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帝死因之谜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六的夜里子时，深宫传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在养心殿驾崩。就在顺治驾崩后的第三天，不满八岁的康熙登上了紫禁城金銮殿的宝座。皇宫中很快恢复了平静，但是让人们迷惑的是，24岁的顺治皇帝一向身体强健，从未听说有什么疾病缠身，为什么会突然不治而亡呢？
对于顺治皇帝的死亡，《清世祖实录》中的记载异常简短：“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为什么这种关乎生死的大事，却以寥寥数字敷衍了事呢，甚至对死因只字未提？而顺治死因存在的种种疑点，又该怎样解释呢？
作为记录顺治皇帝生平最权威的档案--《清世祖实录》中有一段关于顺治死前的最后录。顺治患病是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二，到初六他已病入膏肓。《清世祖实录》中用了二百多字记载了顺治死前的活动，而描述他的死亡却仅有十一个字，除时间地点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的线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不仅如此，清朝皇室家谱《玉牒》中也仅仅只是记录了顺治驾崩的时间，对于其死因依然是避而不谈。所以顺治的死因一直是个谜，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出家说
顺治十七年八月，董鄂妃因病离世，顺治痛不欲生，愁苦郁郁，又不幸染上天花，终英年早逝。这离董鄂妃之死，仅四个多月。因此，人们竟相传说，顺治是因爱妃去世，悲伤过度，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于五台山修身向佛。其“天花去世”之说，不过是朝廷为掩人耳目罢了。更有甚者，连顺治圆寂的时间都说得清清楚楚--康熙五十年(1711年)。对此，一些史学者也跟着存疑。
至于顺治为何净发出家，人们推测，其首要原因，是受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顺治一向好佛，宫中奉有木陈态、玉林琇二禅师，印章有“尘隐道人”、“痴道人”等称号。史载，顺治曾对木陈忞说：“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旋庵相待。”
佛法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顺治帝治国的压力，而真正让他下决心放弃万乘之尊皈依佛门的，还是董鄂妃的死。
董鄂妃自入宫以来一直冠压群芳，独宠后宫。她去世之后，顺治不顾皇帝尊严，情绪异常激动。董鄂妃之死，使顺治万念俱灰，决意披缁山林，孑身修道，皈依净土。
除此之外，人们还找了三个证据证明顺治帝是出家了。
有诗为证：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云：“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四句，有人说是指顺治皇帝没有归天，而是“西行”到西天出家了。
当时与后世有不少人认为，吴梅村在清朝中央做过官，他以见闻人诗，应该可以相信。
有数据为证，顺治的儿子康熙一生先后6次西巡，其中，5次“幸五台山”，可能就是去探望父亲。
有物为证，康熙还留了宫廷用具在五台山那，可能是为了顺治帝生活方便。
对于这些说法和证据有的学者置疑道：“康熙帝在他父亲死了二十二年之后才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第一次到五台山，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康熙帝登五台并不是为了看望父亲，否则何不早去，而要等到二十二年之后呢？”“为什么宫廷用具一定是顺治皇帝使用的呢？康熙也可用。”
还有一种说法，即顺治出家未遂。这来自于《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旅庵和尚奏录》、《敕赐圆照茆溪森禅师语录》、《北游集》、《续指月录》等僧侣书籍的记载。这些书用语录及偈语的形式，记载顺治曾经在十七年(1660年)十月中旬于宫中，由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和尚茆溪森为其举行了净发仪式。但剃了光头本已出家的顺治，又在茆溪森的师父、报恩寺主持玉林琇的谆谆诱导和要烧死茆溪森的胁迫下，回心转意，蓄发留俗了。
这一史实的记载虽然不见于官方档案，但广泛见于本文上述的僧侣著作中。这些著书立说的僧侣，都是被顺治帝邀请人宫阐释佛法的著名人士。由于他们在记述净发的时期内，生活在顺治帝的周围，而且是各自著作中的分别记录，所以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因此普遍为史
学研究者所认可。
二、死于天花说
既然顺治没有出家为僧，他又是怎么死的呢？
关于顺治之死，《世祖实录》上记载得明明白白。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顺治帝“不视朝”，免去群臣朝贺礼仪。同日，去太庙祭祀，也指派官员代替自己前往。初二日，顺治身体不适。初六日，应当顺治亲自参加的大享殿礼仪，仍派官员替代前往。同日，传谕赦免京城内除“十恶不赦”死罪外的一切罪犯。初七日，夜，“上崩于养心殿”。但病因未述。
清朝皇帝的家谱《玉牒》中也记有顺治去世的时间，与《清世祖实录》的记载相同，但同样没有说明病因。
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在《王熙自定年谱》中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二日，顺治帝前往悯忠寺(今法源寺)观看代他出家的替身吴良辅祝法为僧，回来后“圣躬少安”，就是说顺治帝突然病倒。
那么，顺治帝染的什么病？曾为顺治帝撰拟董鄂妃祭文的官员张宸记载：“传谕民间勿炒豆，勿燃灯，勿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病情严重，王熙到养心殿，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
不久顺治驾崩。“十四日，焚大行御冠袍、器用、珍玩于宫门外。这时候百官哭临未散，遥闻宫中哭声，沸天而出，仰见皇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而立，哭极哀。”
两人所记完全相合，可以互相印证。
另有两位高僧记载：
《玉林国师年谱》记载：“……初四，李近侍言：‘圣躬不安之甚。’初七亥刻，驾崩。初八日，皇太后慈旨，请师率众即刻入宫，大行皇帝前说法……二月初二，奉旨到景山，为世祖安位。”玉林绣和尚亲临顺治帝的大殡。按照他的遗愿，顺治帝死后被火化，由茆溪森和尚主持。据《五灯全书》记载，茆溪森和尚在接到旨意后兼程赶抵北京，于四月十七日的一百祭日，为顺治帝举行了火化仪式。这就与《清世祖实录》记录的百日祭奠、逢迎神位和安放宝宫相吻合。
西洋人的记载。《汤若望传》记载：“顺治对于痘症有一种极大的恐惧……或许是因他对于这种病症的恐惧，而竟使他真正传染上了这种病症。在这个消息传出宫外之后，汤若望立即亲赴宫中，流着眼泪，请求容许他觐见万岁……顺治病倒三日之后，于1661年2月5日到6日之夜间崩驾，享寿还未满23岁。”
还有一条旁证。顺治帝死后，在考虑即位者时，孝庄太后最终选定了玄烨，理由之一是玄烨已经出过天花。可见顺治帝因患天花而英年早逝，深深震动了他的母后以至朝廷。
所以说，顺治帝是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的子刻，逝世于养心殿，病因可能是天花。既然如此，遁入五台山削发为僧的说法就并不可信了。这可能是民间为这对青年皇帝与爱妃之间凄美的爱情，选择的一个摄人心魄的美丽结局。
三、炮轰说
关于顺治之死，近来又有一新的说法可谓石破惊天--顺治帝在厦门死于郑成功军队炮火中！
其主要史料有三点：
1．有人密启藩主以高崎之战伪帝顺治实在思明港被炮击没，达素秘密而不敢宣，及京中查无下落，召达素回京，达虏惧罪自杀。至是太子即位，宣顺治于正月崩者，伪虏之伎俩也。藩曰：余亦计之，但当时恍惚未敢再信。
有人密报郑成功，顺治皇帝是在厦门思明港被炮轰而死的，大将军达素不敢公布这一消息，京城中查不到顺治的下落，召达素回京，达素畏罪自杀。后太子即位，宣布顺治驾崩，这是朝廷掩盖的手段。郑成功说：“我也意识到了这点，但当时觉得恍恍惚惚，不敢相信。
2．初太师在京屡以书谕藩招抚。藩不肯，然虏顺治亦不之罪也。至是顺治崩，执政者与太师有隙，遂对虏太子谏以藩能击崩主父，我皇岂不能杀害其父乎。虏太子纳之，至是新即位而太师遂遇害。
太师即南明太师郑芝龙。他降清后，初到北京时，屡次写信劝郑成功投降都以失败告终，但顺治只是将他软禁，没有治罪，顺治死后，辅臣苏克萨哈与郑芝龙有仇，向太子建议：“郑成功可以用炮击死我们的先皇，皇上难道就不能处死他的父亲吗？”太子采纳了他的意见，即位不久后，郑芝龙就被处死。
3．报伪朝顺治崩，太子即位，是为康熙。藩喜曰，伪朝大丧，且达素新败，虏必无暇南顾矣，我当速取公夷为根本地，然后再图北征。
该文解释了郑成功攻台时机的选择。清廷顺治皇帝驾崩，太子即康熙皇帝登基，郑成功方大喜，清廷处于大丧期间而且达素新败，清廷根本无暇南顾，郑成功可以乘机攻取台湾，作为根据地，然后作北征清廷的打算。这一点，虽未直接点出顺治死因新说，但“达素新败”、“伪朝（清朝）大丧”也给支持新说者，提供了佐证。
但是《清史稿》列传卷二十九记载，达素指挥进攻厦门郑军失利后回京，仍照旧供职到康熙八年（1669年）鳌拜败，因达素为鳌拜所引用，才被罢官。
再者为何《清史稿》、《福建通志》《鹭江志》等资料对此事没有记载？
延平王就是郑成功。《延平王起义实录》是由郑成功九世孙郑叔成手抄于1912年。记载了南明隆武（1645年，清顺治2年）至郑克土爽降清（1683年，清康熙22年），前后62年郑氏集团的历史。
据泉州郑成功学术研究会副会长郑炳山考证，《延平王起义实录》中明永历三年至十六年（1649年－1662年）的材料抄自杨英的《从征实录》（又称《先王实录》），这是手抄本的主要部分。
杨英是郑成功的手下，这就让他的记载可信度大打折扣。
现在看来顺治之死还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迷。其实不论是出家说，死于天花说，还是炮轰说，都承载着太多的政治意味。如果历史不能穿越和重现，那就各按自己的心去读历史吧！
董鄂妃是否为秦淮名妓之谜
在清初历史上，存在着很多疑案，长期以来不仅是史家研究的热点，也是文学界、艺术界关注、演绎的重要题材。而在众多疑团中，受到顺治帝万般宠爱的董鄂妃自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关于她是秦淮名妓董小宛的传说，更使她渲染上了许多神秘的色彩。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董小宛(1624-1651年)，名白，号青莲，金陵人(今江苏南京)，歌妓，“秦淮八艳”之一，名隶南京教坊司乐籍。
王梦阮、沈瓶庵所著《红楼梦索隐》一文认为，顺治的皇贵妃董鄂氏就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冒襄(字辟疆，号巢民)之妾、秦淮名妓董小宛。她是在豫亲王多铎率清兵南下江南时，被生掠至京，后来由顺治纳入宫中，享有专房之宠。对此，清史专家孟森专门进行了考证，并作了《董小宛考》一文进行辨伪。
孟文中指出：“董小宛死在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初二日，享年二十有八。盖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戍时，世祖始生，而为小宛之十五岁……顺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为二十八岁，巢民为四十一岁，而清世祖则犹十四岁之童年，盖小宛之年长以倍，谓有人宫邀宠之理乎？当是时，江南军事久平，亦无由再有乱离掠夺之事。小宛死葬影梅庵坟基俱在，越数年，陈其年偕巢民往吊有诗。迄今读清初诸家诗文集，于小宛之死，见而鞔之者有吴茵次，闻而唁之者有龚芝麓，为耳目所及焉。”
该文从诸多方面说明了董小宛根本不可能入宫而成为董鄂妃，尤其是二人的年龄相差太远，一个14岁的皇帝把一个长自己一倍的28岁的有夫之妇“纳之宫中，宠之专房”，听起来就令人匪夷所思。仅此一点，就可攻破董鄂妃即董小宛一说的立论依据。
此外，通过冒襄自撰《影梅庵忆语》的佐证，以及当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孽、陈维崧等人的诗文，都可以证明董小宛死后葬于影梅庵，所以冒襄才写有《影梅庵忆语》抒发心中悲恸之情。被掠之事，只是好事者的牵强附会而已。我们联系《影梅庵忆语》和有关史料来考察，可以得出董小宛与董鄂妃二人之间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首先，从董小宛的生平经历来看，她嫁于冒辟疆为妾的时间是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年末，当时她19岁，冒辟疆32岁，而此时清世祖才是个四五岁的孩子。直到董小宛28岁因病去世前，她始终与冒辟疆不离不弃，《影梅庵忆语》就是二人九年间弥笃爱情的见证。尤其是在顺治二年(1645年)至六年(1649年)间，冒辟疆大病数次，他说“余五年危疾者三，而所逢者皆死疾，惟余以不死待之。微姬力，恐未必能坚以不死也”。“余病常失性，时发暴怒，垢谇之至，色不少忤，越五年如一日”。
从这些记载可知，这五年间董小宛在冒辟疆身边照料，又怎么可能如《红楼梦索隐》所说“乃以计全辟疆使归，身随王北行”呢？
再说，董小宛死后十年之久的顺治十八年(1661年)，24岁的世祖才崩殂，一个14岁的小孩子如何纳小宛于宫中呢？
其次，从豫亲王多铎的挥师南下的经历来看，他根本不可能见到董小宛。多铎下江南是在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五月破扬州城，六月入浙，十月班师回京，这在清史上有很明确的记载，当时顺治亲率诸王、贝勒及文武群臣到南苑迎接。自此之后直到顺治六年(1649年)三月多铎36岁因天花病死，再未去过江南。
多铎下江南的顺治二年(1646年)，据《影梅庵忆语》记载，这年五月冒辟疆先因避乱奉父移家浙江盐官，后依靠盐官陈梁家，并在其所栖居，此时董小宛就在冒辟疆身边。《忆语》中细致地描述了当时冒董二人的生活：“乙酉客盐官，尝向诸友借书读之。凡有奇癖，命姬手抄。姬于事涉闺阁者，则另录一(帙)。归来与姬遍搜诸书，续成之，名日《妆奁集》”。九月冒辟疆得病，至次年春天才逐渐痊愈；冬至后“冒阻渡江，犹不敢竞归家园，暂栖海陵”。从冬到春大致一百五十多天时间，病才稍痊。在这一百五十日中，小宛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靡”。可见这一期间，董小宛侍奉汤药，从未离开过冒襄，她又怎么可能被早已回京的豫亲王多铎生掠而去呢？退一步说，即使这年她被多铎掳去，而此年顺治还只是个7岁的小孩子，又怎么可能把一个22岁的董小宛“纳之宫中，宠之专房”呢？既然董小宛未曾进宫，那么明见于史，且与顺治帝闹过轰轰烈烈的爱情的董鄂妃又是谁呢？
据《清史稿·后妃传》和《清史稿·世祖本纪》载：董鄂妃系内大臣兼一等子爵鄂硕之女，在尚未正式入宫中时，便被顺治赞为“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克佐壹仪”。顺治十二年(1655年)八月入宫，其年18岁，次年十二月册封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中宫。
为此，顺治颁给贵妃的父母许多赏赐：有金一百六十两、银八千两、金茶筒一个、银茶筒一个、银盆一个、缎八百匹、布一千六百匹、马十六匹、鞍十六副、甲胄六副。比起聘顺治朝博尔济吉特氏皇后姐妹时的礼物来，不知要超出多少倍。
顺治十四年(1657年)，董鄂妃生一子，排行第四，顺治爱屋及乌，视如珍宝，可惜未及四月，顺治十五年(1658年)正月二十四日即夭折而去，尚未命名。董鄂妃失去爱子后颇为悲伤。顺治帝也痛切于心，伤感非常。
为了安慰董妃，纪念皇儿，顺治十五年(1658年)三月，顺治颁谕追封这个无名的皇四子为和硕荣亲王。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因病死去，享年22岁，这使得顺治痛彻心扉。当日，宫中传谕亲王以下、满汉四品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齐集景运门外哭灵，辍朝五日。次日，顺治宣谕礼部，追封皇贵妃董鄂氏为皇后，谥号是“孝献庄和呈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
正如孟森所言，“世祖之于董鄂，事虽过中，不失为英主钟情佳话，弥可存也”。当时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汤若望在其《回忆录》中曾有生动地记述：“皇帝陡为哀痛所攻，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太监与宫中女官一共三十名，悉行赐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全国均需服丧，官吏一月，百姓三日。为殡葬的事务，曾耗费极巨量的国帑。两座装饰得辉煌的宫殿，专供自远地僻壤所召来的僧徒作馆舍。按照满洲习俗，皇妃的尸体连同棺椁，并那两座宫殿，连同其中珍贵陈设，俱都被焚烧”。
由上可知，王梦阮、沈瓶庵提出的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之说完全是道听途说、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但是三百多年来人言人殊，聚讼纷纭，遂成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事实上，疑案不疑，如果把各种分散的史料加以系统地整理、分析，这个历史疑团就会露出它的真面目。
张献忠宝藏下落之谜
很久以来，成都民间就流传着一首民谣：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
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
这首民谣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历史之谜。
清初顺治三年(1646年)，在清军围攻下，大西国领袖张献忠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携带千船金银，顺水南下。船队刚刚驶入成都70公里外的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一带，突然前面杀声震天，原来是川西官僚杨展的地主武装在将军山设下埋伏。一条条熊熊燃烧的火船顺风飞驰而来，义军船队迅速着火。张献忠在贴身亲兵的护卫下，逃回成都，绝大部分金银珠宝随船队沉落在江中……这就是“千船沉银”的传说。
也有人说，张献忠兵败退出成都时，把“大西国”的金银财宝秘藏起来，为了将来能找到所藏之宝，不至于因年代久远而迷失，便设计了石牛和石鼓作藏宝记号，谁发现了石牛石鼓，就有可能找到“大西国”的神秘宝藏。
于是，围绕藏宝之谜，就有许多传说和猜想。有说财宝埋在锦江河底的，也有说宝藏随船沉入岷江的，也有认为张献忠的财宝埋在青城山的，等等。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成都还掀起过寻宝热。
其实，寻找张献忠宝藏已是很久远的事了。自从大西国灭亡以后，民间就有人开始寻宝，可是，300多年过去了，多少人空怀“买尽成都府”的梦想，却最后都美梦成空。
清王朝也曾两次派人去挖掘这笔宝藏。第一次是在道光年间，清政府曾派出官员沿江考察，希望找出藏宝的确切地点，最后是无功而返。第二次是太平天国时期，此时清政府的军费开支急剧膨胀，不得不旧事重提，以解燃眉之急，但最后也还是不了了之。
巨大的宝藏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可是，宝藏究竟藏在哪里，却从来没有人说清楚过，以至于在民国时期还出现了一个挖掘宝藏的热潮。
据说有个叫杨白鹿的晚清“贡生”就知道这个秘密。他在晚年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的好友马昆山(曾当过师长)，并把那张无价的“藏宝图”给了他。马昆山禁不住心花怒放，当即成立“锦江淘金公司”，公开招股。
淘金公司招收泥木石杂各类工人，购置各种工具，又订购了金属探测器等必要设备，于1938年农历九月轰轰烈烈地大干起来。此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队的飞机大炮都没能阻挡人们对开发宝藏的极大热情。人们挖呀、挑呀！几天后，果真挖出一个大石牛，还挖出了大石鼓！经理宣称：“石牛、石鼓都出来了，‘万万五’还跑得脱吗？！”不久又传来惊心动魄的喜讯：坑旁安置的金属探测仪突突直响。没有金银，哪来的响声？旋即，狂热的找宝浪潮席卷整个成都。锦江淘金公司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准备大批箩筐扁担，订购一部起重机，金银一出土，就集中人力搬运，直接缴存银行。
然而，历史却偏偏爱和人们开玩笑。工人们奋力挖出来的不是金银，而只有三大箩筐小铜钱。从此以后，金属探测仪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响动。
几百年的寻宝行动都一无所获，那么，张献忠究竟有没有可藏之宝呢？
传说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好掠好焚”，他到四川以后，几乎打劫了四川所有的官府和土财主，川中金银财宝悉数纳入自己帐下。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传说大西国成立之初，张献忠把他在战争中获得的奇珍异宝，特别是明成都皇室成员宝库中的金银财宝，在皇城举办了一个斗宝大会，24间房子摆满奇珍异宝、金器银锭。
可惜，大西政权从建立之初，就面临着重重危机。张献忠当上皇帝以后，主将们纵情享乐，士兵们士气低落，纪律散乱，战斗力急剧下降。张献忠自己也变得更加暴躁多疑，制造了残忍的“屠蜀”事件，人心不定，老百姓更是痛恨大西政权。等到清军南下进攻四川时，大西政权已是风雨飘摇了。在这之前，张献忠的军队还和李自成的军队发生了正面冲突，张献忠明白，成都无论如何是保不住的。于是，他决定放弃成都，带领几十万大西军进行游击战争。不久，张献忠带着几个亲兵出营侦察，被清兵发现，张献忠被俘，很快就被处死了。
随着张献忠之死，巨大的宝藏便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传说张献忠在死之前，曾把一千船的财宝沉到了锦江江底。锦江为岷江支流。据说，为了掩藏这巨额宝藏，大西军曾截江断流，在河床挖洞藏宝。《明史·张献忠传》也记载了张献忠藏宝以后，屠杀了所有民夫，以防止泄密。张献忠离开成都前，还杀死了一大批宫妃、侍女、太监、杂役，名义上说是为了避免他们被清军抓获后受辱，但人们却更多地怀疑这是他暗藏宝的秘密被泄露。
如此，可以推断这笔宝藏是真实存在的，可是，数百年来，不间断的搜寻，却始终不见踪迹，这又不能不让人怀疑宝藏存在的真实性。断江藏宝需要长时间的准备，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且有“干船”的藏宝规模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完成，肯定有很多人知情，尽管已经杀了一些人，也不可能堵住所有人的嘴。奇怪的是，清军占领成都以后，俘虏了大批大西遗民，他们对这件事却没有任何口风，是他们忠实于大西而不肯说出来吗？显然不是。
但是，还是有更多的人相信这笔宝藏是存在的。近年有人指出，没有挖到宝藏，是因为挖错了地方。假如宝藏是藏在了锦江，锦江那么长，到底被埋在哪段了呢？有学者通过分析认为，张献忠藏宝的准确地点在彭山口的江口镇。但是，目前还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持。
也有人认为，张献忠宝藏在青城山。据说在大西国灭亡的前几年，张献忠最为倚重的义子张可旺曾在民间搜罗了三百石匠到大观镇境内的青峰山采石。青峰山是青城山的一支支脉。奇怪的是，张可旺监督数百石匠采石，却没把石头运出山，也没在山中修建任何建筑物或用来铺路。半年后，三百石匠也没有见走出山来。合理的解释是，张可旺可能奉张献忠密令，在青峰山以采石为掩护，秘密挖掘山洞或修建地宫，用来藏宝，以便将来之需。而采石的工匠，则被全部灭口。后来还有人说，青城山上的普照寺骤然兴盛可能就和这笔宝藏有关。而那个心莲和尚是大西国的将领，是奉命来保护大西国宝藏的。可惜，随着吴三桂率大军剿平了大西军，大西国彻底灰飞烟灭。心莲和尚万念俱灰，最后在绝望和贫困中死去，而藏宝也随着他的死而成为秘密了。
雍正暴死之谜
关于雍正的死，清宫档案《雍正朝起居注册》中记载了他死前几天的情况：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八月，时年58岁的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十八日与办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大臣议事，二十日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二十一日仍照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状况不错。二十二日，雍正突然得病，当晚朝中重臣被匆忙召入寝宫，已是生命垂危的雍正宣布了他的遗诏。
第二天，雍正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清宫档案只是简单扼要地记下了雍正死亡的经过，并未说明其死因。按照《上谕内阁》等官方记载，早在雍正七年，皇帝就大病一场，之后虽有所好转，身体却未能康复如初。雍正十三年八月后，雍正病情加重，但依旧照常理政。因此，官方记载认定他是病死的。此后，还有人根据文献中对其病症的记载，认定雍正是中风而死的。
与“官书不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流传着雍正之死的种种离奇曲折的故事，这些故事虽多为民间趣闻，但其中也有不少很有说服力的因素，这让严谨的史学家们也不能贸然否决。
在这些故事中，遇刺而亡和中毒而亡为流传最广的故事。
关于雍正的死因，民间流传最广的说法是，雍正为吕四娘所杀。这在一些书籍中也有大量的记载。例如《满清外史》《清宫遗闻》《清宫十三朝》等，都记载是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刺杀了皇帝。吕四娘何人？她为什么要刺杀雍正呢？
有一种说法说认为吕四娘是个侠女。
雍正年少时酷爱击剑，爱结交天下剑客，与其为刎颈之交者就有十三人。登基伊始，他就控制了海内武林高手，而唯独有个和尚不听他的使唤，隐藏到山野之中，行踪飘忽，难以缉获。有一天，雍正终于得知该僧藏身处，于是命其结义兄弟三人，改扮伪装前去缉拿，同时布精兵包围。该僧见三人到来，只是笑了笑说：“你们是受主子的命令来捕获我的，我命该绝。你们的主子气数还尚旺，我现在不能跟你们强争。但是，你们的主子多行不义，屡屡以私恨杀人，虽然我今天要死了，但你们和你们的主子也必然不能幸免。一个月后，必然有人为我报仇，你们等着吧。”说完这些话，和尚就伏剑自杀了。
三个人携带着该僧的首级回去复命，并将他们听到的报告了雍正。雍正非常害怕，寝食不宁，加强了防卫。但一个月后，却还是让吕四娘用飞剑削去了脑袋。原来，吕四娘就是该僧的徒弟。
又一说是吕四娘是吕留良之孙女。
吕留良系清前期有名的文人，雍正六年(1728年)因曾静案被牵涉，被雍正从墓中挖出戮尸。雍正十年(1732年)十二月，吕留良的儿子葆中、毅中被处死，其亲人也被严加处置，孙辈发配边疆为奴。传说吕四娘逃脱，潜藏深山，拜师习剑，练得飞檐走壁、飞剑杀人的本领，后潜入宫内，以宫女身份混入皇宫侍奉皇上，伺机行刺。
雍正十三年(1735年)某夜，她潜入了圆明园斩掉了雍正的首级，报了灭家之仇。还有人传说除吕四娘外，还有一位名为鱼娘的女子做帮手。即使下笔谨严的学者，在提到世宗雍正之死时，也会提及这些传闻。
但有些人却不认同以上的说法，他们认为这种行刺之说纯属谣言，不值得相信。首先，吕案发生后，其家人皆受罚，无漏网之鱼。其次，吕四娘根本不可能混进宫。虽然曾经也有过罪犯眷属特别是15岁以下女子被收入宫为奴，像株连在吕案中的严鸿逵等人，其妻妾子女即服侍于功臣家。
然而吕氏的孙辈都在宁古塔成为奴隶，犯大罪的人犯多是这样下场。所以，吕四娘不可能混入宫中。另外，紫禁城内明令整肃，在雍正即位的第二年起，本已经戒备森严、连鸟都难飞入的宫廷护卫下，又设护军营，专职保护皇帝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像一个女子能穿过昼夜的巡逻和森严的戒备，轻易地进入深宫刺杀皇帝。
其实，在满清时期，因满汉民族矛盾试图刺杀皇帝的大有人在，并且一直都在积极行动，寻找机会，但都没成功。因而，雍正遇刺身亡的说法一直是受到质疑。
还有人认为雍正既不是遇刺身亡，也不是寿终正寝，而是长期服丹药中巨毒而亡。雍正在皇子时代就直接或间接地与道士有交往，突出的一件事是他相信武夷山道士给他算的命。那时，诸皇子明争暗斗，纷纷图谋储位。雍正迷信天命，在政治厮杀中总想预知自己的前程。
炼丹是道教企求不死成仙的基本修炼方法，历代幻想长生不老的帝王大多迷恋仙丹之药，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热心烧炼服丹致死的皇帝。据说，雍正晚年由于纵欲，染上沉疴，长期食用丹药。他曾密诏地方督抚大员为他推荐名医方士，寻长生不老之药。同时，他还罗织了一帮道士炼丹药，晚年便靠食丹药养生，结果中毒而死。
从一些史料记载看，雍正确实嗜仙道而服食丹药。在历史上，嗜食丹药而求治病或求长寿的皇帝不为少数，死在其上的皇帝也不乏其人。从已经解密的清朝宫中的档案等资料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雍正生前在宫中曾蓄养了一些所谓的僧道异能之士，为其炼丹制药，雍正对这些僧人礼遇有加。在他驾崩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五日，嗣主乾隆即突然下令驱逐所有的炼丹道士出宫。新君刚登基，又因为雍正突然驾崩，乾隆一定有很多重大而紧急的事要做处理，而在这时却紧急驱逐道士，这种做法确有奇异之处，不能不让人生疑。
尽管乾隆在驱逐道士中说其父对僧道虽优待，但却未听其一言，未服其一药，这显然是在为其父辩解，不能令人信服。否则又怎会突然下逐客令？他虽又辩解说这几个道士早就该受驱逐，但为何雍正能容忍他们在宫中？乾隆如果为的是崇正道，黜异端，就应该彻底加以排斥，然而他却沾沾自喜的称自己是“崇敬佛法……朕为第一”。他还善待超盛和元日两僧，让他们来京做官。驱逐道士的当日，乾隆另下一道谕旨，谕令内监、宫女等，告诫他们不许妄行传说国事，“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要“定行正法”。此事也值得注意，“中毒身亡”论者认为此事必与雍正横死有关，否则太后为何见外间闲话会心烦。
从种种迹象表明，雍正皇帝极有可能是死于丹药中毒。在没有进一步的史料发现之前，这是目前最合理的解释。
年羹尧被处死之谜
年羹尧在康熙朝时已是重臣，在雍正皇帝登基即位的过程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雍正执政初期对他委以重位，信任有加。然而在不久之后，就被雍正处死了。雍正为何要杀这位功臣呢？是他忘乎所以放纵自己，还是雍正在谋位后想灭口？这个疑问已成为几百年来的不解之谜。
《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都认为年羹尧是恃功自傲而致被杀。雍正后有朱批：“大凡才不可恃，年羹尧乃一榜样，终罹杀身之祸”。“年羹尧深负朕恩，擅作威福，开贿赂之门，因种种败露，不得已执法，以为人臣负恩罔上者诫。”但也有人认为年的死是因为功高震主，甚至有野史称其掌握了雍正篡位的秘密。
我们暂且抛开雍正决心除掉年羹尧的真正动因不说，年羹尧不得善终，还是由于自身原因多一些。探究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点：
第一，擅作威福，不守臣道。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雍正二年冬，年羹尧由京返陕路过保定，“戴翎子数人轿前摆队，行馆前后左右断绝人行”，威风张扬。官员们送礼给年羹尧的称为“恭进”，年羹尧给人东西叫做“赐”，接受者要北向叩首谢恩，接见新属员叫“引见”。年羹尧吃饭称“用膳”，请客叫“排宴”。这一切在封建王朝中，已属大逆不道。
更严重的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让雍正颇为不快。
第二，结成朋党，排斥异己。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连吏、兵二部也不得不给以方便。年羹尧甚至不顾清律的规定，为其仆人桑成鼎以军功求职，桑成鼎先任西安知府，后任直隶道员。受此非法优遇的还有年羹尧的家人魏之耀、刘以堂等。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这些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所作所为，自然引起了朝野的不满。
第三，贪敛财富。凡走他后门，以求一官半职者，都要向他送礼，多者竟达现银两万两。仅提补官员一项，他就接受“谢仪四十余万两。”由于常年统兵在外，他还多次侵吞军需，多者达一百多万两。
客观地讲，正是因为年羹尧骄横傲慢，忘乎所以，不守臣节，渐渐引起了雍正的警觉和不满，终于决心惩治这个天下“第一负恩人”。
那么雍正帝是以什么为契机置年羹尧于死地的呢？有人说是“虎入年家”一事。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初，有一野虎入京城闯进年羹尧的宅院，官兵赶来将虎杀死。相传年羹尧出生时有白虎之兆，故他是白虎托生，现虎死年家，显然是天令年死，雍正帝便下了处死年羹尧的谕旨。
另有人认为，年羹尧一案起于文字之祸。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本想用“朝乾夕惕”一词赞美雍正帝勤于政务，又一时疏忽写错了字。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加罪于年羹尧。至于究竟如何误写，又有二说，其一是将“朝乾夕惕”写成“夕惕朝乾”，若真是这样误写，语义与本来无异，文法亦无差错；其二是写成“夕阳朝乾”，这就说不通了。《清世宗实录》中说，雍正帝是这样指责他的：年羹尧非粗心者，将朝乾夕惕写作夕阳朝乾，是“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之于朕耳，谬误之处，断非无心”。接着雍正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随即令朝廷及地方官员检举其罪状，最后刑部等衙门定他有九十二条大罪，应凌迟处死。但雍正念其功勋卓著、名噪一时，从宽免于斩首，加恩在狱中自裁，儿子年富被斩。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关于雍正为何杀年羹尧，史学界向来有争论。有人说是因为年想造反，又有人说年羹尧当年参与了雍正与诸兄弟的皇位之争，雍正这样做是杀人灭口。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些说法：
一种观点认为年羹尧的死是因为他自立为皇帝。乾隆时学者萧奭在《永宪录》中提到：年羹尧与静一道人、占象人邹鲁都曾商谈过图谋不轨的事。陈捷在《年羹尧死因探微》一文中亦持此说，认为“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君忍受，所以难逃一死。”而《清代轶闻》一书则记载了年羹尧失宠被夺兵权后，“当时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日：不谐矣。始改就臣节。”说明年确有称帝之心，只因“事不谐”，方作罢“就臣节”。其实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依据。因为年羹尧从开始被整到最终自尽都是俯首就范，没有任何反抗甚至防卫的行为，甚至幻想雍正能念及旧情而法外施恩。若是想起兵造反，又怎能如此顺从？
有人认为，年羹尧参与雍正夺位过程中助其一臂之力，雍正帝即位后反遭猜忌以至被杀。学者孟森的《清代史》、王钟翰的《清世宗夺嫡考实》等持此说。据说康熙帝原已指定皇十四子允褪即位，雍正帝矫诏夺位，川督年羹尧参与其间。他受雍正帝指使，拥兵威慑在四川的皇十四子允褪，使其无法兴兵争位。雍正即位后，对年羹尧大加赏，以待时机成熟，网织罪名，处死年羹尧这个知篡位实情之人。也有人说，雍正即位时，年羹尧远在西北，并未参与矫诏夺位，必定不晓其中内情。但客观上讲，当时年羹尧在其任内确有阻断胤禵起兵东进的作用。而他在雍正位后，又处置了原来最为得力的助手年羹尧，让人更不禁要怀疑这是做贼心虚、杀人灭口。
总之，年羹尧成败之速，异乎寻常，对于其死因的种种说法，人们到现在还是难辨真假。
郑成功死亡之谜
郑成功(1624-1662年)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的民族英雄，原名森，号大木，福建南安县石井村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收复祖国宝岛台湾的伟大的民族英雄。然而，正当郑成功准备在台湾进一步大展宏图之时，却猝然死去，年仅39岁。郑成功为何这么突然的死去呢？对此，人们众说纷纭。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积劳成疾
有的说，郑成功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既要率部抗清，又要筹划收复台湾的大计，连年征战，殚精竭虑，超负荷的工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台湾收复后，百废待兴，政务繁杂，最后导致他“积劳成疾，一病不起”。
李腾岳在《郑成功死因考》一文中认为：当时接连发生了几件痛心的国事家事：除郑经的事外，粮食接济由于清廷的海禁和迁界大成问题。吕宋华侨受到西班牙殖民者的残害，永历皇帝蒙难，祖坟被掘，其父和弟辈10余人被处死于北京……这些事对郑成功的打击很大，因此而发病猝死。
也有说是因为台湾的自然环境恶劣，蚊蝇疟疾横行。推断郑成功为患疟疾而亡。也有人认为郑成功是死于肝病。但这种说法的史料记载几乎没有。
2．气愤而死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原是个“流民”、“海寇”，1628年(明崇祯元年)受明王朝招抚，维持沿海治安，因迭次建功，官至都督同知。
1644年，清军入关，1645年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是为唐王，改元隆武，封郑芝龙为建安伯。这时郑芝龙携郑成功引见，受到唐王赞赏，赐姓“朱”名“成功”，民间称为“国姓爷”。如此浩**皇恩，郑成功镂骨铭心，永志不忘。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郑氏兄弟辈出现了裂痕，尤以郑泰、郑鸣骏为最，父亲反叛，兄弟问貌合神离，郑成功痛心疾首。
这一年正月间，郑成功接到凶信，说他父亲的家奴伊大器出首，告发郑芝龙和郑成功之间不时有书信往来，图谋不轨。清廷震怒，捕杀郑芝龙全家十一口。郑成功闻讯，望北恸哭道：“若听儿言，何至杀身！”
不久，又得知，叛将黄梧在家乡发掘郑氏祖坟，暴冢毁尸，郑成功更是捶胸顿足，哀恸无宁日，精神大受刺激。他咬牙切齿向西咒骂道：“生者有怨，死者何仇？黄梧啊黄梧，倘一日治兵而西，吾不寸磔汝尸，枉作人间大丈夫！”
当年四月，南明兵部司务林英削发为僧，从云南逃到厦门，过台湾见郑成功，哭诉道：“皇上不听李定国之劝，驾临峒乌，将来可以航船来厦寻藩主，合师取进。而听信奸相马吉祥、逆戚李国泰之话，避居缅甸。今吴三桂攻缅甸，缅王已将皇上献给吴三桂，闻已被害。”郑成功听罢，更是顿足痛哭不已。
谁知一波未已，一波又兴。郑成功家中此时也出了件丑事，即其子郑经与乳母陈氏私通，郑成功初不知，后经人告发，“令郎狎而生子，不闻饬责，反加贲赏，此治家不正，安能治国乎？功顿时气塞胸膛”，郑成功差遣都事黄毓，持令箭并画龙桶三、漆红头桶一，过金门与兄泰同到厦门，以治家不严之罪斩其妻董夫人，并子郑经与其所生婴儿、乳母陈氏。谁知众将不执行命令。
诸事不顺，遭此打击，性格刚毅，崇尚礼教的郑成功终于在1662年6月23日(农历五月初八)大呼：“吾有何面见先帝于地下也”，“以两手抓其面而逝”。
3．中毒身亡
一种说法是：清政府为了剪除郑成功，不惜重金，收买郑成功的亲信，“用一种慢性毒药投放到郑成功的饮食中去”，最后毒性发作，“郑成功中毒身亡”。
另一种说法则是：郑氏集团内部投毒。首先，郑成功死前的情状极似中毒后毒性发作的症状；而且，夏琳《闽海纪闻》中记载郑成功临终前都督洪秉诚调药以进，郑成功投之于地，然后成功“顿足扶膺，大呼而殂”。这也许说明成功对有人谋害已有所察觉，但为时已晚。其次，郑氏集团内部暗藏着一些危险因素。郑成功性情暴烈，用法严峻，其部下，包括他的长辈亲族因过被处以极刑者不在少数，众将心常惶惶，不少人在清廷高官厚禄**下叛逃，郑氏集团内部关系十分紧张。
伍远资所编《郑成功传说》一书中有记述清廷收买内奸刺杀郑成功的传说。因此，如果说台湾岛上一直有人企图谋害郑成功，甚至可能还有清廷作为背景。第三，马信神秘地死去也是个重大疑点。马信是清降将，后来成为郑成功的亲信。成功去世当天，他荐一医师投药一帖，是夜成功死去，之后他本人也突然无病而死。按李光地的记载，马信在成功去世的第二天就死去；根据稍后江日升《台湾外纪》的记载，其死期距成功去世也不过5天。因此，马信可能直接参与谋害郑成功的活动，之后又被人杀害以灭口。
那谁是幕后的主谋呢？疑点落到了郑成功兄弟辈的郑泰、郑鸣骏、郑袭等人身上，其中以郑泰为首。郑泰长期掌管郑氏集团的东西洋贸易，握着财政大权，但对郑成功早存异心，曾反对郑成功出兵收复台湾。复台初期的郑氏政权财政极为困难，郑泰却在日本暗地里存银30多万以备他用。及成功去世，郑泰等人迫不及待地伪造成功的遗命诛讨郑经，并抬出有野心但无甚才干、易于操纵的郑袭来承兄续统。这伙野心家早存篡权之心，可能还和清廷有勾结。他们乘郑成功患感冒并为郑经的丑闻恼怒的时候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根据夏琳和江日升的记载，郑成功病情开始一直不严重，常常登台观望、看书，有时还饮酒，而且不肯服药。由于郑成功拒不服药，他们可能在酒中下毒，但这期间饮酒也较少，因此七八天后毒性才骤然发作。他们又最后在医生所开的凉剂中下毒，郑成功终于被害。
4．发狂自杀
外国学者乔治·菲利浦甚至认为郑成功得了“疯狂病”(《国姓爷的一生》)。另有人则找出心理上、精神上的病因：当时成功之子郑经与乳母通奸生子，成功下令处死，郑经在恐惧之下竟欲与清军妥协，使性格刚强、崇尚礼教的郑成功在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荷闸丛谈》写道：“(成功)骤发癫狂，咬尽手指死”。
但这些说法多也是些猜测，缺乏直接确凿的证据。郑成功死去这年，无论对台湾还是对他本人，都是一个多事之秋，形势极为复杂，有关郑成功死因的各种说法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要彻底弄清也是很困难的了。
陈圆圆归属之谜
陈圆圆，原名邢畹芬，是常州奔牛镇上的一个小家碧玉，父母早亡，从小与祖母相依为命。祖母疼爱孙女，曾送她到镇上的私塾读书，私塾先生为她改名为沅。邢沅十四岁那年，祖母卧病不起，家中没有了收入，为了给祖母治病，邢沅左借右贷，终至负债累累。这时，镇上的一个常年在外经商的小贩回来了，扬言要介绍邢沅到苏州做事，邢沅半信半疑，果然到了苏州邢沅才知道，那小贩是将她卖到教坊中做歌伎，卖身的钱一半给了她安置祖母，一半让那个小贩收进了腰包。
在教坊，邢沅学习了歌舞琴画。由于她天赋颖慧，很快就在教坊中崭露头角，当时人称她“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鸨母为她改名陈圆圆，高张艳帜，招揽贵客，不久就成了红极一时的名妓，倾倒了无数王孙公子。
冒襄(1611-1693年)，字辟疆，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并称“明末四公子”。他出生在江苏如皋城一个世代仕宦之家，幼年随祖父在任所读书，十四岁就刊刻诗集《香俪园偶存》，文苑巨擘董其昌把他比做初唐的王勃，期望他“点缀盛明一代诗文之景运”。
据冒辟疆词友陈维崧《妇人集》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冒氏途经苏州，经同乡许直推荐，慕名去阊门外的横塘寓所寻访梨园名伶陈圆圆，后来，冒襄描述这次初见面的情景说：“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茧，丝棉袍)，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是日演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呀啁哳之调，乃出之陈姬身口，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
两人一见钟情。当年秋天，冒氏偕母马恭人赴苏，与圆圆下“嫁娶之约”，订于来年择日迎娶。第二年二月，冒辟疆处理完家务奔赴苏州，但遗憾的是，公子无缘：十天前，陈圆圆已被崇祯皇帝宠妃的父亲田弘遇强行“买”走了，从此开始了她渺渺茫茫、起伏跌宕、却牵动着整个国家政局的一生。
秦淮八艳，万众侧目，但真正具有传奇色彩，身系一代兴亡。游走于帝王将相之间的，只有陈圆圆。
不过，国丈爷买下陈圆圆，不是为了自己享用，而是奇货可居，乱世前夕的一种政治投资。
起初，他想把陈圆圆献给崇祯皇帝，但困难当头，大厦将倾，焦头烂额的崇祯早已没有精力和心情顾及美色了。沮丧之际，田弘遇只好先把陈圆圆领回自己府第，将其收为养女，好好供养，再寻找“交易”良机。
此时，明廷内忧外患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李自成越过宁武关、居庸关，直逼京师；清军也在东北一线蠢蠢欲动。危急关头，朝廷下诏吴三桂以总兵身份统领大军镇守山海关。乱世之际，谁都想得到军队的庇护，所以吴三桂离京前，满城的达官显贵纷纷设宴为他饯行，想为自己找个靠山。
田弘遇自然也不落后，在府中摆下珍肴美酒款待吴总兵，同他府不同的是，有绝色的陈圆圆在席前奉歌献舞。这舞这歌，把上座的吴三桂迷得欲醉欲仙，宴散前，吴三桂终于按捺不住，悄悄对田弘遇说：“惝以圆圆送我，战乱之时，我会先保贵府，再保大明江山！”田弘遇会心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吴三桂派人带了千两黄金做聘礼，到田府求婚。田弘遇也备办了丰盛的嫁妆，当天就亲自把陈圆圆送到了吴家。
此时战事已急，吴三桂王命在身，没过几天便赶往边关。当时有女眷不能随军的规定，吴三桂只得割爱。陈圆圆有《转运曲》，大略是描述的此时心境：
堤柳堤柳，不系东行马首，空余千缕秋霜，凝泪思君断肠。肠断肠断，叉听催归声唤。
不久，闯王李白成率大军攻入北京，建立了大顺王朝。城中旧臣遗老全都遭到了搜捕，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全家也在其列，陈圆圆的美貌被闯王的心腹大将刘宗敏看中，于是夺为侍妾。
一说，刘宗敏又把她献给了闯王。
总之，不管世间如何战乱、血肉迸飞，也不管她愿不愿意、幸不幸福，陈圆圆依旧是穿行于王公府第，过着锦衣玉食、歌舞升平的生活。
据说，“大顺帝”李自成曾逼迫吴襄写信给吴三桂，劝他来京受降；据说，吴三桂也打算归顺李自成政权。但是，有关史料记载了他与父亲吴襄派来劝降仆人的一段对话，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格局。
吴三桂问父亲，仆人说：“已被逮捕。”吴三桂并不在乎地回答：“我到北京后，就会释放的。”
吴三桂问其财产，仆人说：“已被没收。”吴三桂仍是满不在乎：“我到北京后，就会发还的。”
吴三桂问爱妾陈圆圆，仆人说：“已被宰相刘宗敏抢走。”听到这句话，吴三桂顿时火冒三丈，怒吼道：“岂有此理！”随即抽出佩剑，一剑把面前的茶几砍断。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使得李自成大败，李自成一怒之下，阵前斩了吴襄，并将他的首级悬挂在高竿上示众。回师京城后，又杀了吴家老少共38口。
眼看大势已去，李自成只好带上京城的金银财宝撤回陕西老巢。临走时本想带着陈圆圆，据说，陈圆圆却告诫闯王：“妾身若随大王西行，只怕吴将军为了妾身而穷追不舍；不如将妾身留在京师，还可作缓兵之计！”李白成觉得有理，危急关头，索性丢下陈圆圆跑了。
吴三桂并不知道陈圆圆留在京城，挥师紧追，一心要夺回心爱的女人。追到山西绛州，才得到京师来报，陈圆圆就在京城。吴三桂喜不自胜，立刻停兵，派人接陈圆圆丧绛州相会，任李自成残部渡过黄河，回了陕西。
据《觚剩》记载：陈圆圆到绛州时，吴三桂在军营前搭起了五彩楼牌，列旌旗箫鼓三十里地，吴三桂穿着整齐的戎装亲自骑马出迎，其仪式之隆重绝不亚于迎接圣驾降临。
吴伟业的《圆圆曲》写道：
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取蛾眉匹马还？
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鬓不整惊魂定，
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
写的就是这段失而复得的情景。
清朝取得江山后，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效忠清朝三十年后，吴三桂于1673年起兵反清，被康熙帝镇压下去，他的妻妾子女都被凌迟处死。
陈圆圆最后的结局，一般有三种说法：
一是，她跟随吴三桂出镇云南，在吴三桂起兵反清兵败时死于战乱。
康熙时陆次云的《圆圆传》所述：吴三桂在云南被封为平西王后，建苏台，营郿坞，华贵无比，陈圆圆常歌“大风之章”，向他献媚，吹捧他“神武不可一世”，因而受到吴三桂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房之宠。
据明末遗民李介立《天香阁笔记》及《武进县志》记载：吴三桂曾向江南各省发文，责令地方官员代为寻找陈圆圆的父母和大哥。找到后，“以礼款”，可见吴三桂对圆圆的情义。
后来吴三桂的叛乱，本是出于陈圆圆的“同梦之谋”。陈圆圆的结局，也和吴三桂一起“同归歼灭”。但对被“歼灭”的细节未具体言明，大概是死于战乱或者作为罪囚被处死了。
二是，吴三桂兵败后，城破，陈圆圆自尽。
陈圆圆随吴三桂至滇时，已是三十五岁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美人容颜凋谢，加上吴的大老婆“悍妒绝伦”，所以圆圆“屏谢铅华，独居别院”，潜心修佛，远离红尘是非恩怨。
满溪绿涨春将去，马踏星沙，雨打梨花，又有香风透碧纱。
声声羌笛吹杨柳，月映官街，懒赋梅花，帘里人儿学唤茶。
此时陈圆圆所赋之《丑奴儿令》，看似闲雅，实在是有点凄凉索落的味道。
后来吴三桂举兵反清，从而招来灭门之祸。
城破之日，也便是陈圆圆的生命终了之时。刘健《庭闻录》说：“辛酉城破，圆圆先死。”
刘健是吴三桂在滇为王时云南同知刘岜之子。刘岜在吴三桂叛乱时拒绝跟从，被吴三桂杖戍滇西，平叛后，官复原职。刘健根据其父口述写下的《庭闻录》，应该是很可信的。
不过怎样死的，则有多种不确定的说法，或说自缢而死，或说绝食而死，或说投莲花池而死。
三是，在吴三桂起兵反清之前，陈圆圆便与吴三桂不和，遁入空门，削发为尼，最后不知所终。
钮琇的《圆圆传》写于陆次云之后，关于陈圆圆在云南的生活写得比陆传要详细些。吴三桂进爵为王之后，在昆明占据五华山永历故宫，他欲将陈圆圆立为正妃，陈圆圆婉言推辞了，吴三桂就另娶一女。而此女悍妒绝伦，群姬之艳而进幸者则杀之，只有陈圆圆能顺适其意，不与争锋而且亲若娣姒。吴三桂图谋叛乱，陈圆圆有所觉察，但自感力不能禁，就以年老为由向吴三桂请求遁入空门，得到许可后便离宫入山，幽居净室，与药炉经卷为伴，晨夕焚修，为善是乐。此传写到吴三桂失败后其家被籍没时，并未提及圆圆的名字。
关于她的结局，钮琇写道：“其玄机之禅化耶？其红线之仙隐耶？其盼盼之终于燕子楼耶？已不可知。”
其实，“已不可知”，这就是关于陈圆圆结局最准确的回答。
另有清云南省巡盐道尹黎木庵《三三圣庵访陈圆圆遗像记》记载，陈圆圆归隐的确切地址是锡瓦仓庄之三圣庵，她出家为尼，法名寂静，号玉庵。年八十卒，葬于归化寺侧的昙花庵旁。同行友人史澹初有临摹陈圆圆画像传世。
天王洪秀全死亡之谜
同治三年(1864年)春天，曾国藩的湘军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团团围住，天京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形势万分危急。这时候，太平天国的主要将领李秀成建议洪秀全撤出天京，但遭到了天王洪秀全的拒绝。洪秀全大义凛然的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就这样，于四月二十七日，洪秀全于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二十七日死于天王府，年仅51岁。
前面还在说自己“何惧曾(曾国藩)妖”，不久却升天离世，这看上去多少有点奇怪。所以洪秀全到底是怎么死的，他是自杀，还是病逝？
人们普遍认为，洪秀全是被迫自杀的。李秀成是后期太平天国的一员主将，洪秀全去世时，他在天京主持天京保卫战，对天王府内的情况一清二楚。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李秀成曾是最有争议的人物。
1864年他在天京城破突围被俘后，应太平夫国的死敌、湘军统帅曾国藩的要求，在狱中写下了数万字的供述(即《李秀成自述》)，又被曾国藩在删改后刊刻出来。虽然李秀成的《自述》中有一些自污的话，也有诸多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美言，但更多的则是对他亲身经历的太平天国大业的回忆与思考。这是研究太平天国史，以及洪秀全死因的一份珍贵资料。
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是这样描述洪秀全之死的：“天王(洪秀全)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
洪仁玕也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之一，他被俘后在其自述的后半部分也说：“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
曾国藩在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向清廷奏称：“叛贼洪秀全实属是今年五月间，官军猛攻之时服毒身亡。”同年七月初七日又奏称：“有伪宫婢者，系道州黄姓女子，即手埋逆尸者也，臣亲加讯问，据供，洪秀全生前，经年不见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秘不发丧。而城里群贼，城外官兵，宣传已遍，十余日始行宣布。
大多史学家根据上述资料认为洪秀全系”服毒自杀“。学者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认为洪秀全应是自杀，但又对曾国藩奏稿中的内容提出质疑。他在”官军急攻“语下批驳说，在洪秀全死前三个月”曾国藩未攻城，天京外亦无战事。“曾国藩奏稿说，洪秀全”服毒“之说来自天王府宫婢黄氏，简又文认为此宫婢提供的信息也可能有误。
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稿》根据《李秀成自述》内容，认为洪秀全”四月十九日(1864年6月1日)服毒逝世“。
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学者怀疑洪秀全是自杀的。
20世纪60年代初，藏在曾国藩家中达一百多年的李秀成亲供手迹(即《李秀成自述》)正式影印发行，其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原始记载，有力地证明了洪秀全是病死，而非自杀。其中明确记述道：“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天历)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天王之病，因食咐露病起，又不肯食药方，故而死也。”多数人认为这一记述十分可靠，因为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是经曾国藩篡改过的。
史学家再和其他原始记载对照，更确信洪秀全是病死的了。幼天王洪福瑱(洪天贵福)在“自述”中日：“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二十四日(天历)众臣子扶我登极。”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五月初六日条记：“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二十八日病死(彼中之四月二十日)。”当时清、太双方记载是一致的。洪秀全虽然不在天京，但他在湖州和幼天王会师，自然要谈到洪秀全去世情况，所以他在“自述”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论述，也为史学界所重视。但《洪仁开自述》前半部分说：“至今年四月十九，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开天。”后半部分又说：“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这个自相矛盾的记载恐菲洪仁开本意，因为原稿已失，现在不得而知。
但是，自从《李秀成自述》发行后，大多数学者都确信洪秀全是病死的。
人们也许会问，曾国藩为什么一定要篡改《李秀成自述》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说法呢？
这是因为湘军攻破南京之后，曾国藩在安庆给清廷的一个奏折中已经说过洪秀全是“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的。而他在到达南京之后，又于七月初四日亲自拟写了七月初七日的奏稿；并在奏稿中重申了洪秀全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这两个奏稿都是在曾国藩看完《李秀成自述》前写成的。曾国藩看到李秀成亲供有关洪秀全之死记载和奏稿截然不同，他在把亲供抄送军机处时，将这些文字给篡改了。
至于曾国藩两次谎报军情，乃是为了向清廷报功而盗改的。
由于《李秀成自述》影印出版，曾国藩篡改史料骗局被揭穿，洪秀全死因之谜已初步解开，近年来有关洪秀全之死，大多数人改变了“自杀说”的看法，当然也还有一些人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张文祥刺马案之谜
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上任仅两年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在箭场参加完阅射后步行回官署，刚走到官署后院门口，突然从人群中闪出一人，一边口呼冤枉，一边拔出匕首，刺入马新贻的右肋。而且刺得非常到位，马新贻第二天就毙命了。当时，刺客并不逃走，高喊：“刺客是我张文祥！”让那班怕死的卫士捉拿。以后几经审讯，张文祥有问必答，而且所言令审讯官江宁将军和藩司“大骇”，认为供词离奇不经，在上报朝廷的审案奏报中只以“言词闪烁”、“一味支离”等话含糊定案，半年之久都不能结案。清廷为此连发四道谕旨，先后加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刑部尚书郑敦谨赴江宁审案，同时敦促曾国藩急任两江总督主持大局，但也未能查出幕后主使者。
最后，清政府给张文祥定的罪是“私通海盗”，并处以剖心凌迟。
关于此案，民间坊言更是众说纷纭。“刺马案”距今已有138年，到现在这宗刺杀案依旧真相难觅。
据刺客供称，他叫张文祥，46岁，河南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南下宁波贩卖毡帽，当过四年太平军，其间救过一个叫时金彪的清军俘虏。后来看到太平军势力不支，与时金彪趁机逃出，辗转回到宁波，与南田海盗团伙往来亲密。他交代的杀人动机有三点：一是他回到宁波后发现自己的老婆和钱财被一个叫吴炳燮的霸占了，于是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拦轿喊冤，马未受理。他只好到宁波府告状，虽然要回了妻子，但是钱没有追回来，气急之下，逼老婆吞烟自尽，马应该对他的不幸负责；二是他的很多海盗朋友被马巡抚捕杀，海盗们说他最讲义气，应该杀马新贻为朋友报仇，同时也泄私愤；三是他私自开的“小押”(重利盘剥的典当行)生意被马巡抚明令禁止，绝了他的生路，加深了他对马的愤恨。新仇旧恨加在一起终于使张文祥动了杀心，一路跟随马新贻从浙江到了福建、江苏，两年之后终于找到机会将其刺杀。
这份供词漏洞百出，却是官方认可的定谳，白纸黑字，签字画押，尚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张文祥刺马不惜性命处心积虑两年，就出于这么简单的动机？显然不能服众。因此从马新贻被刺起，关于张文祥的杀人动机就有很多种说法。
有人说，当张文祥、马新贻、吴炳燮三人年轻时，曾歃血为盟，结为金兰之好。后来，张文祥、吴炳燮之妻各以美艳之故，俱为马新贻所奸污霸占。这样一来；张文祥所报则为占妻之仇。如政论家汤增璧先生即持此说，“马新贻督于两江，秽行昭著，戕贼旧交，艳其室而夺之。有义烈沉毅如张文祥者，磨刀霍霍，天鉴其衷，大仇已复，从容自首，决腹屠肠，神色为之不挠。”(《民报》1908年第23期《崇侠篇》)。
但是有人认为，这点毫不可信。既然马新贻与张文祥是结义兄弟，要杀他，下手的机会有很多，干吗在大庭广众之下行凶？
有人说，张文祥最初与一个叫徐弁的同是太平军李世贤部战士。
李世贤兵败后，徐投奔马新贻，成了马的亲兵，张文祥则到宁波开小押店为生。一次，张到杭州访徐，徐密告他说马新贻正私通甘肃回王准备反清(马新贻是回民)，回王军队不日将南下，江浙一带由马负责征讨。张文祥当场怒骂：“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后又因马新贻下令取缔非法营业的小押店，张文祥生计被断，出于国仇私愤刺杀了马新贻。
有人说，刺客张文祥是河南汝阳人。后来投了太平军。在侍王李世贤的部下当兵，认识了被太平军俘获来的清朝小官马新贻。两人在军中谈得很投机，便结拜为兄弟。后来，马新贻在张文祥的帮助下逃出了太平军，回到清营，因为熟悉太平军的内部情况，所以打了不少胜仗，很快便升到了两江总督的位子。太平军失败之后，张文祥也投到马新贻的手下当差，但马新贻见张文祥的妻子长得标志，遂起歹心，但未能得逞，而张夫人却因不堪羞辱而当即自杀。张文祥知道后，蓄意报仇，便找机会刺杀了马新贻。
有人说，张文祥曾经是捻军的一个首领，手下有八百多名将士，后来，马新贻派人说降张文祥部，张文祥信以为真，与马歃血盟誓。
谁知投降之后，马新贻便派人屠杀了自己的八百名部下，张文祥侥幸逃脱，立誓要为兄弟们报仇，便找机会杀掉了马新贻。
有人说，马新贻死于“督抚不和”。此说是案件审理过程中由太常寺少卿王家璧正式提出的。当时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衡犯了案子，归马新贻查办。王家璧认为丁向马“请托不行，致有此变”。他还说这个传闻流传很广，而且传播得很远。丁日昌“本系矫饰倾险小人”，江南官员那么多，大家偏偏怀疑他，未必是空穴来风。清廷向来鼓励官员“风闻言事”，王家璧此举也是人臣本分。但他的奏折当时就遭到了主审官郑敦谨的否定，郑认为丁惠衡的案子始终都是丁日昌大义灭亲，自行奏办，不会向马请托，当然也不会有怀恨杀人的事。事实的确如此，况且丁惠衡当时尚未投案，未经审理，更没有被杀头，丁日昌恐怕不至于因为走后门不成就动了杀心。
有人说，“刺马”更像是一个政治事件。马新贻1868年就任两江总督时，从这个位子上离开的是剿杀太平军的“功臣”曾国藩，而江宁府南京城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从李秀成的手中拿下的。这一事件很可能是因政治矛盾引发的，应该说湘军和曾国藩是得利者。据清代史料记载，太平天国十年，洪秀全聚敛无数钱财。而曾国藩攻陷天京后收缴了全部金银，但所上缴朝廷的数额却非常之少。有传闻指曾国荃纵兵将天王府抢劫一空，然后一火焚之。事后，湘军中人多有回乡购田置地，大起豪宅的。当时朝廷曾让曾国藩查报太平天国国库的下落，曾国藩却只对以天王府已被大火焚毁，瓦砾全无。有闻马新贻奉有慈禧太后密旨，要他追查太平天国宝藏下落。而马新贻要调查此事，不被杀人灭口才怪。
总督被刺杀本来就罕见，何况又纠结着湘军、太平军、捻军海盗，牵扯到慈禧、曾国藩等重要人物，包含着反清、报仇、夺妻等诸多传奇元素，难怪说法各异、真相难求。也许正因为太受关注，世人给出的答案太多，反而将真相掩盖了。
李自成生死之谜
崇祯十七年(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山穷水尽的崇祯皇帝自杀身亡，李自成如愿坐上了皇帝的宝座。然而，吴三桂在山海关“冲冠一怒为红颜”改变了这一切，功败垂成的李自成仓皇逃离北京，在清军的追击下一路狂奔，不久便传出在九宫山遇害的消息。但是，有关李自成最后归宿的争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息过。他是战死沙场，还是削发为僧呢？到底是死于何时何地呢？
九宫山遇难说
最开始报告李自成遇难的是清王朝负责追击闯王的靖远大将军阿济格。他在1645年阴历闰六月四日给朝廷报告说：李军兵尽力穷，窜入九宫山中，随后在山中遍搜李自成不得。降兵降将都说，李自成窜走时，身边仅有随身亲信二十人，在外出觅食时被村民围困，不能脱，自缢而死。其马上派认识李自成的人去验尸，尸体已经腐烂，不可辨认了……
南明王朝的驻湘将领兵部尚书何腾蛟也向南明王朝的唐王发出了李自成身亡的报告，不过时间已经是1646年的阴历二月了。他说：我部已斩李自成于九宫山，因为周二南死，丢失了首级。
根据这两则报告，《明史》也做出了一条自成已死、而尸朽莫辨的模糊结论。这个结论，由于许多地方志、家谱的发现而有所加强。
同治年间修编的《通山县志》和嘉庆年间修改的《湖北通志》都说：“程九百，通山人，顺治二年(1645年)李自成败走通山，九百率众杀之。”《程氏宗谱》上也有类似的记载。因为程九百本人占山为寨，鱼肉乡里，早已是官府通缉的人物，所以未曾申报请功。
这个杀死李自成的“众”到底是谁？《荒书》中有明确答案：“程九百之甥以铲杀自成。”
“九百之甥”又是谁？《金氏宗谱》说：“金一柏追李闯于牛迹岭下。”而金之婶母恰巧姓程。据此，杀死李自成的真正凶手，则是九宫山下程九百之甥金一柏了。
新中国成立后，李自成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在通山县高湖公社水源村一队的深山古井里，发现了民团头目程九百(华楚)的墓葬和碑文，可见此人物并非虚构；另在九宫山一带发现的马镫，形制特殊，并有永昌年号，也不是一般将士所用之物。
“永昌”是闯王的年号。有了这人证、物证，李白成九宫山之死，就显得更是真切了。
然而却有人对这一结论提出了怀疑。
一是闯王之死，对清王朝和南明王朝都是重大事件，然而报告却浮夸不实：阿济格的报告说“尸朽莫辨”，实际上只是报告了一段传闻，连他自己也说“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何腾蛟更是马后一炮，谎报战功，把周二南之死同闯王首级失踪连在一起，这说明他自己也没看到过首级。这二人的报告，连当时的朝廷都不相信，由此而衍生出来的种种传闻，就更不值一提了。结论是：传闻则有，实际却无。
二是闯王退居湖湘时，还有四五十万左右的兵力，退居武昌时，还能从容不迫地改江夏县为瑞符县，铸造“永昌通宝”的钱币，他的嫡系战将李过驻军九宫山一带，也有数万之众，何至于需李自成带二十人寻找食物？
三是《程氏家谱》中程九百所杀之人名叫李延。虽说李自成又名李炎，但闻名于世的仍是“自成”或“闯王”。程氏将此一事入《谱》，实是为了领功。舍弃声名显赫的李自成、李闯王不用，却用生僻的李炎，甚至于讹写成李延，实在是没有这个道理，可见程九百所杀，极有可能是李自成部下中的一员，却并非自成本人。
四是如果李白成真是被杀，那么，他的近在咫尺的几十万大军，决不会让九宫山安宁。事实上，九宫山是平静的，李自成的几十万大军，也是平静的，他的妻子高氏也是平静的，这就反证了自成九宫山之死并不成立。
五是也有人据此进而猜想，自成之死，是李白成、高氏同他的亲密战友们合谋，放出的一个烟幕弹，目的之一是解除南明王朝的灭国“宿怨”，以便联合抗清；目的之二是，为李白成平静地退出政治舞台，或者说当时机一旦成熟时重返政治舞台，做好技术上的掩护。
隐居夹山寺说
据说，有一个叫张琼伯的湖广举人，在清朝初年被派往云南某县任同知。赴任途中，泊船湘西，他信步游访了一座古庙，与庙内方丈一见如故，谈及国事，非常投机。几年以后，张琼伯升任江西抚州知府，返任途中又泊船湘西，准备再次会晤那位知己，哪知他已经去世了。感叹之余，只能在遗像面前默哀致意。那老僧的徒弟指着遗像说：大人可知这位昔日的方丈是谁？他就是威震天下的李闯王。当年在九宫山替死的，是他的部将孙某。
从此，李白成出家为僧、隐居石门的说法，就悄悄地流传开来。
乾隆初年，澧州知州何某曾亲自到石门夹山寺调查：一位年约七十的老和尚操着陕西口音对他说：“奉天玉大和尚是顺治初年来寺的。”并且拿出一卷画像，一看，很像史书上所记载的李自成的模样。他认为，李自成曾在1643年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不久又自称“新顺王”，所谓“奉天玉”就是“奉天”和“王”的合称，也就是李自成的一个别有寓意的化名。
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曾到石门寻访李自成遗迹，得梅花诗五首。近年来，又发现了《梅花百韵》的残板，记有梅花诗九首。其中《马上梅》中有“金鞍玉镫马如龙”之句，《东阁梅》中有“徐听三公话政猷”之句。1952年，在夹山出土的奉天玉断碑上有“子门徒已数千指中兴”、“况值戎马星落雨旧天”等词句，这些，定然不像和尚的口气，倒像是位戎马出身的帝王。何况，夹山寺偏远荒僻，哪里有数千门徒僧众呢？
1981年，在石门夹山寺附近发现了奉天玉大和尚墓，内中有一瓷坛，有人测量了坛内的遗骨，与历史记载的李自成身材相近。陪葬之物，与李自成家乡米脂县的葬俗相同。不久，又挖出了一个“地下宫殿”，出土文物中有《圹符碑》及许多帝王所用的物品。
据《羊城晚报》报道：在湖南石门召开的李白成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刘重日教授介绍了《中国史稿》编写中的一段罕为人知的经历。当时，刘教授负责编写明史部分，郭沫若特别叮咛说，李自成的死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要靠将来的研究发展再作结论。刘教授强调说：当时的时代背景，不容许把一个农民起义的英雄写成一个和尚，只好写他被当地地主武装打死。刘教授还指出，郭老从来没有否认李自成禅隐石门夹山一说。根据事实和多方面的考证，与会专家基本上认定了“李自成禅隐夹山”这一结论。
但是，李自成削发为僧、隐居夹山寺之说，也遭到了同样多的质疑：
一是奉天玉大和尚墓、梅花诗及骨灰坛等实物的出土，只能证明确有一奉天玉大和尚在，并不能断定奉天玉即李自成。
二是李自成在攻打开封时，被守将总兵陈永福发来一箭，射伤左眼，所以官方称之为“瞎贼”。何某所见之画像左目未眇，可见该僧与李自成无关。
三是据考证，奉天玉和尚是四川云游到此，看到夹山的这座所谓唐代古庙，除了宋朝的一口洪钟外，**然无存，于是大发善心，沿门托钵，并得到当地官绅的支持，终于把夹山寺建设得初具规模。如果真是李自成，在那样一个李白成生死不明、官方追索甚急的年代，怎敢带着眼疾，抛头露面，沿门托钵，乃至于交结官绅，大兴土木？
四是关于“奉天玉”为‘奉天王“的推测，李自成实已称帝，不会再在隐寓的名字里退居为”王“；《梅花诗》也只是依题作诗，不必拘谨，穷酸书生也惯常”指点江山“，绝不能反过来，说”指点江山“的都是王者。
五是所谓”圹符碑“，实际上是道家习用的符咒，铜铃敕印，也是道家常用的法器，与帝王无关。
为了郑重其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门成立了”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并于1998年2月结项。结论是：李自成隐居夹山寺之说不能成立，应以李自成败亡九宫山为是。尽管如此，作为学术问题，李自成结局之谜仍可以继续讨论下去。
近年来，有关媒体又推出李自成隐居甘肃青城说和李自成隐居粤北乐昌金城山说，但并无显证，因而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讨论。
珍妃蹊跷落井之谜
珍妃，姓他拉氏，满洲镶红旗人，才色并茂，颇通文史，光绪十四年(1888年)进宫，后晋封为珍妃。
光绪帝与珍妃感情非常好，但慈禧与珍妃一直有矛盾。后来，因为珍妃支持光绪的戊戌变法，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怨恨，最后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仓皇出逃前夕，珍妃溺死在宁寿宫外的井中，但珍妃的死因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第一种说法认为：珍妃生了天花，慈禧不得已派人把珍妃推下井。这一说法主要来自太监小德张过继孙张仲忱在《我的祖父小德张》一文中的叙述。他转述了小德张的回忆。据他回忆，小德张谈起珍妃时说，当年八国联军进城后，慈禧也来到了御花园旁，在养心斋前换上了便装。各宫妃嫔陆续到来，光绪皇帝也由瀛台过来，换上了青衣小帽。这时，慈禧把珍妃叫来，让她换好衣服一起走。此时的珍妃已被囚禁了整整三年。不大一会，珍妃披散着头发，穿着旗袍来了。老祖宗大怒说：“到这时候了，你还装模作样，洋人进来，你活得了吗？赶紧换衣服走！”珍妃说：“皇阿玛，奴才面出天花，身染重病，两腿酸软，实在走不了，让我出宫回娘家避难去吧！”慈禧不同意，仍然叫她走，珍妃跪在地上就是不走。这就为慈禧把珍妃扔到井里提供了借口，因为珍妃生了天花没体力逃难，投井是不得已而为之……
第二种说法认为：慈禧派人杀害说。1900年庚子之乱，八国联军马上就要打进北京城，此时珍妃已在西二长街百子门内牢院中囚禁了6年，就在慈禧仓皇“西狩”前夕，珍妃托宫女带信给姐姐瑾妃，让她无论如何想办法留住皇帝在京主持大局。言外之意是可借机摆脱慈禧的控制，收回皇帝的大权。谁知信件落人二总管崔玉贵之手，并被转呈给了慈禧。于是慈禧盛怒之下令其自尽，珍妃不从，才由崔玉贵将她沉入井中。另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等人收拾行装准备逃出紫禁城，珍妃进言说皇上是一国之君，应该留在京城，太后一怒之下命李莲英将其推人宁寿宫外大井中。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珍妃究竟为什么被囚禁，是因为她“赞襄新政”吗？
通过历史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珍妃被囚绝非因为“赞襄新政”。从时间上来说，珍妃被囚是在光绪二十年，而戊戌变法直到四年之后的光绪二十四年才发生，她虽生长在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并受教于文廷式，但思想也不会先进到康梁的程度。
如果她在光绪二十年即因“赞襄新政”被囚，岂不成了康粱之前驱。吾国思想与革命之启蒙者？珍妃利用光绪卖官鬻爵是事实，但她对慈禧的揽权干政，使光绪不得一展抱负的不满也是显然的。慈禧杀死珍妃不是因她“习尚奢华”，“屡有乞请”，也不是因她“赞襄新政”，而是因为她策划光绪留京。光绪若能留京主持大局，则慈禧“西狩”便成流放，永无回京之望！
第三种说法认为：珍妃自己投井自杀。这一说法主要来自当事人的口述资料。据慈禧太后的曾孙叶赫那拉·根正所著的《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一书记载，隆裕皇后曾经告诉作者的爷爷说：“很多人都说是我嫉妒告她黑状，所以老太后派人把她推到井里去了。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当时被八国联军打败后，洋人军队打到了北京。在完全没有取胜希望的情况下，老太后西行。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因为谁也不清楚这帮洋人最后会干什么，会不会像烧圆明园那样，把紫禁城也烧了。当然西行带不了那么多人，因为人多了就会成为负担。但是因为当时光绪是皇帝，而我是皇后，同时又是老太后的亲侄女，要带也只能带我和皇上走。而其他的一些亲属就地回娘家躲避，妃子们也不例外。可是当时的珍妃非常气盛，不服从老太后的指挥，并当场顶撞了老太后。在那个紧急时刻，珍妃一直对老太后说：’我是光绪的妻子，我要跟着去。您有偏见，皇后是您的侄女，所以您带她走。所以我也请求你带我走。‘这就让老太后非常难堪。从另外一层上讲，本来老太后就对珍妃平日的作为有点不高兴，再加上紧急时刻的顶撞，老太后气得脸色发白，直打哆嗦。在皇宫里，大清朝几百年来从来没有人敢于这么顶撞太后，即便是皇上都从来没有过，何况一个珍妃。老太后也是一个非常要脸面的人，所以气得当时抬脚就走，珍妃一直跟着老太后说，自己的理由，于是就来到了距离珍妃住所不远处。珍妃这时候还不死心，对太后说：’我是光绪的妻子，就要跟皇上在一起，不在一起宁愿死。活着是皇家人，死了是皇家鬼。‘老太后一听，就更加生气，本来火烧眉毛的事情，哪还有时间吵架啊，于是就对珍妃说：’你愿意死就死去吧。‘当时离说话的地方不远处就有一眼井，于是珍妃紧走两步说：’那既然这样，我就死给你看。‘于是直接就奔井口去了。老太后一看情况不对，这孩子跟我顶撞两句，怎么还真的去死啊。于是对崔玉贵说：’赶紧去拉住她。‘但是这时已经晚了，当崔玉贵跑过去的时候，珍妃已经跳了下去。老太后一看没办法，内忧外患，于是没来得及管她，就走了。”
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来看，珍妃不是慈禧所杀，而是自杀。其实事情远远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因为慈禧和珍妃都死了，所以人们就随意把一些屎盆子都扣到了慈禧的脑袋上。与其他观点不同的是，此书的作者甚至指出，因为珍妃非常有才干，又非常聪明漂亮，所以慈禧非常喜欢珍妃。在慈禧看来，珍妃就是年轻时的自己，这些都让慈禧对珍妃有着一种别样的感情。
珍妃之死无疑是清代后宫又一未解之谜。她的死因，正史的记录都语焉不详，野史和口述史料的记录详细，但可信度不及正史，且版本很多。自杀还是他杀至今仍不得解。
李莲英死因之谜
清朝大太监李莲英生前是极得慈禧太后宠信的心腹。慈禧死后，他又巧度难关，全身而退，平平安安地从宫中脱身而出。然而他死后多年，人们却发现他棺内只有一颗骷髅头，不见其下身躯干。原来，在下葬之前他便已身首异处。那么，李莲英墓中为什么只有头颅而没有尸身呢？难道他是被人杀害的吗？
围绕着李莲英之死，充满了种种猜测，却一直没有发现真相。李莲英是清末权倾朝野、势焰灼人的三个大太监之一。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李莲英出生于直隶河间府(今河北省任丘市以南)，早年曾贩过皮硝、硫磺，后来当过皮鞋匠，帮人缝破绽打补子，再后来还一度出家做过道士。
他生性好赌，一次在赌场上把辛辛苦苦挣来的积蓄输得一干二净，急怒之下，就引刀白宫了。被人救活以后，没有别的出路，只好由同乡沈玉兰引荐，进宫当了一名太监。
最初李莲英在御花园钦安殿照应香火。钦安殿供的是真武大帝，每逢朔望，慈禧都会来此拈香祈福。李莲英自小聪明，性灵心细，他把佛前的锦伞绛节、宝盖珠幢以及祭神用具等收拾得干干净净，于是被慈禧相中并调到了内宫伺候御前起居。当时慈禧身边有个太监专门负责每天早上为她梳头晨妆，有一阵子生病不能上殿当差，换了几个太监，慈禧都觉得不满意，不是发根松紧扎得不合适，就是经常有一撮头发翘着。轮到李莲英试着为慈禧梳头，他是个有心人，知道慈禧脖颈上的头发刚硬，很难梳顺溜，于是事先准备好一小盒发胶，用小刷子几下就把慈禧后脖颈上的头发拢得服服帖帖。很快，李莲英就担任慈禧的梳头太监了，加上他善于揣摩迎合慈禧的心思，对其他太监、宫女等也都有意回护，帮衬照应，颇得太后左右人的好感，因此便接替被光绪帝除掉的太监安德海，爬上了总管大太监的位置，成为慈禧的心腹。
“文革”期间，红卫兵在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庄发现了李莲英的墓，刨开一看，紫红色金丝楠木的棺内，李莲英衣冠楚楚躺在里面，袍衣袍褂完整无缺，可衣褂内和棺内四角全是金银财宝和一颗骷髅头，身躯却不知何处，连一根骨头也没有。墓异常坚固，没有被盗挖过的痕迹。那么，李莲英到底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身首异处？
李莲英之死迄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找不到任何可资参考的史料。
根据民间的流传，李莲英有可能死于以下三种情形之一。
其一，隆裕的宠监小德张跟李莲英是死对头，他想乘李莲英倒势之机联合其他太监们将李莲英积攒多年的财物攫为己有。于是，小德张就派心腹四处调查，并查明李莲英存在原籍及各银号、金店的存款，储存在宫中尚未来得及运走的现金，还有在直隶购置的大片土地等，于是面奏太后。
隆裕下了一道手谕，命内务府即刻查办李莲英。
李莲英闻讯后赶紧派人去通关系，他找到了当时驻扎在京城里的袁世凯的亲信江朝宗求救，并献上大量财宝。江朝宗便召来小德张，要他转告隆裕，对李莲英不要赶尽杀绝。其实，李莲英图的是袁世凯和江朝宗的势力，而江朝宗图的是李莲英的钱财。隆裕碍于江朝宗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只好卖一个面子，放松了对李莲英的追查。
小德张见此，也把财宝源源不断送进江府，江朝宗见李莲英已成困虎，而小德张蒸蒸日上，又是太后的亲信，也开始跟小德张密切交往起来。有一天，江朝宗在什刹海会贤堂摆席请李莲英吃饭。散席后，李莲英在回家路上被人杀死，后来李家人只寻到了他的人头。
其二，李莲英是病死的。从他自从当了太监之后，心里就总觉得自卑，虽然他的亲友都沾他的光享受上了荣华富贵，生活奢侈，昔日的穷家陋室彻底改换了门庭，然而李莲英却不止一次说过，来世一定要做个真正的男人。据说他曾恳求家人在其死后为他下体装一个木制的**，以求死得像个完整之人。
然而，自己毕竟是个半残之身，深感死后没脸去见阴间的列祖列宗，加上顾忌家人认为他到底是个阉人，就算安上木柄还是对不起祖宗，所以干脆留下遗嘱，死后只留头颅，把脑袋以下整个身躯舍弃掉了。
其三，李莲英是被暗杀的。因为当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经常发生暗杀事件。由于李莲英是慈禧的爪牙，与慈禧狼狈为奸、卖国求荣，干尽了坏事，为了打击封建势力和旧王朝，激进的革命党人便刺杀了他。但是，迄今也没有从任何资料中发现这方面的证据。
总之，以上关于李莲英之死的原因都是一些民间猜测。李莲英之死迄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