露时，他的妻子独孤氏也极为活跃。独孤氏性情内敛、饱读诗书，又出身于高官之家，故而颇有政治见解。每天杨坚下朝归来，隋文帝都要与妻子谈一谈当天君臣的具体行为，独孤氏则常有精辟的分析和恰当的建议，杨坚越发佩服妻子的眼光与见识。后来，独孤氏又把女儿嫁给了周武帝的儿子宇文赞为妻。当时，杨坚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自己的女儿比女婿大，而且宇文赞生性顽劣，整日只知拈花惹草，不学无术，这辈子不会有什么出息。而独孤氏却和他的看法不同，她一针见血地说：“宇文赞身上流的是皇室血脉，就凭这一点，他将来的前途是无法估计的。”事实验证了独孤氏的选择是明智的，当周武帝死后，果然是宇文赞承继了皇位，为周宣帝，杨坚的女儿被封为皇后。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沾了女儿的光，杨坚也借此一跃成为上柱国、大司马，后又疾升为大前疑(相当于丞相)，在皇帝外出时，朝廷日常政务都由他来主持。
但是，杨坚并没有满足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生活。他与独孤氏看到周宣帝整日耽于声色，不理朝政，而皇室宗亲们却拥兵自重，夫妻二人预感到一场时局动**将要来临，周宣帝恐无力保住江山，也无力保住他们，于是便开始悄然结党，准备积蓄力量，将周取而代之。二人定下此方案后，独孤氏便开始了积极的活动。她深入到平常官吏家中，今天到你家唠家常，明天去他家贺婚嫁，没过多久，一些有能力、有才华的大臣们便都汇聚到了杨坚的周围。在杨坚40岁这一年，周宣帝因纵欲无度早早而亡，幼帝年纪尚小，杨坚在担当了一段辅助大臣后，自己称了帝，定国号为隋，以长安为都。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个支持他的女人，这句话对隋文帝来说再恰当不过了。隋文帝这个帝王称号不是世袭承继来的，也不是冲锋陷阵打下来的，而是在政途中渐次升迁，最后由一班党羽辅佐抢下来的。然而，这所有的一切不能不说是独孤氏所带来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隋文帝越发感到独孤氏的重要，也越发敬重自己的皇后。隋文帝躺在龙榻上，曾经深情地对独孤氏说过：“大隋朝的建立虽没用一枪一弹，但这其中却有皇后的无数心血，朕这一生永远敬重你，不会再近其他女人。”从此，杨坚对她更是敬宠有加，曾向她发誓“决不与其他女子欢好生子”。独孤氏也抓住这一点，对隋文帝严加看管，不准他亲近宫中其他女人。久而久之，隋文帝就落下了“惧内”的病根。
宣华夫人同侍父子两代皇帝之谜
宣华夫人陈氏，原是南陈宣帝之女，陈后主之妹。公元588年，晋王杨广率兵南渡长江，攻占南陈，陈氏与众皇族女子一起被送入隋朝后宫。独孤皇后死后，陈氏被隋文帝封为贵人，后又被封为宣华夫人。据说，因宣华夫人不愿以身侍奉父子二人，致使一代佳人郁郁而终。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宣华夫人生长于南陈建康皇宫，按理应该享尽人间富贵，只惜生不逢时，其兄南陈后主陈叔宝一心宠爱贵妃张丽华，不理朝政，国力衰落，最终被隋朝灭掉，陈氏也成了俘虏。当时陈氏还没有出嫁，其冰雪聪明、貌美如花、姿容绝世，被直接送进了隋文帝的后宫。据说，隋文帝见了陈氏后顿时“龙颜大悦”，很快就被选为文帝的嫔嫱。
不过由于当时独孤皇后嫉妒心极强，不准后宫嫔妃们侍奉皇上，但唯一例外的就是陈氏，她竟然成功地取得了独孤皇后的信任和欢心，得到了侍候皇上的机会，尽管这样的机会非常少，而且也仅是生活起居的杂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奠定了陈氏在隋宫中的地位。晋王杨广私下欲取得太子的地位，经常送些金蛇、金骆驼等物以取媚于陈氏，因此皇太子废立的关键时刻，陈氏也出了很大的力。独孤皇后去世后，随文帝甚感宫闱寂寞，于是遍寻后宫，晋封陈氏和蔡氏两人为贵人，后又晋封陈氏为宣华夫人、蔡氏为容华夫人。不过因为宣华夫人“基础”好，甚得文帝的欢心，从此专房擅宠，主断内事，六宫粉黛没有比得上的。
3-2宣华夫人
隋文帝此时已年老体虚，朝中一切政事也由太子杨广一人来主持。可是杨广并不安于现状，不仅急于要当皇帝，对父皇的两位新宠更是虎视眈眈。仁寿四年﹝公元六零四年）文帝病重，宣华夫人与容华夫人都侍立在侧。文帝见她们一直侍奉自己没有休息，赶紧让她们更衣小憩。宣华夫人离开仁寿宫去更衣时，遇上了太子杨广。杨广慕她美貌，早已垂涎三尺，此时撞见宣华夫人正在解衣宽带，所有的顾虑都置之脑后，便欲非礼。宣华夫人严词训斥，奋力抗挣，才得免于受辱。
宣华夫人不敢停留，急忙跑到隋文帝旁边，隋文帝看她神色有异，问她原因，宣华夫人犹豫了好半天才说出了杨广欲行非礼之事。隋文帝勃然大怒，说：“这个畜生怎么能承担国家大事，独狐皇后可把我害苦了！”马上宣诏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说：“召我兒！”柳述等以为是传呼太子杨广，隋文帝说：“不是，召杨勇。”柳述、元岩两人出阁替隋文帝起草了诏书，正巧这事给左仆射杨素看到了。
这杨素早已与杨广沆瀣一气，赶紧派人把此事密告给太子杨广，杨广派遣右庶子张衡进入寝殿，说是有要事向皇帝禀报，支开了寝宫中的宣华夫人以及内侍宫女。
张衡进入内殿，将宣华夫人、容华夫人和众宫女尽行赶出。众人还没走多远，就听寝殿里面传来隋文帝喊痛之声，且一阵高似一阵，很快就声息全无。接着张衡慌慌张张跑出来报告太子，说是皇上驾崩了。杨广急忙率众人入内检视，果然发现隋文帝双眼圆睁，表情甚是恐怖，再伸手一探，已是气息全无，一命呜呼，旁边的屏风上还溅有斑斑血迹。杨广派心腹守住殿门，不准宫嫔、内侍等进入。
皇帝驾蹦这个消息令宣华夫人如五雷轰顶，她立刻就下意识地明白，杨坚是因为什么原因才突然死去的。其他的后宫妃嫔虽然不知根底，但看见太子杨广居然不肯马上发丧，也明白大事不好，发生了宫变。个个面无人色，浑身发抖。
正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杨广派遣使者将一个他亲自封好的金盒送给宣华夫人。
宣华夫人既惊且惧，想到自己几个时辰前拒绝杨广并向皇帝控诉的场面，认为这盒中所藏定是赐自己自尽的毒酒，怎么都没有勇气打开。使者百般催促，她才颤抖着手揭去了封条。经来人再三催促，陈夫人才将盒子打开，只见里面有同心结数枚。众宫女见了都很高兴，说：“这下可以免死了！”陈夫人很生气，不肯拜谢，经众人催逼，才叩头谢恩。当夜，杨广就前来污辱了她。
从此，炀帝每日与宣华夫人长夜高唐欢会，宣华亦放开情怀，浅挑微逗，更觉旖旎可人。然而，宣华夫人曾经是杨广他的庶母，因此时间一长，天下流言四起。杨广的妻子萧皇后怎能容忍别人抢走自己的丈夫，因此对宣华夫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除了吃醋，她还认为宣华夫人影响了丈夫的声誉，丈夫之所以弑君、**，都是因为受了她的迷惑所致。
所以，在杨广登基之后，萧皇后便将宣华夫人逐出皇宫，送到仙都宫去居住，要让她永远离开自己的丈夫。
可是，事情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杨广好像是真的爱上了宣华夫人。自从宣华夫人出宫以后，杨广寝食难安，看什么都不顺眼，而且还经常无故发怒。
杨广这一切举动被萧皇后看在眼里，她知道杨广一反常态的原因都在于宣华夫人，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又将宣华夫人接回宫中。
宣华夫人虽然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宫宇，但是一切已经物似人非，丈夫杨坚不在了，自己不但丧失了执掌后宫的权力，甚至连一个正常的身份都没有，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啊！
太子妃萧氏，当初面见宣华夫人的时候，都是毕恭毕敬，口口声声尊称其母妃，宣华夫人原以为自己即使没有了丈夫，也能够尊贵无比地以太妃、甚至太后的身份安度后半生；可谁又能想到，如今萧氏成了皇后，自己却被新皇帝强占，一下子由萧氏的长辈变成了她丈夫没有名分的姬妾，沦落到一个如此悲凉的境地。
如今的后宫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后宫了，宣华夫人失去了昔日被人众星捧月的地位，也失去了名誉，整日活在萧皇后的冷眼、旁人的流言蜚语中，郁郁寡欢，最后得了重病。于是，宫人便报知炀帝，炀帝大惊，急忙前往探视，揭起帘帏，只见宣华病态恹恹，似睡非睡，急忙询问华夫人感觉如何。
宣华夫人没想到炀帝会亲自过来看望，虽然心里很想起来给皇帝请个安，无奈身体实在坚持不住，只要微微用力，就只觉天晕地转，呼吸也跟着急促起来。炀帝赶紧俯身搀扶，安慰道：“千万别动，好好休息。”又用手摸了摸宣华夫人的额头，只觉有些烫手，不禁埋怨她不知爱护自己。
却听宣华夫人幽怨说道：“贱妾自知罪孽加身，恐要和圣上永诀了。”说罢，两行清顺流而下。炀帝心里更是不忍，柔声说道：“不过一点寻常小病，为何如此说话？”
炀帝不说还好，这一说倒似触动了宣华夫人的心思，哭泣更甚：“妾……妾身负大罪，此次恐难回转。如果寻常人家，此病原子也可治，但妾病实不可为。”炀帝听她话中有因，忙问究竟。本来宣华夫人并不想说与炀帝知道的，但实不抵不住他的苦苦追问，只好说的实话。原来昨晚宣华夫人做一个怪梦，梦见满脸怒容的隋文帝，手持沉香如意，猛击她的头部，一边击打一边说，你这贱人，不杀你难泄我心头之恨。清晨醒来后，仍然感觉头部疼痛无比，再想到自己与文帝炀帝父子两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深觉冤孽深重，难以救治了。说毕，宣华夫人兀自哽咽不已。
炀帝听后，勉强安慰宣华夫人不能把梦幻之事当真，只要不胡思知己想，安心调养，过两天自然就没事了。话虽如此，乍听宣华夫人说起先皇，炀帝心里不免恐惧异常，接连打了几个寒噤。因此炀帝劝慰了几句，匆匆退出，传旨召医官前来诊治。御医替宣华夫人把把脉，不禁连连摇头，炀帝心里又急又乱，不知如何是好。到了午刻相近，宫人赶来报告说宣华夫人危急。炀帝三脚并作两步赶到宣华夫人寝宫。宣华夫人却已气绝，年方二十九岁。
别看炀帝荒**无度，但对宣华夫人似是动了真情。嚎啕大哭之后，炀帝对宣华夫人予以追封、厚葬，还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伤神赋》以示纪念。
关于宣华夫人同侍文帝与炀帝父子两代皇帝这件事，《隋书·后妃传》作了明确的记载，后人著作的《隋唐演义》和《说唐》等小说里，也都据此加以发挥，但情节都是大同小异。至于宣华夫人到底是被隋炀帝逼奸，还是两情相悦，勾搭成奸，历来的观点是炀帝见色心起，趁隋文帝病危之急，逼奸不成，害死文帝，既而逼迫宣华夫人就范，江山美人--鱼与熊掌兼而得之。
但也有不同的观点，中国政法大学生郑显文教授，曾于1992年第2期限在《史学集刊》上发表《隋文帝死因质疑》一文，他认为，史书载的因隋炀帝逼奸宣华夫人说，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原因有二：
一、文帝病重时，炀帝在宫中侍疾，宣华夫人起身更衣，旁边肯定会有宫女侍候。其时炀帝虽是太子，但毕竟只是未来的皇帝，还没有继续大统，仍处于受威胁的地位，因此一向以谨慎著称的炀帝绝不会在众宫女面前，对宣华夫人欲行非礼而做危及其继承帝位之事，这不是炀帝的性格；
二、当时宣华夫人已经二十八岁，任其花容月貌，却也已徐娘半老，若她与炀帝俩人以前没感情基础，炀帝绝不会对她欲行非礼。
三、宣华夫人死后，炀帝情难自抑地作《神伤赋》加以怀念，从里面的内容中来看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炀帝应该早与宣华夫人有过不正当的关系，而且这种交往使俩人感情发展很深。
隋文帝废学之谜
开皇九年(589年)文帝称各地生徒“多而未精”，且“未有灼然明经高第”，主要原因则是“教训不笃，考课未精”，故“今宜简省”。于是仁寿元年(601年)诏令“国子学惟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其日，颁舍利于诸州”。七月，又下令“改国子为太学”。这样，全国就只保留了一所太学，其中有博士5人，生员72人，其余中央和地方学校全部废弃，这便是隋朝著名的废学事件。
为了便于理解整个废学事件的来龙去脉，特此录载文帝在仁寿元年(601年)六月十三日，颁布的废学诏令。诏曰：“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朕抚临天下，恩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庠序，开进仕之路，伫贤俊之人。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
对于上述的文帝废学一事，文学界多持批评意见，然而在探求导致文帝废学原因的问题上，各派却产生了分歧，大致说来，有两种观点。
一部分对文帝废学持批评态度的学者认为，导致这一事态发生的原因主要与文帝的个人素质有关，即文化素养有关。他们查阅了史书后认为文帝“不悦诗书”，乃“废除学校”，可以说是“不达大体”。
尤其是到了晚年，更是“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也就是说废学事件的发生，与文帝的思想认识水平及晚年喜好有关。为此，他们还进一步提出，文帝到了晚年崇奉迷信，专事佛教，故相信只有通过弘扬佛法，才能拯救苍生黎民，从而国泰民安，即是说放弃儒家的教化之学，而改投佛家的修行之术乃是导致文帝晚年废学的重要原因，确切地说就是文帝已不相信文化的政治作用了。其仁寿诏令中“其日，颁舍利于诸州”就是这种变化的体现。本身的文化缺乏素养再加上晚年的倾心佛道，便构成了隋文帝废学的原因。
而另有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另有缘由。他们指出这与隋文帝为政治国急功近利、雷厉风行的作风有关。文帝是行伍出身，干什么事都要求立竿见影。从开皇初期到仁寿初期，二十多年来的办学历程，得到的结果却是“诸生多不精励”这一事实，即是说尽管教育事业已发展了二十多年，但文帝却无法从培养的学生中找到自己所期盼的经国治世之才，对此文帝便认为办学并不能获得人才，只能使诸生“徒有名录，空度岁时”。况且这种白白浪费国家财力、人力、物力的兴教之事，竟不能培养出人才，其花费对于一向崇尚节俭的文帝来说，自然是无法忍受的。故提出“今宜简省”，仅设一太学尔。也就是说是崇尚节俭和培养无果导致了文帝废学。
同时，这些学者还批评了文帝的做法，称其是因噎废食，不懂得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而是一味蛮干，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可谓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整个行为太过偏激，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文帝治国思想的单一和偏执。
目前，尽管关于文帝废学原因的探索尚有分歧，但可喜的是，这种分歧正在慢慢地缩小，激烈的论争，最终得出的将会是客观、科学的结果，就让我们对这个结果翘首以盼吧。
隋文帝死亡之谜
隋文帝杨坚是隋朝开国皇帝，在位二十四年，与仁寿四年（604年）死于仁寿宫，享年64岁。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隋文帝之死属于“暴崩”，“暴崩”实际上为不明原因突然死亡的代名词。在正史《隋书·后妃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隋文帝在仁寿宫养病的时候，杨广调戏文帝的宠妃，文帝大怒，打算改立杨勇为太子，杨广得知消息后命张衡进入文帝的寝殿，并把其他人赶出寝殿，不久文帝就驾崩了。《隋书》虽未指明文帝死于被杀，但实际上已给世人留下相当大的想象空间，认为文帝之死颇有蹊跷。除此之外，《大业略记》和《通历》等书也持此看法。《大业略记》一书中记载，“高祖在仁寿宫，病甚，追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宠幸者唯陈、蔡二人而已。帝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日：’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剖指出血，名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严等令诏废追庶人杨勇，即令废立。帝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简骁健宫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杖，立于门巷之间，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唐代马总在《通历》中也对此事提供了佐证：“上有疾，于仁寿殿与百官辞决，并握手欺欷。是时惟太子及陈宣华夫人侍疾，太子无礼，宣华诉之。帝怒日：’死狗，那可付后事！‘遽令召勇，杨素秘不宣，乃屏左右，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大臣杨素虽对杨广夺取储君之位立下汗马功劳，炀帝登基后却一直想把他置于死地，并在杨素死后说“使素不死，终当夷族”。张衡的死是杨广弑父夺位的又一佐证。张衡原本是炀帝的心腹，在炀帝登基后却一再遭贬，大业八年(公元612年)被赐死。他在死前大喊“我为人作倾听等事，而望久活”，也就是说自己在杀掉先皇时就预料到自己的死期。
3-3隋文帝杨坚墓
《隋书》此段记载虽未明指文帝被杀，但实际上已给世人留下推猜的余地，即文帝之死具有被谋杀的性质。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隋文帝死于儿子杨广之手。在杨广夺取太子之位的进程中，独孤皇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仁寿二年(602年)独孤后去世，使杨广直接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政治反对派的压力。他的弟弟杨秀“性甚耿介”，对于杨广的这些并不光明的手段颇为反感。弟弟杨谅以防御突厥入侵为由加强自己的实力，“秀窥岷、蜀之阻，谅起晋阳之甲”。梁毗、裴肃、柳述等大臣反对杨素，多次向隋文帝上书，隋文帝慢慢夺去杨素的实权。在这样的局面中，杨广曾经有过的政治优势再度失衡，拥兵自重而“阴怀异图”的杨谅以及被废为庶人的杨勇随时有可能取而代之。在文帝杨坚病入膏肓后，杨广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太子之位，向杨素写信询问处理之策。不料，杨素的回信落到了隋文帝的手上。隋文帝得知杨广的狼子野心，在盛怒之下要改立太子。在这种局势下，杨广就不得不先下手为强，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还有些学者对炀帝“弑父”提出异议，认为文帝晚年被女色所迷，纵欲过度，导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一病不起，最后因病而死。《隋书·文献独孤皇后传》载，独孤皇后去世后，“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俱有宠，上颇惑之，由是废疾。及危笃，谓侍者日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云”。仁寿四年初，隋文帝已病入膏肓，无力处理朝政，“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杨广实际上把持了朝政。同年四月，“文帝不豫。秋七月，上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欣欣。”《隋书》中虽对文帝的死因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文帝的病情发展来看，并没有他杀的迹象。而《大业略记》和《通历》属于野史，材料多源自民间传说，对于此事的记载也存在着许多常识性的错误，缺乏史料支持，疑点颇多，并不可信。如《大业略记》记载炀帝对容华夫人蔡氏“欲行非礼”，而《隋书》和《通历》中记载杨广对宣华夫人陈氏“欲行非礼”。再者，隋文帝病危期间，留下遗诏对杨广大加褒奖，并指明自己的病因是耽于女色。而对于杨广来说，此时帝位已是囊中之物，他根本不需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弑父之举。此外，据史料记载，杨广继太子之位起就以其出众的才干获得父亲的赏识，父子间的感情一直很融洽。
郑显文在《隋文帝死因质疑》一文中也对隋炀帝“弑父”一说提出反对意见。他指出，宣华夫人起身更衣时身边有宫女侍候，谨小慎微的炀帝不可能在宫女面前做出危及自己地位的举动。据史料记载，炀帝早与文帝的宠妃宣华夫人和容华夫人有染，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炀帝为纪念宣华夫人所写的《神伤赋》中得到验证。文帝驾崩后，宣华夫人和容华夫人很快就委身于炀帝，成为他的爱妃。炀帝之所以推迟发丧的日期，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有时间对付废太子杨勇和汉王谅的叛乱。
事实上大家可以发现，唐代君臣一直没有指控隋炀帝弑父。当隋末起义如火如荼之际，没有人提出隋炀帝弑父这一颇具鼓动性的罪状。至于被后人列为杀害文帝凶手的张衡，史书上评价他“幼怀志尚，有骨鲠之风”。后来唐高祖李渊为其平反，并赐给他“忠”的谥号。这足以说明张衡并没有弑君，否则为了维护封建帝制唐高祖没有理由替他平反。
三寸金莲起源之谜
小脚，又叫三寸金莲，俗称为裹小脚，是把女子的脚用布条扎裹起来，使其变得又小又尖的一种封建陋俗。这种经过紧密缠裹导致筋骨畸形的小脚竟被古人美化为“三寸金莲”。三寸金莲“也一度成为中国古代女子审美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古代妇女缠足始于何时，裹足小脚为什么被称为”金莲“？却始终是一个谜。
缠足，又称裹足，粤语俗称紥脚，是我国封建社会残害妇女的一种恶俗。一般而言，女孩子长到五六岁时要开始缠足。缠足的工作多由母亲或熟习缠足方式的女性仆人实行。缠足时，除拇指外，其余四指下屈，并用长布包裹，用针线缝住，迫使其不能正常发育，时间一长造成足骨变形。当时的风俗认为被缠得脚越小越美，名之曰：“三寸金莲”。姑娘找婆家相亲时，“看脚不看头”，认为脚小才是美人。
中国古代妇女以走路缓行慢移为美。《诗经》写道：“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舒，就是迟跚；窈纠，形容走路好看的样子。张平子《南都赋》也有“罗袜蹑蹀而容兴”的说法。那么缠足究竟始于什么时代呢？说者各持己见。
（1）缠足始于隋。
隋炀帝是一个荒**的皇帝。有一次，他想乘船游运河，但不用船夫，却要选一百名美女在运河两岸为他拉纤。一个名叫吴月娘的女子被选中。她痛恨炀帝暴虐，便让做铁匠的父亲打制了一把长三寸、宽一寸的莲瓣小刀，并用长布把刀裹在脚底下，同时也尽量把脚裹小。然后又在鞋底上刻了一朵莲花，走路时一步印出一朵漂亮的莲花。荒**无耻的隋炀帝见了，想玩赏她的小脚，就召她近身。吴月娘解开裹脚布，突然抽出刀来刺向隋炀帝，没想到只刺中了手臂。行刺不成，吴月娘便投河自尽了。隋炀帝回宫后下了一道圣旨：“女子再美，裹足者不选。”但是，民间女子为纪念月娘，纷纷裹起脚来。此后，裹脚形成了风气。
（2）缠足始于汉。
持此看法者是根据《丹铅总录》引《杂事秘辛》汉保林吴姁奏言：“乘氏忠侯梁商女足长八寸，胫跗丰妍的平趾敛，约缣迫袜，收来微如禁中”。《孔雀东南飞》中也有“足下蹑丝履，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的诗句。认为这些都是对小脚的描写。
3-4三寸金莲图
（3）缠足始于六朝。
据《南史》载，南齐东昏侯(498-500年在位)命宫女用金箔剪成莲花贴在地上，然后令潘妃在上边走，一步一姿，千娇百媚，走过的路上就像开出了许多金莲，这就是所谓的“步步生莲花”。六朝乐府双行缠说：“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研；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唐代韩惺的《屐子》中有：“六寸肤圆光致致，白罗绣膘红托里；南朝天子欠风流，却重金莲轻绿齿”。所以，持此说法者认为六朝时期是缠足的开始。
（4）缠足始于唐。
文献记载杨贵妃生前和死时均穿缠足弓形底鞋。伊世珍《琅环记》记载：“安史之乱”时，杨贵妃在马嵬坡被缢死后，有一老妇因拾得贵妃的袜子而致富。其女玉飞还拾得一双雀头履；上面嵌有珍珠，履仅长三寸。玉飞将此视为异宝，从不肯轻易给人看。据《诗话总龟》载，唐玄宗从蜀避难回来，为怀念杨贵妃而作了《罗袜铭》：“罗袜罗袜，香尘生不绝；细细圆圆，地下琼钩；窄窄弓弓，手中弄初月。……”《群谈采余》中有咏杨贵妃罗袜诗一首：“仙子凌波去不还，独留尘袜马嵬山；可怜一掬无三寸，踏尽中原万里翻。”清代《卫藏图识》载：“西藏灯具，状如弓鞋，俗称为公主履。”公主指的是唐朝文成公主，文成公主曾嫁给吐蕃赞普弃宗弄赞。据此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唐代缠足的实证。在唐代文人笔下，也有对女人小脚的描写，如白居易《上阳人》中的“小头鞋履窄衣裳，……天宝末年时世妆”。
（5）缠足始于宋。
一些学者经研究指出：中国古代女子缠足兴起于北宋，五代以前中国女子是不缠足的。宋代诗人苏东坡曾专门做《菩萨蛮》一词，咏叹缠足：“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立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这也可称之为中国诗词史上专咏缠足的第一首词。应该看到，缠足诗的写作是以缠足习俗的出现为依存条件的，这说明宋代确已出现缠足习俗。到南宋时，妇女缠足已比较多见，甚至南宋末年时，“小脚”已成为妇女的通称。但在南宋时代，妇女缠足还并不普及，缠足者主要限于上层社会，在社会观念上缠足尚未达到人人接受的地步。同时，缠足的风俗是由北方传到南方的，大约是在宋室南迁之时。
宋代的缠足与后世的三寸金莲有所区别。据史籍记载，宋代的缠足是把脚裹得“纤直”但不弓弯，当时称为“快上马”。所用鞋子被称为“错到底”，其鞋底尖锐，由二色合成。目前这种缠足鞋的实物已在考古中有所发现。从考古发现的实物推测，穿这种鞋所缠裹出来的小脚要比后来的大。
（6）缠足始于五代
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南唐李后主有一宫嫔叫窈娘，身段纤小，能歌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令窈娘以帛缠足，屈上为新月状，穿着白袜在莲花中翩翩起舞，回旋飞转，就像凌云踏雾般。《道山新闻》也说：“李后主窈娘以帛缠足，令纤小，屈足新月状。”张邦基《墨庄漫录》也称弓足起于南唐李后主，是为缠足之始，出现后时人效之，以纤小为妙，自此缠足之风泛起。
元代的缠足之风继续发展，女子以不缠足为耻。这样，使得元代的缠足之风继续发展，元代末年甚至出现了以不缠足为耻的观念。元代妇女缠足继续向纤小的方向发展，但这时不缠足者仍很多，特别是南方江浙、岭南地区。
到了明代，妇女缠足之风进入兴盛时期，并在各地迅速发展。对裹足的形状也有了要求，女子的小脚不但要小，要缩至三寸，而且还要弓，要裹成角黍形状等种种讲究。
据说清朝入主中原后，康熙帝曾下诏禁止女子缠足，但后来并未达到禁止的目的。妇女缠足在清代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社会各阶层的女子不论贫富贵贱，都纷纷缠足，甚至远在西北、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染上了缠足习俗。与此同时，女子小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拜与关注。这一时期，脚的形状、大小成了评判女子美与丑的重要标准，作为一个女人，是否缠足，缠得如何，将会直接影响到她个人的终身大事。在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人娶妻都以女子大脚为耻，小脚为荣。“三寸金莲”之说深入人心，甚至还有裹至不到三寸的。以至出现女子因脚太小行动不便，进进出出均要他人抱的“抱小姐”，而且这样的女子在当时还很受欢迎。直至解放前夕，缠足之风才逐渐消失。
缠足这样一个对女性身体残害的习俗，为什么能在中国延续近千年之久呢？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1）道德观念
缠足的习俗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良家妇女的表现，一个不缠足的女人是很难嫁出去的。缠足作为标志女性特点的重要一环，以缠足来强化男女有别的传统规范。缠足也使得女性因行走的困难而不易自行外出活动，即使外出也多需要乘车或乘轿，强化了当时男外女内的空间区划。
（2）审美思想
在当时，人们不论男性或女性，都认为足小为美，尤其对男性来说，小脚具有性的吸引力。例如“三寸金莲”一词代表掀美女性脚美的名词。关于对小脚的审美，最著名的小脚审美著作是清代李渔的《香莲品藻》，把女性的小脚从形状、尺寸、装饰、气味等角度来作分类品评。
（3）民族意识。
清人入关以后，对汉族男性及女性的身体都视图加以控制，男性要剃发，女性要禁止缠足，前者在清政府的强力推行下达成成功，但禁缠足却未能奏效。因此在清代，缠足常被认为是对抗满人意识的一种表现。
那么，妇女缠足形成的小脚为什么被称为“金莲”呢？
一种说法认为：金莲得名于南朝齐东昏侯的潘妃步步生莲花的故事。东昏侯用金箔剪成莲花的形状，铺在地上，让潘妃赤脚在上面走过，从而形成“步步生莲花”美妙景象。但这里的“金莲”并不是指潘妃的脚。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金莲得名于前述五代娘在莲花台上跳舞的故事。但这里的金莲指的是舞台的形状，也不是她的脚。
当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金莲”由佛教文化中的“莲花”引发而来。认为以“莲花”作为妇女小脚之名是一种美称。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是佛教中清净、高洁、美好、珍贵、吉祥的象征；另外在佛教艺术中，菩萨多是赤脚站在莲花上的，这可能也是把莲花与妇女小脚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还要在“莲”前加一个“金”字呢？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人传统的语言习惯。人们喜欢用“金”字修饰贵重或美好的事物，在以小脚为贵的缠足时代，说“金”莲，当然是一种表示珍贵的美称。后来“小脚迷们”更约定俗成：“金莲”指三寸以内者，“银莲”指四寸以内者，“铁莲”则为大于四寸者。于是，一提“金莲”势必三寸，即抽谓“三寸金莲”。后来，金莲成了小脚的代名词。
由一双女人的脚，竟做出了这么多的文章。其中的酸甜苦辣，恐怕不仅是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会给后人带来不少的启发和遐想。
隋炀帝为何开凿运河之谜
仁寿四年，隋炀帝即位。第二年，他便下诏开凿大运河。那么，隋炀帝出于什么原因开凿了这条大运河呢？一千多年来，人们众说纷纭，但还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答案。
一些学者认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动机“纯属搜括江南财富和个人巡游享乐”。
张昆河认为隋炀帝开运河之举“按理言之，实皆有利于国家民生，然出于君王游幸之意，且操之过急，民力疲弊，遂为亡国之虐政矣”。隋炀帝贪恋江都之美景，这是事实。晋王杨广有消灭陈国后，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将其升任为扬州总管，镇江都。开皇二十年(600年)，杨广被立为太子后，才离开江都，前后有十一年之久。当时的江都郡，繁荣富庶，有“天下第一”之美誉。据洪迈《容斋随笔》记载，扬州“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诗人杜苟鹤在《送蜀客游维扬》诗中有“见说西川景物繁，维扬景物胜西川”之句，可见扬州的繁华。据《隋书·地理志》记载，江都郡下辖16个县，风景秀丽，是当时江南地区的大郡。他在《春江花月夜》一诗生动地描绘了扬州美丽的湖光山色。诗云：“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此外，隋炀帝还创造了《江都宫乐歌》、《泛龙舟》、《幸江都作》、《迷楼歌》等吟咏江都美景的诗篇。
一些学者认为，隋炀帝对江都怀有深厚的感情，曾三次东巡江都，但这只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动机之一，而非根本原因。
唐人许棠对隋炀帝开通运河的意图有着清楚的认识。他在《汴河十二韵》说：“昔年开汴水，无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隋炀帝贪恋江南的美景和物产，固然是开凿大运河的一个动机。但隋炀帝三下江都，也并不仅仅是为了享乐，否则，西巡陇右和北巡雁门之举就无从解释，因为陇右和雁门并非“游幸之地”。据《资治通鉴》载，在仁寿四年(604年)，也就是开通大运河的前一年，隋炀帝曾对给事郎蔡征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此其所以不能长世。”由此可见，隋炀帝开通运河是为了循“天子有巡狩之礼”的古训，了解民情，巩固国家统治。虽然，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有其个人欲望的，但不能将其列为基本原因，那是失之偏颇的。
隋炀帝曾赠给宫人一首诗：“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从字面上看，隋炀帝征高丽和开通运河之后游幸江都都是偶然的决策。事实并非如此，征辽这样影响着国家命运的大事，怎么可能是“偶然”呢？
3-5隋朝运河分布图
隋炀帝讨伐高丽绝非心血**。据《隋书·阎毗传》载，隋炀帝“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当年杨谅等率大军攻打高丽，因“馈运不断，军中乏食”等原因而没有成功。为了保障后勤运输，隋炀帝即位后很快就下令开凿大运河，以适应攻打高丽的需要。由此可见，隋炀帝开凿北运河是有其攻打高丽的军事目的的。
一些人认为，隋炀帝此举是出于当时政治、经济两方面的需要。
从经济方面来说，江淮一带经三国以来几百年的发展，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逐渐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荆州、扬州均富甲一方，整个南方已成为全国鱼盐梓以及私麻布帛的主要供应地。在“升平盛世”下，封建统治阶级追求享受的欲望也不断膨大。而当时的长安、洛阳等地因屡遭战乱，粮食生产已完全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尤其是京都长安，供应更为缺乏。实际上，隋文帝时期就开始开凿运河。隋文帝生性节俭，爱惜民力，力行省徭息役。开皇四年(584年)，国库仓廪空虚，为了增加粮食储备，隋文帝命宇文恺开凿广通渠，使“转运通利”，顺利地把关东的粮食布帛运往长安。开皇七年，隋文帝又开凿了山阳渎。隋炀帝时期，为了打通江南通往中原的水道，解决南粮北运的问题，开凿大运河便成为当务之急，也是社会经济的迫切需要。
从政治方面来说，南北朝后期以来，长期垄断朝政的门阀士族已经没落，但各地名门大族仍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是一股不可轻视的社会政治势力。尤其山东、江南两大士族集团，与关陇集团为核心的隋朝中央政权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有的疯狂地兼并土地，有的隐蔽户口，有的规避赋役，有的刁难官吏，有的“不应辟命”。这不能不引起隋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隋炀帝杨广曾任平陈统帅、扬州总管，对于江南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有着深入的了解。为了加强对江南的控制，隋炀帝即位伊始便下令开凿大运河。
大运河的开凿在历史上有着积极的作用。首先，大运河开通可对黄河起到分流作用，减少黄河本身的压力，对预防水灾有着一定的作用。其次，大运河将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联系在一起，大大缩短了南北的距离，促进了南北的交通，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对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同样，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隋炀帝为了加速工程进度，苛征滥调，严重地摧残了劳动力，“丁男不供，始役妇人”，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他在运河沿岸大兴御道、离宫、驿宫等“御用”工程，极大地浪费了人力财力，加重了社会负担。除此之外，他在运河刚刚竣工后，就“三游江都”、“三驾辽左”，致使人民的生活陷入痛苦的深渊。隋朝末期，饿殍载道，尸横遍野，这固然并不能都归结在大运河身上，却是开凿的大运河所带来的直接后果。百姓们无法忍受压迫，爆发了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起义之所以集中在运河两岸各地，正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农民所遭受的剥削特别沉重，阶级矛盾深刻尖锐。
隋炀帝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开凿了大运河呢？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我们进行全面的研究，以得出较为科学的答案。
古代“高考”由来之谜
在中国古代，政府为了发现并任用人才，创立了考试制度，这便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一经创立，便成为政府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也成为有志人才飞黄腾达的契机。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科举制度不断完善，直至清朝光绪皇帝下谕停止所有乡试，科举制度才被废弃。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可谓深远。然而，关于科举制度创立的时间，却一直有不同的说法。
（1）创设于隋朝。
有人认为科举制度创设于隋朝。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
最早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唐朝人薛登。据《旧唐书·薛登传》，他在唐武则天天授中(690-692年)任左补阙时，鉴于当时“选举颇滥”，上疏要求改革。在疏文中他说道：“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仿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在薛登此疏之后七十余年，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在上疏中又说：“进士科起于隋大业中，炀帝始置时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旧唐书·杨绾传》)在这之后，杜佑以及五代时的王定保也都认为进士科创设于隋朝：“炀帝始建进士科”，“进士始于隋大业中”。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朱熹，他不仅肯定进士科创设于隋朝，而且还十分明确地指出：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始建进士科。当代的史学家范文斓先生对此也有研究，他也认为进士科是始于隋大业年所创：“607年，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即进士科。隋炀帝本人是个文学家，创立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是不足为奇的。这是科举(主要是进士科)制度的开始。”
（2）创设于唐朝。
还有很多人主张进士科创设于唐朝。如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说：“李唐御统，艰阙制度，立进士之科，正名也；行辞赋之选，从时也。”唐宣宗时右补阙裴庭裕也说：“大中十年，郑颢知举后，宣宗索《科名记》，颢表曰：自武德已后，便有进士诸科。”明代学者朱国桢也认为，“进士科起于唐”。
3-6古代书生
近代学者何忠礼也认为，科举制度起源于唐朝。他在1983年第二期《历史研究》上著文《科举制度起源辨析》，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第二，举人及第或黜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才能决定。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他指出：这三个特点在隋朝都没有形成。唐朝建立后具备了对选举制度实行重大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唐高宗武德五年(622年)的诏书“正式开创了科举制的先河”。科举制度的三个特点逐渐形成。因此，他的结论是：“从南北朝后期起，科举制逐步萌芽，但三个特点基本具备，正式形成制度，应该是在李唐。”
对于上述两说在历史上的情况，邓嗣禹在1934年写的《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一文中作了这样的概括：“唐宋而后，主隋者渐众；而在唐时，尚二说纷陈，莫衷一是。”看来，主张科举制度创设于隋朝的人是占多数的。所以，现代人们大多认为科举制度在隋朝只是雏形，在唐代得到了完备和发展，事实上也应该是这样的。
科举制度在唐代是如何继续发展的呢？
唐代的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
（1）常科
常科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秀才为最高科等，要求应举者要熟悉经史，精通经世治国的方略。这对于缺少经史知识、醉心词华的唐初士子来说，是很难达到的，因此他们往往不敢投考秀才科。明经主要考两部儒家经典。唐初，明经是按照经的章疏试探，这使许多举子不读正经，只是把与对策有关的章疏义条抄录下来进行背诵。高宗二年(680年)开始加试帖经，即取经书中的一行，把其中几个字蒙住，让考试者填充。这样儒家经典的背诵就成为明经录取的先决条件。这样一来，应举明经者死记硬背，不求义理的情况更为严重。
常科的应举者主要是生徒和乡员。前者是国子监所统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的学生，以及在弘文馆、崇文馆学习的皇亲、亲贵子孙。后者是指不在馆学的举子，自己在州、县报名，经县、州逐级考试合格，由州府举送到尚书省参加常科考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创立武举，亦是常举，由兵部主持，主要是选拔一般武官，而不是选拔将帅之才。
（2）制科
制科是由皇帝临时确定科目下举行的，名目很多。如高宗时先后有词赡文学科、词殚文律科、文学忧赡科，武则天时先后有超拔群类、绝伦科，玄宗时有文史兼优、博学通艺以及武足安边、智谋将帅、军谋越众等科，但基本上没有重复的。科目的变化反映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统治阶级对人才的不同要求。参加考试者可以有出身、有官职，也可以既无出身，也无官职，并且可以连续应举。制举是统治者收买人心的重要手段，它对于发现卓有才能的官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同唐代相比，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始于元仁宗延佑年间）。
科举制进入了鼎盛时期是明朝。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到了清代，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优待，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清代时科举制度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最后终于消亡。
科举制度影响深远，当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宪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
迷建楼是在扬州还是在长安之谜
扬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古称广陵、江都。西汉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在扬州开凿了一条运河来通输食盐，此后扬州逐渐成为淮盐北运的集散地，历来有“扬州繁华以盐盛”之说。隋代以来，“淮左名都”江都(扬州)便成为豪商巨贾、当朝权贵云集之所，其繁华比之京城长安有过之而无不及。隋开皇十年(590年)，杨广任扬州总管，在江都(今扬州)一住就是十年。杨广登基后，仍然眷恋江都的繁华，曾三次南下巡幸。
炀帝在一首诗中云：“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据《隋遗录》载，有一个名叫项升的浙江人为取悦炀帝，进献一幅宫殿图，炀帝大为满意，遂命有司在江都依图建造新宫，取名迷楼，亦称新宫、长阜苑十宫。迷楼的标志建筑为蜀岗十宫：归雁宫、回流宫、九里宫、松林宫、枫林宫、大雷宫、小雷宫、春草宫、九华宫、光汾宫。
唐颜师古《大业拾遗记》也记载了隋炀帝修迷楼之事：“帝尝宰昭明文选楼，车驾未至，先命宫娥数千人升楼迎侍。微风东来，宫娥衣被风绰，直泊肩项，帝睹之，色荒愈炽，因此乃建迷楼。”唐冯贽《南部烟花记·迷楼》：“迷楼，凡役夫数万，经岁而成。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栏朱楣，互相连属。帝大喜，顾左右曰：’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故云。”此外，据《寿春图经》载：“隋十宫在江都县北长阜苑内，依林傍涧，因高跨阜，随地形置焉，并隋炀帝立也。”炀帝建造的迷楼亦称为新宫、长阜苑十宫，后毁于战火。唐诗人杜牧在《扬州三日》一诗中明确指出迷楼紧邻雷塘：“炀帝雷塘土，迷藏有旧楼。”雷塘在扬州城北，炀帝死后即葬于此地。
3-7隋炀帝陵墓
历代诗人在吟咏扬州的诗中多提到“迷楼”，可以想象其名气之大。包何《同诸公寻李芳直不遇》：“闻说到扬州，吹箫忆旧游。人来都不见，莫是上迷楼。”李绅《宿扬州》：“江横渡阔烟波晚，潮过金陵落叶秋。嘹唳塞鸿经楚泽，浅深红树见扬州。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需开口问迷楼。”宋贺铸《思越人》词：“红尘十里扬州过，更上迷楼一借山。”宋代词人秦少游《望海潮’广陵怀古》：“追思故国繁雄，有迷楼挂斗，月观横空。”他们众口一词，认为隋炀帝的迷楼位于扬州。
相传，南宋宝祐六年至开庆元年(1258-1259年)，贾似道在扬州任职，在迷楼原址建摘星寺，又称摘星楼，明代改称为“鉴楼”，取前车之鉴，后车之鉴之意。
由此，许多学者都认为迷楼位于扬州是毫无疑问的。
据清代嘉庆《重修扬州府志》载：“摘星楼在城西七里观音阁之东阜，即迷楼故址。”但是乾隆年间的《甘泉县志》却提出另一种说法，称观音山寺“即古摘星亭址，俗传为隋迷楼故址者讹也”。这两处史料中对于迷楼的记载相左，因此有人对隋炀帝是否在扬州建过迷楼表示怀疑。
晚唐时韩偓在《迷楼记》中绘声绘色地描绘了迷楼当年的壮观景象以及后来的败落，但考察通篇文字，并未提及扬州。“唐帝提兵，号令入京，见迷楼，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为。’乃命焚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隋炀帝的迷楼应在长安，在唐太宗率兵进入长安后被焚毁。
然而，大名鼎鼎的迷楼到底是建在哪里呢？是在扬州，还是在长安，还是在两地皆有修建，抑或在其他地方，至今仍无定论。
高昌政变之谜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难解之谜。明末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清初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嫡三案，为近世之最著名者。当时史料丰富，公私史乘汗牛充栋，尚无法解释清楚。而在此之前的谜案，由于史料贫乏，就更加难以澄清了。高昌政变之谜，即是其中之一。
高昌国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地区。这里旧为姑师亦即车师人居地。公元前48年，西汉在此置高昌壁，设戊己校尉负责屯戍。东汉以后，一度称为高昌垒。327年，前凉在此置高昌郡。十六国动乱，河西及中原人民纷纷向高昌迁徙。439年，北凉为北魏所灭，其残余势力向西域逃窜，442年，占据高昌，仍称大凉国。460年，柔然灭大凉国，立阚伯周为高昌王，此为高昌正式建国之始。以后又经历了张氏高昌和马氏高昌两个政权。501年，麴嘉被立为高昌王，开始了比较稳定的麴氏高昌时代。
3-8高昌古城
麴氏高昌的历史，只有中原的几部正史曾附传简略介绍，留下的疑难甚多，纪年间题为其中之一。结合新出吐鲁番文书，人们发现：
(一)自麴嘉建国(501年)，至麴智盛为唐所灭(640年)，麴氏高昌共存在一百四十年，而《唐书·高昌传》均称只存在一百三十四年，其中少算六年。(二)按照麴氏高昌的惯例，一王只建一个年号，而麴伯雅为王时期，却存在延和(602-613年)、义和(614-619年)、重光（620-623年)三个年号，其中义和年号，在新出吐鲁番文书中多被涂改为延和，如将义和五年涂改为延和十七年，义和共六年，即麴氏高昌自身也认为，确有六年历史值得争议。(三)恰恰自延和十二年(613年)，至义和五年(618年)，共六年时间，高昌与中原的隋朝中断了联系，伯雅也下落不明。于是人们揣测，在这六年内，高昌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件；但直到1973年，考古工作者从吐鲁番阿斯塔那二。六号墓发现高昌大族张雄及其妻麴氏墓志，才找到弄清这一事件的线索。志云：“属奸臣作祸，伪祚将颠。公出乾侯，兵缠绛邑。君执羁鞫，经始艰难。功冠却燕，勋隆复郢。伪王返国，宠命偏优。”该志作于唐灭高昌之后，故称高昌王、祚均前加“伪”字。志文则借用春秋、战国时期的几个历史典故，含蓄披露高昌曾发生过一起政变。人们结合史实进行研究，终于对这起政变的来龙去脉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这起政变的发生，说起来虽与高昌自身外交政策出现偏差颇有关系，但隋炀帝好大喜功也须承担一定责任。
高昌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移民小国。建国伊始，就有自己明确的外交政策。文化源于中原，自然真心诚意想与中原王朝处好关系；地理属于西域，也愿意同周围强大少数民族政权虚与委蛇。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中原王朝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关系总是时好时坏，与中原王朝交往过密，难免会引起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猜忌。所以，尽管真心诚意想与中原王朝处好关系，却又不得不竭力控制与中原王朝交往的节奏。一旦打乱这个交往节奏，就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麴氏高昌建立后，与北魏交往最多，三十三年中，大约遣使朝贡近二十次。这是因为，当时柔然、高车势力渐衰，吠哒的主要精力用于经营中亚，高昌顾虑较少。高昌与西魏、北周交往较少，北周四十六年中只彼此遣使四次。而隋文帝二十四年中，一次交往也没有。这是因为，当时突厥势力强大，高昌已成为突厥的附庸，不敢与中原王朝过于亲密。也正由于交往节奏控制得当，高昌没有发生大的变故。隋炀帝即位后情况就不同了。
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麴伯雅继位为高昌王，改元延和。依突厥俗，伯雅应娶大母突厥可汗女为妻。伯雅为汉人，对此悖乱人伦之事自然抵触，久不从命，突厥逼之，才不得已就范。此后，伯雅对突厥愈益反感。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西突厥处罗可汗治国无方，引起所属铁勒诸部暴动。铁勒大败处罗，自立契弊歌楞为莫何可汗。高昌脱离突厥的控制，成为铁勒的附庸：铁勒虽在高昌派驻大臣，但仅征收商税，对其他事务似较少过问。伯雅以为从此可以自由行动，便于大业三年六月和大业五年(609年)四月，连续二次向隋遣使朝贡。而此时的炀帝，好大喜功，对仅遣使者来朝尚不满意。他派裴矩去敦煌，令游说高昌、伊吾及西域诸王，“啖以厚利，导使入朝”。大业五年六月，炀帝西巡至燕支山(今甘肃永昌西)，高昌王麴伯雅携子麴文泰，与伊吾吐屯设及西域二三十国使者，果然均焚香奏乐，伏谒道左以候圣驾。于是圣心大悦，亲御观风行殿，大备文物，并宴饮麴伯雅等西域诸王。这次伯雅人中原时问超过八个月，不仅随炀帝游历了东、西二京，还参加了来年正月在洛阳举行的元宵大戏，中原的灿烂文明给伯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大业七年(611年)，西突厥内乱，处罗可汗失位，逃到高昌附近避难。麴伯雅上状，当时炀帝正准备讨伐高丽，驻跸涿郡临朔宫，闻讯大喜，急令裴矩挟处罗母向氏前往招安；又令民部尚书樊子盖检校武威太守，负责接待及护送来涿工作。十二月，伯雅携子文泰，陪处罗来到临朔宫。伯雅等先后从炀帝征高丽及游代、汾、晋等地，直到大业八年(612年)九月，才折返洛阳。十一月，炀帝以戚属字文氏为华容公主，嫁于伯雅，并令两朝元老苏威之子鸿胪少卿苏夔主婚。大概十二月底，伯雅携妻及子返回高昌。这次伯雅人中原时间超过一年，游览的地方更多，对中原文明更生眷恋之情。
麴伯雅回国第二年，正是高昌延和十二年(613年)。伯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解辫削衽”，废除北方少数民族辫发左衽的习俗。此举炀帝甚为欣赏，特下诏褒奖，称：“袭缨解辫，削衽曳裾，变夷从夏，义光前载。”却不料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麴氏宗室趁机发动政变，把伯雅赶下了台。翌年，僭位者改年号为“义和”，推测有“举义共和”的意思。伯雅携家属投奔西突厥，在那里流亡了六年。义和六年(619年)冬季以前，伯雅在西突厥的支持下，杀回了高昌。张雄本为伯雅张妃之侄，与伯雅子文泰属姑表兄弟，此时自然站在伯雅、文泰父子一边。由于他率兵协助，终于完成光复大业。次年(620年)，伯雅改元“重光”，推测有“重新光复”的意思。于是，此前僭位者统治过的义和六年历史，成为了有争议的问题。当时的高昌官民和后世的历史学家都不承认它，遂出现前面谈到的涂改义和为延和及统计麴氏高昌存在时间有意少算六年等怪现象。
以上是这起政变的来龙去脉。但其中仍有不少问题弄不清楚。譬如政变者究竟是谁，他发动政变是否还有别的原因，他的结局如何，等等。所以说，高昌政变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隋朝二世而亡之谜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之一，封建社会到了隋唐时期进入了最繁荣的时代。但是隋朝仅仅存在了38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啻石火之一敲，电光之一瞥；就轰然倾覆了。是什么原因使得隋朝如此短命呢？
一直以来，传统观点认为对于隋朝的灭亡隋炀帝要承担全部责任。在历史典籍中，隋炀帝也被定位于一个荒**无度、残暴不仁的君主。隋炀帝杨广(569-618年)，是隋文帝的第二个儿子。据《隋书·炀帝记》载：“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隋炀帝凭借文帝积累的巨大民力和财富，大兴土木，穷兵黩武，搞得天怒人怨。正是这样残暴的统治，决定了国家败亡的命运。隋炀帝的统治，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并最终导致隋朝的灭亡。
3-9隋炀帝巡游
唐太宗经常以隋炀帝的失败教训为鉴，不断举一反三地教育大臣。唐朝重臣魏征曾对隋朝的灭亡作了如下的评价：“炀帝嗣承平之基，守已安之业，肆其**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雠，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兵缠魏阙，阽危弗图，围解雁门，漫游不息。天夺之魄，人益其灾，群盗并兴，百殃俱起，自绝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讯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兴，而炀帝之所以灭者也，可不谓然乎！”
这种说法得到了后世许多学者的认同。一些学者还进一步提出炀帝三征高丽是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隋炀帝为了维护大国的威严，三次用兵高丽，令全国**，民怨沸腾，农民起义之火遍及大江南北。这是炀帝最大的决策失误，也是隋王朝灭亡的导火索。
另一种说法认为，隋朝的灭亡与隋文帝杨坚大有关系。文帝杨坚作为一代强国的开国之主，历代史家对其评价较高，“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隋书》也评价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他在统治时期进行了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创立并发展了诸多意义深远的制度。他废除了西魏、北周时期的“六官制”，开始实行以尚书、内史、门下三省为行政中枢的制度，加强了皇权。他推行均田制，减轻赋役，使百姓得以维持生计。同时，他还创立了科举制度，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正是由于这些有力措施，国家在很短的时间里呈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但隋文帝以外戚权臣的身份，从“孤儿寡母”手中篡夺王位，一直对大臣存有猜忌之心。文帝登极后，大兴土木，营造仁寿宫，残酷镇压国内少数民族的反抗，民族矛盾尖锐。上行下效之下，各级官吏对人民百般欺压，在一片繁荣之下，显露出大厦将倾的征兆。他“猜忌苛察，信受谗言”，肆意杀戮大臣，使得朝廷内部矛盾重重。《隋书》的作者评论道：“坟土未干，子孙续踵屠戮，……天下已非隋有。”在执政后期，文帝用人不明，贬斥忠臣高颎，重用小人杨素。正是他的独断专行给隋帝国的速亡埋下了伏笔，使对隋朝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魏征曾就隋朝灭亡评论道：“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引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
也有人提出，隋速灭的原因是因为隋朝政权不是建立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汉、唐、明、清都因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故运祚长久；而秦、晋、五代时期的梁、唐、晋、汉、周等，都因没有经过农民起义，所以短命。”没有经过农民起义之后而建立的政权具有先天性的不足，统治阶级易于走上腐朽的道路。同时，土地关系得不到调整和缓和，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更容易激化。
有人认为，隋朝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是隋朝败亡的原因。隋朝使大量的私家荫户成为国家编户，侵犯了世家大族的根本利益，激化了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
有人认为，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是隋朝速亡的原因。隋文帝以宫廷政变夺取政权的，在百姓心目中并不是正统，尤其在地主阶级内部，不少人认为隋朝是篡周而立。隋炀帝改变关中本位政策，重用南人，激起北方权贵的强烈不满，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南北朝臣的对立和倾轧，加速了隋朝的灭亡。
对于隋朝的灭亡，历代学者所见各不相同，耐人寻味。看来这个历史之谜仍有探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