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和国家经历的曲折和反复,特别是发生“**”的惨痛事实,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问题上,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此,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党和人民也结合历史经验和新的情况,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目标模式及发展道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1978 年10 月11 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须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这里所说的“改变上层建筑”即含有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

同年12 月13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他认为:“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对此,他后来解释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民主政治建设。这说明,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就已经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任务。

他的这一重要思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确认,并开始成为全党的共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为此,三中全会围绕着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在改革党的领导制度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主要包括:实行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少宣传个人;充分地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把立法工作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审判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权威。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些原则和要求正式拉开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序幕。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着手点,是有其特定背景的。众所周知,50 年代末期以来,在我们党内的政治生活中,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而对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产生了相应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在“**”中,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个人崇拜、家长制、“一言堂”盛行的同时,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这不仅削弱了党的领导,而且造成党风和社会上思想混乱,成为后来实现党的中心工作战略转移的严重障碍。如何创造一个既使个人心情舒畅又有统一意志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激发和保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正是民主政治建设所要着力解决的首要问题。

其后几年,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正是紧紧围绕着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个主题,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开展起来的。

成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作出的一个重要决策。1979 年1 月4日,陈云在中纪委第一次会议开幕会上对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刻的论证,并指出,健全民主集中制,“这件事是全党的最大的事情。只有这样做,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9月29日,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必须在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充分发扬民主,在各级组织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从党的领导者到每个党员,从国家领导人到每个公民,在党纪和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不受党纪约束的特殊党员和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绝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11 月2 日,邓小平号召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改革党的领导体制作出表率,提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干部退休制度,设立顾问制度作为过渡形式,要求尽快改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

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为改变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人甚至个人的状况,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中央书记处的成立,使中共中央形成了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个层次的领导体制,正像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人在会上所说:中央书记处处于第一线,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处于第二线,这样好处多,除有利于解决接班人问题之外,从战略上考虑,如果哪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不会影响一群,比较能够经得住考验。这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初始阶段的一个重要文件和重要成果,其意义在于它用党的决定的形式确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基本上完成了党的组织制度上的拨乱反正。作为新的党规党法, 《准则》着重强调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强调保障党员权利,发扬党内民主;强调党内真正实行民主选举,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强调领导干部要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等等。这次全会讨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还明确规定不搞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等内容。

根据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同年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两个文件: 《关于十二大代表选举工作的几点意见》和《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中央指出,这是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步骤。7 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几个问题的指示》。8 月,中央书记处决定,在今后的二三十年内,一律不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响。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全党广泛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改革党的领导制度进行了酝酿。在此期间,全国人民正在积极筹备召开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筹备期间,有关部门对改革国家领导制度也进行了酝酿和讨论。正是在上述酝酿和讨论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80 年8 月18 日至23 日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及其有关问题。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这个讲话第一次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原则和方针,成为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要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革旧的政治体制,完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良好的政治保证,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基本矛盾的运动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处于基本适应但又不完全适应的状态。通过改革,改变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环节或机制,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社会主义才能够不断前进。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完全相适应状态的症结何在?政治改革的对象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好的,因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种具体制度也是不容置疑的。

邓小平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对象是现行的体制。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由此,他进而强调:“改革,这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这些论述,透彻地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极端重要性。

第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特性和现行体制的主要弊端,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是中国人民长期历史选择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客观要求。其基本特征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实现。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具体体现形式,我国的政治体制,也有其特定的历史局限。人类历史上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

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例外。由于源远流长的封建主义在上层建筑领域遗留的影响;由于在革命战争年代中我们党和军队决策权高度集中,随机性强,缺乏稳定的制度和规范等特点的延续;由于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影响;加之我们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发生了指导思想上的错误,特别是“**”的严重错误,我国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邓小平指出,这些弊端“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而且,“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显然,克服这些弊端,除了进行果敢的改革是别无他途的。

这说明,改革政治体制不仅是必要的,也是非常紧迫的。

基于上述分析,邓小平在讲话中向全党提出了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的要求,指出:“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为此,他着重提出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六项重大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是:建议修改宪法,切实保证人民享有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将在宪法中体现出来;建议设立党中央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划分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要真正建立起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强有力的工作系统,认真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要有准备有步骤地改革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院长、所长负责制,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并实行院长、所长负责制;要求各级党委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为实施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根本纲领,从1980 年10 月至1982 年底,党和政府为逐步革除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弊端,采取了若干措施。主要是实行党政分工,增加地方的权利,扩大基层的民主权利,切实保障司法、检察院机关依据宪法而享有的审判和检察权等,以探索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实现形式。1980 年8 月30 日至9月10 日,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建议,从中央政府机构着手,自上而下地逐步改变党政领导干部兼职过多的状况,这是改革党政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领导干部的体制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二、打破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请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顾问委员会一成立,我就说这是过渡形式,归根到底还是要建立退休制度。

多年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在干部人事制度上存在的主要弊端之一,是实际上存在着的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

由于这种领导干部职务实际终身制的存在,加之“**”造成的不正常干部交替制度和大批冤假错案的出现,造成了我国干部队伍两种畸形的发展趋势:一是干部队伍的严重老化;二是一些帮派分子通过派性斗争混入党内,进入了干部队伍。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的领导下,开展了我党历史上的拨乱反正工作,混入干部队伍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帮派分子被清理出去,大批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他们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大的贡献。“**”结束以后,大批老干部为实现拨乱反正立下新功。然而,面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和日益繁重、复杂的工作,有相当部分的老同志由于年老体衰或者缺少现代科学文化和管理知识而日感吃力,逐渐不能适应新的工作要求。这样,让他们从工作岗位,特别是领导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实现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就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要求了。但是,由于部分老同志深受“四人帮”迫害,靠边站了多年,如今刚出来工作,又要让位,一时难以转过弯来,加之多年来我们党没有注意提拔中青年干部,造成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如果老同志一下全退下来,新同志未必能稳得住阵脚。年轻的干部在一段时间内还离不开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传帮带。这种特殊的历史现状就决定了要在短时期内,彻底废止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全面实行领导干部的退休制度是具有一定难度的。特别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高级领导干部实行退休制度,一时还难以到位,因此,必须寻找一个过渡的办法。

实际上,自1980 年新老干部交替的矛盾尖锐时,党中央和邓小平就开始思考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

1980 年8 月18 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到:“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1981 年7 月2 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帷幕刚落下没几天,邓小平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到设立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些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这样,在邓小平的倡导和关心下,顾问委员会的设立就开始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成了我党完成新老领导干部交接班的特殊形式。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定决心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

1982 年2 月18 日,邓小平在会见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7 月4 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强调了提拔青年人才的重要性,他说:“干部年轻化,军队提了多年,要求选拔比较优秀的、年轻的,台阶可以上快一点。”“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这些人就交不了账。”他在谈到老干部压在上面,中青年干部上不来的问题时,特意转述了聂荣臻的一句话:“聂荣臻同志提出步子要稳当,我赞成。他有一个好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

7 月30日,在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召开的前夕,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即将向党的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经过修改的新党章草案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就此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次的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他进而分析了实行这种过渡形式的原因是“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他还说:“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我们必须认真解决这个问题。”

8 月6 日,距党的十二大召开还有24 天,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修改后的新党章草案。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在大会闭幕时透露,将有相当一部分德高望重、年高体弱的老同志要退出来,转到中央顾问委员会,担负起支持帮助新中央委员会的重任。

1982年,秋高气爽的北京城,又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9 月1 日至11日,党的十二大拉开了帷幕。会议审议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并规定了各自的性质和权限。“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大会根据新党章的规定,选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 人。9 月13日,中顾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选举了25 名常务委员。会上,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和任务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可以设想,再经过10 年,最多不要超过15 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这就明确了这个组织的过渡性。随后,各省市自治区也设置了省级顾问委员会。

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于发挥部分老干部的作用,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顾问委员会建立后,协助中央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首先,率先垂范,大力推进老干部的离退休工作,平稳地实现了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作为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在顾问委员会设立后,始终号召老同志要顾全大局,让出位子给年轻人上。1984年10 月22 日,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高度赞扬《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重要文件的同时,特别强调了要大胆起用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

他说:“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要多顾多问。这方面可要解放思想呀,不解放思想不行啦! 要说服老一点的同志把位子腾出来,要不然年轻干部没有位子呀。”他进而强调指出:“其他方面出这个那个毛病不要紧,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来要出大问题,要犯大错误。请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顾问委员会一成立,我就说这是过渡形式,归根到底还是要建立退休制度。因为位子就那么多,还要精兵简政,老的不腾出位子,年轻的上不了,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总之,选拔年轻干部是我们顾问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责任。”与此同时,顾问委员会还极为关心离退休老干部的晚年生活,国务院也发布了《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决定》,免去了老干部的思想顾虑,使他们愉快地从一线领导岗位退了下来。

1985 年6 月,何长工等一批老干部主动写信给中央,请求不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职务,率先垂范,做出了榜样。他在信中说:“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让位于年轻同志,支持年轻同志进入领导岗位,这是我们老同志的心愿和历史任务,是发自我内心的感情。前几年我虽已退出了第一线,进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现在也仍有一个退的问题。因为在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上,我们党要建立的根本制度是退休制度,而不是顾问制度。”信中又说:“由顾问委员会转向退休生活,在我一生中可以说是又一个转折,而且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转折。在这个岗位上,我想同样有许多事情需要我去做,人退志不能退,人退党的信念不能退。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我终身奋斗的目标。在晚年为了党的伟大事业,我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吧!”

党的十二大选出的348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64 人是年轻的党员代表。李鹏、乔石、田纪云、吴学谦、胡启立等相继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平稳地开始了新老干部的交替。1985 年9 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加快了中央领导班子的年轻化进程。先后有141 名老领导退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有180 多万老干部退休,330 万年轻干部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军队系统提升了一大批年轻的军官担任各级指挥员,各大军区的指挥员的平均年龄年轻了7 岁。军队营一级指挥员基本上都由军事院校毕业的年轻军官担任。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凭借着他们崇高的政治威望和率先垂范的榜样作用,顺利解决了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带动了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从党的十二大到1987 年党的十三大前夕,许多党的老干部又先后给中央写了请退信,要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或中顾委、中纪委委员。在党的十三大上,邓小平辞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委员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1989 年又辞去了军委主席的职务。完全从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起了良好的表率作用。干部离退休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到1997 年底,全国离退休干部已达1080 万人,比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 年增加了10 倍。干部离退休制度的建立和推行为实现各级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和促进整个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创造了条件。

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着眼,身体力行地推动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干部队伍年轻化的进程。1989年,他主持建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实现了自己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顺利交接,翻开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的一页。

到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中央顾问委员会已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了让年轻的领导班子放开手脚,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宏伟大业的历史重任,中央顾问委员会提出:党的十四大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党的十四大经过慎重讨论,在肯定了顾问委员会所作的历史功绩后,同意了他们提出的建议,决定不再设立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省、直辖市、自治区顾问委员会。

顾问委员会作为一种特殊的过渡形式,虽然为时短暂,但是它对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新老干部交替的平稳过渡和离退休制度的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它的丰功伟绩将永远彪炳史册。

邓小平在倡导并带头废除了干部制度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同时,以极大的精力关注选拔和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这是关系着能否顺利实现干部队伍新老交替的关键。

三、培养接班人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了,五年以后,五十岁以下的人,打过仗的就很少了。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志,要认真选好接班人,抓紧搞好传帮带。

选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早点上来。

1977 年,刚刚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就敏锐地意识到,回到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大都年事已高,精力不济,干部队伍呈老化趋势,随着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政治路线的确立,需要一批年富力强,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因此,他在清查“四人帮”帮派分子、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果断地提出了培养接班人这一事关国家兴衰的重大问题。

1977 年12 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向军内老同志打招呼说:“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了,五年以后,五十岁以下的人,打过仗的就很少了。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志,要认真选好接班人,抓紧搞好传帮带。”

1978 年6 月2 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谈到接班人问题:“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选好接班人的问题。1979 年七八月间,邓小平到上海、山东、天津等地视察。他走一路讲一路,谈得最多的是组织路线问题。他说,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已经确立了,现在要明确提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而组织路线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邓小平不无焦虑地说:“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他告诫大家:“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我们现在对于人们的思想状况、政治状况比较清楚,能够看出来哪些人是拥护党的路线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讲党性的。”“如果我们不在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要天下大乱。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

1980 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废除领导干部实际存在的职务终身制问题。会上,邓小平动情地告诫与会代表:“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现在确实还有一批帮派人物,奉行林彪、‘四人帮’那套思想体系的,打砸抢的,头上长角、身上有刺的,这是造成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邓小平始终都没有忘记王洪文那句“十年后再看”的话。

那是1975 年2 月,在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建议下,71 岁的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这一举措像一把尖刀插在了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人帮”心上,急红了眼的王洪文跑到上海叫嚣:“十年后再看。”

那时,王洪文刚满40 岁。

王洪文的话传到中南海,邓小平找到李先念等老同志交换对王洪文这句话的看法,脸带忧虑地说:“十年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

从此,接班人的问题和王洪文的那句话就深深刻在邓小平脑海中,第三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选好接班人的问题。

这次会上,邓小平又一次提及王洪文那句“十年后再看”的话,向全党呼吁: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时间紧迫,再不及早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不行。他看了看在座的代表,感慨万千地说道,五年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在座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时再考虑接班人问题就晚了。对于一些优秀分子为什么不能上来,怎样解决挡路的问题,就非常需要认真地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这些老同志,包括我在内,要是办不好这件事,就交不了账了。

会后,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为年轻干部进入中央领导层腾出台阶。

1980 年3 月17 日,邓小平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就各省、市、自治区选拔的165名优秀中青年干部一事进行讨论。发言时,邓小平明确表示了不满,指出问题主要是两点:第一,年龄偏高。第二,文化程度太低。大学毕业的很少,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生。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组部又从一机部、四机部等单位抽调有经验的同志,共同组成考察工作组,深入工厂企业,重新选拔年轻干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考察组选拔了约200 名比较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并将这些人的简历登记造册上报中央,得到充分肯定。不久后,这批同志陆续被充实到中央各部门、各大企业的领导班子中。

1981 年6 月8 日,陈云找中组部领导谈话,着重讲了选拔中青年干部问题,并建议成立青年干部局,具体负责选拔中青年干部的任务。

6 月27 日至29 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确定:“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四化”成为新时期选拔干部的重要方针。

会后,邓小平又特意把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留下来,讨论陈云的建议。会上,邓小平专门作了题为《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的讲话,再次指出:选拔中青年干部是个战略问题,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8 月7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对调整领导班子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指示的几项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当年底解决好省、市、自治区领导班子中的问题;认真做好老干部退居二三线的工作;制定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五年规划;抓紧筹建青年干部局;继续协助省、市、自治区党委搞好组织部门领导班子的建设。随后,培养接班人、选拔中青年干部充实领导岗位的工作在全国全面展开。

四、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和推进

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

从1986 年起,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又重新推上了具体日程。当年3月,他在听取经济形势汇报时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并说:“解决这个问题从何入手,要很好研究。1980 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6 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提到要注意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我想中央的领导同志,特别是书记处的同志,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允许用年把时间搞调查研究,把问题理一理,把主意拿好,然后再下手。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要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这段论述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科学地阐明了它在整个改革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正是出于这种高屋建瓴的战略远见,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我看明年党的十三大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把关系理顺”。

1986 年9 月至1987 年9 月的一年间,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进行了系统论证,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第一,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的和具体目标。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归根结底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实现这个总的目的,必须树立三个目标:“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必须从国情出发,“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决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国家。邓小平认为:“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涵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由此,他提出,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在改革中,我们应该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行政管理的效率,但决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而且,我们不仅“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要在法制的轨道上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法。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问题很多,比经济体制改革复杂得多,难度也大得多。每一个措施都牵动成百万成千万人,所以每一个措施都要慎重、稳妥。要加深改革,步子要放快,但也要一步一步地走。”有鉴于此,他一再强调,改革不能采用“**”

的那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方法,不能搞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大民主”方式,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维护稳定的政治局面。同时,改革要从国家的现实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规划蓝图,分阶段实施。对改革的目标不能急于求成,“设想有些方面用三至五年的时间可以见效,有些方面甚至要花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见效”。因此,改革要逐步展开,从业已成熟的问题入手,尽可能平衡地推进,各项改革都要注重试验,鼓励探索,注意找到向新体制的过渡措施和办法,防止工作上的脱节和摩擦,各地的条件和情况不同,所以,改革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和边远地区的改革,可以采取更为稳妥的切合当地实际的步骤,经济特区的改革,可以有更大的灵活性。

第四,评价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准。邓小平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我们要用这三条标准去检验政治体制改革,并以此为基础构筑新的政治体制。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指导方针,党中央加紧制订政治体制改革方案。1987年10 月20 日,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并原则同意《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党的十三大报告,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并围绕着近期目标,从七个方面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方案,明确了改革的内容。

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开始具体实施。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全新探索,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是艰苦探索的历史过程。党的十三大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和国内不安定因素的积聚,发生了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极大地干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正常进程。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如何发展,整个世界投以各种目光,怀有不同的心态。其时,国际舆论界盛行一种论点,认为风波之后,中国仍将继续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政策,但政治体制改革势必停滞不前。对此,邓小平坚定地回答:“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他指出,改革开放政策,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政策,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为了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连续性,他提出,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消除机构臃肿,加强法制,这些都是改革。我们要按照原来制定的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邓小平制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认真总结历史经验,致力于消除政治风波造成的严重后果,努力探索解决新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问题,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决策、措施。这方面的重要文件有: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若干规定的通知》,等等。这表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因为政治风波的发生而停滞不前。

1992 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发表之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呈现出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进行的鲜明特征。在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导下,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提出“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明确规定:“我们的政治体制,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大会指出,机构改革,精兵简政,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也是深化经济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统一认识,按照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下决心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党政机构进行改革,要求在三年内基本完成。大会决定,要加快人事劳动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健全符合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同特点的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尽快推行公务员制度。

十四大对于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也提出了许多重要措施,大会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原则,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完善了党的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进一步推进了新老干部的交替和合作。大会通过了党章修正案,吸收了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对民主法制建设、党的制度建设作了重大补充,对党员和党的干部以及党风党纪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这表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经历了政治风波以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五大根据世纪之交的新特点和新形势,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团结,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这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政治民主建设确立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根据十五大的精神,民主政治建设的各项工作积极而有序地展开。1998年2 月召开的十五届二中全会和随后召开的九届人大一次会议,进一步提出了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任务。这次机构改革,是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这次改革,调整和撤销了那些直接管理经济的专业部门,加强了宏观调控的监督部门,按照权责一致的要求,调整了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职责分工,完善行政运行机制。国务院组成部门经过改革,从40 个减少到29 个,机关干部编制总额将减少一半。目前,这项改革正在顺利实施。

【改革评点】

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团结,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