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强盛时期，产生了不少学术大师和辉煌的学术成就。清朝设置文化机构，集中全国的学术力量，从事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官修了不少书籍。随着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西学输入中国，对于当时的学风由浮虚转为务实，也是有相当的激励作用。他们将西方科技介绍给中国人，扩大其知识领域，使中国的学术思想添增不少新成分。鸦片战争之后，大量西方科技与思想带动了中国近代化革新。
学术三大家
清初学术三大家指的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三个人都经历了明清政权的更替，参加了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拒不出仕，以著书立说终其一生。他们分别逝世于康熙三十四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三十一年，是康乾初期的著名学者。
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世称梨洲先生。他师从刘宗周，属于王(王守仁)门后学。他接受了王守仁心外无理的哲学，但又肯定了“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一生著述达一百多种，一千三百多卷，涉及的学科有经学、史学、文学、天文学、地理学、历学、数学、宗教、政治等门类。他的代表作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未完之作，由其儿子和弟子最后完成)。
3-1黄宗羲
他致力于明代历史文献的搜集和研究，编有明人文集《明文案》，后扩充为《明文海》，是研究明朝历史非常有用的资料集。他讲学多年，培养了大量弟子，形成了以他为开山的清代浙东学派。他讲学注重实学，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他既重视经史之学，又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高的素养，甚至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他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史论和政论相结合的《明夷待访录》。在该书中，他对专制的暴君政治和当时的封建体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指出封建皇帝把天下作为自己的产业，“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说，君与臣的关系，是一种同事关系，师友关系。治理天下“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还提出，通过加强法制和学校舆论以及恢复丞相制，来限制君权。他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势下，他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
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世称亭林先生。在哲学上，他认为“盈天地之间，气也”，也就是说，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意识产生于物质。他对空疏的陆王心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更加注重形而下之学，主张要恢复原始意义的儒学。他花费三十多年的时间写了一本音韵学著作《音学五书》，是他“一生之独得”，希望通过审定字音的变化，来认识经学的本来面目，这是一部用功很深、对后世音韵学的发展很有影响的著作。他还编著了《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述各地的地理形势、山川要塞、水利、物产、赋税、兵防。为编写这两部书，顾炎武阅读了大量的正史、方志、名公文集及奏章文册之类，是他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的体现。《亭林文集》收集了他的政论文章、为别人写的志、状和论学方面的书信等，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和学术思想。他的代表作是《日知录》，自谓“生平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是他勤于札记，精心编纂的著作，三十二卷，约一千零二十条。顾炎武将其内容归为三类：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对这部书，他非常自信，称“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希望“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书中包含他丰富的政治、经济、学术思想。他去世后，这部书的三十二卷本才出版，学者们对它很重视，纷纷校勘、注释，《日知录》几乎成为专门的学问。顾炎武一生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不仕清朝，但又关心民生，未尝一日忘天下。他力戒作空虚无用之文；反对做学问讲求名利，批评说“古人求没世之名，今人求当世之名”，求名无非是为了求利。他为人谦虚，虽有高名，但对他人的长处，总是称赞不已，虚心学习。顾炎武伟大的人格和为学精神、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对后人影响很大，他之后的清朝学者，大都很佩服他。他是开一代风气的学者。
3-2顾炎武
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世称船山先生。他一生著述百余种，三百余卷，涉及哲学、史学、文学、政治、宗教等多个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读通鉴论》、《宋论》、《老子衍》、《黄书》、《七十自定稿》等。王夫之的贡献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突出的是他把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到更高的水平，说他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殿军和集大成者并不为过。他有一句名言：“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在思想学术上，他既善于继承传统，更具有创新精神。他明确肯定客观世界是由“气”所构成，指出，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他阐述了“理”、“气”的关系，说“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也就是说，理是事物的内在规律，表现为一种必然趋势。“理”是“气”之理，离开了“气”，就无所谓理。他还丰富和发展了古代对立统一的思想，认为事物都处在对立统一之中，是不断运动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也是一种运动形式。“动”是经常的，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相对的。在认识论上，他论述了客观事物的第一性，主观认识的第二性，强调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事物。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都是史论，体现了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和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史学历史评论的最高水平。他的《读通鉴论》，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发表历史评论，意在总结经验教训，为后来者提供借鉴。他希望人们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历史经验，不能把历史经验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王夫之在去世之前，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他一生的追求和志向，都在这两句话中。
3-3王夫之
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中，黄、顾曾有书信交往，彼此尊重。王夫之与他们二人似乎没有往来。王夫之著述虽富，但百年之后才大行于世。他们三人的学行和思想到清末产生了政治影响，被时人称为“三大思想家”。与他们同时代的学者还有方以智、傅山、唐甄、孙奇逢、张尔岐、颜元、顾祖禹等人，他们都是既博学又讲求经世致用的学术大师。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乾隆以纪昀等为总纂官编纂而成的一部大型丛书。丛书与类书不同，类书是按照性质的不同，分门别类地把各种书籍相关的内容编辑在一起，将原书的完整性打破了；而丛书则是将原属单行本的书籍，汇编为一部大书，意在成套保存古籍，方便人们检阅。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下谕征求国内所有存书，以备编辑《四库全书》之用。谕令下达后，安徽学政朱筠于十一月提出了搜访校录书籍的四条建议：一是抓紧搜集罕见的旧刻本和抄本；二是充分利用皇家藏书，公布内廷藏书目录，并组织人员从内廷收藏的残本《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三是著录与校勘并重；四是对于金石、图谱，也要留心搜集。朱筠的建议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交军机大臣讨论后决定：选派翰林官员开馆编辑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与各省采进的书籍，成书后总名《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正式开馆，馆址设在北京东安门外的翰林院。四库全书馆设有正、副总裁，总纂官、总阅官、总校官、纂修官，以及提调官、监督官、监造官等。在前后九年时间里，正式任命的纂修官员先后共计360人，此外还征用了大量的抄写人员和勤杂人员，四库全书馆里聚集了全国最有名望的专家学者，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纪昀、戴震等人。
纪昀是直隶献县人，才思敏捷，学问渊通，自开馆即充任总纂官，与修书活动相始终，对《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出力最多。全书的体例、分类和各种类中书籍的排列次序等都是由纪昀一手确定。他把一生精力备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之中，“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编成《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成为目录学史上总结性的著作。由于他在编纂《四库全书》工作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和表现出的卓越才华，纪昀被人称作“一代文宗”。
3-4纪昀
充任纂修官的戴震是极负盛名的汉学大师，皖派领袖，以举人身份而蒙特召入馆，负责辑校《永乐大典》中的佚书和校勘古籍。他的学问根基深厚，馆中其他人遇有疑难，经常向他求教，他总是竭诚相助。戴震在馆数年，晨夕披检，靡间寒暑，辑出久已亡佚不传的《算经五书》，并且校订整理了《水经注》《仪礼集释》等大量古籍，为《四库全书》的修纂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于积劳成疾，戴震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于馆中逝世。
为了编纂《四库全书》，清廷进行了大规模的征集图书的工作。
自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三年(1772-1778年)，乾隆帝多次下诏访求图书，还特别宣布：凡进书献五百种以上者，奖给《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一百种以上者，奖给《佩文韵府》一部；还将在被收录的图书的提要里记上藏书者的姓名；进献图书特别名贵的，皇帝将亲自在书上题诗，用后尽快送还。由于朝廷的不断督催和各地官员的努力，自各地征集到的图书总数达13000多种，其中有许多是举世罕见的珍本秘籍。这些书籍大部分征自文化特别发达的浙江地区，当地的一些著名藏书家，如扬州马裕、宁波范懋柱等人，进献图书都在六百种以上。这样一次规模空前的征集图书活动为《四库全书》的纂修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材料。
在征集到的大量图书中，包括一部分不利于清朝统治者的文字，特别是明清之际的一些野史，颇多“违碍悖逆”之词。乾隆帝征集图书，修纂《四库全书》，目的在于巩固其统治，对这些不利于其统治的书籍当然不会等闲视之，因而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就谕令四库馆和各省官员，一定要趁此征书之机，大力查禁一切违碍图书，尽数销毁。当时文字狱正盛，各处官员对禁书之令不敢怠慢，于是在征书的同时，又大肆收缴禁书，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查缴禁书竟达3000多种，15万多部，而且查禁的范围不但包括明末清初的稗官野史，还包括许多学士文人的文集、笔记、奏疏以及剧作曲本，甚至一些宋、元时代有关抗击辽、金、元兵的作品也遭到毁禁。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根据乾隆帝的指示，对许多古籍中一些“违碍”的章节、段落和字句进行了削删窜改，使得一些珍贵典籍面目全非。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第一份《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正式修成。这部巨大的丛书集古今图书3500多种，共计79000余卷，内容包罗万象。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分类，共四十四类，其中十五类下又分为六十五属。其基本分类为经部：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共十类；史部：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共十五类；子部：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共十四类；集部：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共五类。所收书籍不但包括一般著述，还包括一部分丛书以及如《册府元龟》和《佩文韵府》这类的巨型类书和工具书。《四库全书》“以万千之遗书而汇为一团，以多数之简册而勒成一部，不惟齐整，易于保存，且完备，易于寻觅。吾国先人之宝籍得赖以不坠者，亦斯役之力也”。
在编纂过程中，《四库全书》的编者为收入全书和未收而存目的书籍共10200余种撰写了提要。每篇提要都开列书名、卷数、采进来历，考证作者名号经历，介绍书籍的性质与内容大要，评论其得失利弊，说明其流播与影响。这些提要由纪昀编排统稿，按《四库全书》的部类次序编辑成书，即所谓《四库全书总目》。由于各书提要均出自渊深学者之手，概括明晰又常有独到见解，再配合以《四库全书》严密精致的分类框架，所收书目又数量宏大，这部《四库全书总目》因而成为我国目录学中最高成就之作，对后世的学术影响巨大。《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最初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由内廷刊刻，后来民间依殿本翻刻，在全国广泛流传。
3-5《四库全书》部分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没有刊印本，编成后仅抄写了七份，各装订成三万六千多册，分别藏于北京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和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抄成后又多次重校、补校。后来由于战乱，文源阁本、文汇阁本和文宗阁本都**然无存；文澜阁本毁损过半后补抄完整，与文渊阁本、文津阁栈、文溯阁本现在分别珍藏在杭州、台北、北京和甘肃兰州。
《四库全书》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整理和保存了许多珍贵古籍，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汇和古代典籍的渊薮。
洪昇的《长生殿》
洪昇(1645-1704年)《长生殿》的作者，他是清代杰出的戏曲作家。其家庭曾遭到清政府的迫害，长期怀才不遇，因而对现实心存不满，养成了狂放、孤傲的性格。他文学修养极高，善写词曲，所撰有《长生殿》、《四婵娟》、《回文锦》、《天涯泪》等剧本多种。康熙二十八年，因在佟皇后丧期内演唱《长生殿》，为人所劾，被革去国子监生的资格。康熙四十三年，于吴兴醉后失足落水而死。洪昇的《长生殿》是清代传奇中最有名的一个。
《长生殿》全剧共五十出，以唐朝安史之乱为背景，描写唐明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悲剧。作品深刻的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歌颂了民族气节，鞭挞了在外族入侵面前的无耻投降行径，抒发了人们对国家兴亡的感慨。作品没有揭示出问题的本质，因而它并未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但是它却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优秀作品。
故事描写唐玄宗宠幸贵妃杨玉环，终日游乐，将其哥哥杨国忠封为右相，其三个姐妹都封为夫人。但后来唐玄宗又宠幸其妹妹虢国夫人，私召梅妃，引起杨玉环不快，最终两人和好，于七夕之夜在长生殿对着牛郎织女星密誓永不分离。为讨杨玉环的欢心，唐玄宗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海南岛为杨玉环采集新鲜荔枝，一路踏坏庄稼，踏死路人。
由于唐玄宗终日和杨玉环游乐，不理政事，宠信杨国忠和安禄山，导致安禄山造反，唐玄宗和随行官员逃离长安，在马嵬坡军士哗变，强烈要求处死罪魁杨国忠和杨玉环，唐玄宗不得已让高力士用马缰将杨玉环勒死。
3-6冯耘《长生殿图》
杨玉环死后深切痛悔，受到神仙的原谅，织女星说：“既悔前非，诸愆可释”。
郭子仪带兵击溃安禄山，唐玄宗回到长安后，日夜思念杨玉环，闻铃肠断，见月伤心，对着杨玉环的雕像痛哭，派方士去海外寻找蓬莱仙山，最终感动了天孙织女，使两人在月宫中最终团圆。
洪昇继承和发展了前代有影响作品的成就，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三易其稿，写成了《长生殿》这部在同类题材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戏曲作品。
《长生殿》抒情的色彩极为浓厚，曲词清丽流畅，充满诗意，遣词用韵，非常讲究。
《长生殿》写出后，经常被演出，在戏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这部剧本以宫廷生活为主线，穿插社会政治的演变，情节跌宕起伏，有几个**。并让苏州音乐家徐麟帮助他严格地按照曲律填词，使整个音乐布局与曲辞密切配合，风格各异，与人物场景配合的恰如其分。杨玉环酒醉后用《南扑灯蛾》曲“宛然一幅醉杨妃图”；郭子仪唱用北曲雄浑激昂。所以此剧一经演出，立刻轰动，北京城中几乎家家会唱其中的唱段。其中片段被各种戏剧剧种改编，梅兰芳的京剧《贵妃醉酒》也是改编自《长生殿》。
考据学派的兴旺
考据学是清代出现的一种特别的学派，以考据为治学内容。它尊崇、提倡汉代对经学的解释，采用汉朝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因此又称“汉学”，又因这一学派贵朴素、重证据，也称“朴学”。它源出于清初，形成于乾嘉，衰落于道光，所以又称乾嘉学派。
康熙中后期一直到整个乾隆朝，是考据学兴起并占据学术主流的时代。三大家中的顾炎武，学风扎实，其《日知录》带有考据的特点。但《日知录》的考据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论证其经世思想。比顾炎武稍晚一点的考据学者有阎若璩和胡渭。阎若璩的代表作是《古文尚书疏证》，用丰富的材料证明《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书。胡渭的著作《禹贡锥指》和《易图明辨》，辨河图洛书和先天后天图等非《易》本原。从阎、胡开始，学风开始有所改变，其治学的目的从“经世”转入了“避世”，从关心社会现实到为考据而考据。
这种学风的转变既有外因，也有内因。从内因上说，清初学术发展的趋向是黜虚崇实。明朝学界陆王心学占据统治地位，心学尚虚，特别是发展到末流，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一种学风发展到极致，弊端丛生，必然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空虚之学的反面是崇实之学。清初学问尚实，所以出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由虚向实的发展取向，就是重视材料的搜集、比勘、辨伪、考证等，而且中国历史典籍中的问题很多，到清朝也需要来一次全面整理了。从外因上说，这种转变是这一时期清朝的文化政策导致的。考据学在任何朝代都有，因为它是学术研究比较基础的工作。但这一时期考据学垄断了学术界，人们埋头考据，不问政治，就是不正常的了。与这一时期的文化高压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康、雍、乾三朝均发生了很多次文字狱，每次涉及人数之多，惩处之严酷，均令士人不寒而栗。因为一旦触及文网，不但自己身家性命不保，而且家人、亲戚、师徒、朋友都跟着遭殃。这一点凡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都不可能不顾忌。所以，他们尽可能远离现实，写文章、写书不与现实政治产生瓜葛。这是清皇朝对学者采取威压政策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清皇朝采取拉拢的手法，引诱、鼓励学者走上这条学术之路。科举考试、博学鸿词科特召的举行、明史馆和四库馆的设立，都是采取高官厚禄和提高地位的方式，笼络知识分子，给这些知识分子一定的用武之地。在这种恩威并用的文化政策下，知识分子无非就是这样几种命运：或犯忌讳而惨遭杀戮；或趋炎附势，为统治者抬轿子、吹喇叭而受重用，乃至飞黄腾达；或埋头治学，博古而不通今；或缄口不言而明哲保身。选择第一种危险之路的人恐怕绝少，没有人敢与清政府公然对着干，文字狱不少是统治者后来发现或牵强附会地捏造出来的；走与统治者合作之路，也必然是搞考据；埋头治学及明哲保身主要还是得走考据的治学路数。这样，统治者给学者留下的学术空间除了考据，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可见，考据学的兴盛更主要的是文化政策导致的。
考据的对象以经书为主。由于要通经，就不得不精通文字音韵、名物训诂，乃至地理金石、天算乐历、校勘辑佚等学问，再用这些来解经考史。当时，考据学者主要分为吴派和皖派。吴派的代表人物是惠栋(1697-1758年)。他是苏州元和人，著有《古文尚书考》、《九经古义》、《周易述》等书。
3-7惠栋
惠栋幼承家学，接受了遵从古训并谨守汉儒家法的经学传统。他的弟子有余萧客、江声、汪中、刘台拱、李悖、贾田祖等人。
吴派的缺点是对汉人解经达到迷信的程度。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也曾向惠栋执经问难，这三个人以后在考史方面成就卓越，分别撰著了《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被称为三大考据学家。皖派以戴震为代表。戴震是安徽休宁人，二十岁时，从学于汉学大师江永。他研究经书从小学人手，认为读经是为了明道，而明道则要靠语言文字。他撰著的《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他这种治学方法的代表作。戴震精通小学、礼经、算术、舆地、金石等，集汉学之大成。但他对汉宋之学有比较公允的评论，认为“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在学术研究上，他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戴震的弟子有段玉裁、王念孙、任大椿、孔广森等。其中以段玉裁、王念孙最知名。段玉裁精通音韵训诂，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古文字学家，作《六书音韵表》，用以解《说文解字》而明《说文》之意。他的《说文解字注》代表了他的文字学成就。王念孙著有《读书杂志》、《广雅疏证》。他的儿子王引之从他受学，也很有成就，著有《经义述闻》、《经传释词》。
考据学家在音韵、训诂、经传、子史等方面确实下了很大工夫，在古籍整理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使一向难以通解的书得以读通，一向真伪难辨的书得到正确的理解，久已不明的古音、古义得以再现。考据学者踏实严谨、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远。但是他们的成绩，毕竟仅限于很小的天地里，与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的学术气象，是不能相比的。其繁琐细碎、不求规律、脱离现实的学术趣味，也具有很大的弊端，限制了它朝更高的学术境界发展。当然，这些局限不能由考据学家们完全负责，他们也是时代的牺牲品。
与考据著述旨趣不同的著作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它是在考据主流下的一个另类，是继唐朝刘知几《史通》之后的又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对唐宋以后的中国史学进行了理论总结和反思，代表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新水平。但是，总体来看，中国这一时期的理论思维比较萎靡，不像西方那样产生了那么多如维科、孟德斯鸠、伏尔泰、休谟、康德等等哲学家、思想家，其中主要原因还是与清朝的文化专制政策有关。首先，残酷的文字狱使人们不敢思考，更不敢自由立说；其次，考据学的学术导向使第一流的人才把精力都用到名物训诂上去了。思想家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康乾中后期没有产生与这个时代相称的大思想家，这在学术文化方面是令人惋惜的。
《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是一部类书，一万卷。类书是采集各种书籍的资料，按照反映事物的性质，分类编辑而成为一部书。
在类书中，《古今图书集成》的卷帙和字数仅次于明朝编的《永乐大典》。但《永乐大典》早已残缺不全，所以《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
《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谕命皇三子诚亲王允祉主持编辑的，实际负责总编纂工作的是大学者陈梦雷。陈梦雷是福建侯官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授编修。
三藩之乱时，陈梦雷正在福建家中，因与好友李光地约定，陈梦雷伪降耿精忠以为内应，李光地为清军秘送情报，一旦形势转变则相互提携、作证。后三藩之乱平，李光地受赏，而陈梦雷却以通逆之罪被遣戍辽东。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帝东巡辽东，陈梦雷献诗称旨，因召还京师，命侍皇三子诚亲王允祉。允祉在康熙诸子中最为崇尚学问，身边聚集着一批颇具学识的知识分子。由于康熙帝非常重视纂修书籍一类文化事业，其时编辑著述之风十分盛行，因而诚亲王允祉积极赞助陈梦雷编修一部包罗万象的大型类书，务求做到“凡六合之内，巨细必举”。
在陈梦雷的主持下，招集众多学者，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四月编纂完成，定书名为《文献汇编》。
《文献汇编》，分为六编，荟萃了古代各类书籍。这部巨型类书后由诚亲王允祉进呈康熙帝，康熙帝很是欣赏，赐名《古今图书集成》。但康熙帝认为此书还不够完善，于是命儒臣进一步补充、编排、校定。由于这是一项极其巨大的工程，因此直至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帝逝世，仍然没有完成。
雍正帝即位后，由于忙于对政敌的斗争，因而把编书工作暂时放下。后来，雍正帝决心重新修书，并颁布诏书：“陈梦雷原系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宽仁免戮，发往关东。后东巡时，以其平日稍知学问，带回京师，交诚亲王处行走。累年以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京师断不可留，著将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陈梦雷处所存《古今图书集成》一书，皆皇考指示训诲，钦定条例，费数十年圣心，故能贯穿今古，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备具，洵为典籍之大观。此书工犹未竣，著九卿公举一二学问渊通之人，令其编辑竣事，原稿间有讹错未当者，即加润色增删，仰副皇考稽古博览至意。”
雍正帝无端借故处理陈梦雷，显然是为了打击其兄诚亲王允祉，好在他尚没有因人废文，仍然重视《古今图书集成》的编修工作。雍正年间，礼部侍郎蒋廷锡主持了校勘和重编工作，至雍正四年(1726年)而终成。
3-8雍正帝
最后编定的《古今图书集成》共一万卷，约一亿六千万字，分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其中历象汇编分为乾象、岁功、历法、庶征四典共一百二十部；方舆汇编分为坤舆、职方、山川、边裔四典共一千一百八十七部；明伦汇编分为皇极、宫闱、官常、家范、交谊、氏族、人事、闺媛八典共二千九百八十七部；博物汇编分为艺术、神异、禽虫、草木四典共一千一百二十部；理学汇编分为经籍、学行、文学、字学四典共二百三十五部；经济汇编分为选举、铨衡、食货、礼仪、乐律、戎政、祥刑、考工八典共四百五十部。是书所录常常是将原书整部、整篇或是整段抄人，并注明出处，由于分类细密，条理清晰，非常便于检索。像这样编排细密、汇集广泛、规模宏大的类书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在学术上具有极大价值。
《古今图书集成》编成后由内府用铜活字印制六十五部，雍正六年(1728年)完成，共装订成五千册又目录二十册，分装五百七十六函。这种殿本的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印制极其精美，堪称古代印刷艺术的杰作。《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时期一批官修或半官修图书中最有价值的一部，也是我国古典百科全书发展的最高峰。
曹雪芹和《红楼梦》
《红楼梦》是乾隆时期曹雪芹的作品。它不仅是中国最优秀的古典小说，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葩。曹雪芹名霈，字梦阮，汉军旗人，他的先辈是满洲正白旗，曾祖母是康熙帝的奶妈。因为这个关系，他家受到康熙的恩宠，曾祖曹玺、祖父曹寅、父辈曹颐、曹烦相继担任江宁织造达六十多年之久。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位，曹家因此富贵过人。
3-9曹雪芹像
雍正即位后，宫廷斗争激烈，曹雪芹的父亲受到牵连，被革职抄家。此后举家迁到北京，境况一蹶不振。在穷困潦倒、贫困异常的景况下，曹雪芹开始了《红楼梦》的写作。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全书共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由曹雪芹写成，原名《石头记》；《红楼梦》内容极其丰富，它通过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形象的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和危机。《红楼梦》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以一张“护官符”为引子，描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封建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活动及其裙带关系，刻画了众多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地展示出一幅封建家族由盛而衰、而败的历史画卷。这幅画卷，是整个封建专制社会的缩影；四大家族的命运，隐约地预示出封建专制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红楼梦》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贪污纳贿，仗势欺人，官官相护，草菅人命，收租放债，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行。“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就是四大家族财势逼人的形象概括。贾府修造的省亲别墅--大观园，则是统治阶级骄奢**逸腐朽生活的艺术写照。
《红楼梦》作者以极大的同情，热情歌颂了被奴役、被**的奴婢向封建势力、封建制度挑战的反抗精神，特别是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两个封建贵族叛逆者的形象。他们要求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并对封建礼教和整个封建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和尖锐的讽刺。《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是卓越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它情节复杂，事件纷繁，人物众多，但是结构紧严，脉络分明，语言洗练，形象动人。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红楼梦》还存在一些伤感、厌世的消极情绪、虚无主义和宿命论思想。但是《红楼梦》不愧为中国古典小说中思想性最强，艺术性最高的一部伟大作品。
《红楼梦》全书共一百二十回。一般认为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写的，而后四十回则由高鹗和程伟元所著。
公元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经高鹗续补后四十回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出版。
高鹗(1738-1815年)，字兰墅，清代文学家；因酷爱《红楼梦》，别号“红楼外史”；祖籍铁岭(今属辽宁)，汉军镶黄旗内务府人，寓居北京。高鹗熟谙经史，热衷仕途，但屡试不第。乾隆六十年中了进士，任过内阁侍读、刑科给事中等官职。他通晓诗词、小说、戏曲、绘画及金石之学，著作如林，但唯有续补《红楼梦》得以传世。
也有一说是高鹗与程伟元共同续成《红楼梦》后四十回。程伟元(？-约1818年)，字小泉，苏州人氏，科场失意未能人仕，流寓京师时结识高鹗。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高、程二人首次以活字排印出版了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自此《红楼梦》的版本系统大致有二：一为带脂砚斋批语的八十回抄本系统，题名《石头记》，有甲戌本、乙卯本、庚辰本、戚序本等；一为一百二十回印本系统，程、高首次活字排印本称程甲本，次年修订再印的称程乙本。现在通行的是以程乙本为根据的一百二十回印本。
高鹗能根据原书线索，悉心揣摩曹氏的创作意图，在全书的总体构思上一脉相承，把结局处理成悲剧，使《红楼梦》成为一部情节首尾齐全、结构完整的义学巨著。如贾府危机四伏、大祸迭起终至家败人散；黛死钗嫁宝玉出家，爱情婚姻的主线以悲剧告终等等，这些重要情节的发展都能与前八十回相呼应，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续作中不乏精彩生动的章节，如黛玉焚稿，袭人改嫁等。而最大的败笔则在于写宝玉中举、贾府复兴、“兰桂齐芳”等等，这显然有违原著精神。
《红楼梦》后四十回虽然在思想意义、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趣等方面都与曹雪芹所作的前八十回有着相当的差距，但由于续作能遵循曹氏原著中的隐喻暗示，大体实现了曹氏的悲剧构思，故得以随曹著前八十回广泛流传。
高鹗的贡献在于使《红楼梦》成为完璧，促进了这部有巨大社会意义的经典之作的传播。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安徽全椒人。他出生于世代簪缨的官僚家庭，到他父亲这一代，家道开始衰落。他自幼聪颖异常，诗赋援笔立就，但不善治理产业，而且性格豪爽，慷慨好施，性耽挥霍，不到十年，家产**尽，开始过起了穷困潦倒的日子。他被乡人视为败家子的典型而引以为戒。他二十三岁考中秀才，但此后在科举的道路上一直不顺，最终连个举人也没有考取。这种经历，使他对科举制度的本质有了切身的认识和体验。考试失败，亲友故旧或拒之门外，或避于路途。世态炎凉，人生百味，他都在科考中感受和品尝了。官场和科举考试中的各种丑恶现象，诸如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里、富家子弟的平庸愚蠢、文人学士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们的招摇撞骗，都暴露在了他的面前，使他变得愤世嫉俗。这为他写作《儒林外史》积累了生活素材。他三十三岁移居南京，五十四岁寄居扬州，在贫病交加中辞世。
《儒林外史》大约写于吴敬梓三十六岁的时候。在他生前，仅有抄本。他死后出现几个不同的版本，卷数也各不相同。一般认为，《儒林外史》应为五十五卷。为避文字狱，吴敬梓把其小说的故事背景定在明朝中叶，但实际上是清统治下的十八世纪。
3-10吴敬梓
《儒林外史》属于白话小说，全书共计五十五回，笔锋所指遍及封建社会各个角落，集中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腐败，讽刺了利欲熏心的封建文人，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首先，作品对封建的八股科举制度做了深刻的揭露。作品从一开始就借书中人物之口，反对明太祖制定的八股考试制度，指出这是一代文人的厄难。接着他通过塑造的两个封建文人周进和范进的典型形象，揭露了一心往上爬的封建文人，一旦出仕即为贪官污吏的丑恶，无情抨击了科举制度的虚伪及其所造成的社会罪恶。其次，作品有力地痛击了封建官府和官僚政治的腐败。它形象地描绘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和爱钱如命，他们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他们满口仁义道德，实际却是男盗女娼。
作品在讽刺、揭露儒林群丑的同时，还塑造和歌颂了一批寄托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书中的杜少卿是一个反对科举制度，鄙视功名利禄，蔑视八股文和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沈琼枝则是一个敢于向封建势力挑战，自食其力，要求妇女独立，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型女性。书中的人物，大都有现实生活的原型，因此令人感到真实自然。《儒林外史》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作者以喜剧的笔法产生了悲剧的效果，令读者在阅读故事发出笑声之余，陷入沉思，为人生和社会而悲叹。《儒林外史》中的正面人物，仍不能摆脱理教色彩，缺少进取心和朝气，是作者囿于时代的局限而找不到出路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