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仙片在网络时代复现的征兆
如果电影只是一种大众通俗艺术，那么新型电影的产生来源于大众心理，一种电影形态就是一个时代的秘史。如果电影只是一种高级的审美活动，那么新型电影的出现是一种审美的需要，就应该从其同时代的其他艺术中寻找它的助因，在以往的时代搜寻它的根源。
新的艺术风潮不是产生于形式翻新，而是产生于一种新的处世态度。举例如下：
我和爱人幽会的地方，
是在南方峡谷黑山林中，
这个秘密我只对我的鹦鹉说过。
啊！我的鹦鹉，
它正在十字路口叽叽喳喳。
这首诗来源于西藏，据说是一位活佛的作品，所以它刚流传到汉地时，许多学者都认为其中蕴藏着深刻的佛学哲理——这真是“高推圣境”了。既然没有哲理，那它好在哪里？因为它玩弄了语言——这就是一种态度。前两句之纯真宛如十六岁少年，当我们正等着它的脉脉深情延续时，后三句则突然出现了一个闹剧。
诗的作者以一种嬉戏的态度来描述爱情，这是个前所未有的角度，所以它是好诗。这首西藏民歌有人按照五言、七言的古诗来翻译，措辞颇像杜甫，那就完全不对了。因为它对爱情的态度变化了，所以我们最认可的形式是于道泉先生翻译时采用的白话文，而不是大学者们用的古诗。
诗作者对爱情的态度使得用白话文翻译诗得以成立，不再仅仅是一个前卫的想法。处世态度决定艺术形式，如果反过来就是投机。在二十世纪初的白话诗运动中，有不少都是垃圾，不管它们在文学发展上起过多大的作用。
电脑进入中国的时间还短，对我们多数人的影响还不能说是深入骨髓，在网络上至今没有一个电影信息的网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但对于电影界本身，处于网络时代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举例来说，网络时代的电脑特技已经根本改变了动作片，不管是好莱坞类还是中国的香港类。最近的局势是二十世纪中国三四十年代的剑侠片，像幽灵一样在动作片天地死灰复燃，笔者认为不久之后“剑仙片”会带来一种新的审美。
吉诺·李维斯主演的美国影片《黑客帝国》，是一部真正网络时代的电影，人们因网络的存在而改变了生活，如果没有网络也就没有这个故事。影片故事此处不多谈，关键是它的态度。网络的出现无疑令人欢天喜地，甚至有人认为网络不但是信息的快捷，这种交流方式本身就是“民主”的天然样板。但此片对网络的态度则是恐惧，它认为网络时代糟糕至极，是个需要救世主的时代。影片套用《圣经》的情景，李维斯成了现代版的基督。
这部影片正是因为网络，使得人物动作神化——这就是剑仙片的基本特征。对于李维斯那八分之一的中国人血统真是适得其所。这部美国动作片可谓浓缩了中国功夫片的历史，枪战场面学习吴宇森的痕迹很明显，打斗动作将李小龙、李连杰模仿得马马虎虎。至于其中的神迹，与其说像《圣经》中的基督显灵，不如说更像中国三四十年代的剑仙片。
他在片中的死而复活，一举击败强大对手的场面，简直就是剑仙片中服用灵丹产生异变的经典情节。电脑特技开始只是令一些不可能完成的惊险设计得以实现，但最终人们不满足于简单的视觉新奇，这种技术的进步必将孕育出一种文化，正如《黑客帝国》已经不再满足于运用电脑特技创造惊骇、创造恐怖的异星怪兽，而是用电脑特技创造动作美感，我认为这是中国的剑仙文化的复显。
最明显的征兆是香港电影《中华英雄》，它同《黑客帝国》一样大量使用特技，但神化人物的依据不是网络，而是剑仙的传说。
二十世纪初剑仙片中的文化心理
在二十世纪初叶，中国有过一个极为卖座的片种叫“神怪剑侠片”，迅速地昌盛迅速地消亡，神怪剑侠就是剑仙。
先解释剑仙，使剑的神仙。剑仙片的故事如同007电影，剑仙们总是卷入一个神乎其神的阴谋中，以神奇的手段来解决，制造阴谋的是人类的公敌，他们的阴谋充满孩子般的想象力。如同007一样，剑仙为破坏那些天真可爱的阴谋而精疲力竭，败中求胜，稍微有一点残余的力量还得谈恋爱。只不过007寻找异性完全出于个人喜好，而剑仙没那么浪漫，剑仙片中基本没有谈情说爱的场面，全是暗恋。
男女剑仙之间以“祝你早成大道”而相互拒绝，显示自己心存理想。最有人情味的话是“下次联手，有缘再见”，一旦说出“可否接受我”，往往立刻死于非命。偶然终成眷属也十分乏味，也被冠以“他们夫妻共同修炼，进展神速，很快成了土地爷和土地奶奶”。
这与二十世纪初的社会氛围有关，那是个封建礼教与西方思潮错综复杂的时代，大家都明一套暗一套地生活，电影还不好意思**。剑仙的爱情只是让人徒生伤感，这也是剑仙片的特色，它不像007以调情来娱乐观众，颇有点为了理想的牺牲精神，不过剑仙片中的女人往往形象极为性感。
007的除暴安良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而剑仙的铲除妖孽则是为了“宇宙清静”，负担更重。
剑仙与007最大的不同之处，是007使用高科技武器，而剑仙运用法术。胡蝶主演的《火烧红莲寺》一类，腾云驾雾，飞剑杀人于千里之外，她的飞剑性能相当于今日的跟踪导弹。在中国电影史中，“神怪剑侠片”是最早运用电影特技的片种。特技支撑着它，另外一个支点是当时沸沸扬扬的剑仙传说。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原本没有剑仙，只有剑侠如荆轲或是神仙如吕洞宾。在唐人笔记如《昆仑奴》中倒是有些神乎奇神的人，但这些人是在使用原始魔术。剑仙的传说始于近代，最昌盛的地点是上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最为西化的地点，崇尚科技文明的上海人为何会对这荒诞不经的剑仙如此买账？
那时刚刚西风东渐，人们往往崇尚科学而又不得究竟，以义和团为例，他们对洋枪洋炮十分敬畏，但对这种犀利玩意不是和钢刀、红缨枪归到武器类，而是和画符、咒语归为一类。认为枪炮是一种神通，既然是神通就可以用神通来对付，于是他们念着咒语纷纷倒在血泊之中。
生活在准西方环境中的上海人自然比义和团众要高明不少，但还是在神秘莫测的西方文明前感到底气不足。作为黄种人需要一个本族文化的支点，但不可能让一个市井小民去通读“四书”“五经”，他们需要一个通俗化的形象。就像那个时代的青、洪帮崇尚关公一样，好像是让自己受到“忠义精神”的熏陶，实际上是为了克服自卑。
青、洪帮甚至还按照禅宗的谱系来排辈分，好像达摩是个来自印度的国际罪犯。他们利用禅宗“小狗也有佛性”的理论，让自己罪孽、低贱的生活变得也有佛性。
民众臆造剑仙，和青帮拉关公、达摩关系的道理一样，是在自卑感极强的情况下对自己做出的一次心理补偿，在梦想中体会一下理直气壮的感觉。而这种病态心理最严重的地方是在上海，老上海不但是个很“洋”的地方，而且是个很“仙”的地方。
曾有一份对上海的评价是：“无学术有风格。”意为上海不可能产生出什么本地的学术，但很多种学术到上海后都会变成“海派”——以此话考究那时的上海肯定不对，因为在一九三三年上海诞生了一门本地生成的学术——仙学，创始人为陈撄宁。笔者曾经拜访过陈撄宁先生的传人，他对我说：“仙学就是用科学和神仙之说相互参照。”
近代唯一在上海本地生成的学术，竟然将科学与神话融合在一起！能产生这种学术，可见当时的社会氛围，东西方文化半通不通的融合，真是剑仙传说产生的土壤。
大众对于剑仙的心理需要如此强烈而普遍，于是在那时的上海出现过许多对剑仙的严肃考证。考证的结果是：有。但既然有，那他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鬼子呢？考证者的回答是：“因为他们的性格极为孤僻。”
为了和这个“孤僻的性格”相符，考证者对剑仙的形象做出了如下描绘：“自从练剑之后，他们的相貌就会变得愈来愈平庸，越来越不喜与外界接触，往往躲在集市里靠卖菜维生，活得浑浑噩噩。”为了解释这“浑浑噩噩”，一些武当派人士对外宣称：“以剑炼丹在武当派道法‘九转回旋丹法’中被认为是最低的一种。”而著名的陈撄宁先生则表示此法十分的费力不讨好。
看来剑仙不但心理不正常，灰头土脸，贫困潦倒，而且法力较低——这样的神仙在中国可谓前所未有。在传统文化里，风流潇洒、云来雾去应该是神仙的基本素质。剑仙只能是个近代的产物，和当时大众的病态心理有极大的关系。
剑仙主要是中国近代的一种文化，迎合大众的心理需要。写出小说的是还珠楼主，此君是鸦片爱好者，过烟瘾时写下《蜀山剑侠传》，和今日的金庸武侠一样，几乎人手一本。书中人人会飞，怪兽、灵丹、秘籍层出不穷，鸦片刺激后的想象力真是非同小可。
当时的女明星胡蝶女士穿上紧身衣扮演了女剑仙，和剑仙灰头土脸的传说很不相符。银幕上出现了一个性感的剑仙，尤其被绳子吊在空中装飞时，更显得体态健美，影片一出，万人空巷地争看。也许性和暴力是电影永远的主题，剑仙很快脱离了小说与考证，变成了传统的大侠，一出现便匆匆忙忙地行侠仗义大打出手，而且长得都较帅，失去了传说中那种孤僻的个性。
那种个性类似于《杀手里昂》中的杀手，那种个性在今日迷倒了全球的少女，它在老上海的神怪剑侠片中被轻率地抛弃真是可惜。但电影要真按照传说去拍，在当时可能就砸了，因为太不偶像。从人物塑造上可以看出电影的演进。
剑仙要真像电影中那么热心肠，日本天皇不知道死多少回了。神怪剑侠片除了让人观赏胡蝶女士的美丽外，还让中国人体会了一把强悍的感觉。剑仙的传说昌盛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大众的心理需要，一直亦真亦幻地好像确有其事，后来自称剑仙谋财害命的骗子日益增多，使得民众渐渐怀疑剑仙的真实性，当时的武当派第一武术高手李景林则公然宣布其真实不虚，他自己就有把剑仙的飞剑。
为了做本文的课题，笔者四处寻找李景林的传人，后来发现和陈撄宁的传人是同一个人——这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还珠楼主是个文人，他没有什么传人，但他和陈撄宁、李景林都是好朋友，也许一些影响世事的后果在谈笑中就有了默契。
那位双重身份的传人——胡海牙先生拿出那把飞剑，当笔者兴奋地想，“此生如不能拍电影，就当个剑仙吧”时，却惊讶地发现那把飞剑的规格样式完全就是胡蝶女士影片中的道具模样。
剑仙或许只是一个文人的臆造，但它造成的影响在民俗中的力量巨大，这个还珠楼主比今日的金庸先生还要厉害，致使当时武术界和道学界都要去帮着证明。这说明在中国人的天性里对剑仙有一种需要，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值得思考，作为一个电影题材会带来高额的票房。举例如下：
电影《中华英雄》在一九九九年火爆非凡，它与徐克的古装武打有很大不同，它是一部剑仙片。
剑仙片的蜕变
还珠楼主的“剑仙片”只是短短的一瞬，狂热拍摄也就是不足三年的光景。它消亡的深层原因是社会文化心理的转移和飞机大炮的严酷现实，表面原因是金庸，此君是后起的最大武侠小说家，但他的路数不在剑仙上。武侠小说的口味一变，还珠楼主再无人提起。
金庸先生虽在与王朔先生的论战中显得口语能力稍逊一筹，可他的小说一直是香港武打片反复拍摄的题材，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已然三十年了。
武侠小说肯定要写武林秘籍，金庸小说中的秘籍写得最好的是《射雕英雄传》中的《九阴真经》和《笑傲江湖》中的《葵花宝典》《独孤九剑》，一是寓意深远，二是引发出的故事最为精巧。从小说中零星写的秘籍介绍看，《九阴真经》像是来自李涵虚的道书。进一步臆测，小说中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出处在于道教咸丰年间形成的“东西南北中”五派的局面。
而《射雕英雄传》结尾时，第一高手是西毒欧阳峰，此人物逆练《九阴真经》的做法，和清末道教西派李涵虚的法门近似。道门五派的形成是清末重大的文化事件，金庸先生肯定知道的。和《九阴真经》有连带关系的是《九阳真经》和小龙女练的《玉女心经》。小说中把《九阳真经》缝进人皮下的故事很明显是照抄佛教的《楞严经》的典故，《楞严经》的汉文润笔者是房融，这位大文豪如果知道自己翻译的作品是武林秘籍定会大吃一惊。至于小龙女练的《玉女心经》，道教典籍里有一本同名的书，只不过那本书的内容是教导女子**的技巧，和小说中《玉女心经》的清心寡欲宗旨实在南辕北辙。也许金先生就着小龙女冲破礼教的爱情故事，盗用此书名是别有一番深意。
金庸书中的“葵花宝典”“挥刀自宫”之说，明显是一种错误的理论，是对道家“清心寡欲”精神的曲解。小说中说此秘籍来自禅宗，实际上佛教才不管什么阴阳进退的问题呢。此说古已有之，在历史上曾危害不浅，道教门中挥刀自宫的大人物可以数出几个，对此类事迹古人们一会儿赞扬一会儿避讳，有许多史料上的纷说……也许东方不败的原型就在于此。
在金庸书中，对全真派人物描写得满是人性的缺陷。历史中的全真派的兴盛是依靠外族（金、元）的支持，明显地，金庸先生对他们没什么好感。
小说中的“独孤九剑”是一种神乎其神的剑术，小说中的秘籍文字令人想起了剑仙之说兴盛时，从武当山流传出的一本惊动天下的剑谱。那剑谱的记录方法跟古琴谱一样，是一些根本看不懂的字形和几道优美的弧线。剑谱的公布者是一个自称参加过北伐革命的人——宋唯一，他说：“我虽然因为没时间练所以不能验证剑仙的真假，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这就是真正的剑仙剑谱。”
这句话完全不合逻辑。那本剑谱实际上就是在八卦掌上加了根剑而已，只不过记录的方法神秘，因为毕竟是武术，多少有些门道，也许金庸先生的“独孤九剑”来自它。在《笑傲江湖》小说中，令狐冲和任盈盈的爱情产生于一个将琴谱错认为剑谱的事件。
笔者以前很想当个汉学家，充满愉快感地去旁征博引，但后来喜欢上电影，耗尽了时间，也就没了考证个究竟的时间。其实对于金庸先生，上面那种考证应该是两百年后的人干的事，那已全然不是用金庸的书来考证史料，而是在用史料来附和。但这么拉杂地考证金庸，是为了寻找他作品中剑仙的痕迹，因为据金先生讲，他的小说毕竟是从还珠楼主那里一点点变过来的。
考证的结果是：金先生是个以精通传统文化而著称的人，但在他的传统文化功力中可以见到对道家典故的运用，却看不到剑仙的影子，也许是因为剑仙不属于传统文化。其实大师都是变则通的人，金庸在读还珠楼主中度过了青少年，他长大后就另开天地了，不会再去玩已被还珠楼主耍得烂熟的剑仙，有才气的人都自成一家了。
通俗小说就像个大舞场，新鲜的款式最能刺激人们的口味（电影也一样）。金庸的小说是极其重视故事的悬念和人物情感的真实的，他的人物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武功。“金庸的小说如果抽去武打成分就是很好的爱情小说”——此说是许多人的共识，所以他不会将人物神话从而变成个异类。
金先生多年写社会评论的生涯塑造了他注重现实的特点，他的武侠出于社会。而还珠楼主的剑仙处于一个“亚神仙的武林”，虽然他小说中的风土人情可以当作旅游手册来读，但他的人物是亚人类，有点像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神。楼主的鸦片生涯促发了他的虚幻美学，和金庸记者生涯的现实感形成了巨大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