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太宗天下已定，举农工商之业，国家经济迅速从战乱中恢复过来，物尽其用，人尽其劳。然而，太祖始终惦念的烟云十六州，却未能收回。十六州作为军事要塞之地，为北宋的天然屏障，没有它，辽国终将会南下侵宋。宋太祖生前最怕的便是此事的发生，而宋太宗三次北伐，也没有收复燕云之地。到了真宗年间，辽国南侵的野心终于凸显，太祖的担心转变为现实。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国君主及萧太后结束南侵，宋国朝内大乱，但在寇准等人的主持下，此没终得胜利，签订檀渊之盟。此盟约的订立，让宋得保30年平安。马上的宋朝赢得了尊严，它不想再继续战斗，它需要的是和平和富裕，于是它丢下了戈革，跳下马来，利用打仗迎来的政治军事平稳期，开始走上了经济繁荣的道路。
兄终弟及
在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日凌晨，无任何暴疾的征兆、正值盛年的宋太祖忽然驾崩，时年50岁。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一日，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并打破常例，改当年为太平兴国元年。
太宗即位以后，下令太祖和皇弟廷美的子女，与自己的子女一样，都称皇子皇女；让弟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后改封秦王，表明自己沿用太祖时皇弟尹京的旧制；太祖之子德昭为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与廷美都位在宰相之上。然而这不过是稳定人心、巩固地位的权宜之举。等皇位稳固以后，他就很难与太祖之子“共保富贵”了。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在攻灭北汉以后，太宗乘胜北征契丹，不料受到辽军重创，他也中箭溃逃。宋军夜惊，不知太宗在哪里，这时候就有人准备拥立随征的德昭为帝。旋即知道了太宗的下落，这才作罢。太宗由此感受到太祖的潜势力之可怕。回师以后，太宗因北征失利，对剪除北汉的功臣也久不行赏。德昭提醒他，他冲着德昭大怒道：“等你做了皇帝，赏也不晚！”这显然是抓住军中拥立之事不放，德昭回去就自刎而死。
2-1宋太宗赵光义
太祖的儿子德昭和德芳一死，秦王廷美的准皇帝地位就成为太宗的一大心病。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九月，太宗的早年幕僚柴禹锡告发廷美“将有阴谋”。“将有”云云，即“莫须有”，也表明太宗将对廷美下手。但时距德芳之死仅隔半年，倘再兴大狱，太宗唯恐压不住阵脚。于是，他断然召见了赵普，借助于这位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开国元勋。
赵普在太祖晚年罢相出朝，以同平章事任河阳三城节度使，给他一个使相的名义。太宗即位，对他宿恨未消，派与他有隙的高保寅出任其所属支郡怀州的知州，保寅一上任就说赵普抑制他，要求罢节镇领其支郡。赵普见自己提出的“削夺其权”的方针被用来对付自己，便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请求入京参加太祖入陵葬仪，太宗顺势罢其使相之职。其后，赵普虽以太子少保的荣衔留于京师奉朝请，但形同高级寓公，备受太宗的冷落和宰相卢多逊的逼压，不仅尝够了失去权势以后的世态炎凉，再如此下去，恐怕连身家性命都岌岌可危。
就在这个时候，太宗召见了赵普，他当即表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朝以后，赵普立即上了份密奏，说明自己早年曾有奏札论及皇位继承事，还受太祖、太宗之母杜太后的顾命，书写过一份金匮之盟，两者现都在宫中，希望太宗寻访。
按照民间的说法，太祖、太宗和秦王赵廷美兄弟三人的生母杜太后，在临终前曾召当时的宰相赵普进宫听受遗命。杜太后问太祖道：“你自己知道你为什么能得到江山吗？”太祖呜咽哭啼不止，不能回答。杜太后见此，便责备太祖说：“我是自己老死的，你哭也没有用。我刚才跟你谈的是国家的大事，你怎么只知道哭泣呢？！”杜太后又问刚才的那个问题，太祖这次回答说：“我之所以得天下，全靠了祖先的余德，太后的庇荫。”杜太后说：“你说得不对！你能得天下，是因为周世宗让幼儿即位做了皇帝，人心不附造成的。倘若周朝有一位年长的君主，你能得到天下做皇帝吗？”接着，杜太后又教训太祖，为了防止后周那种幼儿主天下而失天下的情况出现，宋朝要继立长君。她要求太祖死后要传位给自己的弟弟光义，光义死后要传位给小弟廷美，廷美死后则传位给太祖之子德昭。最后杜太后说：“四海至广，万机至众，能立年长者为君主，实在是国家社稷的福分。”太祖叩谢母亲的临终教诲，哭着说：“我一定按照母亲的教导来办。”为了监督太祖实施，杜太后又让赵普把自己的话记录下来作为将来皇位继承的依据。赵普随即在杜太后床前按照太后的意思写好了誓书，并在誓书末尾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太祖便将誓书锁于金匮，交由谨慎可靠的宫人管理，秘藏宫中。
果然，太宗找到了誓书，立即再召见赵普，当面致歉道：“人谁无过，朕不到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他还就今后皇位继承试探赵普，赵普就回答了一句：“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太宗连连颔首。于是，赵普次日就重登相位，且位兼侍中，这是宋初德高望重的宰相的加衔。至此，太宗与赵普这对昔日的冤家摒弃前嫌，为了各自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2-2宋灭北汉之战要图
北汉皇帝刘继元见宋大军压境，急忙向辽朝求援。辽一面派使者来见宋太宗问伐北汉的原因，企图阻止宋朝进军，一面派兵驰援太原。宋太宗严辞对辽的使者说：“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表示了强硬的态度。辽既未能阻止宋朝向太原进军，派来的援兵也于三月中旬在石岭关附近被早就埋伏在那里的宋兵击溃，几乎全军覆没。太原被宋军团团围住，刘继元派出去向辽求援的使者也被宋军捕获杀死于城下。北汉兵出城偷袭宋营，也遭失败。守城的北汉将士见外援断绝，军心发生了动摇。而宋军又在太原周围修筑起长连城加紧围攻，宋太宗还亲临城下督战，并对北汉统治者发布了劝降的诏令。从三月到五月，在宋军的围攻和劝降的心理攻势下，守城的北汉官兵更加动摇，一些将官出城投降，刘继元的亲信纷纷逃散，一些北汉元老大臣见大势已去，也劝刘继元投降。刘继元被迫于五月初向宋太宗投降。北汉10州、41县并入北宋。北汉有名的将领刘继业见刘继元已投降，也释甲来见宋太宗。宋太宗见他投诚，非常高兴，即让他取消北汉的赐姓，恢复杨姓，单名业，给予厚赏，并让他继续领兵屯守边境。杨业入宋后成了抗辽的名将。
宋太宗不仅继承宋太祖的统一战争事业，削平五代最后三个割据政权，奠定了北宋的疆域和北宋局部统一的规模，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宋太祖重建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
吕端大事不糊涂
南怀瑾《论语别裁》：所谓“诸葛一生为仪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一副名联，也是很好的格言。吕端是宋朝一个名宰相，看起来他是笨笨的，其实并不笨，这是他的修养，再处理大事的时候，遇到重要关键，他是决不马虎。
功名富贵是世人孜孜以求的东西，也是最容易斤斤计较的，吕端却表现了一种淡然的态度。也正是由于他对这些人们通常关注的官位高低、金钱多少等问题的漠然，才留下了“糊涂”的说法。那么吕端哪些地方不糊涂呢？
一在团结问题上不糊涂。他从不因权位显赫而志满意骄，而是比较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注重团结。
公元995年，吕端被宋太宗提升为宰相。对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吕端并不觉得有多了不起，他想的是如何调动全体臣僚的积极性，为此不惜自己放权和让位。当时和他有同样声望的还有一位名臣寇准，办事干练，很有才能，但是性子有些刚烈。吕端担心自己当了宰相后寇准心中会不平衡，如果耍起脾气来，朝政会受到影响，于是就请太宗另下了一道命令，让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寇准和他轮流掌印，领班奏事，并一同到政事堂中议事，得到了太宗的批准，也平和了寇准的情绪。后来，太宗又下诏说：朝中大事要先交给吕端处理，然后再上报给我。但吕端遇事总是与寇准一起商量，从不专断。过了一段时间，吕端又主动把相位让给了寇准，自己去当参知政事。这种主动让权，在世人的眼中自然是“糊涂”的举动。
二在廉洁问题上不糊涂。吕端不仅为官非常清廉，贪污受贿之事从来没有，就是应得的那份俸禄也常常分出一些周济照顾别人。以至于后来吕端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竟因生活困难，没钱结婚，只好把房产抵押给别人。真宗皇帝知道这个事情后，很受感动，从皇宫的开支中支出了五百万钱把房产赎了回来，另外又赏了不少金银和丝绸，替吕家还清了旧账。以宰相之尊，而后人贫困至此，在常人的眼里又是多么“糊涂”。
2-3吕端
有一年，朝中大臣李惟清被太宗从掌管全国军事的枢密使位子上换下来，去当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中丞，虽然是平调，但实际权力发生了变化，他认为是吕端在中间使坏。于是，李惟清趁吕端有病在家休息，没有上朝的机会告了吕端一个恶状。事情传到吕端耳中后，吕端不以为然，既没有去对皇帝表白，也没有去找李惟清算账，而是淡淡地说：我一辈子行得正，坐得直，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又怕什么风言风语呢？这种不与人计较的坦然心态也被人认为是“糊涂”。
在吕端刚刚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时候，他从文武百官前面经过，一个小官由于平时听多了吕端“糊涂”的传闻，对他很不服气，以很不屑的口吻来了一句：这个人竟也当了副宰相了？吕端的随行人员觉得很不公平，要问那个人的姓名，看看是干什么的。吕端制止说：不要问，你问了他就得说，他说了我也就知道了，而我一知道，对这种公然侮辱我的人便会终生不能忘。着意地去报复对我来说是肯定不会的，但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涉及他，撞到我手里，想做到公正对待也一定很难。所以，还是不知道的好。这种君子不念恶，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举动对吕端来说，是一种反映自我修养的高尚境界，但在世人眼中，自然又被看成了“糊涂”。
吕端这种对个人利益，对自身名利淡然处之的“糊涂”，是多么的可贵，很值得后人学习，难怪他的“糊涂”要受到人们的称赞了。吕端经历了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他具有很好的政治才能，在内政、外交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北宋的开国宰相赵普曾这样评价他：得到褒奖不曾高兴，遇到挫折不曾害怕，具有宰相的气度。但真正使他名传千古的，还是由于他的“大事不糊涂”。这种不糊涂，主要表现在两件事上。
一是安抚李继迁。李继迁是党项族人，曾归顺北宋，后来叛宋，在西北部边境上屡次骚扰。一次在与宋军的交战中，他没有保护好他的母亲，让老娘当了宋军的俘虏。这个消息报到朝廷后，太宗就想处死这个老太太。当时寇准正担任掌管全国军事的枢密副使，太宗单独召见了寇准，跟他商量此事，准备在边境上大张旗鼓地把老太太杀掉，以惩戒那些与朝廷作对的人。
寇准从太宗处回去时，经过宰相的办公地，吕端猜想可能是要与他商议大事，就对寇准说：边境上的日常事务，我没必要知道。如果是军国大事，我位居宰相，你应该告诉我。虽然不是军国大事，但寇准也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吕端说：这样做好像不太合适，请你暂缓处理，我去找皇帝说说。他来到太宗面前说了一通道理：从前楚汉相争时，项羽抓住了刘邦的父母，想要把他们在阵前用锅煮了，可是刘邦说如果你一定要煮，那么分我一杯肉汤喝吧。做大事的人不会顾虑到他的父母，更何况李继迁这样的蛮夷叛乱之人呢？陛下今天杀了老太太，明天就能捉住李继迁吗？如果捉不住，那只能结下怨仇，更坚定他的反叛之心。
太宗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吕端说：不如在延州(陕西延安)妥善安置老太太，对李继迁实行攻心战，虽不一定能招降，但他母亲总还在我们的掌握中。太宗连连说好：多亏了你，几乎误了国家大事。后来，李母病死在延州，而李继迁则在1004年攻打吐蕃的时候中箭身亡，他的儿子归顺宋朝。吕端的高瞻远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公元997年，宋太宗病危。由于在太祖与太宗的交替过程中，曾出现了“烛影斧声”的千古疑案，因此在太宗病危的敏感时期，吕端每天都陪着太子(宋真宗)到太宗的床前探望。当时得宠的宦官王继恩担心太子继位后对自己不利，就先串通好了皇后，再暗中勾结了参知政事(副宰相)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掌管御林军)李继勋、知制诰(管草拟诏书)胡旦等人，图谋拥立楚王赵元佐(太宗的长子)，一场宫廷政变在紧锣密鼓地展开着。太宗一咽气，皇后马上就派王继恩召见吕端，计划逼着吕端同意立楚王为君。其实在他们刚开始谋划的时候，吕端已经有所耳闻了，现在听到皇后召他入宫，知道局势可能有变，就果断地把王继恩锁在了自己家的书房中，派人严加看守，然后入宫晋见。果然，皇后对他提出了立楚王的问题，吕端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先帝在的时候已经明确了太子，我们怎么能不听他的话呢？由于谋变的关键人物王继思已经被控制了起来，皇后一时也没了主意。吕端趁热打铁，率领大臣共同保太子(真宗)继位。真宗登基后，坐在大殿上垂帘接受群臣的朝拜，吕端站在底下不肯下跪，要求卷起帘子来，然后登上台阶察看确实是真宗本人，才走下台阶，率领群臣磕头跪拜。接着，又把那几个犯上作乱的分子发配到外地，彻底平息了这场争端，确保了政权的稳固。
吕端一生经历了三代帝王，为官40年，“未尝问家事”。由此可见，吕端在大局、大节问题上毫不糊涂，但在事关个人利益的问题上却能“糊涂”了事。这种小事上的“糊涂”，实际上是大事不糊涂的表现。一个人做到大事不糊涂不容易，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小事”问题上，“糊涂”则更难。
“无敌将军”杨业
在民间多少年来一直传颂着“杨家将”的故事，“杨家将”成为千百年来勇敢、正义、无敌、无私、无邪的象征。他们义薄云天，勇赴国难；他们效命沙场，视死如归；他们捍卫国家，保境安民，英雄业绩，至今广为流传。“杨家将”的领军人，名烁千古的无敌将军杨业，已成为民族之楷模，彪炳青史，他的精神将与山河永存。
杨业原是北汉的大将，自归附宋朝以后，一直带兵驰骋在河东的抗辽战场上。自太平兴国五年三月出奇兵以数百骑击溃辽十万大军后，契丹人都畏惧杨业的威名，每当同宋军作战时，只要一看到杨业的旗号，就悄然引兵退走。杨业因为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获得“杨无敌”的称号。
高梁河战役之后，辽国的军队又不断地南下，宋辽之间经常爆发战争。
辽景宗死后，年仅12岁的辽圣宗即位。宋太宗看到辽圣宗年幼，认为收复燕云16州的机会来了，决心出兵收复失地。宋雍熙3年(986年)，宋太宗分兵3路攻打辽国，东路由大将曹彬带领，向幽州前进；中路由田重进带领，攻取河北西北部和山西东北部各地；西路由潘美和杨业率领，攻取山西北部各地，然后三路军队会后，收复幽州。潘美、杨业一路上英勇作战，很快打下了寰、朔、云、应四州之地。但由于中路、东路溃败，西路军队成了深入的孤军，宋太宗命令他们迅速退回代州，不久，应州的宋兵逃跑了，辽军又乘机打进了寰州。宋朝下令把寰、朔、应、云四州的人民迁到内地，要潘美和杨业的部队负责掩护。
杨业凭着多年来对辽国作战的经验，提出了一个稳妥的作战方案，他说：“现在敌人的实力较强，应当暂时避开他的锋芒，不能硬打。我们先假装攻打应州，敌人一定派大军前来迎战，我们派人秘密跟云、朔两州的守将约好日期，要他们利用这个时机赶快带百姓往南走。我们派3000弓箭手和骑兵在中路接应，百姓就可以安全撤退了。”他刚说完，监军王侁反对说：“我们有几万精兵，为什么这样胆小害怕！应该走雁门关北面的大路，向朔州行进，然后攻打寰州”。他还讥讽杨业说：“你平素号称杨无敌，而今见到敌兵，就停止不前，不肯打仗，难道你有其他想法吗？”杨业无奈，只得率本部人马出击。潘美明知这样出兵凶多吉少，但是他妒忌杨业的才能，因此没加阻拦。杨业临走前和潘美约定，由潘美、王侁率领弓箭手在陈家谷负责接应，然后便带领人马直奔朔州。
2-4杨业
辽军听说杨业前来，出动大批军队把宋军团团围住，杨业和他的部下虽英勇作战，毕竟寡不敌众，他们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只剩下100多人，好不容易突出重围，退到陈家谷时，潘美、王侁早已撤离。杨业决心以死报国，就对部下说“你们各有父母妻子，不必跟着一道死，赶快夺路逃走，好回去报告朝廷”。部下都感动得哭起来，没一个人肯逃走。杨业得不到接应，陷入重围，只得只身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坠马被俘。杨业被俘后，坚贞不屈，在敌营绝食3天，于986年6月18日壮烈殉国。
杨业死后，其子杨延昭(原名延朗，后改名延昭)继续驰骋在宋朝抗辽的战场上。杨延昭是杨业的第六子，从小就喜欢做军队布阵的游戏，杨业每次出征，都让他跟随出去接受战斗锻炼。宋真宗时，杨延昭领兵守卫保州(今河北保定)等河北边境城塞，多次击败进犯的契丹兵，宋真宗称赞他“治兵护塞，有父风”。他也像其父杨业那样智勇善战，忠于国事，能与士卒共甘苦，在战斗中能身先士卒而又不居功，深受士卒爱戴。他前后守卫边境20多年，威名也为契丹人所畏，被契丹人称为“杨六郎”。他死后，河北许多人都为之哭泣。
杨延昭之子杨文广，也是一员武将。在北宋中期，曾在陕西对西夏作战，还曾随狄青讨伐广源州蛮侬智高，屡立战功。后来杨文广还出任过定州守将，为抗辽斗争献策。
因为杨业祖孙三代赤心为宋朝驰骋沙场，在民族斗争中战功卓著，气节感人，从南宋以后，民间艺人就根据他们的事迹进行加工，并虚构了许多人物和情节，编成“杨家将”故事加以颂扬。
澶渊之盟
宋朝被辽朝欺侮无能，多次被辽进犯边境。宋真宗赵恒即位后，原准备拜毕士安为相，问毕士安还有谁可以和他同时出任相职。毕士安表示：“寇准忠义双全，善断大事，非臣所及也。”真宗说：“我听说寇准个性过刚，喜欢意气用事。”毕士安却说：“寇准为国而忘身，秉正而嫉邪，所以一般朝臣都不喜欢他。但是今天边疆威胁日重，最需要像寇准这种人才，才能卫护国家的安全。”
寇准在宋太宗时期担任过副宰相等重要官职，他的正直敢谏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寇准上朝奏事，触犯了宋太宗。宋太宗听不下去，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想回到内宫去。寇准却拉住太宗的袍子不让走，一定请太宗坐下听完他的话。宋太宗拿他没有办法，后来还称赞他说：“我有寇准，就像唐太宗有魏征一样。”但是正因为他为人正直，得罪了一些权贵，后来被排挤出朝廷，到地方去做知州。这一回，宋真宗看到边境形势紧急，才接受大臣的推荐，把寇准召回京城。
公元1004年，辽朝萧太后、辽圣宗亲自率领20万大军南下，前锋已经到了澶州。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到朝廷。寇准劝真宗带兵亲征，他认为只要真宗亲自带兵出征，鼓舞士气，一定能打退辽兵。并且说，如果放弃东京南逃，人心动摇，敌人就会乘虚而入，国家就保不住了。宋真宗听了寇准一番话，也壮了胆，决定亲自率兵出征，由寇准随同指挥。
2-5澶渊之盟
大队人马刚刚到韦城，听到南下辽军兵势强大，一些随从大臣吓坏了，趁寇准不在的时候，又在真宗身边唠叨，劝真宗暂时退兵，避一避风头。宋真宗本来就不坚决，一听这些意见，就动摇起来，又召见寇准。宋真宗对寇准说：“大家都说往南方跑好，你看呢？”寇准严肃地说：“主张南逃的都是懦弱无知的人。现在敌人迫近，人心动**。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如果前进，河北各军士气百倍；如果回兵几步，那么全军瓦解，敌人紧紧追赶。陛下想到金陵也去不成了。”宋真宗听寇准说得义正辞严，无话可说，但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寇准走出行营，正好碰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寇准冲着高琼说：“你受国家栽培，该怎么报答？”高琼说：“我愿以一死报国。”寇准就带着高琼又进了行营，重新把自己的意见向宋真宗说了一遍，并且说：“陛下如果认为我的话不对，请问问高琼。”
高琼在旁边接着说：“宰相说的话是对的。禁军将士家属在东京，都不愿南逃。只要陛下亲征澶州，我们决心死战，击败辽兵不在话下。”宋真宗还没开口，寇准紧接着又逼了一句说：“机不可失，请陛下立刻动身！”在寇准、高琼和将士们的催促下，宋真宗才决定动身到澶州去。
这时候，辽军已经三面围住了澶州。宋军在要害的地方设下弩箭。辽军主将萧达览带了几个骑兵视察地形，正好进入宋军伏弩阵地，弩箭齐发，萧达览中箭丧了命。辽军主将一死，萧太后又痛惜又害怕。她又听说宋真宗亲自率兵抵抗，觉得宋朝不好欺负，就有心讲和了。
澶州城横跨黄河两岸。宋真宗在寇准、高琼等文武大臣的护卫下，渡过黄河，到了澶州北城。这时候，各路宋军也已经集中到澶州，将士们看到宋真宗的黄龙大旗，士气高涨，欢声雷动。萧太后派使者到了宋朝行营议和，要宋朝割让土地。宋真宗听到辽朝肯议和，正合他的心意。他找寇准商量说：“割让土地是不行的。如果辽人要点金银财帛，我看可以答应他们。”寇准反对议和，说：“他们要和，就要他们归还燕云失地，哪能再给他钱财。”但是，宋真宗一心要和，不顾寇准的反对，派使者曹利用到辽营谈判议和条件。曹利用临走的时候，宋真宗叮嘱他说：“如果他们要赔款，迫不得已，就是每年100万也答应算了。”寇准在旁边听了很痛心，只是当着真宗面不便再争。曹利用离开行营，寇准紧紧跟在后面，一出门，一把抓住曹利用的手说：“赔款数目不能超过30万，否则回来的时候，我要你的脑袋！”曹利用到了辽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定下来，由宋朝每年给辽朝银绢30万。
曹利用回到行营，宋真宗正在吃饭，不能马上接见。真宗急着要知道谈判结果，就叫小太监出来问曹利用到底答应了多少。曹利用觉得这是国家机密，一定要面奏。太监要他说个大概，曹利用没法，只好伸出三个指头做了个手势。太监向真宗一回报，宋真宗以为曹利用答应的赔款数目是300万，不禁惊叫起来：“这么多！”他略略想了一下，又轻松起来，说：“能够了结一件大事，也就算了。”他吃完饭，就让曹利用进来详细汇报。当曹利用说出答应的银绢数目是30万的时候，宋真宗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直称赞曹利用办事能干。接着宋辽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朝每年给辽朝绢20万匹，银10万两。这笔巨额赔款，长期成为北宋人民额外的沉重负担。历史上把这次和议叫做“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后，辽一方面由于内部统治不稳，另一方面也感到难以打败宋朝，所以不再举兵南下，宋辽两国的战事基本结束，南北对峙的局面形
成。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宋辽大体上维持着和平状态。
“宰相才”王旦
王旦是真宗朝的名相。其从小就稳重好学，擅长写文章。后来得到钱若水的推荐，受到真宗的重任。
澶渊之盟以后，宋王朝这边刚与契丹达成契约不在进犯，而西夏这边也保证不再侵犯边境。因此，两处的边防军队都被罢去不用了。真宗眼看当前国家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担心，就想用老子的无为思想来治理天下，王旦也认为祖宗之法都在，没有必要再去作出什么重大的变动。这样时间久了，真宗就越来越器重王旦了。对他也特别的信任，几乎是言无不听！凡是其他大臣有所请奏，真宗必会询问王旦认为怎么样？
有一次，皇宫发生火灾。王旦得知以后，急忙进宫护驾，真宗对他说，太祖、太宗两朝的财物，我从不胡乱花销，现在却被大火烧尽了，真是可惜！王旦急忙回答说：“皇上富有天下，财物不足为忧，需要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政令赏罚的得不得当。我身为宰相，发生了天灾，我理应被罢免。”于是就上表谢罪，真宗被王旦的忠诚感动了，便下发了罪己诏。只是后来有人举报说，火灾是由于荣王宫中引起的，并不是天灾，请真宗按法律严惩。但是因为这件事牵涉到当死的人特别多，王旦又上表说：“火灾开始时，皇上就已经下发了罪己诏昭告天下，大臣们也都上表谢罪了，现在反而又要归咎于别人，怎么能够树立得了威信呢？”就因为王旦的奏折，当死的人都受到了赦免！
2-6王旦
在契丹、西夏与宋王朝订立合约以后，又经常发生挑衅的举动。契丹除了要宋王朝每年的岁币之外，还要再额外增加钱币。王旦说这是契丹对宋王朝的试探，便对真宗说，要仅仅答应给他们少许的钱币，以此来表示对他们的轻蔑！真宗于是听从了王旦的建议，此举一用，契丹统治者感到特别羞辱，但又没有借口发泄，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契丹的事情刚过，西夏统治者赵德明也向宋王朝诉苦说国贫民饥，想让宋王朝给予粮食。大臣们于是对真宗说，赵德明刚刚修和，却马上违背了合约的内容，希望真宗能够下诏严厉谴责他！真宗没有立即采纳群臣的意见，就问王旦该如何处置。而王旦却让真宗命令有关官吏在东京准备好粮食，然后下诏让赵德明亲自来取。赵德明得到诏书以后，大发感慨地说：“宋王朝有如此杰出的人才，不可小瞧！”于是再也没有向宋王朝提起此事！
后来，真宗决定任用王钦若为宰相，王旦却认为宋王朝自建国以来就没有任用南方人作为宰相的传统。而王钦若正是南方人。以此他就对太宗说：“尽管古代任用贤能的人是不受地方限制的，但必须是贤能的人才可以。我作为宰相，不敢压抑别人，这也是大家的意思。”此话的深层含义就是告诫真宗，王钦若既是南方人，而且又不是贤德之人。所以是不能担任宰相的！真宗就把这个念头打消了。王旦死后，王钦若才得到重用，因此他曾经愤愤不平地说，就因为王旦，使我当宰相的时间推迟了整整十年！
王旦身为宰相，经常是宾客满堂，但是却没有人敢私下请他帮忙。真宗用人只要是王旦推荐的，没有不用的！丁谓因此大为不满，从而屡屡诽谤王旦，但是真宗却对王旦更加的信任！而被王旦所推荐的人，当事人却往往不知道自己是被谁举荐的。王旦死后，史官编写《真宗实录》的时候，得到内部奏章，这才知道朝中的大臣大多数是王旦所推荐的！
由于王旦具有面临事情毫不退缩的勇气，面对诽谤也不计较的宽容，推荐贤才也不计较回报的大度，就算是挽救了别人也不要别人感恩。这种种的优秀品德，得以被史官评为“伟哉宰相才也。”
咸平二年，契丹大举进攻中原，真宗亲自赴澶洲与寇准一起督战。雍王元份受命留守东京，却突发重病。真宗于是就命令王旦火速赶往东京，担任留守的事务。王旦却说，希望皇上宣见寇准，他还有一些事情想要交代。寇准到了以后，王旦说，如果十天之内没有捷报，应当如何呢？真宗听完以后，沉默了许久才说，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就立皇太子为帝！不久，契丹就与宋王朝在澶洲结盟，史称“澶渊之盟”。之后，寇准就以为这都是自己的功劳，十分的自得！
宋王朝的边境问题是得到了缓和，但朝廷内部的矛盾却又加重了。寇准屡屡在真宗面前数落王旦的短处，但王旦却并不介意。反而还在称赞寇准的好处。真宗于是就对王旦说，虽然你一直在称赞寇准，但是寇准却只会评论你的短处！王旦不但没有生气，还对真宗说，我担任的宰相的时间太长了，为政的缺失必然会有很多。寇准对皇上丝毫没有隐瞒，可见他特别忠直！这也正是我看中寇准的地方。由此真宗就更加信任王旦了！
后来，寇准被罢免了枢密使的职位，他托人向王旦求情，希望能担任使相。王旦非常吃惊，说：“将相的位置，怎么能够通过私人的关系来获取呢？我是绝对不会接受这个请求的！”寇准得知王旦的反应以后，十分的不快。但是没过多久，寇准就被任命为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寇准进见真宗，上表言谢说，如果没有真宗那么了解他，他就不会担任此职位！真宗没有说什么，只是把王旦推荐他的情况都告诉了寇准。寇准听完以后觉得十分的惭愧，更是觉得自己比不上王旦！
后来王旦身体病重，真宗召见王旦说：“你现在病得不轻，万一有什么不测，我将把天下托付给谁呢？”王旦推辞再三，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真宗于是就询问其他大臣，但是他们也都不敢妄加回答。于是，真宗依然又问了王旦一遍，王旦这才勉强回答说，以他个人的意见，是没有比寇准更加合适的了。真宗听了以后，说寇准性格刚烈而且偏执，难倒就没有其他人选了吗？这时，王旦却说，自己病得太厉害了，恐怕也没有时间在辅佐真宗了。但是对于其他可以重用的人，他是真的不知道了。
王旦死后不久，真宗便起用了寇准作为宰相！
庆历新政
澶渊之盟之后，宋廷积弱，农民起义犹如山雨欲来，而宰相吕夷简对此束手无策。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与宰相章得象同时执政，任命富弼、韩琦等为枢密副使。当时这一班朝臣中，名士居多，士大夫交口称赞，以为这下可以有所作为了。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颁布手诏，点名要求他新提拔的范仲淹、韩琦和富弼条陈奏闻可以实行的“当世急务”，数日以后，范仲淹就呈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标志着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而这篇《条陈》则被视为这场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他所条陈的十件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其内容大体可以归纳为整顿吏治（一、二、三、四、五、九、十诸条）、发展经济（六、八两条）和加强军备（第七条）三个方面，可见这是一次以吏治整顿为中心的政治改革。
2-7范仲淹塑像
宋仁宗采纳了这些意见，连续颁布几道诏令，规定：
一、改革文官三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
二、严格恩荫制。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
三、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操行。
四、慎选地方长官。由中书、枢密院慎选各路、州的长官。由各路、州长官慎选各县的长官，择其举主多者尽先差补。
五、改进职田法。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
六、减徭役。将西京河南府的五县废为镇，又析王屋县并入河南府，以精简乡村投入。范仲淹、富弼提出的“厚农桑”“修武备”等建议则并未实施。
庆历新政的推行，虽然主要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但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却不能不触犯那些在因循腐败的官僚制度中获得利益的势官权贵的利益。
范仲淹与吕夷简的矛盾发生后，宋仁宗于公元1038年诏诫百官朋党，对范仲淹早就存有戒心。到公元1045年初，范仲淹、富弼被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都被贬官到地方任职，已经颁行的磨勘（考绩）、荫子等新法也被宣布作废，“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夭折了。
“良将才”狄青
宋仁宗宝元元年初，赵元昊反叛朝廷，仁宗就下诏挑选精良的士卒去守卫边疆，狄青当时到底是不是被派去驻守边疆的，似乎仁宗并没有说得多明确。只是下令任狄青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赵元昊的军队训练有素，而宋朝的军力日渐衰败，军备也渐渐废弛。所以当时的边将都曾多次被叛军所败，败战打多了，守卫边境的士兵们都有所畏惧。面对敌军的进攻与挑衅，仗尚未开打，气势上已经向敌军低头了。
狄青到任以后，在短短的四年之中，经过的大小战役有二十五次，攻破了金汤城、宥州等地，剿灭了岁香、毛奴、尚罗、庆七等少数民族。又命令士兵们在桥子谷修筑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城堡。这其中主要有：招安、丰林、新寨、大郎等。如果城堡起不到什么可观的作用，估计狄青也不会让士兵们白费力。于是我们看到了，城堡构筑好以后，边境的一些要害之地都被控制住了。当然提到狄青作战，便不得不想到他诡异的作战习惯，就是每次出战时，狄青必定是披头散发，带上铜面具，在敌阵当中穿梭自由，所向披靡。而敌军没有能够抵挡住这个阵势的，以至于听到狄青的名字都会闻风丧胆。
尹洙身为经略判官的时候，曾与狄青见过面。对于狄青在军事战略上的非凡能力，尹洙连连称奇。于是，就把狄青推荐给了韩琦和范仲淹。并告诉他们狄青是难得一见的军事之才。尹洙这话说得让韩琦与范仲淹都有点摸不着头脑，也对狄青这个人更加的好奇了。韩琦和范仲淹在见到狄青以后，对于他在军事战略上的见地也都颇为惊奇。是良相难过英雄关的原因吗？总之，韩琦和范仲淹对于狄青特别照顾。范仲淹还把《左氏春秋》赠送给他，并告诫他说，为将不知古今，只是匹夫之勇罢了。狄青大受教育，因此折节读书，对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法都很精通，他的名气也如滴在水中的墨水一样慢慢晕染开来，开始崭露头角！
宋代的军队有个规定，士兵入伍之前都要在脸上刺字，这样做的目的也就是为了防止他们逃跑。狄青是行伍出身，当然也不例外。过了十多年，脸上的字依然清晰可见。
2-8狄青像
只不过，这个时候狄青由于战功显赫，地位也与从前大不相同。所以宋仁宗便要亲自赐药给狄青，让他除去脸上的字。但狄青却指着自己的脸说，陛下之所以会提拔我，是因为我的战功。而不是因为什么门第关系，我之所以能有今天，也要得益于脸上的这个字，我愿意将其保留下来，以激励士卒。于是，这番慷慨陈词后，狄青得封枢密副使。
皇祐四年（1052年），广源州少数民族发动起义，在侬智高的率领下，沿途攻破了沿江的九个州郡，进而又包围广州，岭外上下一片混乱。看到这样的状况，狄青上表请战。
起初，大将张忠、蒋偕等都轻蔑敌人，错误的估计了敌人的军力，于是冒险轻进，结果被义军所杀。将领都被杀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士兵的影响相当的大，因此士气有些低迷。大部分的士兵都产生了厌战的萎靡心理。狄青在去赴任的途中就命人快马加鞭传达自己的将令，第一件事就是告诫各路将领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轻易与义军发动正面战争。但是，大将陈署趁狄青没有赶到，就率领八千步兵先行讨伐义军，结果在昆关惨败。陈署、袁用等也都落荒而逃。事后，狄青便把陈署、袁用等三十人全部按军法问斩，由此，军队的纪律得到了整治，然后又下令部下休整十天，侦探有消息以后，狄青就率领骑兵，出其不意，大败义军。更是追奔五十里，斩首几千人，生擒了五百多人。招降了七千多曾被侬智高胁迫的士兵，对他们进行了安抚。
这其中还有个小插曲，当时义军的死尸当中有个身着金色龙衣的，大家于是就说那个肯定是侬智高的尸体，打算上奏朝廷得到奖赏，只有狄青坚持认为这其中可能会有诈，不能为了得到赏赐而欺骗朝廷，更何况如果侬智高真的没有死，那大家就都犯了欺君之罪，于是他宁可认为侬智高逃脱掉了，也不愿意上报朝廷说其已死。此番言论破颇得仁宗的赏识，因此升他为枢密使。这样看来，无心插柳柳成荫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越是想邀功得到赏赐的，结果都不会好到哪去，就是狄青这样将功名荣耀知之身外的，反而会步步高升。
狄青为人较为谨慎，话也不多，带兵打仗更是赏罚分明，而且又能身先士卒，与士兵们同甘共苦。所以，士兵们也都争相投靠到其部下为其效劳。对于军功狄青是可有可无，并不是十分的看重，所以总是喜欢把军功推给别人。而对于尹洙的赏识，他始终也没有忘记。以至于后来尹洙因事被贬死以后，狄青全力救济他的家人。
不光会领兵作战，在为人这方面狄青也是个不可或缺的正直之人。的确是良将之才！
管家宰相吕夷简
吕夷简是真宗年间的进士，曾两度入相，深得仁宗的信任。仁宗主持朝政之初，吕夷简就曾上疏，提出了“罢力役，节冗费”的主张，之后不久又提议兴建北京，增募军队，朝廷支出大增。另外，在缓和仁宗与太后的关系问题上，他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仁宗初立之时，吕夷简的确是帮助仁宗把皇宫大院管理的井井有条。为刚刚亲政的仁宗解除了不少后顾之忧！
当初，荆王的小儿子寄养在宫中。等到其长大的时候，吕夷简就请求太后将其送离。但是，这样突如其来的一个问题，弄得太后找不着北了。而且太后也想让其留下作为仁宗的伴读。吕夷简就说，仁宗现在年纪尚轻，思维也不是旁人所能控制的，如果身边所接触的人不是儒学之士，恐怕会对圣德不利！于是，太后就听从了他的建议，当天就把荆王的小儿子送回至自己家中。
仁宗即位以后，吕夷简就开始担任参知政事。在祭祀真宗的时候，太后想在宫中供设一些真宗生前穿用的衣服器具，并用银罩覆盖住牌位。吕夷简又建议说，这些都是不足以报答先帝的，毕竟这样的供设只是虚有其表的东西，现在天下的政事都掌握在两宫手中，所以希望太后远离奸邪，奖励忠诚正直的人，以辅助皇帝完成圣德大业。这样做才是报答先帝最好的方法。按照惯例，祭祀结束以后，辅佐大臣都会得到提升，但是吕夷简等人却拒绝接受这种提升，成为了后人的典范。
仁宗时期的太后是刘太后，但是仁宗的生母却是李氏，而李氏生前只是一般的妃嫔，地位比较低，后来才被追封为章懿太后。仁宗自幼就被刘太后收养，所以对于自己生母的事情一概不知。
2-9吕夷简
天圣末年，李氏去世，但宫中却没有为其办丧事。吕夷简知道了这件事以后，故意在上朝的时候发起疑问，询问宫中是不是有妃嫔去世了？刘太后听了以后，满脸的惊慌，或许是怕仁宗知道事情的真相吧，于是急忙质问吕夷简，是不是要连后宫的事也要干预？紧接着就牵着仁宗一同退朝。过了一会儿，刘太后独自出来了，愤怒地问吕夷简，是不是要离间他们母子的关系？但是吕夷简却气定神闲地问太后，难道不想保全刘氏家族吗？在吕夷简的劝说之下，太后的主意开始动摇。毕竟在这件事上，刘太后是理亏的那一方，是占不了便宜的。但是主管这方面事务的官吏为了迎合太后的意思，说在这个年月下葬不好。但是尽管这样，吕夷简还是请求朝廷按照礼节办完了丧事。
据说后来，在仁宗知道了自己生母的事情之后，决定要把李氏重新安葬。但是在打开李氏的坟墓以后，看到李氏却穿着皇后的礼服，而且容颜完好！因而对刘太后的怨恨也就减轻了不少，也就没有怪罪刘太后。所以刘氏家族也得以保全。而这一切都是吕夷简的功劳！当然，至于后来的传奇小说，将刘太后刻画的那么心狠手辣，实在是不可信的。
起初，刘涣上疏请求太后交出政权，太后因此大怒，要把他流放。只是可惜当时太后正值病重，于是吕夷简就请求仁宗将刘涣留下。到这时，刘涣将自己上疏太后让其交出政权的事告诉了仁宗，因而仁宗提拔他为右正言，并回过头来对吕夷简说，以前枢密院要流放刘涣，多亏了你才能让他留下。吕夷简却叩谢说，因为刘涣是外臣，所以才敢于上疏直言。大臣们如果也这样，那么太后一定会怀疑这是皇上您的指使，这样一来，您和太后的关系便会走向决裂，也就不可能会和睦相处。听了吕夷简的这番话，仁宗很是感动，认为他很忠诚。
后来，吕夷简去世以后，仁宗很是伤心，流着泪说，到哪里再去找像吕夷简这样忧国忘身的人啊！可见，吕夷简在其心中的地位之重！
冒死劝谏的范镇
范镇，字景仁，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人。生于公元1007年，卒于公元1088年。
薛奎在蜀地任职时，十分赏识范镇，让他与自己的子弟一起讲学读书。薛奎回到朝廷时，就把范镇一起带到朝廷，并说自己得到一个伟人，“当以文学名世”。
范镇参加科举考试，礼部取为第一。不久调任新安主簿，很快被西京留守宋绶介绍到国子监任东监直讲。后超授直秘阁、判吏部南曹，开封府推官，提升为起居舍人、知谏院，在任期间，上疏皇帝裁减冗官冗员、节省经费。
到嘉佑初年，仁宗即位已经有三十五年了，但是可惜的是，他的三个儿子都夭折了，所以迟迟也没有确立即位人。加之仁宗的身体又非常不好，常常生病。在嘉佑元年正月的时候，仁宗生了一场大病，持续了二十多天，这期间多亏了宰相文彦博把持着大局，才得以渡过危机。
这件事以后，朝野上下都开始意识到确立皇位继承人的必要性。但是，就是没有人愿意做这个出头鸟，所有人都在底下议论这件事，就是不敢对仁宗提起。而范镇当时还在担任着谏官，他对此事也忧心忡忡。觉得当下没有比这件事更为严重的了。毕竟这是关于一国上下安危的事情。于是，他在当年五月第一个上疏，希望仁宗能以江山社稷为重，更要以太祖不立自己亲生儿子却立弟弟为榜样，让仁宗在皇族子弟中选拔出贤才，以便早日确立皇位继承人。
2-10宋朝钱币
这篇奏疏一上，立刻引起了朝野间的震惊。宰相文彦博也责怪他为何不事先与他商量。范镇却告诉他，此奏疏一上，他就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所以没有决定和执政商量，因为就算和执政商量了，也有可能得不到结果，那这样不就会半途而废了吗？看来，此番范镇已经做好了各种悲剧收场的决心。
而此事也被当时身任并州通判的司马光知道了，他便写信鼓励范镇要义无反顾，拼死力争。可是，仁宗就是没有表态，宰相们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建议和主张。大家对于此事就像约好一起遗忘一样。在这不久，朝廷就升范镇为侍御史知杂事，但他坚决推辞了。又三次面见仁宗，言辞愈发恳切。仁宗也被他感动了，流着泪告诉他让他在等两三年。至于确切的答案，仁宗始终没有说出口。
在此期间，他为了这件事前后共上了十九道奏章，在家足足等待了一百多天。头发胡子也都全白了。最后朝廷只好解除了他的官职，但即使是这样，只要一有机会还是会像仁宗说起此事，后来在司马光、韩琦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最终仁宗立下赵曙为皇太子。也算是了结了范镇的苦心了！
英宗继位后，范镇升任翰林学士。中书省建议追尊濮王（英宗生文）为皇帝，当时朝廷有不同意见。范镇任职太堂寺，率领部下上疏反对追尊濮王，改任侍读学士。第二年，又出知陈州。神宗即位后，范镇又任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当时，王安石正进行变法改制，实行了以青苗法为代表的新法，范镇站在司马光等人的立场上，竭力反对新法，曾五次上疏反对新法，在疏中指斥王安石以喜怒为赏罚，“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
王安石看到奏疏，十分气愤，连手都颤抖了，亲自起草诏书，痛斥范镇。范镇便以户部侍郎的官职致仕退休。范镇临行前上表谢恩，仍坚持己议，反对王安石变法，请求神宗“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退休后，苏轼前往祝贺，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范镇十分难过，认为“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整天与宾客一起饮酒赋诗。
哲宗即位后，韩维上书皇帝起用范镇，于是拜范镇为端明殿学士，起提举中太一宫兼侍读，又想让范镇任门下侍郎，因固辞得免，改提举崇福宫。不久，又以银青光禄大夫再次致仕，封蜀郡公。元丰四年，范镇去世，享年81岁，赠谥忠文。
范镇与司马光相得甚欢，议论如出一口，而且约定生则之为作传，死则之为作铭。后来，司马光为范镇作传；司马光死后，范镇为司马光作墓志铭。史书记载范镇清白坦**，待人以诚，恭俭慎默，从不褒贬评论他人。遇到重大问题时镇静从容，态度柔和而语气庄严，即使在皇帝面前也能坚持己见。
黑脸包公
近千年来，包公在历代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是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清官。今天，包公的形象仍然活跃于戏曲、小说和民间传说里。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年幼时便以勤学闻名，成年后更以孝行达于乡里。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中甲科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今江西水修）。因父母年事已高，他请求在合肥附近就职，遂改授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但由于父母不愿随他赴任而辞官，回乡侍养双亲。直到父母去世后，才出来做官。
不久，他出知天长县（今属安徽），在这里他很快就以处理“牛舌案”而显示出断讼执法的明敏正直。某日，有一农夫至县衙告状，说昨夜歹徒割去其家耕牛的舌头，请求追查罪犯。包拯认为割去牛舌并无任何财利可图，故推断此事必是仇家的报复行为。于是，让农夫私下里将牛屠宰掉，在市面上卖肉以引罪犯上钩。因为，根据宋代法律规定：宰杀耕牛是犯法行为。不出包拯所料，割牛舌的仇家见牛主宰牛售肉，想让官府治他的罪，果然前往县衙首告，自然是自投罗网，疑案立破。包拯善于审案的名声就此传开。
包拯这种善于审案的能力，被很多大臣们所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
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事务--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2-11包拯画像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将用做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政绩，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祐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祐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作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其为题材。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以后流传甚广，形成丰富的传说。
历史上的包拯，不愧为值得肯定与歌颂的政治家、改革家。他为民请命的一生，将永远使人怀念他。
熙宁新法
做了40年皇帝的仁宗，没有改革的决心，致使国家越来越衰弱下去。仁宗没有儿子，死后由一个皇族子弟做他的继承人，这就是宋英宗。英宗即位四年驾崩。太子赵顼即位，这就是宋神宗。
神宗即位第三天，三司使韩绛奏报：自仁宗朝宋夏战争以来，征调财力，动用国库，“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他这才知道自己继承的是怎样一个烂摊子。
神宗这个时候不过20岁，正是血气方刚、奋发有为的当口，他决心把国家治理得国富兵强。由于他求治心切，对当时的元老大臣寄予很大的期望。即位次年，他召见前宰相富弼，问以边事，富弼对他说：“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再问治道，回答是“安内为先”。而司马光所能提供的治国忠告只有“官人、信赏、必罚”六个字，也似乎有点空泛。对朝廷旧臣，神宗未免失望。
事实上，宋朝积贫积弱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所谓积贫是指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庆历以后每年赤字在三百万贯，治平二年（1065年）差额扩大到一千五百七十万贯。而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数量不断攀升的冗官和冗兵。宋朝为达到权力分散的目的，官僚机构牵制重叠，“事即依旧公事，人即加倍添人”，冗官不可避免。所谓积弱，是指宋代不断扩大的军队，却在与辽、夏冲突中一再处于劣势，康定、庆历年间的宋夏战争实在令宋人气短。
在土地问题上，宋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到仁宗后期，大官富姓占有大量土地，这种土地兼并趋势与天灾人祸相结合，迫使大批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跌破贫困生存线。不仅如此，兼并大量土地的官绅还凭借特权逃避税役负担，据治平年间统计，全国土地中，“赋租不加者，十居其七”。土地兼并和赋役不均的直接后果，就是从仁宗中期起，铤而走险的农民与士兵“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
国家的种种不景气情况被神宗看在眼里，他有心改革一番，可是他周围的人，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就是像富弼这样支持过新政的人，也变得暮气沉沉。宋神宗想，要改革现状，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就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抚州临川人。在年轻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20岁中进士，做了几任地方官。他在鄞县当县官的时候，正逢那里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在那里，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他就打开官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秋收以后，要他们加上官定的利息偿还。这样做，农民可以不再受大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日子比较好过一些。
2-12王安石故居
做了20年的地方官，王安石名声越来越大。宋仁宗曾调他到京城管理财政，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奏上了一份万言书，提出他对改革财政的主张。宋仁宗刚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所以一听到要改革就头疼，因此，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了一边。王安石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跟一些大臣又合不来，他就趁母亲去世的时机，辞职回家。此次接到宋神宗召见的命令，就应召上京，王安石一到京城，宋神宗就叫他单独进宫谈话。神宗一见面就问他：“你看要治理国家，该从哪儿着手？”王安石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法制开始。”
公元1069年，宋神宗把王安石提升为副宰相，开始改革变法。王安石的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增加国家收入，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的变法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宋神宗向王安石询问对策，王安石坦然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事，这就可说是防止天变了。陛下征询下面的意见，这就是照顾到舆论了；再说，人们的话也有错误的，只要我们做得合乎道理，又何必怕人议论。至于祖宗的老规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
虽然王安石坚持变法，但是宋神宗却没有他那么坚定的决心，听到有很多人反对他，立场就动摇起来了。
公元1074年，河北闹了一次大旱灾，一连十个月没下雨，农民断了粮食，到处逃荒。宋神宗正为这个发愁，有一个官员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要求神宗把王安石撤职。宋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只是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都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迫神宗停止新法。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宋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东京，到江宁府去休养。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这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宋神宗这个时候又慌了，要大臣对朝政提意见。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希望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王安石没办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到公元1076年春天，他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返回江宁府去了。到宋神宗逝世以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掌握了政权，废除了新法，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车盖亭诗案
车盖亭诗案，宋三大文字狱之一。元佑初，长期的弱化军事，造成对外军事的弱势，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立志改革朝廷弊政，以司马光为守的旧党排斥改革，引起的党政当时正烈。
年仅10岁的宋哲宗即位后，朝廷大权仍控制在其祖母高太后手中。高太后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王安石的变法派则深受打击。时任宰相的蔡确属王安石变法派的。蔡确眼看大势已去，想挽回颓势，于是搞起了小动作，说高太后有废黜哲宗的意思。高太后听后十分恼怒，把蔡确贬出朝廷，任陈州知州。不久，又改任安州。
从相位跌到地方官，其心情可想而知。苦闷中，他游览车盖亭，山光水色让他一扫心中郁闷，一气写下了十首绝句。
一、公事无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须随。溪潭直上虚亭表，卧展柴桑处士诗。
二、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三、满川佳境疏帘外，四面凉风曲槛头。绿野平流来远棹，青天白雨起灵湫。
四、静中自足胜炎蒸，入眼兼无俗态憎。何处机心惊白鸟，谁能怒剑逐青蝇。
五、风摇熟果时闻落，雨滴余花亦自香。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
六、来结芳庐向翠微，自持杯酒对清晖。水趋梦泽悠然过，云抱西山冉冉飞。
七、溪中自有戈船士，溪上今无佩犊人。病守翛然唯坐啸，白鸥红鹤伴闲身。
八、喧虺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冻雨滨。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
九、西山仿佛见松筠，日日来看色转新。闻说桃花岩畔石，读书曾有谪仙人。
十、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
2-13王安石塑像
元祐四年（1089年）四月，汉阳军知州吴处厚上书朝廷，密告蔡确包藏祸心，忘恩负义，他认为蔡确的诗中有五首没有什么问题，但另外五首却涉及了讥讽朝政、诽谤君主和执政大臣。吴处厚的奏章呈递到朝廷后，左司谏吴安诗立即上书太皇太后，弹劾蔡确讥讽朝政，但太皇太后审阅吴安诗奏章空无一物，并未将蔡确的诗抄录下来。紧接着，安焘、右正言刘安世各自又两次上章，弹劾蔡确。安焘认为蔡确被贬官后，耿耿于怀，包藏祸心，因而作诗讥讽太皇太后，他建议太皇太后尽快对蔡确作出适当处分。他们还指责蔡确党羽遍布朝廷内外，这些人一定会千方百计为蔡确开脱罪责，希望陛下不能为他们的言语所蛊惑。此时知安州钱景阳已将蔡确题诗的原文临摹下来，接着右谏议大夫梁焘等人又纷纷上书，要求将蔡确收审，绳之以法。此时太皇太后也召集执政大臣讨论蔡确题诗一案，太皇太后认为蔡确的党羽大多在朝中任官。但宰相范纯仁对太皇太后说蔡确并无党羽，而吕大防却坚决同意太皇太后的意见。双方争执不下，太皇太后只好召见三朝重臣文彦博，对他说蔡确之案朝中大臣无一人敢管，假使司马光在世，他一定会出面干涉此事了。
恰在此时，邓州知州蔡确上书太皇太后替自己辩护，说自己实在是无意诽谤君主，并对吴处厚牵强附会的注解进行驳斥，但他越是辩解，越引起刘安世、梁焘、安焘等人攻击。五月，蔡确被贬为左中散大夫、分司南京，但中书舍人彭汝砺、曾肇坚决反对朝廷的决定，全力营救蔡确，但无济于事，梁焘等人对彭汝砺进行猛烈进攻，说他不学无术，是蔡确的死党．此后，左谏议大夫梁焘、左司谏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朱光庭又纷纷上书，说对蔡确的处分太轻了，甚至说蔡确罪不容诛，应判处死刑，因而执政大臣不得不重新讨论对蔡确的处分问题。范纯仁、王存二人认为不能再贬蔡确，蔡确事件只可作为教训引以为戒，但不能开启流放大臣的端倪。但吕大防、刘挚坚决反对范纯仁和王存的意见，于是蔡确再次被贬为英州（今广东英德）别驾，安置新州（今广东新兴）。蔡确心腹兵部尚户李常被贬知邓州，中书舍人彭汝砺贬知徐州（今江苏徐州），中书舍人曾肇贬知颍州（今安徽阜阳）。至此，车盖亭诗案才完全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