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建立初期，是一个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隋文帝一登上金銮宝座，就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封王封官
为巩固隋王朝的统治，隋文帝吸取宇文氏没有强宗固本的教训，大封同姓诸侯王，使隋王朝成为杨氏的天下。
开皇元年(581年)二月，隋文帝封他的弟弟、邵公杨慧为滕王；封另一位弟弟、安公杨爽为卫王，兼雍州牧。封次子雁门公杨广为晋王，兼并州总管。封三子杨俊为秦王，兼洛州刺史。封四子杨秀为越王，兼益州总管。封五子杨谅为汉王，后来接任并州总管。杨坚封众子为王，并且各管一州，同时又兼管周围各州军事，还分别配备亲信重臣辅佐诸王，其目的无疑是为加强杨氏家族对地方的控制。与此同时，隋文帝还封侄儿杨静为道王，封侄儿杨智积为蔡王。
任命百官是隋文帝即皇帝位后安定局势的一项大事。据《隋书高祖纪》记载，隋文帝即位后：
以柱国、相国司马、渤海郡公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
以相国司录、沁源县公虞庆则为内史兼吏部尚书；
以相国内郎、成安县男李德林为内史令；
以上开府、汉安县公韦世康为礼部尚书；
以上开府、义宁县公元晖为都官尚书；
以开府、民部尚书、昌国县公元岩为兵部尚书；
以上仪同、司宗长孙毗为工部尚书；
以上仪同、司会杨尚希为度支尚书；
以上柱国、雍州牧、邗公杨惠为左卫大将军；
以大将军、金城郡公赵煲为尚书右仆射；
以上开府、济阳侯伊娄彦恭为左武侯大将军；
以上柱国、并州总管、申国公李穆为太师；
以上柱国、邓国公窦炽为太傅；
以上柱国、幽州总管、任国公于翼为太尉；
以观国公田仁恭为太子太师；
以武德郡公柳敏为太子太保；
以济南郡公孙恕为太子少傅；
以开府苏威为太子少保。
隋文帝所任命的地方军政大员有：
以上柱国元景山为安州总管；
以上开府、当亭县公贺若弼为楚州总管；
以和州刺史、新义县公韩擒虎为庐州总管；
以上柱国、神武郡公窦毅为定州总管。
2-1隋文帝
隋文帝即位后任命百官的事实表明，刘昉、郑译虽有拥戴之功，但因其为反复无常的小人，又没有治国治军的真实本领，新任命的百宫中已没有他们的重要位置；原北周政权中的一些重臣如李穆、窦炽、于翼等人，他们原有很高的官职和爵位，此次则授予太师、太傅、太尉以及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等职衔，以有利于团结北周政权中的旧臣，逐步实现由旧到新的过渡；而国家三省六部的官员，隋文帝则任命自己的亲信并具有治国治军才能的人来充任，如尚书左仆射高颎，尚书右仆射赵煲，太子少保兼纳言、度支尚书苏威，内史兼吏部尚书虞庆则，内史令李德林以及地方官员中的贺若弼、韩擒虎、窦毅等人，他们才是隋王朝国家政权所依靠的中坚力量。
对于北周时期的重臣，隋文帝采取尊崇、笼络的政策。例如北周上柱国、并州总管、大左辅李穆，是当时位尊权重的一位老臣。杨坚篡周自立前夕，赐李穆诏书目：“公既旧德，且又父党。敬惠来旨，义无有违。即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
李穆应召自并州入朝，被隋文帝任命为太师，赐予参拜时可不称名字的最高礼遇，他的子孙虽在襁褓之中，全部被拜为“仪同”，李氏一门执象笏者多达百余人。国有大事，亲自到李穆府第询访。
三省六部的官员，以苏威、高颎所受到的重用和宠幸最为突出。
美阳公苏威是苏绰的儿子，少年时代就已经美名传扬了，北周晋公宇文护强行把女儿嫁给他为妻。苏威见宇文护专权，担心祸及己身，隐居于山寺之中，以读书为乐。周高祖武皇帝宇文邕闻知苏威有贤才，任命他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又任命稍伯下大夫，苏威一概以疾病为辞拒不接受。周宣帝拜苏威开府仪同大将军。杨坚任北周丞相，高颎向丞相推荐苏威，杨坚召见苏威，同他交谈后，十分高兴。月余过后，苏威闻知杨坚将篡周自立为皇帝，便逃归乡里。高颎请杨坚将苏威追回来，杨坚说：“这是不想参与我的事而已，不要追了。”待到杨坚篡位自立为皇帝，征拜苏威为太子少保，追封其父苏绰为邳公。不久，又任命苏威兼任纳言、民部尚书。苏威上表辞让，隋文帝诏书日：“舟大者任重，马骏者远驰。以公有兼人之才，无辞多务也。”苏威这才接受任命。
苏威以父亲苏绰生前的感叹为己任，任职后奏请文帝减轻赋役，多被采纳，愈发受到文帝的亲信和重用，与高颎参掌朝政。苏威劝谏文帝为政节俭，敢于犯颜直谏，深受文帝的器重。
高颎在杨坚执掌国政后入丞相府任职，在平定尉迟迥的战争中，以监军之职作出了重大贡献。此人善计谋，文帝即位后被任命尚书左仆射兼纳言。高颎深避权势，上表逊位，让于苏威。文帝为成全高颎的这番美意，听从了他辞去尚书左仆射的请求。可是，几天过后，隋文帝说：“苏威在前朝隐逸不仕，高颎能把他推举给朝廷，我听说进贤者应受上赏，难道可以使他辞去官职吗！”于是，隋文帝又恢复高颎尚书左仆射职务，不久又拜为左卫大将军，本官如故。史称“颎、威同心协赞，政刑大小，帝无不与之谋议，然后行之。故革命数年，天下称平。”正是在高颎、苏威等人的辅佐下，隋文帝在即位后开始了他的政治改革。
实行三省六部制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在国家的最高政权机构中，相继出现了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并且长期并存。但是三省的具体分工尚缺乏明确的规定，处于逐渐形成和不断变化之中。
尚书省。尚书台在曹魏时脱离少府，成为独立的中央机构，直接隶属于皇帝，下分二十余曹，成为管理全国各种事务的最高行政机关，其办事机构由宫中迂至宫外，取代东汉的三公府，其长官为尚书令和仆射，号称“宰相”和“副相”。南朝刘宋时改称“尚书省”。尚书省内设二十曹至三十曹，分管不同的政务。到南北朝后期，基本上确定了所谓“六部二十四司”的规模，结构日趋严密。
中书省。曹魏时期，在尚书台由宫内迁出后，原设在魏王府典尚书奏事的秘书监改为中书监，设在宫中，替代尚书台，主管出纳政令。后来设立中书省，以中书监、中书令为其长官。因其接近皇帝，执掌机密，地位日趋重要。
东晋、南朝时设中书通事舍人，分局署与尚书诸曹相对应，承理诏令奏章。
门下省。东汉末，宦官势力被消除后，侍中寺从宫中迁入禁省，称为“侍中省”。魏文帝时，将秦之散骑、汉之中常侍，合并为“散骑常侍”，置“散骑省”于禁省之中。二省并“掌侍从左右，关通内外”，与中书省成制衡之势。东晋哀帝司马丕时，将禁中二省合并为“门下省”，设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郎、给事中等官职，“掌侍从左右，摈相威仪，尽规献纳，纠正违阙，监尝药，封玺书”。在北朝，门下省最为重要，“参决军国大政，万机之事，无不予焉。”
总之，直到南北朝后期，三省尚未能有机结合起来，三省长官都号称“宰相”，在权力分配和行使上，时常各有偏重，尚未形成定型的三省辅政体制。
2-2三省六部制
隋文帝即位后，宣布废除北周模仿《周礼》所设置的六官，接受崔仲方的建议，恢复汉、魏旧制，设置太师、太傅、太保三师，太尉、司徒、司空等三公(三师三公为正一品)和五省。三师不掌实权，不设置官署，只是给予那些德高望重老臣的荣誉职衔。三公虽然设置僚属，有参与国家大事的职责，但只是属于顾问的性质，无有实权，亦不常设。五省才是国家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五省之中，内侍省是宦官机构，主要掌管宫中的日常事务。秘书省掌管图书历法，是较为清闲的地方。因此，内侍省与秘书省在国家政权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占有重要地位的是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
尚书省在隋代地位很高，即《隋书·百官志》所说的“尚书省，事无不总”，是主持日常政务的最高行政机构，其长官为尚书令(正一品)和左、右仆射(从二品)各1人。尚书省下设吏、礼、兵、都官、度支、工等六部，开皇三年(583年)改都官为刑部，度支为户部。六部的职能分别是：
吏部。掌文官选授考课，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及调动等事务。
礼部。掌学校、礼乐，掌管祭祀、礼仪及接待四方宾客。
兵部。掌军籍舆马，掌管全国武官选用和兵籍、军械、军令等事务。
度支(后改为民部。唐代避唐太宗李世民讳，称户部)。掌财税出纳，掌管全国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
都官(后改刑部)。掌行政、司法，掌管法律、刑狱等事务。
工部。掌工程建造，掌管全国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有关政令。
尚书令一职实际上一般不授人，因而分领六部的左、右仆射便成为尚书省事实上的最高长官。六部之中，每部设尚书1人(正三品)、侍郎6人。六部的尚书与尚书左、右仆射合称“八座”。六部共二十四曹三十六侍郎，即吏部尚书统吏部侍郎2人、主爵侍郎1人、司勋侍郎2人、考功侍郎1人；礼部尚书统礼部、祠部侍郎各1人，主客、膳部侍郎各2人；兵部尚书统兵部、职方侍郎各2人，驾部、库部侍郎各1人；都官尚书统都官侍郎2人，刑部、比部侍郎各1人，司门侍郎2人；度支尚书统领度支、户部侍郎各2人，金部、仓部侍郎各1人；工部尚书统领工部、屯田侍郎各2人，虞部、水部侍郎各1人。六部共二十四曹三十六侍郎，分司曹务，直宿禁省。
门下省在隋初是侍奉谏议机关，掌管审查政令及封驳诸事务，其长官有纳言2人(正三品)，本是侍奉内廷，以备皇帝顾问。次官有给事黄门侍郎4人，负责纠正奏章得失。此外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各4人、谏议大夫7人，皆为谏官。隋初，门下省还掌管皇帝衣食供奉等日常生活事务，统城门、尚食、尚药、符玺、御府、殿内等六局。
与尚书省、门下省鼎立的是内史省(唐改为中书省)，为中枢的制令机关，主管起草皇帝诏令，隋初监、令各1人，后来废监，置令1人(正三品)。内史省的属官有舍人8人，掌起草制令；通事舍人16人，掌宣奏。
秘书省掌图书籍藏整理，长官为秘书监(正三品)1人，次官有秘书丞1人，属官有秘书部4人、校书郎12人，正字4人，录事2人，领著作曹(掌国史修撰)，有著作郎2人，佐郎8人，校书郎、正字各2人；太史曹(掌天文历法)，置太史令、太史丞、司历各2人，监候4人。
内侍省是内廷的侍奉机关，隋初由宦官担任，长宫为内侍(从四品上)2人，次官有内常侍2人，属官有谒者监，内寺伯等。
五省之外，还有御史、都水二台和太常等十一寺。
御史台是国家最高监察机构，长官为御史大夫(从三品)1人，次官为治书侍御史2人，属官有侍御史8人，殿内侍御史、监察御史各12人，录事2人。御史的职掌是纠察弹劾。
太常等十一寺分别是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等。其职掌不再一一列举。
武官的十二府大将军，统领全部内外禁卫部队，直接隶属于皇帝，其职掌于府兵部分一并论述。
太子东宫的职宫系统庞大，这里亦不再一一列举。
此外，隋文帝还设置十一等“勋位”，即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等十一等勋官，还有特进、左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朝议大夫、朝散大夫等七等散官授给有功劳的文武官员，但并不理事，称为“散官”，与担负具体职责的官员即“职掌官”不同。
隋文帝即位之初关于中央官制的改革，即五省、六部、二台、十一寺以及十二府大将军的设置，无疑是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央官制的继承和发展，它标志着中国封建时代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机构已日趋系统而完善。
特别是尚书省的六部二十四曹三十六侍郎的设置，使尚书省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其职能的分工和统一，已相当完善，并为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所效法和沿用。隋初的中央宫制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国家机关的职能与效率，这对于巩固隋王朝的统治、统一南方、发展经济，无疑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整顿吏治
隋文帝即位后的整顿吏治，是从整顿和精简国家行政机构入手的。关于中央官制的改革，已如上述，而北朝的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问题亦相当严重，其主要表现为机构冗赘。
开皇三年(583年)，由度支尚书出任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的杨尚希，目睹“天下州郡过多”，弊端百出，因而上表朝廷：
自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魏及晋，邦邑屡改。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且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人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张之义，瑟无胶柱之理。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敢陈管见，伏听裁处。
杨尚希的上表，对于地方行政机构冗赘弊端的抨击，可谓击中要害。隋文帝读过杨尚希的上表后，大为称赞，当即“罢天下诸郡”。在地方行政机构中，废除郡一级的建制，同时又省并了一些州县，只保留州、县两级地方政权。这就裁减了一大批冗官，不仅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又提高了地方行政机构的办事效率，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为整顿吏治开创了十分有利的局面。
隋文帝的整顿吏治，主要表现在对官吏的选任、考核、升降和赏罚方面：关于官吏的选拔，由于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度已走向反面，被隋文帝正式废除，命令每州“岁贡三人”。开皇十八年(589年)，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和清平干济二科举人”，把州郡僚佐的选授权由地方收归吏部，即所谓“当时之制。尚书举其大者，侍郎铨其小者，则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选拔官员时，把“志行修谨”和“清平干济”作为考核和选拔官吏的标准，把德行和才干放在首位，而不是看出身门第，这无疑有利于选拔贤才到各级政府机关部门任职。
2-3隋长城图
隋文帝曾多次下诏表扬良吏。例如：开皇元年(581年)，下诏表扬岐州刺史梁彦光，不久又表扬相州刺史樊叔略、新丰县令房恭懿。开皇十一年(591年)，临颎县县令刘旷因考绩名列天下第一，被晋升为莒州刺史。五年后，汴州刺史令狐熙于吏部考绩第一，赐帛三百匹。布告天下，予以褒扬。开皇二十年(600年)齐州行参军王伽，本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官，州府令他押送李参等7名判处流刑的囚犯至京师。途中，王伽见流囚戴枷锁行路辛苦，‘便将犯人们的枷锁去掉，约定日期到达京师，并说如有逃脱，“吾当为汝受死”，然后令他们自行前往。流囚感激王伽，全部按期到京城报到，“一无叛离”。
隋文帝闻知此事后，大为惊异，立即召见王伽，称赞良久。文帝令这7名流囚，携带妻子儿女入京，赐宴于殿庭，将7人一律赦免，并为此诏书天下：
凡在有生，含灵禀性，成识好恶，并识是非。若临以至诚，明加劝导，则俗必从化，人皆迁善。往以海内乱离，德教废绝，官人无慈爱之心，兆庶坏奸诈之意，所以狱讼不息，浇薄难治。朕受命于天，安养万姓，恩遵圣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于此。而伽深识朕意，诚心宣导。参等感悟，自赴宪司。明是率土之人非为难教，良是官人不加晓示，致令陷罪，无由自新。若使官尽王伽之俦，人皆李参之辈，刑厝不用，其何远哉(《隋书·循吏·王伽使》)于是，提拔王伽为雍令，王伽在雍令任上以政绩突出而闻名。
隋文帝在奖励良吏的同时，还依法严惩贪官污吏。他经常派人侦察朝廷内外的官员，一旦发现有违法行为便严惩不贷，甚至连他的儿子也不能例外。隋文帝的第三子杨俊，开皇二年时拜上柱国、河南道行台尚书令(正二品)，洛州刺史，加右武卫大将军，领关东兵，时年仅12岁。据《隋书·文四子传》记载，“俊仁恕慈爱，崇敬佛道，请为沙门，上不许。”开皇六年，杨俊十六岁，任山南道行台尚书令，以山南道行军元帅，督三十总管，水陆十余万，屯汉口，为上流节度。
在伐陈中，杨俊因军功而使“高祖闻而大悦，下书奖励焉”。然而，后来杨俊“渐奢侈，违犯制度，出钱求息，民吏苦之”。隋文帝派使臣查问此事，与此案“相连坐者百余人”。但是，杨俊非但毫无改悔，反而变本加厉，“于是盛治宫室，穷极侈丽”，被隋文帝召回京师，因其奢侈而免官。左武卫将刘升劝谏说：“秦王非有他过，但费民物营廨舍而已，臣谓可容。”
“法律不可违犯。”文帝回答说。
刘升还是劝谏，文帝愤怒变色，刘升才不敢再谏。后来，上柱国、御史大夫杨素又进谏说：
“秦王的过错，不应受此处罚，愿陛下详察。”
“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远矣，安能亏法乎？”
隋文帝没有答应杨素的请求，到最后也没有更改对儿子的处罚决定。
又如大司徒王谊，本是隋文帝的同学，旧交颇深，又是佐命功臣，其子娶文帝第五女。后因犯法，“公卿奏谊大逆不道，罪当死。”隋文帝见王谊，怆然说道：
“朕与公旧为同学，甚相怜愍，将奈国法何？”(《隋书·王谊传》)隋文帝为此下诏说：
“谊，有魏之世，早豫人伦，朕共游庠序，遂相亲好。然性怀险薄，巫觋盈门，鬼言怪语，称神道圣……此而赦之，将或为乱，禁暴除恶，宜伏国刑。”
于是赐死于家。
2-4杨素
由于隋文帝对犯法官员的严加惩治，隋初官员贪污犯法的事情，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通过御史台这一监察机构来纠察官吏的失职违法行为，是隋文帝整顿吏治的又一内容。例如，李孝贞隋初任蒙州刺史，“吏民安之”。
后来不安心于政事，“每暇日，辄引宾客弦歌对酒，终日为欢。”(《隋书·李孝贞传》)，不久，被任命内史侍郎，与内史李德林参典文翰。由于不称职，隋文帝发怒而谴责他，并敕令御史弹劾他的过失，将他调任金州刺史。
隋文帝还经常派御史持节巡察州县。据《隋书·柳或传》记载，柳或为官清正廉直，不畏权贵，令商贩叹服，杨素怀恨；又曾多次上书言事，被文帝所采纳。隋文帝令柳或持节巡察河北52州，柳或“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职者200余人，州县肃然，莫不震惧。”文帝嘉奖柳或，“赐绢布200匹，毡30领，拜仪同三司。”一年多过后，加员外散骑常侍。隋文帝仁寿初年，柳或又持节巡察太原19州，回到京师后文帝又赏赐给他绢布50匹。
隋文帝为整顿吏治在精简地方行政机构、表彰与赏赐良吏、严惩贪官污吏、加强御史弹劾并派御史巡察州县等方面所作出的一些努力，确实收到了实效，使隋初的官场风气和吏治较为清明，连同对中央官制的改革以及对官吏选用、考核和奖惩方面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这就为隋文帝所实行的其他改革、恢复和发展经济、统一南方和兴盛隋王朝，从组织路线上准备了必要的有利条件。
创建科举制度
自曹魏时陈群创九品官人之法，士族通过它把持了仕途。这种九品官人之法，是由大大小小的门阀士族任中央的大中正和各地的州中正，负担人才的选拔。他们按照士族的要求，将人才分为九等(九品)，人仕做官者，均为门阀士族。九品中正制度，就是维护士族政治特权、垄断仕途的制度。这种制度下选官用人“惟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九品中正制的这种弊病，到南北朝后期，已经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被许多稍有眼光的政治家所抨击，也遭到庶族的激烈反对。九品中正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在九品中正制实行的300余年中，庶族地主在士族门阀的排挤、压抑的夹缝之中，依然艰难地发展着，他们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社会势力。庶族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强烈要求在政治上获得相应的地位。皇帝和中央政府面对这股日益壮大的社会势力，也不得不考虑在政治上给以出路。同时，皇权和士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矛盾和冲突也在发展。皇帝对于士族把持政权，垄断仕途并不甘心，而且强烈不满。不仅如此，在分配剥削农民劳动果实上，皇帝与士族也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冲突。削弱士族势力，成为皇帝与庶族的共同要求。在共同利益或者说反对共同敌人的推动下，王权与庶族联合，共同反对士族门阀就有了可能。于是皇帝便可以从改革选举制度着手，来给庶族打开入仕的大门，同时，又可以剥夺士族的特权，这样不仅打击了士族门阀，有利于加强王权，而且可以缓和庶族与中央、王权的矛盾，使他们拥戴王权。改革选举制度，到南北朝后期便提到了政治议事的日程上，隋文帝以政治家的敏感及时而正确的处理了这一政治课题。
2-5科举制
早在两魏、北周时期，选用官吏已不大注意门资，九品中正制已经动摇。隋文帝即位之后，趁势正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度，他规定：每州每年贡士三人。这样，300余年来士族门阀的政治特权，他们把持垄断仕途的制度被取消了。隋文帝的这一改革，从政治上大大打击了士族门阀。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下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是要求五品以上京官与地方长官，向中央推荐德才兼备的士人，然后由中央进行考核，安排做官。这进一步改革了选拔官员的制度，要求也更为明确了。向中央推举人才的已不是那些担任“中正”的士族门阀，而是隋王朝的官员，也就是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各地方的长官。他们摆脱了土族的偏见，而以王朝的需要来考虑推举的人士。对于被推举人的标准，也不再是土族门阀把持仕途时，只注重出身门第，而是隋文帝要求的德与才，亦即“二科”：志行修谨，清平斡济。这样，入选的人，就不再由门阀土族所包揽了。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只要符合“二科”的要求，便有入选的可能。庶族地主人仕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他们以欣喜的心情支持给予他们入仕机会的隋文帝和拥护隋王朝。
到隋炀帝时“建进士科”，正式建立了通过考试选用官吏的制度，可以说，这是隋文帝以二科举人的发展，成为了最早的科举取士。此后，经过唐代的发展、完善，形成了科目齐备、制度健全的科举制度。
隋代开创的这个制度，整整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1300年。对于科举制度的产生，隋文帝创始之功不可没。
隋文帝从废九品中正、以二科举人开始隋代选举制度的改革，其意义十分重大。
首先，它沉重地打击了士族门阀，剥夺了他们垄断仕途、把持政权的政治特权，为进一步打击士族，使地主阶级中这一最腐败、最反动的阶层迅速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创造了条件。这是非同寻常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举措。
其次，从选举制度本身看，它是一个新的创造，是选举制度的伟大变革。在隋文帝改革的基础上出现了科举制度的雏形。这种制度，相对于九品中正制来说，要公平一些，通过考试来衡量人才，选拔人才。从此，科举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各项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一
环，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各方面产生影响深远的重大制度。
第三，这一制度的出现，改变了封建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前途。最为得益的自然是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依仗自己的学识才能，通过考试，在相对公平的条件下，择优录用，步入仕途，参加政权，过问政事。他们政治上的欲望得到了满足，由此，他们更加忠于隋王朝，也就扩大了隋王朝的统治基础。至于一些平民百姓，尤其是农民子弟，力求糊口度日尚且难以应付，怎能有时间去攻读儒家经典，以求人仕呢？当然，也不排斥少数例外。士族门阀失去了垄断仕途的特权，他们的子弟，只有同庶族地主等一起在新的选举制度下竞争。比起在九品中正制度下，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人仕，自然要艰难多了。庶族地主有了入仕的机会，同中央王权的矛盾缓和了，他们与王权结合对付±族，进一步削弱和打击了士族势力，加速了士族的消亡。
最后，新的选举制度，可以更广泛地在地主阶级各阶层以至平民中选拔精干有用之才，相对于九品中正制来说，更多一些“任人唯贤”的味道，这有利于隋王朝以至后来的唐王朝，通过新的选举制度拔用人才，大大改善了官员的构成，有利于吏治的澄清。隋文帝对选举制度的改革，虽然还不完备，但其创始之功，是应予肯定的。
制定《开皇律》
北周刑政苛酷，尤其是宣帝时期，荒**无度，又恶闻其过，对进谏者，采取诛杀之法。他增加武帝所制《刑书要制》的条文，使刑法更为峻苛。其法规定：“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没”，“鞭杖皆百二十为度，名日天杖。其后又加至二百四十”，“又作僻磋车，以威妇人”。弄得“上下愁怨”、“内外离心”。杨坚辅政为相，便“行宽大之典，删略旧律，作《刑书要制》”。称帝建立隋朝的当年，隋文帝便命左仆射高颎、上柱国郑译、杨素、大理前少卿常明、刑部侍郎韩溶、礼部侍郎李谔、兼考功侍郎柳雄亮等更定新律。这年十月刑律制成，由隋文帝下令颁行。由于律令初行，百姓并不知犯禁，所以犯法者甚多，加上官员在北周苛政之后，仍把致人以罪为能。所以，隋文帝便“诏勒四方，敦理辞讼”。到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览阅刑部奏状，见断狱之数，一年达万条之多，认为律文还是太苛刻严密，便令苏威、牛弘等人“更定新律”，也就是对元年所修的隋律再行修订。这次修订，削除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徙、杖等千余条。整个新律只有500条，分十二卷。即：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唐人认为这部刑律“刑纲简要，疏而不失”。隋文帝开皇年间所订的隋代刑律，史称《开皇律》。参加修律的还有通熟律法的裴政、李德林、赵芬等人。尤其是裴政，于修订隋律贡献最大，宽简刑律的许多条文，都出自裴政之手。
2-6隋朝宝刀
隋文帝颁律时指出：“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适于时，故有损益”。可见，《开皇律》是适合当时的刑律，对以往旧律有所革除。它是一部具有改革精神、富创造性和进步意义的刑律。
首先，革除酷刑。《开皇律》之刑名有五，即：死刑二，为绞、斩；流刑三，为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两千里；徒刑五，为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杖刑五，从六十至一百；笞刑五，从十至五十。隋代死刑，是绞与斩，而北周死刑有五：磬、绞、斩、枭、裂，北齐死刑为四：冁、枭、斩、绞。磬是缢杀；绞是勒死；斩是以刀砍杀；枭是处死后悬头示众；裂即冁，是用车分裂人体的严酷死刑。磬近于绞。枭、裂(冁)都是比较严酷的死刑。隋文帝认为“绞以致毙，斩则殊刑，除恶之体，于斯已极。枭首冁身，无所取”。所以，革除了这二种酷刑。北齐、北周均有鞭刑，多者鞭百，隋文帝认为“鞭之为用，残剥肤体，彻骨侵肌，酷均脔切”。所以，对此等酷刑也予以削除。
其次，刑律简明。汉代刑律，在刘邦人关之初曾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废除了“繁于秋萘”的秦法。但是，曾几何时，汉律条目就无限膨胀起来，以至于“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晋律进行简化，改订成20篇，620条。至北齐又增至949条，北周更增至1537条。隋文帝命大臣所修《开皇律》仅500条，为12卷，“自是刑纲简要，疏而不失”。这部简明的《开皇律》也就成为唐代修刑律的范本，其影响及于明清。
第三，刑罚较轻。刑罚轻，充分体现了《开皇律》的进步性。死刑定为绞、斩二种，革除了前代的酷刑。在连坐族刑方面，也较前代法律规定的夷三族、或夷五族，甚至夷九族，有较大减轻。在《开皇律》中规定“唯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这就是说，最严重的罪也只是诛灭二族，而且只限于“大逆”、“谋反逆”。又如流刑，北齐的流刑没有规定道路远近。北周则从2500里至4500里不等，均加鞭笞。《开皇律》大大减轻了，只有1000里至2000里。再如徒刑，历代有种种名称，像刑作，耐刑，年刑，居作，输将，鬼薪，城旦舂，白粲，司寇作，完刑等等，北齐时称刑罪或耐罪，《开皇律》采取北周的徒刑之名，而将北齐、北周徒刑刑期1-5年，改为1-3年，而且不再附加鞭、杖、笞。此外，《开皇律》还规定，拷讯囚犯时，禁止使用大棒、束杖、车辐、压踝、杖桄，常刑讯囚、拷杖不得超过200杖，杖之大小也有定式，行杖时不得易人、囚犯杻枷的式样、重量，《开皇律》也有统一规定，地方不得随意加大加重。这些都反映出《开皇律》的刑罚比前代减轻了，这是刑律进步的表现，这一切，对唐代以后的刑律影响极大。
《开皇律》自然是维护隋朝统治的法律，对于不利于封建秩序、不利隋朝廷的“十恶”，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臣、太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触犯者是一律从严惩治，不予赦免。对官员、皇亲国戚与贵族，又有减免刑罚的具体规定，如为官者犯法，可以据情以官抵罪，而亲、贵、贤、故、能、功、勤、宾等八种人，犯罪要经特别审议并享受减免刑罚的特权，称之为“八议”。
总之，《开皇律》相对于前代的刑律，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应当加以重视，它不仅可以减轻人民的痛苦，而且还使定刑治罪有一个划一的标准，有利于吏治的改善。《开皇律》对唐律的影响十分巨大，唐代修订刑律，基本参照了《开皇律》，也是分12卷，500条，而刑律名也完全一样。《开皇律》虽已佚失，但是隋代订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应予肯定的，而具有改革创新思想、指导修订《开皇律》的隋文帝，其功亦不可没。
应当看到的是，在人治社会的封建时代，法律更多地受到统治者个人道德、品质、性格、修养、学识种种方面的影响。隋文帝尽管有革新刑律的思想，有减轻刑罚的规定，并修入律中。在其前期也还算较为守持刑律，但是，到后期，隋文帝往往违法行事。定法者本人不按法行事，法律的威严，法律的存在，也就动摇了。如隋文帝常在朝堂上杖杀官员，盗一钱以上、三人同窃一瓜，也被处死。他慎刑、轻刑诏书的墨迹未干，而身自破坏。写在纸上的刑法，与统治者的执法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改革府兵制度
隋文帝在灭陈统一全国之后，于开皇十年(590年)对军事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之所以在这时候改革军事制度，隋文帝是有周到考虑的。因为在此之前要全力准备、加强军事力量，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不便匆忙改革军制，影响统一活动的顺利进行。现在国家统一，隋文帝一则要销兵重农，安定天下，另一方面，也确实有必要对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一切合实际的变革。
府兵制度起于西魏，在此之前，府兵泛指军府之兵。北魏在六镇起义之后不久，分为东西两部分，为与东魏抗衡，西魏权臣宇文泰在大统八年(542年)将流入关中地区的六镇军人和原在关中的鲜卑诸部之人，编为六军。大统九年，西魏与东魏大战，西魏在邙山战败，损失巨大。为补充和扩大军队，宇文泰就不断收编关陇豪右、乡兵、部曲，由当州的豪望为乡帅，进行带领。大统十六年，宇文泰建立起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即军)的府兵组织系统。府兵最高领导是八柱国，它是模仿鲜卑拓拔八部而设。八柱国中，宇文泰为全军统帅，宗室元欣仅挂虚名，另外六个柱国分统府兵，与周官六军之制相符。至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又按北魏早期所属大小部落姓氏，赐姓诸将，所统兵士，改从主将之姓。可见府兵制在这时有着浓厚的鲜卑部落兵制的色彩。
北周武帝在建德二年(573年)、三年时，为加强对府兵的控制，改府兵军士为“侍官”。这就是说，全国的府兵，都是皇帝的侍卫，成为皇帝的亲军，而不再隶于柱国。同时，又广泛招募汉人人军，免其课役。一人充当府兵，全家都人军籍，不隶州县。在城的军人，置军坊，在乡者为乡团，由所置之坊主、团主进行统领。
2-7隋朝军服
从西魏、北周府兵的情况可知，这两个时期，府兵带有鲜卑部落兵制的色彩，虽已开始吸收汉人人军籍，而未改变其鲜卑之姓，其鲜卑部落兵制的色彩依然很浓，还多少带有一些私人武装的性质；另一方面是军民分籍，兵农各不相关。从发展趋势上看，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帝对府兵的控制逐渐强化。
杨坚在辅政之初，便力图抹去府兵的鲜卑部落兵制的色彩，他在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取代北周前夕，便“令日已前赐姓，皆复其旧”。这样，不仅淡化了鲜卑部落兵制的色彩，而且也使府兵的私家军事组织的性质更进一步削弱了。它有力地制止了整个鲜卑族在汉化方面的倒退。开皇十年，全国统一已经实现并得到巩固，于是，隋文帝下诏对府兵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其诏日：
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隋文帝这道诏书，是府兵制度改革的重要里程碑。首先，诏书指明改革府兵的时机成熟了。魏末以来，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军事活动频繁。
西魏、北周设立府兵之制，兵士没有固定居处。军士与百姓是分离的，士兵生活很苦，其家庭也遭受众多苦难，常常流离，没有固定的乡里。
现在，不仅北方早已结束了分裂状况，而且南北合一，可说是天下太平，四海一家，已到了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其次，兵农合一。隋文帝对府兵制度的改革，最关键的是：军人悉属州县，恳田籍帐，一与民同。军籍与民籍统一，军人的户籍、计账，与民户一样，隶属于州县，不再实行军民分籍的办法，士兵可同百姓一样，在均田制度之下，获得分额土地，进行农业生产。这样，不仅军民在隶属州县上没有区别了，而且兵农结合起来了，士兵也要从事农业生产，大大改变了原来鲜卑部落兵制的性质。原来由鲜卑人当兵作战，汉人从事农业生产，自然使民族隔阂加深。现在，诏书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统一国家所要求的。在一个帝国之内，民族之间依然严重对立，是不能允许的，因为这会大大削弱帝国力量和破坏国家的统一。经过改革，府兵制度下的士兵，有田地、有户籍，生活有了保障，他们定居了下来，这对于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统一，都是大有好处的。
第三，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军队，统一国家需要强有力的军队抵御外来侵犯，防范内部的反抗，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巩固统治。所以，隋文帝改革府兵制度的时候，十分注意不削弱府兵的力量。军府统领，宜依旧式，就是不改变统领府兵的方式。隋朝政府在中央设置了十二卫，它们是：左右翊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候卫，由各卫的大将军统领。地方上有鹰扬府，分属十二卫。这样也就将府兵的统率权进一步集中到中央，大将军向皇帝负责，兵权也就集中到了皇帝手中。这样的改革无疑是加强了隋朝中央对武装力量的控制。由此可见，隋文帝对府兵制度的改革，其基本立足点是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的军事力量。
第四，罢去山东、河南以及北方边缘地区新设置的军府。国家统一之后，隋文帝要消除混乱的局面。山东、河南及北方，在长期的变动混乱之中形成的军事机构，往往为反叛中央的势力所利用，隋文帝亲身体验过这种反叛。他刚当丞相辅政之时，山东就爆发过尉迟迥的反抗。现在罢去山东、河南及北边新置军府，从而使军事力量对比的天平更加倾向中央所在的关中地区，这是统一国家在军事上的需要，亦即造成内重外轻的局面。这样做，有利于消除以往北方混乱的军事形势所造成的动**局面，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内重外轻局面的形成，中央实力的增强，又有益于巩固统一，防止出现分裂割据局面。
隋文帝有着消除混乱、防止发生军事冲突的强烈愿望，同时也从防止百姓的“犯上作乱”出发，便于开皇十五年(595年)又颁布诏令：“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关中、缘边不在其例”。这是府兵制度改革后，稳定局势，防止混乱，防范百姓的一个重要补充措施。
最后，府兵制度的改革，有消除军人，特别是军将世袭特权的作用。北周武帝以来，最高统治者就不断进行改革，来冲淡和消除存在于府兵制度中私家武装的性质。隋文帝的改革，吸取了前朝的成果，而又更进了一步。他以十二卫统领鹰扬府，将大权收归中央。士兵有了土地且又户籍隶属州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由于政治改革而大大加强，这样，府兵也就被中央牢牢控制了。军府将领由皇帝通过兵部选任，不再由一家一姓所世袭，加之从地方鹰扬府挑选、训练、管辖的人中征集士兵，使私家武装的性质彻底消失了。
隋文帝对府兵制度的改革，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的巨大作用，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军事本身。
创设国子寺
隋文帝即皇帝位后，非常重视振兴学校。为实现国家对各级学校的有效管理，隋文帝把原隶属太常寺的国学从太常中分离出来，命名为国子寺，作为国家教育部门的最高行政机构。开皇十三年(539年)，国子寺改为国子学，大业三年(607年)又改名国子监，并且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国子寺从太常的隶属下分立出来，作为独立的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它标志着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专管教育的行政部门，设置了负责全国学校教育的最高长官，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2-8国子寺
据《隋书·百官志下》的记载，国子寺设祭酒一人，为其最高长官，属官有主簿、录事各一人。除了传统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外，隋朝又创立了书学、算学和律学(律学属大理寺)等专科类的中央官学，形成了所谓“六学”系统。六学之中，各置博士教授，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各置博士1人、助教5人，书学、算学各置博士2人、助教2人。在学的学生人数，国子学140人，太学、四门学各360人，书学40人，算学80人。
据《北史·儒林传序》记载，隋文帝于即位之初，倡导文教，设国子寺，使“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然而，隋文帝晚年，又以“设学之理，多而不精”为由，废天下学校，只存国子学一所，则是有违于初衷的失误。
隋文帝创设国子寺，使之成为国家主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在三学之外，首创书学、算学和律学，使之成为“六学”，则是隋文帝对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史的一大贡献，并为唐王朝所继承发展，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议正乐
隋文帝即位之初，沿用北周礼乐。然而，作为一代开国之君，隋文帝当然要有为新王朝服务的雅乐。开皇二年(582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说：“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凭梁国旧事，考旧古典。”(《隋书·音乐志中》)
太常乐中“并用胡声”，这不能不引起隋文帝的重视，但颜之推“凭梁国旧事，考寻古典”的建议，却使隋文帝大为不满。他说：“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邪？”(同上)
于是，隋文帝命乐工齐树提检校乐府，改换声律，益不能通。不久，拄国、沛公郑译奏请文帝，“请更修正”。于是，隋文帝诏令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国子博士何妥等人“议正乐”。然而，因“沦谬既久，音律多乖，积年议不定。”隋文帝为此大怒道：
“我受天命七年，乐府犹歌前代功德邪？”
于是，又诏令“求知音之士，集尚书，参定音乐。”郑译参照龟兹音乐理论，并继承周代、汉代的传统音乐理论，主张采用七声音阶，并说服了主张采用五声音阶的苏夔，二人意见取得一致，其音乐理论亦得到众人的认可。然而，国子博士何妥，颇受文帝信任，他对郑译的理论进行非难，主张“用黄钟一宫，不假余律”，讨得文帝欢心，何妥亦受到赏赐。
开皇九年，平定南陈，获宋、齐旧乐。太常卿牛弘根据郑译的音乐理论，“又请依古五声六律，旋相为宫”，但隋文帝“犹忆妥言，注弘奏下，不许作旋宫之乐，但作黄钟一宫而已。”于是，牛弘及秘书丞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仪同三司刘臻、通直郎虞世基等人提出了“今以五引为五声，迎气所用者是也。余曲悉用宫声，不劳商、角、徵、羽……明知雅乐悉在宫调，已外徵、羽、角，自为谣俗之音耳。”(同上)隋文帝听从牛弘等人的上奏，“故隋代雅乐，惟奏黄钟一宫，郊庙飨用一调，迎气用五调。旧工更尽，其余声律，皆不复通。”
隋文帝赞成“雅乐悉在宫调”，其指导思想可见于他于开皇九年十二月甲子日所下达的诏书。
2-9隋朝时期出现的口笛
朕祗承天命，清**万方，百王衰敝之后，兆庶浇浮之日，圣人遗训，扫地俱尽，制礼作乐，今也其时。朕情存古乐，深思雅道：郑、卫**声，鱼龙杂戏，乐府之内，尽以徐之。今欲更调律吕，改张琴瑟。且妙术精微，非因教习，工人代掌。止传糟粕，不足达神明之德，论天地之和一区域之间，奇才异艺，天知神授，何代无哉！盖晦迹于非时，侯昌言于所好，宜可搜访。速以奏闻。庶祝一艺之能，共就九成之业。(《隋书·高祖纪》)正是在这道诏书下达之后，才诏令牛弘、许善心、姚察、虞世基等人’议定作乐“的。因此，牛弘等人不雩不迎合隋文帝的意句，以”雅乐惟奏黄钟一宫“。
开皇十四年三月，乐定。牛弘等人上奏：“臣等伏奉明诏，详意雅乐，博访知音，旁求儒彦，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为一代正乐，具在本司。”(《隋书·音乐志下》)与此同时，“并撰歌辞三十首，诏并令施用，见行者皆停之。其人间謇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者，并加禁约，务存其本。”(同上)开皇年间，议定正乐(即雅乐)，至此告一段落。
开皇十四年(594年)四月乙丑目，隋文帝下达诏书：在昔圣人，作乐崇德，移风易俗，于斯为大。自晋氏播迁，兵戈不息。稚乐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无由辨正。赖上天鉴临明神降福。拯兹涂炭，安息苍生。天下大同，归于治理。遗文旧物，皆为国有。比命所司，总令研究，正乐雅声，详考已讫。宜即施用，见行停者。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竞造繁声，浮宕不归，遂以成俗。宜加禁约，务存其本。“(《隋书·高祖记》)这道诏书，阐述了隋文帝定雅乐的指导思想及其目的，是对隋初议正乐的总结。不难看出，隋文帝议正乐的目的，是为着通过”移风易俗“，来为推行他的轻徭薄赋、务求节俭、反对奢侈，从而为恢复国民经济、安定和富强国家的治国方针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