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短三十几年中，隋王朝恢复了几个世纪以来因割据纷乱几乎中断的对外关系。通过“丝绸之路”的商业往来，促进了中国与西亚的相互交流，有利于科技文化的正常发展。同时，隋朝国家对物资财富丰盈的积累，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从而，带来了隋之后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盛唐文化。
新都大兴城
今天西安与咸阳二市之间渭水流经的大片土地上，从西周起，就是历代建都筑城的好处所。由于朝代不同，城址不同，名称不同，至少可以划出六个不同的都城遗址，即：(一)周文王的丰京城，约在沣水西岸。(二)周武王的镐京城，约在沣水东岸。(三)秦咸阳城，在今咸阳市东北(不包括渭水南岸的阿房宫)。(四)西汉长安城，在今西安市西北数里外。(五)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名称不同，实为一城)，都在今西安市区内。(六)明清西安城，基本只占唐长安城的皇城旧址。
隋文帝即位之初，仍以北周沿用的汉长安旧城为都城。他本嫌该城制度狭小，庾季才更以为“汉营此城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于是苏威、高颎、李穆等皆请迁都。开皇二年(582年)六月，乃诏高颎等于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山的“川原秀丽”处“创造新都”，至次年三月初步竣工。文帝在周曾封“大兴郡公”，尝云“吾以大兴公成帝业”，所以名新都为“大兴城”。可知隋朝都城是大兴城而不是长安城，说隋朝建都长安是习惯上的误会。
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实测，今已概知大兴城的轮廓：全城大致呈方形，南北长8651米，东西长9721米，周长37．6公里，总面积约84平方公里。比明清西安城大7．5倍，比北京旧城也大得多。周围城墙平均宽约5米，高约6米；共有12座城门，每面3门。城北大片土地辟为园囿，称为“禁苑”。
城内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都是按其性质、作用分别设计的。宫城在全城最北正中，南半为皇帝处理政务之所，北半为皇帝、后妃寝息之所(即所谓“前朝后寝”)；中央大殿名大兴宫，是全国政治决策中心。宫城南的中门叫承天门，是皇帝宴见群臣，接待外宾之所。承天门外有一条东西长3千米、南北宽450米的大街或广场。大街之南即皇城(又叫“子城”)，是百官衙署所在。除宫城、皇城外，全城其余部分都属于外郭城。
外郭城是官民的住宅区和集市区。街道互相平行垂直，整齐划一。共计南北大街11条，东西大街14条，纵横相交成110个方块。1个方块为l“里”(唐改称“坊”)，小里约占2．5万平方米，大里相当小里的2～4倍。“里”是官民住宅和生活单位，内有商店、作坊以及庙宇、游乐等附属设施，周围有墙环绕，有门可以启闭。另有东西二市，各占地约十万平方米，是纯粹(cui)的商场，其设计方位改变了“前朝后市”的古老传统。
全城水源有三：一是龙首渠，引自浐水；二是永安渠，引自交水；三是清明渠，引自满水。水入城后，或随流排灌，或开为航道，或汇成池塘，或点缀风景，是城市的人造动脉。
当时营建新都，名义上是由左仆射高颎负责，28岁的宇文恺只是“副监”，但《本传》说：“颎虽总大纲，凡所规划，皆出于恺。”
3-1隋朝大兴城
可见恺的专业才能自营宗庙后，就已得到朝廷公认。所谓“规划”，是指在实地勘察后，设计总体建筑方案，绘制具体施工图样。平地建筑施工，较之拆修改造反倒容易，因而十个月左右，便已竣事。以后唐朝仍都于此，除改“大兴城”为“长安城”外，二百多年内，对原大兴城只作了一些小的增补或改动。如：(一)唐高祖改“大兴宫”为“太极宫”，太宗在宫城东北禁苑中增建“大明宫”(又叫蓬莱宫)，玄宗将“兴庆坊”改建为“兴庆宫”。这样就完成了唐代长安城的三大宫，亦即所谓“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和“南内”(兴庆宫)。(二)高宗时，为十二城门加盖了城门楼；有了大明宫，原城北各门也相应有所变动；有了兴庆宫，就增筑了“夹城”。
由于隋朝祚短，文帝晚年多住仁寿宫，炀帝常居洛阳，所以新营的大兴城和大兴宫反而受到冷落。直到改名长安城，增修了大明宫，高其城墙，崇其城楼，才显出大唐气象。然而历史学家决不致数典忘祖，夸大唐代的增修，而忽视隋初宇文恺的全面规划。宋人吕大防说：“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墙)，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
而朝廷、宫寺、门居、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虽有感于宋之汴京，然作为古代帝都，吕氏之前，实无有超过大兴城者。昔秦亡而咸阳、阿房随之俱亡。唐袭隋制，连都城也全盘照搬，这就有幸使隋亡而大兴城不亡。以后，长安城不幸毁于朱温，而言古代都城布局者，无论全部或局部，仍多袭大兴城之遗意。东亚邻国如日本也一向视隋大兴城、唐长安城为日本古代都城的初源之一。
营建东都洛阳
仁寿四年(604年)，炀帝弑父(文帝)、杀兄(废太子勇)、囚弟(汉王谅)之后，十一月便离开西京大兴，幸洛阳，诏“于伊、洛营建东京(后改称”东都“)，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疾”。这就是说，他要由大兴迁都洛阳。大业元年(605年)，开始按计划实施。三月，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负责营建工程，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
炀帝一即位就营建东都，确是一件异事，因为：第一，他是迁都而不是重修陪都。第二，不是在汉魏洛阳故基上再建，而是向西移十余里新建(与文帝离开汉长安故址新建大兴城相同)。第三，从此恢复两汉以洛阳、长安为东、西二京的格局。说到这里，有必要追溯一下洛阳建都的历史。
中国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伊水之间，自夏朝起就是历代建都之地。由于朝代不同，城址不同，名称不同，目前至少已经发现五个都城遗址，即：(一)商西亳城，在今河南偃师尸乡沟，是商朝早期都城之一。(二)周王城，即西周陪都王城和东周都城洛邑。它西跨涧水，背亡B面洛，在今河南洛阳市内。(三)汉洛阳城，在今洛阳市郊白马寺东三里。魏晋北朝续有修补。(四)隋唐东都城，在今洛阳市区东部，背邙面阙，洛水贯中，面积至少比汉洛阳城大四倍。(五)金洛阳城，在隋唐东都城内，东临泸水，西靠隋唐东都宫城，面积不到隋唐东都城的十分之一。元、明、清续有修补，俗称“老城”。
3-2东都洛阳
隋文帝崇尚节俭，初时只以汉洛阳城为陪都，置行台，而专营新都大兴。当时宇文恺以副监主掌大兴规划，知文帝秉性，似乎未敢逾制。
如今炀帝营东都，宇文恺仍以副监主掌规划，本传说：“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似乎逾制之责全在于恺。但《食货志》云：“炀帝嗣守鸿基，国家殷富，初造东都，穷诸巨丽。帝昔居藩翰，亲平江左，兼以梁、陈曲折，以就规摹。”可见东都宏侈，还有炀帝摹仿江左梁、陈的因素。宇文恺是北人，尚“宏”；炀帝好江左，尚“侈”，所以隋东都城和大兴城的风格必有差异。宇文恺所撰《东都图记》二十卷已经失传；唐之东都虽承隋址，但其城始毁于安史之乱，终毁于金元兵燹，原貌已不可尽忆。幸而史籍尚有记载，考古发掘亦可参证。
粗知隋东都城占地“四至”为：“前直伊阙，后据邙山，左泸右涧，洛水贯其中。”(《新唐书·地理志》)考古实测，全城东壁长73.12米，西壁6776米，南壁7290米，北壁6138米，《元河南志》说“周回五十二里”，大致相当。看来是个南宽北窄、东宽西窄的并不规则的方形，且被洛水中分为南北两大部分。洛北是政治中心，洛南是住宅区和商业区。全城也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亦称“大城”或“罗城”)，但因受邙山和泸、涧、洛等水流向的影响，远不如大兴城之整齐对称。宫城偏在全城西北，略呈方形，地势最高。宫城墙宽达15米，东、南、西三面都套在皇城内，亦即三面被皇城包围。宫城内有乾阳、大业、文成、武安等殿，以乾阳殿最壮观。皇城最南临洛水，是天然屏障，但东、西、北三面仅有一层外郭城墙，似乎不够安全，所以皇城、宫城的周围又附建一些小城作为堡垒，造成“城中有城”的复杂现象。如宫城北有曜仪城，曜仪城北有圆壁城；宫城东有东城，东城北有含嘉仓城，等等。
特别充满生活气息并能促进都市繁华的是外郭城的街坊与集市。
据《隋书·地理志》，东都共有“里(坊)一百三，市三”。但据实际勘察，洛南有东西向街六条，南北向街十二条，共织成五十五坊(里)；洛北有东西向街三条，南北向街四条，共织成九坊(里)。全城仅有二十五条街，六十四个坊(里)。可见自隋至唐，街坊亦有变化。最长最宽的街是从南城中门(定鼎门)直通北城皇城南面端门的“定鼎门大街”。此街跨过洛水浮桥，也就是著名的“天津桥”。沿洛水南北两岸交错设立“三市”，即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是洛阳最繁华的去处。
历朝均视迁都为大事，早如盘庚迁殷，近如魏孝文迁洛，都曾引起轩然大波。独炀帝迁都未闻有任何异动。原来他的两次迁洛诏书都能言之成理。他认为：军事上，西京“关河悬远，兵不赴急”。政治上，西京“关河重阻，(民意)无由自达”。经济上，东都“水陆通，贡赋等”。东西对比，显然迁都为好。为了不示人以奢，他还一再声称：“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疏食，将贻于后世。”而且东都规制确实小于大兴，城内营构亦不为逾制。所谓“梁陈曲折”，“穷诸巨丽”，受人诟病的并非东都城本身，而是炀帝借口迁都而营建的“显仁宫”和“西苑”。
就在诏营东都城的同时，炀帝又敕宇文恺和封德彝营造显仁宫。原来古代皇帝为了避暑，都有特建的夏宫。文帝以仁寿宫为夏宫，此宫是炀帝弑父之所，炀帝当然不愿再住。而且，他的夏宫应建于新都附近。封德彝有营造仁寿宫的经验，可为宇文恺之副。宫址选在当时的寿安县(在今宜阳东南)，北跨洛滨，南接阜涧，地势较高，气候凉爽。此次不许就地取材，命征发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木异石，输之洛阳；还要搜寻海内嘉树琼草，珍禽异兽，充实园苑。由于炀帝正准备游江都，要同时开通济渠、造龙舟、建离宫，所以东都官吏督役十分严急，民夫死者十之四五。但显仁宫毕竟提前建成了。炀帝第一次游江都，就是从显仁宫出发的。
同年五月，筑芳华苑。此苑东傍都城，西至谷水，北抵邙山，南临洛滨，周围约二百里，因在都城之西，故俗称“西苑”。苑内凿海，周亦十余里。北引涧谷之水为龙鳞渠，蜿蜒注入海内。海中有山，名蓬莱、方丈、瀛洲，像海中三神山，各高出海面百余尺，亭台楼榭，奇花异木，点缀其上。龙鳞渠水甚曲折，沿渠造十六院，院名甚雅(如飞英、丽景之类)，各以一名四品夫人主之，另配若干美人及绣女、宫女。院中宫观殿阁皆极华丽。苑树遇冬凋谢，则剪彩为花叶，缀枝条上，色褪又换上新的。池水遇冬亦剪彩为菱荷，炀帝游苑，则去冰而布之水面，使苑内景物常如阳春。炀帝每携宫人数千乘月骑马夜游，自作《清夜游曲》，命于马上奏之。有时于苑中盛设酒馔，敕燕王倓(帝孙)与宠臣萧钜、宇文畠及文帝遗嫔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为一席，己与诸宠姬为一席，罢朝后即男女杂坐，相从饮宴。酒酣调笑，无所不至；丑声外扬，帝亦不以为怪。
显仁宫和西苑是东都城的外围建筑，又是“大洛阳”的豪华禁区，炀帝在位十四年，在此也只断断续续住过三年。但东都城作为国都，西苑作为“禁苑”，显仁宫作为夏宫，却有幸被大周皇帝武则天全部继承下来，而且有所扩充。如都城内增修了壮丽的上阳宫；西苑之外，又在龙门北增辟了上林苑；这都是女皇帝的佳话。
李春设计建造赵州桥
河北省赵县的洨河上，有一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叫安济桥，又叫赵州桥。它是隋朝的石匠李春设计和参加建造的，到现在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了。李春首创单孔敞肩拱桥，在赵州桥的桥体上设4个小拱，即减轻了桥了桥自重，也减缓了急流对桥体的冲击。赵州桥坡度平缓，造型美观，非常坚固。经历了1000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依然屹立在洨河之上，不仅在中国建桥史上，而且在世界建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河北赵州地区是南北交通要道，但在城南处，有一条由西往东的大河，名叫洨河，洨河的流量随季节变化，时涨时消，差别很大。每到夏秋季节，降雨增多，山洪暴发，河水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凶猛异常，给河两岸的居民和来往的行人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车夫望着波涛滚滚的洨河，长长地叹了口气说：“该死的河，我运粮的期限，又被你误了，要造一座桥该多好啊！”
李春刚好路过这里，他听说自己的师傅在赵州桥修路时，不幸被一块石头砸伤，生命垂危，就星夜兼程赶来探望师傅，不料被洨河水拦住，心急如焚又无可奈何，等雨停了，水退了，才乘船过河赶到赵州城里，不料师傅已离开人世，李春悲痛欲绝地说：“要是河上有座桥，我就可以与师傅见上一面了。”他想，当匠应该为民造福，我一定要在洨河上架一座石桥。
李春和他的师兄弟一起决定到洨河的上游进行考察。一路上，他们含辛茹苦，走了半个多月，终于来到了洨河的源头。这里崇山峻岭，山势险要，平时，只有几股山泉汇聚洨河，所以水势不大；可一到雨季，山洪暴发，两岸高山上的水倾泻下来，全部汇集到洨河中，必然会引起泛滥成灾。
3-3李春雕像
李春想，造桥的时间绝不能放在夏秋两季，但在冬季造的桥墩，到夏季难保不被冲垮，得造座不用桥墩的石拱桥，可当地的工匠们对此有点担忧：“河边的地层可是砂层啊！”李春自信地说：“我知道，只要在砂层上铺几层石板当桥台，就行，另外，我还有减轻桥身重量的方法。”
工匠们又说：“要桥不塌，就必须让石拱的拱圈在一年内合龙，才不会被水冲垮，可十丈多宽的拱圈又怎能在一年内合龙呢？”
一位年轻的工匠天真地说：“要是造一座独木桥就好了，我担保它不用一年的合龙！”
“独木桥，”李春心里一亮，独木桥容易建造，很快就可竣工；虽然它桥面狭小，不能行走，但十几座、二十几座独木桥合起来不就成了一座大桥吗？如果把横跨洨河两岸的石拱分成纵向排列的若干道拱圈，然后一道道分开砌造，每年春冬两季施工，夏秋两季之前合龙，这样拱圈就不会被洪水冲垮。拱圈与拱圈之间再用铁钉相连，必然十分坚固。
静夜，李春在烛光下勾画着图纸。按一般情况设计，赵州桥桥洞的宽度为，桥洞就要高达，车马行人过桥就得像翻小山一样。然而，他克服了技术上的种种困难，打破了传统的形式，采用了小于半圆的弧形桥洞。通过不断地修正图纸，缩小桥洞宽度，终于设计出了高的桥洞。李春又在大桥洞的两边各设计了两个小桥洞，估计可以节省石料，使桥自身的重量减轻了大约500吨。另外，水涨的时候，一部分水可以从两边4个小洞往下流，既可以使水流畅通，又减少了洪水对桥的冲击，保证了石桥的安全。而且一边两个小桥洞，还形成了赵州桥在造型上的对称美。这种“拱上加拱”的近代所谓“敞肩拱”的桥型，在欧洲直到14世纪才出现，那就是法国太克河上的赛雷桥。赛雷桥比赵州桥要晚700多年，不如李春设计的坚固，并且早已毁坏无存。所以，赵州桥在世界桥梁建筑史上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二年深秋，造桥工程正式开始了。赵州一带的老百姓纷纷捐钱出力，附近的工匠们也都赶来参加施工，赵州城顿时热闹起来。赵州附近的获鹿、赞皇和元氏等县出产一种青色的石灰岩，这种石灰岩既坚硬，又耐压，李春决定用它来作为造桥的主要材料。工程一开始，大批年轻力壮的石匠就被派出去开山采石。可时值冬季，造桥用的石料还没运到，工匠们不免担忧起来。李春笑道：“全部石料保证如期运到。”
然后，李春组织石匠们将石头凿成一块块1尺宽、2~3尺长的“拱石”，供建造拱圈用。在每块拱石的两侧，李春还让石匠们凿上有规则的细密的斜纹。这样，拱石与拱石之间拼砌起来就更加牢固了。李春还请来一批手艺高超的铁匠，锻造出一种两头翘起的“腰铁”，把它嵌在两块连在一起的拱石上，起加固作用；还打造了一种长长的“铁栏杆”，专门用来连接横向关系的拱石。事实证明，这些铁件，后来的确在加固拱圈、延长石桥寿命上起了很大作用。
3-4赵州桥
由于大家齐心协力，夜以继日地砌造，第一道由60几块拱石组成的小拱圈，只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就砌成了。按照李春的设想，把整道拱圈分成28道纵向拱圈，一道道地分开来砌。由于每道小拱圈都是从桥这头砌到桥那头的，所以基础都落到两岸的桥头上，每道小拱圈都是从桥这头砌到桥那头的，所以基础都落到两岸的桥头上，每道小拱圈都能独立地担负起桥上的重量，即使某一道损坏了，也不影响整个拱圈的安全，修复起来也很方便。
李春也十分注重桥的外观，他和工匠们按艺人的画样，桥上刻了蛟龙、兽面和花饰。为了保障行人的安全，在大桥的两侧还竖起了瞭望栏和挡板。
3年后，也就是隋大业八年（612年）在波涛滚滚的洨河之上，架起了一座可“舟楫航行其下，人马车舆通过其上”的大型单孔拱桥，赵州桥全长50.82米，宽9米。桥拱的净跨度长达37.02米，是当时世界上跨度最大的石拱桥，远远望去，大桥就像“初月出云，长虹饮涧”，历经1300多年，依然雄踞在清澈的洨河上，辉耀千古。
刘焯制定《皇极历》
刘焯，字士元，隋朝经学家、天文学家。信都昌亭(今冀州市)人，生于公元544年。自幼聪敏好学。少年时代曾与河间景城(今献县东北)人刘炫为友，两人一同寻师求学。后师从武强交津桥藏经大儒刘智海，后受聘为州博士，与刘炫并称“二刘”。
刘焯天资非常聪明。据说，少年时代，先后跟从多位老师学习《诗经》、《左传》、《周礼》、《仪礼》和《礼记》时，他的天资就开始显现出来，但这些老师们的讲课水平根本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每次他都未等学业结束就离开了。后来，他帮一位藏书家刘智海整理典籍，埋头十年，以致穷困潦倒，连吃饭穿衣都发生困难。但这个时候的刘焯，却已是精神上的富人，并因深通儒家学说而远近闻名，不久后当了州博士，充分沾了知识分子的光。
随后，刘焯开始平步青云，年纪轻轻就成了员外将军，有机会参加编纂国史、议定乐律和历法。在与京城各大学子研究古今贤达之士所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时，他那满肚子的学问更是厚积薄发。每次他一落座，辩论诘问之声四起，却没一个人能把他驳倒。但官场风云变幻莫测，因一起偶然事件，刘焯38岁那年遭遇诽谤，罢官回乡，专以教书著述为主。这期间他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七曜历书》等十几部涉及日月运行、山川地理的著作悉心研究，著出了《稽极》、《历书》和《五经述议》，这些都成为当时的天文名著。当读到这些观点新颎、见解独到的著作时，不计其数的儒者和年轻学生纷纷以他为偶像，不远千里前来当面求教。有人评论说：几百年来，凡学识渊博、精通儒学的人，没有能够超过他的。可以说，刘焯如果能乘势而上，广收门徒，中华民族的史册上也许又会再现一个“孔子第二”了。
3-5刘焯
然而，刘焯虽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为人却心胸狭窄，贪财吝啬。眼见得自己的学问形成了一个潜力极大的市场，当即念头一转，就做起学问生意了。不向他送见面礼、或者送少了礼的，根本就得不到他的真正教诲。这样一来，人们对他所做所为由崇拜转为失望，并开始看不起他。等到他满腹经纶化作不菲的财富后，他的门庭也开始冷落。去世时，好友刘炫为他请赐谥号，却得不到一个大臣的拥护。就是他的代表作《皇极历》，本是一部含金量极高的天文著作，因与太史令张胄玄的观点相左而被排斥。直到多年以后，他的学术观点逐渐被世人所识。然而，由于做人方面的缺陷，他的作品始终不能与一些划时代的东西相提并论，哪怕它本身已含很高的科学价值。刘焯的才华，即便与他的为人处世有不相协调的出入，但尊重知识的后人还是给了他一个公正甚至超常的评价。遗憾的是，千百年之后，人们记起、说起的只有《皇极历》，而没有刘焯这个人，吃水忘了挖井人。
《皇极历》采用的岁差值较为精确，七十五年差一度；考虑到了太阳和月亮运行的不均匀性，创立了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法公式，较好地解决了太阳运动不均匀性的计算问题；主张改革推算二十四节气的方法，废除传统的平气，使用定气法，并运用等差级数法和坐标变换法等数学方法解决计算问题。所有这些原理和方法的运用，使得《皇极历》成为中国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法，是中国历法走向成熟的标志。
虽然由于政治、人际关系等原因，《皇极历》在隋朝没能实行，但被后人所采用。唐高宗时，李淳风参考《皇极历》制定了一部古代名历--《麟德历》。刘焯对古书所记载的“千里影差一寸”提出异议，唐玄宗时张遂等人经过实地测量证明了刘焯说法的正确性。刘焯提出的定气法，被清朝颁行的《时宪历》所采用。刘焯创立的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法公式，不仅在中国历法史与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数学史上也居于领先位置。
裴矩与《西域图记》
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原名裴世矩。曾在北齐、北周为官，入隋，文帝使其南略岭南，北抚突厥。又与牛弘参定隋礼，任吏部侍郎。炀帝时，隋炀帝时任尚书左丞、吏部侍郎、黄门侍郎、右光禄大夫等职。主要经营西域，他是隋炀帝时期，制定对突厥等少数民族政策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在隋朝统一西域的大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裴矩飞黄腾达是在隋朝建立以后。在隋高祖杨坚任北周定州总管时，他被召升为记室（一种类似文书的小官）。等杨坚做北周丞相时，他又在相府记事室任职。隋朝建立后，裴矩升为给事郎，参加了消灭陈朝的战争和平定南方的叛乱，“以功拜开府，赐爵闻喜县公”（裴矩是河南闯喜县人，故称闻喜县公），后转吏部侍郎。他还参与了隋炀帝发动的对朝鲜的战争，并晋升右光禄大夫。
3-6裴矩
公元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后，东突厥沙钵略可汗臣属于隋。沙钵略的夫人、原北周的千金公主也赐姓杨氏，改封大义公主。可以说这一时期，东突厥与隋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但大义公主仍对隋代周而耿耿于怀。隋灭陈后，隋文帝把陈朝最后一个皇帝的屏风赐给了大义公主，又激起她的亡国之恨，遂鼓动沙钵略可汗的儿子都兰可汗进攻隋朝。这时，沙钵略可汗的另一个儿子，即居住在北面的突利可汗遣使向隋朝请婚，隋文帝便派裴矩与之联络，让突利可汗劝说都兰可汗杀掉了大义公主。这是裴矩第一次直接处理突厥事务。
隋炀帝即位之初，隋与西突厥的关系也是比较好的。但处罗可汗自恃强大，不如突利可汗即后来的启民可汗对隋朝那样恭顺。恰在这时，达头可汗的孙子射匮也向隋朝请婚。裴矩向隋炀帝献策，以要其进攻处罗可汗为条件，答应射匮的要求，并封其为西突厥的大可汗。处罗为射匮击败后，退到高昌以东的时罗漫山。这时裴矩又受隋炀帝的派遣，与处罗可汗母亲向氏的亲随一起到达玉门关的晋昌城，并遣使到处罗可汗处做工作，终于争取处罗迁居内地。
除上述外，裴矩曾三次进驻河西。第一次是隋炀帝即位后不久，当时西域各地的商人纷纷到张掖通商，隋炀帝令裴矩亲自管理这项工作。裴矩升任黄门侍郎以后，隋炀帝又派他到张掖，与西域诸国取得联系。
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巡，到达燕支山（今甘肃省山丹县南），“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都是裴矩第三次在河西地区积极活动的结果。
大业十二年(616年)，裴矩又随炀帝至江都。隋炀帝出巡江都，卫士逃亡甚众，裴矩竟出坏点子，向隋炀帝建议：把江都的女子征集起来，分配给卫士们“恣欲”，以稳定军心鼓舞士气。隋炀帝大喜，立即下令照办，所以以史书上称裴矩是隋之佞臣。
大业十四年(618年)，宇文化及杀炀帝后，裴矩被宇文化及任命为河北道安抚使，以裴矩为尚书右仆射。后化及为瓦岗军李密所败，裴矩亦为河北起义军窦建德俘获。复以为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
武德四年(621年)，建德与唐李世民战于虎牢一带，窦建德兵溃被俘，裴矩率余部遂降于唐，武德八年以太子詹事兼检校侍中，后又为民部尚书。降唐后，他似乎变成另一个人，向唐太宗提出不少好主意，谏“试赂”即其中一例。故《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在追叙这段历史时，评论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原文摘自《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
裴矩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他写了《西域图记》这本著作。在他第一次出任河西时，就在来张掖的西域商人那里进行采访，搜集资料，撰写了《西域图记》三卷。这本书记载有西域四十四国的山川地理、风俗人情、物产及姓氏等方面的重要内容，并绘有地图，为当时人们了解西域的情况，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尤其是《西域图记》记载的关于丝绸之路中段北道的情况，使人们知道了从敦煌到伊吾，经蒲类海（今巴里坤湖），车师后部（今吉木萨尔），过伊犁河，至东罗马，而后到达西海（地中海）道路的新消息。这本书虽然后来失传了，但它的主要内容已转录在《隋书·西域传》中，《西域图记》的序言则收录在《隋书·裴矩传》中。
时至今日，《西域图记》仍是后人们研究新疆历史的重要资料，甚至对中亚史、西亚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隋朝三渠
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开“广通渠”，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开“通济渠”，大业四年(608年)开“永济渠”，是为隋朝三渠。三渠互相沟通，就是隋朝大运河的基础。
北宋以前，中国无“运河”之名。宋都开封，靠当时“漕运四河”以运粮，才有“运河”的省称。故凡由人力开凿或疏浚，并以漕运为主的人工河都可叫做运河。宋以前各朝实际上各开有大小不同的运河，有的因较狭窄而名之日“沟”，如邗沟、鸿沟；有的因较宽广也呼之为“河”，如江南河、五丈河；有的因其出自人工，与自然河有异，所以称之为“渠”。但渠有两种：一种主供灌溉，如郑国渠、白渠；一种主供运输，如灵渠、漕渠。只有主供运输的“渠”才能视为“运河”，隋朝三渠正是如此。
三渠中的“广通渠”不甚受后人注意，原因是修浚时较少劳民，唐以后渠又堙废。但在隋朝三十余年中，对关中的运输及灌溉却起到重要作用；甚至唐初能够继续在长安建都，多少也有赖于此渠。渠的前身乃是汉武帝时郑当时和徐伯等负责开凿的“漕渠”。漕渠最初以灞水为源，傍南山(秦岭)东行，自长安至黄河，长约三百余里。北魏以后，渠水干涸，东粮西运，全靠渭水。但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开皇四年六月，文帝乃命水利专家宇文恺率水工略循旧漕渠故道，重新浚凿。引渭水为源，西起大兴城，东至潼关达于黄河，仍长三百余里。因渠道经过“广通仓”(在华州)，故名“广通渠”。
文帝是个爱惜民力的皇帝，为了浚复漕渠并得到人民支持，他在诏书中作了合情合理的解释。如在叙述京师交通不便、粮运艰难之后，才提出最佳解决方案：“故东发潼关，西引渭水，因藉人力，开通漕渠，量事计功，易可成就。”并指出修渠之利：“一得开凿，万代无毁。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运，沿诉不停。旬日之功，堪省亿万。”由于是六月动工，又不得不坦诚说明：“诚知时当炎暑，动致疲勤，然不有暂劳，安能永逸？宣告民庶，知朕意焉。”渠成后，沿渠人民尤受其惠，故亦称“富民渠”。大凡人工运渠，必须经常浚修，才能“一得开凿，万代无毁”。此渠在唐朝也时通时塞，经过玄宗、文宗二次大修，都能复隋之旧。唐亡以后，长安不复建都，渠才渐渐堙废。
相反，“通济”、“永济”二渠，最受后人注意。并非因为工程较大，而是因为过度劳民。历代筑长城、开运河的帝王很多，何独秦始皇与隋炀帝最为出名？无非因这两个暴君残民以逞，最为遗臭而已。
通济渠又称汴水、汴渠、汴河，全长650公里。自河南荥阳的板渚出黄河，至江苏盱眙入淮河，共历现今三省十八县（市），顺序为：河南省的荥阳、郑州、中牟、开封市、开封县、杞县、睢县、宁陵、商丘、虞城、夏邑、永城；安徽省的濉溪、宿州、灵壁、泗县；江苏省的泗洪、盱眙。
它是于公元605年开掘的隋唐大运河的首期工程，连接了黄河与淮河，贯通了西安到扬州，作为中华帝国最鼎盛时期的交通大动脉，“枢纽天下、临制四海，舳舻相会、赡给公私。”历经隋、唐、五代、宋、辽、西夏、金、元八个朝代，通航了720年。
通济渠施工时，充分利用了旧有的渠道和自然河道，但因要行龙舟，龙舟舟体巨大，运河必须凿得很深，否则无法通行。如此浩大而艰巨的工程，杨广要求的时间却极短。从3月动工，到8月就全部竣工了，创造了人类开凿运河的奇迹。当然，这种奇迹的创造，付出了血的代价。在凿渠和造船过程中，“役丁死者什四五”。官员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
3-7通济渠
通济渠开通后，杨广立刻从洛阳登上龙舟，带着后妃、王公、百官，乘坐几千艘舳舻，南巡江都。因此，隋朝时称通济渠为御河。
《虞城县志》记载了一段杨广沿通济渠“巡游”的盛况：“偕皇后、嫔妃、贵戚、官僚、僧尼、道士等，分乘龙舟、杂船五千二百余艘巡幸江都。”杨广乘坐的龙舟，实际上是奢侈豪华的水上宫殿，其“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二百房，皆饰以金玉，下重有内侍处之”。而皇后乘坐的翔螭舟，除尺寸略小一点外，其装饰和龙舟无异。在龙凤舟前后，另有三重高的花、鸟、虫、鱼彩船九艘，作为流动的“浮景”以供帝妃、王储、公主们游乐。这些龙凤舟和“浮景”船队，组成水上宫殿群体。尾随其后的是各类随行官员的船只数千艘，其后还有补给船只，承载各种供奉之物，以备随时之用。
这十几万人的“流动宫殿”，穿州过县，游山玩水，乐坏了皇帝、嫔妃，忙坏了地方官吏，害苦了黎民百姓。
隋炀帝在完成通济渠之后，又决定在黄河以北再开一条运河，即永济渠。大业四年（608年），“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纪》上）。永济渠也可分为两段：南段自沁河口向北，经今新乡、汲县、滑县、内黄（以上属河南省）、魏县、大名、馆陶、临西、清河（以上属河北）、武城、德州（以上属山东）、吴桥、东光、南皮、沧县、青县（以上属河北），抵今天津市；北段自今天津折向西北，经天津的武清、河北的安次、到达涿郡（今北京市境）。
永济渠与通济渠一样，也是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据载全长1900多里。深度多少，虽不见文字，但大体上说，与通济渠相当，因为它也是一条可通龙舟的运河。大业七年（611年），炀帝自江都乘龙舟沿运河北上，带着船队和人马，水陆兼程，最后抵达涿郡。全程4000多里，仅用了50多天，足见其通航能力之大。至此，南起余杭，北抵涿郡，西至洛阳、长安，蜿蜒曲折六七千里的隋代运河才告完成。
大运河开通后，对促进中国的商贸往来、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言：“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苦，后代实受其利焉。”
隋唐大运河开通之后，运河岸边的一些码头及旧城因运河的航运而迅速发展与繁荣了起来，如运河南端的杭州，长江岸边的江都，运淮汇合处的楚州（今淮安），运黄汇合处的汴州（今开封）及运河中途的宋州（今商丘）。而通济渠，更是连接黄河文明与淮河文明的一段大动脉。当时，通济渠两岸的城镇商业繁荣、店铺林立。当时的宋州，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大都市，至北宋时，因其繁荣与兴盛而被定为都城的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