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辽阔的疆域为民族交流提供了宽阔的舞台。各民族之间联系加强了，民族融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民族问题与疆域问题联系紧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满族人不仅在开疆扩土方面成绩卓越，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方面也多有贡献。
满汉一体，华夷一家
同是少数民族，清朝统治者和元朝统治者有很大的不同。
元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将民族分为四等，通过制造民族裂痕达到目的。元朝统治者始终没有将自己融入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中，所以它的统治没有广泛的基础，尽管开始很强大，但不到一百年，就灭亡了。元朝没有出现令人兴奋的辉煌。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以前远不如元朝初年强大，而它所面对的对手明朝及广大的汉人却比元初面对的南宋强大得多，但由于它在民族问题，在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做得比元朝好，所以清朝的历史前途就比元朝光明得多，并出现了光芒四射的盛世景况。
早在满洲入关前，皇太极就制定了“满汉一体”的政策。当初这个政策的出发点也许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因为满洲人的数量、文化程度都无法与汉人相比，只有依靠汉人、利用汉人，才能达到控制汉人的目的。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帝福临一方面尽力维护满洲贵族特权，确立了“首崇满洲”或“满洲根本”的国策，但另一方面，也反复强调满汉一家，并在政治上切实有所体现。就是在这种反复强调中，满洲人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以比较谦虚和宽广的心胸，接受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使自己逐渐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海洋中。
清军的入关，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没有吴三桂的投降和引导，清军无论如何不会那么迅速就占领北京。这一点连满洲人自己都没有想到。然而，清军自踏入关内的第一步起，就知道要争取汉人的心。他们宣称是为死去的崇祯皇帝报仇，是被请来驱逐“流寇”的。他们进入北京的第三天，就下令全国上下为崇祯皇帝发丧三天，按皇帝的规格为他举行葬礼。这个命令，一下缓解了汉人对满洲人的对立情绪，“官民大悦”。
几天后，又宣布为崇祯后妃、两位公主、天启皇后张氏、万历妃刘氏等人建造陵墓，按皇家礼制下葬。一个月后，摄政王多尔衮派大学士冯铨祭祀明太祖及明朝诸帝，在祭文中特别阐述清取代明，“乃天之定数”，如四时递禅。这就无异于说，大清得天下是上天的安排。但他们对前朝又表现出谦恭和尊重的姿态，把明太祖神牌移入“历代帝王庙”，享受清朝的朝拜和祭祀。同时，多尔衮没有忘记深受汉人景仰的历代“圣贤”，对各地所建的“圣贤寺庙”一律予以保护，“禁民侵扰”。多尔衮还大搞尊孔、祭孔的活动，在孔子的神位前，表达他们的虔诚和敬仰。他们依照宋朝以来的做法，继续封孔子的嫡系裔孙为衍圣公，给予独尊的政治地位，这就向全国士绅昭示：大清仍将遵循儒家思想路线不变，是维护儒家道统的合法统治者。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皇帝祭告黄帝文中有这样两句话：“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功德载籍，炳若日星。”这话看似简单，实际上内涵丰富，表明了清人承认历史上的道统观和治统观，自己的治统是由道统决定的，从而论证自己治统的合理性。在用人、科举考试等方面，多尔衮和顺治皇帝也多照顾到汉族士人的利益，多次宣谕“满汉一家，同享升平”。多尔衮还允许满汉官员相互通婚。多尔衮以及亲政后的顺治皇帝实行的“满汉一家”的政策，为以后帝王的民族政策开了一个好头。
康熙对孔子的尊崇更是让人由衷地产生敬意。从康熙元年开始，每年二月和八月份都要举行祭孔，派大学士担任主祭。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康熙冒着严寒，首次南巡，专门至孔子家乡曲阜朝拜。及至阙里，先由孔庙奎文阁前，步入大成殿，向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大礼，并宣读“御制祝文”，赞扬孔子“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他恭听孔子后裔讲儒家经典，并宣布旨意：“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成所师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康熙遍览孔子“圣迹”，特书“万世师表”匾额，表达虔诚敬奉之情。应该说，康熙对孔子的尊崇，是真诚的。他以满族皇帝之尊，拜倒在汉人尊奉的先师面前，表现出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这对冲破狭隘的民族观念，消除满汉民族问的界限，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他的行动，感动了很多人，就连那些明末遗老，特别是尚持敌视态度的部分儒士也为之心动，渐渐地，内心深处也开始向清朝方面靠拢。
康熙率先垂范尊孔重道，有利于从思想上赢得汉族知识阶层对清朝的认可。不仅如此，康熙还真正用功夫学习儒家经典。他于康熙十年二月正式举行“经筵礼”，聘请有学问、操行高尚的儒学大师做自己的老师，每年春、秋两季给他讲解经书要旨，讨论经书之疑难，探讨经书上说讲的为政之道。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辍，终于成为学问博洽的一代帝王。除了自己学习，康熙还想办法让自己的族人尽快掌握儒家经书和中国历史文化。他把自己学习的讲义刊布出来，供满族王公贵族们阅读。如康熙十几年，他将《日讲书经解义》译成满文刊布，亲自送给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等每人一部。康熙很喜欢读朱熹编的《资治通鉴纲目》，认为有裨于治道，于是就在内廷设立书局，把它翻译成满文，并为之作序。他还亲自挑选儒家经典，组织翻译。通过汉籍满译，中国传统文化在满族中迅速传播，促进和加快了满族汉化的进程。
4-1康熙
康熙十七年(1678年)，又宣布开设博学鸿儒科，全国名士一百四十三人应考，取录了五十名，俱授以翰林院的官职，令其纂修明史、整理经籍。当时除去有比较强烈的反清和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的名士，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外，不少知名学者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龄、施闰章等人都来京应选。
康熙南巡时，常常召见有名望、学行好的知识分子，以示敬重，未参加过考试的就钦赐出身，有名节的给予表彰。
康熙对修长城的态度，也很能反映出他在民族问题上的宽阔胸襟。长城是历史的产物，是为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而修筑的防御工程。满洲人在明朝也是长城的防御对象之一。满洲人成为北京的新主人后，如何对待长城？康熙三十年，丁部将古北口总兵官蔡元请求修理古北口一带的残破长城的奏疏，上呈康熙，康熙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二号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渭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不修长城，撤长城之防，表面看，是边防思想的转变，实际上，则是对秦以来两千年间政治地理观念及国家大一统观念的巨大变革。从此，长城不再是民族之间的壁垒，多少年来长城内外的两个对立的部分连成了一体。华夷之防的观念，在康熙看来，已经过时、陈腐不堪厂。
雍正在用人方面很重视满汉兼用，明确反对民族歧视。雍正六年，有一个叫满珠锡礼的满族人提出，京营武弁等员，参将以下，千总以上，应参用满洲人，不宜专用汉人。雍正认为，这种想法有违“满汉一体”的原则，不利满汉关系的和谐。雍正卜一年(1733年)五月，为调和满汉关系，雍正向内阁官员发表谈话，说：我朝崛起于东海之滨，统一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他对满、汉名称的解释虽不能说是准确的，却把一个历来严肃的，政治化的话题一下子变得轻松了。他说，满汉名称，“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内外之别也”。
对华夷关系，雍正有更开阔的视野。为了反驳吕留良、曾静等人主张的“华夷之分，大过君臣之义”等言论，他提出“华夷无别”，认为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自己虽是满洲人，但是与舜、文王一样，完全可以合法地做中国的皇帝。这与他的祖先皇太极宣扬的“天子惟有德者居之”是一脉相承的。
乾隆在民族融合方面做了更多的工作，他对蒙古土尔扈特部的妥善安置和对少数民族宗教领袖的殷勤接待，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佳话。
维护多民族统一
清朝为了维护多民族统一的局面，采取了多种策略和措施，从效果来看，应该说，这些策略是成功的。当然，清朝统治者有其私利，这就不免使它的民族政策带有一些局限性。
一、针对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策略
对本民族，清政府采取了两项明显的优待政策，一是坚决地保持满洲故士作为满族人的固有地盘，不允许汉人到此开垦。这是为应付最坏情况的预防措施。也就是说，将来万一自己被打败，还能够像蒙古人一样退回老巢。二是每一个满族男丁，都有一份薪饷。这一方面是为他提供生活保障，另一方面使他能够专心从事军事训练，以保证八旗军队的战斗力。这两项政策因与现实脱节，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对待汉人，主要是用科举将汉族士人牢牢地束缚在儒家经典和八股文上。同时在经济、政治上保护地主阶层的利益。如在康熙、雍正的上谕中，屡次提到要维护地主、富农的利益，把他们当作“国家所爱养保护之人”，欠租的佃农都要“严加惩处”，并由官府把租额“勒追给主”。康熙十四年(1675年)，清朝颁布了捐纳制度，凡是地主士绅的子弟，只要有钱，就可以捐银得实官。此后，捐纳一途即成为科举的一种补充。但对汉族文化系统中的“华夷之辨”等汉族中心论思想，清朝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打击，不许汉族优越论有丝毫的抬头。当然对汉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统治者是诚心接受和虚心学习的。总之，清朝统治者对汉人是既用又防。
对蒙古人，清统治者的态度与对汉人又有不同，他们同少数民族，在感情上更容易接近，清皇族与蒙古贵族世代联姻，成为一种定制。入关后清廷嫁给蒙古贵族的皇女、宗女达二百多名。乾隆朝宗室女一半嫁到蒙古。用婚姻控制蒙古人，事实证明，极其成功。公主的儿子自幼随着母亲在外祖父或舅父的皇宫中游戏、学习，成人后自然心向皇朝。十七世纪九十年代，康熙在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县)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蒙古高层，发现很多蒙古王公竟是自己的外甥或外孙，且大都是在北京的皇宫里长大的，不禁大为得意。清政府对蒙占王公的封赏从不吝啬，他把蒙古看成自己的第二个后院。尽管如此，满洲人仍然有深层次的防范意识，如不让蒙古人跟汉人来往，不允许学习汉文，不许保存汉文图书，不许请汉人担任教师，不许子弟进入汉人学校，不许看汉人的戏剧，目的在于使蒙古人与先进文明隔绝，使之永远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
对西藏，尊重藏族人的宗教，以隆重的礼节对待达赖和班禅。因为西藏人信喇嘛教，达赖和班禅在藏民中有崇高的威望，所以中央政府以非同寻常的规格接待他们，为的就是“敬一人千万悦”。对维吾尔人，清政府没有像对蒙古人和西藏人那样重视，连笼络式的优待都没有，主要采取压制的手段。清廷禁止维吾尔人与汉人杂居，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城市都分成两部分--汉城和回城，汉人居住在汉城，维吾尔人居住在回城，维吾尔人和汉人不能通婚。其目的也是防止汉人与维吾尔人联合起来，对满洲人的统治不利。
4-2清朝疆域图
清朝对不同民族聚居区根据实际情况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汉族聚居区实行郡县制；蒙古族聚居区实行盟旗制；维吾尔族聚居区实行伯克制；游牧的哈萨克、布鲁特、蒙古诸部以及吐鲁番、哈密等地的维吾尔族人实行札萨克制；台湾与海南岛实行郡县制。
对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衣冠服饰等，清朝基本是因其自然，不加干预。如对西藏的风俗问题，乾隆就说过：“西藏乃极边之地，非内地可比，其生计风俗，自当听其相沿旧习，毋庸代为经理。”针对蒙古族的服饰，他也说过：“至于衣服制度，不妨仍其旧俗，若因归降天朝，必尽用天朝服色，势亦有所难行。”
二、重视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领袖建立密切联系
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领袖，是清朝政府对民族地区进行管辖的重要代理人，有效地控制各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充分利用他们熟悉本民族特点和在本民族中的凝聚力、号召力，统辖部众，贯彻朝廷意旨，化解矛盾，就能够有效地维护清廷的统治。所以朝廷非常重视与他们的关系。对蒙古族是如此，对其他各族也是这样。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以后，清廷把位于承德的热河行宫改建为规模宏大的避暑山庄。山庄内，有青砖素瓦北方民居式的便殿、金碧辉煌旌旗招展的蒙古包；山庄外，朝廷不惜财力修建了俗称外八庙(实际是十一座)的一座座宏伟壮丽、各具少数民族特色的喇嘛寺庙。自康熙开始，除了雍正，皇帝每年大都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此处理朝政，接受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的朝觐。承德成为北京以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并由此形成了俗称“年班”、“围班”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朝觐制度和木兰随围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每年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都有一两个月近距离地与皇帝生活在一起，结交宗室王公和文武百官，享受清廷高规格的优待和礼遇，从而有力地加强了各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
清朝对喇嘛教和伊斯兰教都很尊崇。清朝政府在承德修建的庙宇，其富丽程度超过建在这里的皇帝的行宫，为的是接待喇嘛教宗教领袖，赢得他们的心。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来到北京，第二年在北京去世，雍正派人护送其遗体回蒙古，并在库仑为他修建了庆宁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维吾尔族的伯克霍集斯、霍什克等来到北京，清朝均封以王公，赐以华美的宅第，在北京西长安街为他们修建了礼拜寺，还把他们的随从兵士编为八旗的佐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厄尔德尼到承德觐见乾隆，后在北京圆寂，乾隆为他修建了清净化域塔。
三、恩威并济的两面手法
康、雍、乾三代皇帝都非常谙熟“恩威并济”的统治术，处理民族问题，他们也是遵循这个原则。上述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他们施以恩惠，维持其在本民族的地位和特权，是“恩”的体现。但当一些少数民族首领拒绝恩宠，公然反叛时，清朝的镇压也是毫不留情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进行了许多战争，大都是镇压民族叛乱。清朝对蒙古在历史上对中原皇朝的威胁非常清楚，认为要消除此威胁，就要采取“分而治之”的方针，“众建而分其势”。也就是说，把它的势力和力量分散了，它就没有力量对中央构成威胁了。清廷贯彻这个方针是坚决的，当年厄鲁特蒙古部王公阿睦尔撒纳想总统权力，违背了这一原则，就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乾隆晚年总结经验时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抚驭远人，全在恩威并用，令其感而知畏，方为良法。”这个话，大概只能内部传达，不可公开发表，否则，那些受到恩宠的各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们又作何想？然而，它确实说到了问题的本质。康、雍、乾三朝采取多种策略解决民族问题，不过是这一手段的应用和表现。
土尔扈特部回国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自古以来就生活着不同的民族，他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他们热爱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充满感情。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族人民大多数时间是友好相处的，但有时也会发生民族纠纷，甚至民族战争。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民族之间的友好合作愈来愈占主流，对祖国的认同感愈来愈把各族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土尔扈特万里回归祖国，反映了漂泊在外的赤子对祖国的一片痴情，也是康乾盛世时期民族融合的最为感人的历史画卷之一。
土尔扈特部属于厄鲁特蒙古的一部分。明朝崇祯元年，土尔扈特部为逃避准噶尔部的迫害，被迫西迁，离乡背井，游牧于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此时，沙俄势力不断向南扩张，土尔扈特部深受其欺凌压迫之苦。他们与当地各族人民一起，曾经多次掀起反对沙俄的斗争。土尔扈特部虽然移居他乡，但始终不忘故土，与祖国的厄鲁特兄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清朝建立后，又多次派人奉表入贡，与清廷建立联系。顺治十四年(1657年)，土尔扈特派代表进贡驼马二百余匹，并希望在归化城开展互市，清朝完全答应了他们的贸易请求。康熙打败噶尔丹，土尔扈特“人贡庆捷”，表示祝贺，康熙大为感动，予以优赏。后来，准噶尔的策妄阿拉布坦崛起，继续对抗清朝，截断了土尔扈特与清朝的来往通道，阿玉奇汗就遣使假道俄国，继续与清朝保持联系。为了抚慰远离祖国的土尔扈特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专门派出由内阁侍读图理琛为团长的使团，前往探望，受到阿玉奇汗的隆重接待，阿玉奇深切表达了对故国的思念之情。图理琛往返三年，并将这次出使经过详细地记录下来，写成著名的《异域录》。乾隆时期，准噶尔叛乱被彻底平息，土尔扈特再次派使者赴京，向乾隆皇帝陈述对祖国的感情。十八世纪中期前后，沙俄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加强了对土尔扈特的控制，欲把土尔扈特变成它的一个行政区域，同时屡征土尔扈特人与邻国打仗，妄图使土尔扈特充当它对外扩张的工具，从而激起了土尔扈特人的强烈反抗。此时，国内曾经威胁他们的准噶尔部的叛乱已被清廷彻底制服，土尔扈特人于是决定返回祖国。
4-3土尔扈特部东归路线图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冬，在渥巴锡汗(阿玉奇汗之孙)的率领下，土尔扈特三万三千余户，十六万九千多人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漫漫征途。回国的路是艰难的。沙俄派兵追击，哈萨克出兵拦截，他们不得不且战且走。疾病、严寒、荒漠都没有把土尔扈特人吓倒，他们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历时八个月，行程万里，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抵达新疆伊犁。这时，他们只剩下七万多人，那九万多人或在战斗中牺牲，或在严寒、饥饿和疾病中死去。当乾隆得知土尔扈特已经到达伊犁时，激动异常，立即表示欢迎他们归来。他被土尔扈特人对祖国的真挚情感所感动，对他们遭受的苦难及付出的巨大牺牲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他下诏调发牛羊、谷米、茶叶、羊裘、毡庐等大批急需物资给归来的土尔扈特人，还拨发二百万两白银，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周到的安排，让他们真正感受到祖国的温暖。同年九月，受乾隆皇帝的邀请，渥巴锡汗率属下赴承德避暑山庄。乾隆亲切接见了他们，赐渥巴锡汗为旧土尔扈特卓里克图汗，下属分别被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爵位，并在万树园举行盛大宴会款待他们。土尔扈特部被安置在它的故乡，分设十旗，受伊犁将军管辖。乾隆还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文，刻碑立于承德普陀宗乘庙，以作纪念。
六世班禅千里觐见
在乾隆皇帝七十寿辰的时候，六世班禅走出雪域高原，千里迢迢来到承德觐见，为皇帝祝寿。西藏，经过了几十年的动**，归于平静。六世班禅的这一盛举，既代表了西藏心向中央的意愿，也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象征，为乾隆之盛世增添了光彩。
班禅在喇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达赖。达赖和班禅都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门徒，达赖是大弟子，班禅是二弟子。宗喀巴宣称他的两个门徒都是佛陀投胎，永不死亡。即使肉体死了，灵魂也不灭，会立即再转生。所以，他们死后，就要寻找他们的化身--转世灵童，藏语叫“呼毕勒罕”。原来班禅与达赖同住在前藏首府拉萨。当时信奉红教的藏巴汗居住在后藏的首府日喀则城，与黄教对立。后来达赖宗教政府的行政首脑(巴第)桑结，向统治青海的始固汗邀兵，杀掉藏巴汗，把藏巴汗管辖的后藏地区献给黄教教主。于是达赖留在拉萨，班禅迁到藏巴汗所住的日喀则。
班禅在康熙五十二年的时候，被皇帝敕封为班禅额尔德尼，赐金册金印，确定他在喇嘛教的崇高地位。除五世达赖曾进京朝觐过顺治帝以外，历代达赖、班禅均未走出雪域朝觐清朝皇帝。六世班禅这次来，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乾隆盛世，西藏安宁。六世班禅巴丹益喜早就希望赴内地朝觐乾隆帝，乾隆帝也很想会见班禅，只是由于西藏与内地山高路远，班禅又未出过夫花，乾隆对其来内地实在不放心，“不便令其远涉”，所以多年来班禅一直未能成行。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乾隆帝七十岁寿辰。一年多之前，全国上下便开始为他“古稀”之年的万寿节盛典做准备。
六世班禅也很想藉此实现觐见皇帝之夙愿，于是通过国师章嘉活佛转奏朝廷，要求前来祝寿。乾隆欣然应允，并很快作出周密的迎接计划。将其觐见祝寿活动安排在避暑山庄，班禅直赴热河参加盛典，为的是使他避开内地的炎热，避免痘疫的感染。乾隆想把这次祝寿庆典办成重大的国事活动，届时“外藩毕集”，班禅大师领班诵经，皇帝会见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以昭示盛世气象，进一步加强各民族的向心力。乾隆帝对班禅的前来表现了非常的关切，传谕在热河建造专供班禅居住的庙宇，即今承德“外八庙”之一的须弥福寿庙，面积共计三万七千九百平方米，仿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而建，雄伟壮观、富丽堂皇，仅两殿宝顶镀金就用了一万五千多两上等金叶。乾隆帝多次向驻藏大臣颁发谕旨，要求对六世班禅来朝事作出精心安排。他本人努力学习藏语，以与六世班禅进行交流。
4-4六世班禅像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禅在二千多名藏族僧俗扈从及驻藏大臣所率官兵陪护下启程东行，克服各种困难，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二十一日抵达热河，行程万余里，历时一年零一月余。其间，乾隆帝密切关怀和关照班禅之行，多次派大臣携带御用朝珠、马鞍等物，沿途劳宴，并命皇六子恒亲王同大活佛章嘉呼图克图等前往迎接。
乾隆对班禅远道而至，倍加慰问。第二天，就去“班禅行宫”回访看望班禅。按照当时的礼制，这是特殊的“恩典”。
两天后，乾隆在具有蒙藏风情的万树园宴请班禅，王公大臣、蒙古各部王公都参加了，场面十分隆重。
为了接待班禅，乾隆停止了该年的木兰秋狝，多次在避暑山庄召见班禅，询问八世达赖的情况。六世班禅是八世达赖的老师。他告诉乾隆，达赖已经成人，深明经典。乾隆希望班禅“扶持达赖喇嘛，大兴黄教”。班禅在热河住到八月底，他每天率众僧为乾隆诵经祝福，有时也到普陀宗乘庙讲经。成千上万的信徒前来听讲，顶礼膜拜。
九月二日，班禅来到北京，住在顺治为五世达赖特建的西黄寺。乾隆在皇宫多次召见班禅，赐宴，并给予大量的封赏。班禅在北京受到众人的欢迎和尊敬。每天去班禅驻地西黄寺的男女信徒，络绎不绝，请求祝福，其中有亲王、王公大臣，很多人就是为了一睹这位“神王”的风采。不幸的是，乾隆皇帝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班禅感染上了天花，十月二十九日出现高烧症状。乾隆遣御医诊视，并亲临探望慰问。十一月二日，班禅病情恶化，死于西黄寺，时年四十二岁。乾隆瞻见班禅遗容，泪流满面，晕厥过去。乾隆为六世班禅举办了隆重的丧礼，用赤金七千两造金塔一座，将班禅肉身迎入塔中，在西黄寺诵经百日后，派理藩院尚书博清格扶灵护送到后藏扎什伦布寺。
六世班禅不远万里来内地觐见皇帝，距离五世达赖来京已有一百三十多年。喇嘛教的两位最高领袖来见清皇朝的最高统治者，其情况已有很大的不同。五世达赖来京是由于清政府的“敦请”，而班禅这一次则是完全出于内心的自愿。乾隆帝对班禅的关切和照顾，有政治因素，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是诚挚的。这个变化，反映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讲一步发展。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与西方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外关系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贡呈自鸣钟，与中国士大夫交往，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等，为中国学界带来一缕清风。泰西文明一时成了一些士大夫的时髦学问。与传教士交往，向他们学习西方科学的风气一直延续到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就是一个西学爱好者，他除了刻苦向传教士学习各门西学知识，还授给他们官职，发挥他们的长处，如任命汤若望(日耳曼人)等人掌管钦天监，负责编修历法；任用南怀仁(比利时人)、白晋(法国人)等人制造火炮，绘制地图；在外交上，也让传教士发挥作用，如在中俄交涉中，康熙曾让传教士徐日升(葡萄牙人)、张诚(法国人)从中斡旋，并充任翻译。由于他们的贡献，康熙在传教方面给予一定的方便。康熙还曾多次派传教士出使欧洲，很可惜，大都是有去无回。康熙对传教士的科学技能很重视，亲自修改传教士德里格、马国贤给罗马教皇的信，以他们的话表达自己的意愿，即希望教皇派更多的精通天文、律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的传教士来中国。但传教士的任务是宣扬宗教，甚至想用西方的宗教取代中国固有的文化，这就与清朝的统治产生了冲突和矛盾。所以康熙对传教士的活动一直监视甚严。他对那些能守中国规矩、尊重中国风俗的传教士尚能敬重，但对那些惟我独尊，不许教徒祭天、祭祖、祭孔子的传教士则不能容忍，坚决地予以限制和驱逐。特别是罗马教皇公然利用传教干涉中国内政，更让康熙不满，他晚年下谕严禁教士传教。雍正时，清政府规定，除留京效力的传教士，其余各省教士必须回澳门或回国。乾隆时又制定了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使传教士受到极大的限制。
经康、雍、乾三朝，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基本上在清朝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他们沟通了清朝与西洋的联系。虽然他们不能代表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学术文化，甚至带来一些在西方早已过时的学说，但毕竟属于西方近代的东西，所以，对于他们的积极作用，还要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清朝通过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了解了西方。
4-5佛教传入中国建的第一座寺庙
但是，传教士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他们所带来的进步的科技知识，在汪洋一般的儒家文化中很快就被消解融化了，而且在中国的文化宝库中，能够找到与之相类似的东西。所以，当后来代表国家的西方使者来向中国展示他们的先进技术时，中国并没有表现出震惊，更没有意识到落后。传教士让统治者了解了西方文化，但了解的结果并没有激起危机感和对世界先进文化的奋起直追，反而是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和对固有文化的更加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