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牵涉到方方面面,工作千头万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一、扩大企业自主权

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地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现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1978 年10 月11 日,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词,第一次发出了改革的号召。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大大加强企业的专业化,大大提高全体职工的技术水平并且认真实行培训和考核,大大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因此,各条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

11 月17 日,邓小平在审定这篇即将公开发表的文稿时又亲笔加上了两段重要内容:“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中央相信,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利益,全国工人阶级一定会在这些改革中起大公无私的模范先锋作用,各工会组织一定会用深入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积极协助各企业顺利地实现这些改革,为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作出新的杰出贡献。”

“我们的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要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工会要教育全体会员积极参加企业的管理。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所有的企业必须毫无例外地实行民主管理,使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这是两段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任务的重要论述。

邓小平的致词反映了他对四个现代化和改革问题的正确认识,初步明确了改革的性质、任务和基本内容,对启动中国的改革大潮起到了重大作用。

不久,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进一步对实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精辟论述,他说,过去我们政治、经济生活中存在很多问题,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在历史转折的前夕,邓小平适时地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和步骤:“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地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现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

“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

“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二、对首钢的谆谆叮嘱

你不搞活,社会主义的优势在哪里呢?为什么不允许改革?这是人的问题,人的思想没解放啊,还有抵触。

“我早就想来了”

首钢,这个被批准为国家首批改革的试点单位、我国特大型的现代化企业,此时犹如一炉沸腾奔涌的钢水,在总设计师“解放生产力”、“胆子再大一些”的号召下,呈现出一派令人激动的生产新气象。

首钢人没有想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竟来到了他们这里。

1992 年5 月22 日上午8 时,邓小平在夫人卓琳、女儿邓楠、萧榕的陪同下,驱车驶入首钢总公司的东大门。

月季园门前,接到通知在此等候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等急忙迎到一辆缓缓停下的面包车前。车门大开,那位88 岁高龄、神态安详的老人走下车来。

周冠五上前握着老人家的手,激动地说:“首钢职工早就盼着您来!”

邓小平微笑着说:“我也早就想来了。”

这不是一句客套的寒暄。首钢,一直是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一面旗帜。改革之初,首钢人就提出:“在国家改革的棋盘上,首钢要做一个过河卒子。”十几年来,首钢在解放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完善现代化管理和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等方面,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1991 年,首钢的钢产量达到431 万吨,为1978 年的3援66 倍,年均递增10援5豫;实现利税总额29援26 亿元,为1978 年的7援76 倍,年均递增17援07豫;首钢职工人均月收入324 元,为1978 年的5援26 倍,年均递增13援6豫。正如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道路上都流传着赞美与贬抑一样,首钢所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也引起了社会上的各种议论。究竟首钢的经验是“是”是“非”?究竟如何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这成为全社会极为关注的一个焦点。显然,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更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刚一抖去南行的仆仆风尘,邓小平即来到了首钢,他要在世人面前对首钢经验作出明确的“裁判”,他要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指明方向。

“放水养鱼好”

月季园内,百花争妍,香风拂面。邓小平缓步前行,边观赏缤纷的花卉,边道:“首钢我一直想来,这次来就是为了了却这桩心愿。”

少顷,邓小平抬起头来,目光停留在月季园东边。那儿,矗立着一座银色的高大厂房。周冠五介绍道:那是从比利时拆回来重建的第二炼钢厂,当时还是您批的呢。虽然是二手设备,但现在已达到了现代化水平。邓小平点点头:“这是条捷径,水平也并不低。”

随后,邓小平步入月季园迎宾厅,听取首钢负责人关于首钢改革发展情况的汇报。

周冠五对邓小平说:“1960 年您上这儿来过。”

邓小平笑了笑:“那个时候的主要企业我差不多都看过,你们这里和那个时候的面貌完全不一样喽。”

周冠五简要地介绍了10 多年来改革使首钢发生的变化:首钢1978 年开始改革,当时年产钢只有170 多万吨,在国内8 大钢厂中排名最后,这几年发展迅速,目前钢产量已排到老二了。邓小平颔首:“我赞成你们。”他抬手指了指自己的头,主要是解放思想,换个脑筋就行了。脑筋不换哪,怎么也推不动,同样是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可干起事来慢慢吞吞,看不见新的气象。脑筋一活了,想的面就宽了,路子也就多了,就更好了。

“换脑筋”,言简意赅,一语道破了我国改革面临的一重大问题。解放思想,冲破头脑中陈旧过时的框框的束缚,这是我国体制改革能够取得决定性突破的前提。

谈话中,邓小平对首钢的改革经验和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的肯定。他意味深长地说:“路啊,历来是明摆在那里的。是走得快还是走得慢,是走得好还是走得坏,那就看你走的路第一是对不对(方向对不对),第二是走得好不好。”邓小平侧身对周冠五说:“你们两条都对了。”

接着邓小平感慨地说:“现在都在说改革、改革,什么叫改革?怎么改呀?改了以后又怎么走啊?可以走得快,也可以走得慢,可能走得好,也可能走得坏。同样的条件,结果并不一样啊,还是要看人的因素噢。”

邓小平又问:“为什么鞍钢的发展比你们慢一些?”周冠五答道:“路子没给他们放开。”邓小平点头道:“这是上边的责任。我往南方跑了跑,讲了一些放炮的话,也就是这个道理。我听到的呼声就是把手脚给捆住了,怎么走啊?现在就是要解决把大中型企业搞活这个问题呀! 要全面动起来才行啊!”

大中型企业是国家经济大厦的基石和支柱,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能否搞活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一谈到这个话题,老人家眉宇间就流露出焦灼的神情,语气沉甸甸的:改革开放进行好的、发展快的企业,在两三年之后就能发挥重要作用,在上缴利税、外汇收入、技术水平等方面,都能够用活生生的事实来证明它的优越。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多交点给国家,管财政的就会少说话了,我不赞成。把发展好的企业交得太苦了,会打击积极性,不好。什么时候都要以不伤害发展企业的积极性为原则,以不减少职工收入为原则。

他又谈到了首钢这一实例:首钢交的利税是不少的。有这些拳头企业、行业,就能够稳住中央的财政,上交的利税就会更多一点。接着,邓小平加重了语气,强调说,就是要放开,对中央没有损失,上交不会少,搞成功了只会增加嘛。只能走这个路。不能走卡紧的路,只能走放松的路,放水养鱼好。

周冠五在汇报时说:“现在大多数企业90豫的钱都上交了,机动财力太少,立项也比较难。”邓小平立即说:“真正的毛病就在这里,或者说主要的毛病在这里,就是上层建筑的这个机制、结构的改革问题。要真正给企业权力。我听到同志们反映的主要是这个问题。”

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不搞活,社会主义的优势在哪里呢?为什么不允许改革?这是人的问题,人的思想没解放啊,还有抵触。过去就说姓“社”姓“资”。现在又说别的,反正还有一些人是在看,看你改革开放对不对。

周冠五继续汇报,上面的一些部门不肯下放权力。邓小平风趣地说:“你们叫啊!”老人家的话,惹得在座的人们都笑了。邓小平又讲道:“没有点雄心壮志上不去。经济发展快了,可能会出些乱子的,出了乱子会有人叫,但是不管他叫不叫,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赞成改革的人,赞成发展的人要顶住。”他对周冠五说:“你们就顶住了,顶得好。胆子要放大一些,包括这个顶。为什么就有人顶得住,比如你们就顶住了,首钢就顶住了。顶有顶的方法,顶得不得力,方法不对头,没有用处。”

邓小平谈兴正浓,积聚在胸中的话直言而出,从肯定首钢经验谈到如何搞活大中型企业,从经济体制改革又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长过1 个小时的谈话,使在座的有关负责人深切地感受到了老人家对改革的坚定信心和对经济发展的至为关注。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走出月季园,邓小平坐车前往刚刚竣工投产的炼铁厂四号高炉参观。

首钢职工在面包车经过的道路两侧围成了厚厚的人墙,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邓小平走进炉台东侧的控制室,与值班人员亲切交谈,并观看了计算机控制高炉运行的操作情况。周冠五详细介绍了四号高炉在新技术运用方面的情况,邓小平赞道:“这属于高科技、现代化。”

邓小平还参观了特重型机械加工车间和第二炼钢厂。在第二炼钢厂,听完该厂的生产情况介绍后,邓小平指出:要使大中型企业不要有自卑感,可以自己干,这是一个机会,扬眉吐气的机会。为什么别人能干出来,我们自己干不出来?我们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干。要虚心接受先进企业的经验,请人当老师,快点请自己人,请首钢的,请宝钢的,还有别的嘛! 前苏联的人也可以请来用嘛。哪一行都有先进的东西,要虚心地搞,这是个机会。要利用好这个机会,不要抬不起头来,完全可以搞,科技没有国界,只要对我们有利。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邓小平还说:“日本人有过计算,他们一个企业界大老板跟我谈,中国对钢的需求的饱和点大概是1.1 亿吨到1援2 亿吨,可以保证国内建设的需要。

要搞到1 亿吨钢出头,为什么不干呢?没有理由不干。我们现在是7000 万吨产量,就是说还差4000 万吨。”邓小平问身边陪同人员:“进口钢材每年花多少钱?”有人答道:“进口1000 万吨钢材要花40 亿美元。”邓小平说:“每年进口3000 万吨,就是120 亿美元,我们可以用这个钱自己干。有了我们现在钢铁企业的这个基础,自己动手搞,会省得多。”

周冠五向邓小平汇报了首钢要在山东济宁建一个年产500 万吨到1000万吨级大钢厂的设想。邓小平表示赞同。当听说首钢的机电产品及钢材出口几十个国家时,邓小平高兴地说:“出口大幅度增长,这个非常好。国际市场你能站得住,能够发展,无论穷国、富国,我们都有市场,这就可以放心了。”邓小平还鼓励首钢:“没有通货膨胀的危险,没有还不起债的危险,还怕什么?应该胆子大起来嘛!”

上午10 时许,邓小平一行在首钢人热烈的欢送声中挥手告别。

总设计师关心首钢,首钢人也没有辜负老人家的期望。他们把邓小平的谆谆叮嘱化为巨大的精神动力,使首钢的面貌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令人叹服的变化:8 月,我国最大的热连轧机机架在首钢自行设计铸造成功;10月,首钢成立了国内第一家由工业企业办的银行———华夏银行,以4 亿美元购买了美国加州钢厂的全部产权;11 月,自行设计制造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八流量坯连铸机热试成功,并以1援2亿美元购买了年产矿石1500 万吨的秘鲁铁矿公司……这一年,首钢的各项生产指标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三、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改革

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

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对旧的体制进行改革。从1978 年起,党中央开始逐步调整原有的政策,把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开来,恢复其劳动者身份。接着,又明确肯定原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1978 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转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全国工商局长会议的报告,这个报告明确指出,为了方便群众生活,为了解决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城镇恢复和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这样,在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作为其他经济成分的个体经济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

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大发展是与大批知识青年回城相联系的。在“**”中,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时,这一方面是为了改变农村落后状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轻城市就业压力。

“四人帮”被粉碎后,大批知识青年回城,但是,城市不可能很快接纳这么多人,于是,矛盾出现了。与此同时,城市中新生长起来的大批劳动力,这时也面临着不能充分就业的问题。

就业,成为当时全社会极为关注的问题。

按过去的做法,就业就是由政府的劳动部门分配工作。当时人们选择工作的标准第一是国营工厂,第二是国营商业,第三是集体工厂。但是,数以千万计青年一下子涌回城市,政府没有办法在国营和集体工商业中安置他们。于是,1980 年8 月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提出了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

其中所谓“自谋职业”,就是让人们从事个体工商业。

为了进一步解决就业问题,1981年10 月1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决定》正式提出,在公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我党的一项战略决策,决不是一种权宜之计”,今后一定要“按照国民经济的需要适当发展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针对有关部门歧视、限制甚至打击个体经济的现象, 《决定》明确指出:“要采取积极态度,坚决迅速地改变那些歧视、限制、打击、并吞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政策措施,代之以引导、鼓励、促进、扶持的政策措施。要对过去的有关规定限期进行认真的清理,并提出改革的具体办法。”《决定》还要求全党、政府各部门及群众团体,积极行动起来,为发展个体经济服务出力、献计献策。根据《决定》的精神,当时,工商管理部门大批发放个体营业证,各级政府还尽可能提供方便条件,报纸上也大力宣传个体户对社会的贡献。

经过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到1982 年,全国已安置2000 多万人就业。

在这个过程中,集体、合营、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尤其是个体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全国城镇个体经济达到263援6 万户,从业人员为398 万。

实践的发展,推动了理论的进步。1981 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所有制形式上的新认识,第一次提出了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补充的论点, 《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

1982 年,党的十二大召开,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二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这表明,我们党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方针。

短短的两三年内,个体经济蓬勃发展。在成千上万的个体户中,大多数人虽然只能有个温饱,但有不少人比国营企业职工的收入要丰厚得多,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人在几年内富了起来。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人手越来越紧张,他们开始雇工,由个体户变成了私人企业主。

这种情况的出现首先给城市职工以很大的冲击。尽管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有关部门、单位和企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和实行奖金等制度,一般职工的生活水平已有一定的提高,但相比较而言,这些搞个体经济的人,现在收入比他们要高得多,甚至一些过去被视为“不三不四”的人,现在也耀武扬威起来了。

他们心理上开始不平衡起来。

如果说普通职工只是心里不平衡的话,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就面临着很多政策上的难题。主要的就是私营企业能不能雇工,能雇多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傻子瓜子”。

“傻子瓜子”的经营者叫年广久,安徽芜湖人。他很早就是个体商贩,开始贩卖水果,后改营炒货。他和两个儿子在家里炒制西瓜子,或提篮叫卖,或摆摊兜售。他悉心钻研瓜子的炒制技巧,培育出“傻子瓜子”这一名牌食品,加上他会经营,生意越做越大。瓜子的日产量由原来的几十斤增加到200 多斤,月营业额达万元,在当时个体户中成为“冒尖户”。

随着自身的发展,年广久要继续扩大经营,这时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向个体经济联合体发展;一是雇工。年广久也曾想过走合作经济的道路,但处理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比较复杂。走私营企业的道路相对简单一些。于是,他从1981 年9 月开始雇工,当时他只雇了4 个帮手,主要劳动力还是他父子3 人。这时人们心里还可以勉强接受,而且,对于少量雇工,这时政策上也是允许的。1981 年国务院颁布《城镇非农村个体经济若干政策规定》及随后下发的有关文件,都规定个体工商业可以请一两个帮手,最多不超过四五个学徒,合在一起可以雇7 个人。为什么可以雇7 个人呢?说起来可笑,因为马克思的著作里有个界限,尽管这只是马克思举的一个例子而已。

后来年广久经营日趋扩大,共雇工140 多人,日产瓜子1 万多斤,月营业额达60 多万元。从一家个体户发展到这样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私营企业,只用了两年多时间! 年广久发展这么快,固然与他选择的这个行业有关,瓜子不关系国计民生,是计划经济管不着的空间,也是公有经济的空隙,但更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具有活力。然而,他的迅速发迹,却引起了各方面的议论和指责,特别是他的雇工多,当时很多人看了不舒服,认为这是剥削,是搞资本主义,主张对他采取措施。

邓小平得知后,却明确表态说:“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确实,年广久开办私营企业对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带来什么害处,还带来了很多好处。以1982 年为例,这一年“傻子瓜子”所创造的收入中,他个人所得、雇工工资、上交国家税费分别为44援6豫、12豫和43援33豫。由于他的经济实力,打开了江、浙、沪的市场。在他的挑战和带动下,芜湖一下子涌现出近60 家瓜子企业,被誉为“瓜子城”。全国各地也兴起了瓜子加工热,从南到北,涌现出“迎春瓜子”、“口不离”、“好吃来”、“阿凡提”等数不清的新品种,成为一个不小的产业。

一颗瓜子千斤重。邓小平对“傻子瓜子”的支持,使得私营企业蓬勃发展起来。

私营企业在形式上出现了多样化:既有由个人承包或租赁集体企业而逐步演变成的私营企业,也有个人或家庭独资经营的企业,此外,还有合伙、集股经营的企业,靠技术成果起家的私营企业也开始出现。而且在范围上也逐渐扩大,私营企业出现的初期,大部分从事手工业、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后来逐步发展到工业、交通运输、食品加工、高科技、金融、采矿、建筑材料等各行各业。

到1987 年,我国的私营企业已有25 万户,雇工约400 万人。在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中,资本拥有10 万元以上的占45豫,几近半数。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豫以上。

在鼓励、支持私营企业发展的同时,邓小平还积极倡导利用外资,在我国境内兴办“三资”企业。

1979 年,邓小平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谈及利用外资进行经济建设的问题。

1 月17 日,在会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人士时,邓小平指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10月4日,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专门提出要充分研究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破坏得很厉害的国家,包括欧洲、日本,都是采用贷款的方式搞起来的,不过它们主要是引进技术、专利。我们现在如果条件利用得好,外资数目可能更大一些。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

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和指导下,利用外资进行经济建设逐渐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并付诸实践。

1979 年7 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法规,同时,负责管理利用外国投资的专门机构———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也正式成立。随着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利用外资工作全面展开。

1980 年,经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或授权有关省市批准而兴办的合资企业有20 个,这是改革开放后在我国产生的最早一批“三资”企业,投资总额2亿多美元,其中外商投资额为1援7亿多美元。

在这20 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投资当年就开始生产经营的企业有北京航空食品公司、中国迅达电梯公司、浙江西湖藤器公司、中法合营天津王朝葡萄酿酒公司等。这几家合资企业都是老厂吸收外资合营进行扩大生产经营的,经过几个月经营,在生产经营管理上都有了很大的可喜变化。

例如北京航空食品公司1980 年5 月合资开业后,加强劳动组织整顿和工人培训,改进配餐的品种和花色,到10 月份,每日供应中外班机的配餐份数由开业前的600 多份增加到1320 份,营业额从开业前的22 万元左右,上升到9月份的46万元,盈利额从5月份的1援7万元增加到8 月份的5 万多元人民币。

从1980 年5 月1 日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诞生到1982 年底,国内累计建立的“三资”企业总数有909 家,其中,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有83 家,外商投资为1援41 亿美元,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有793 家,外商投资为27 亿多美元,外商独资经营为33 家,协议外资金额3援67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0援39 亿美元。

“三资”企业的蓬勃发展,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1985 年8 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在总结建国后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了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同时发展“三资”

企业的必要性,他说:“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90豫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针对这时出现的一些对利用外资工作的不适当指责,邓小平明确指出:“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此后,他又多次指出,“在本世纪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

1984 年,被邓小平誉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公布,《决定》的第八点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决定》还进一步提出:“利用外资、吸引外商来我国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进一步推动了“三资”企业的发展。1985 年开始出现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这一年新办的合资企业1412 家,吸收外资0援30 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90援55豫和90援31豫,分别是前六年的1援5 倍和1援4倍。到1987 年底,已批准登记的“三资”企业有1万多家,吸收外资总额达到335援25 亿美元。

随着城乡多种经济成分的逐步发展,我们党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方针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党的十三大报告认为,“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绝对平均。在初级阶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十三大报告把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与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作为深化改革的任务之一,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公有制经济本身也有多种形式。除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外,还应发展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联合建立的公有制企业,各地区、部门、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的公有制。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的地区,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应当允许有所不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除了按劳分配这种主要方式和全体劳动所得以外,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就会出现凭债权取得利息;随着股份经济的产生,就会出现股份分红;企业者的收入中,包含部分风险补偿;私营企业雇佣一定数量劳动力,就应当允许。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进入1989 年,由于经济上的治理整顿,特别是1989 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的影响,我国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1989 年上半年个体工商户约减少218援4 万户,从业人员减少361援6 万人,停业8000 多家。个体私营经济出现了十年来第一次户数锐减的现象。与此同时,“三资”企业也停滞不前。

针对这种情况,1992 年年初,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这几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今后“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指导下,1992 年10 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大胆吸收外国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引进外资,“不会损害社会主义,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

十四大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报告对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改革的方针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要作用。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十四大以后,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鼓励、扶持和促进个体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鼓励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的施行。

1993 年1 月6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关于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我国政府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的20 条政策,明确宣布:“除了关系国家安全和人民健康的行业外,原则上都允许个体、私营经济从事生产经营。”《意见》还强调要坚决保护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外部环境的日益宽松,社会条件的逐步改善,促进了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到1996 年6 月底,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突破2474 万户,从业人员4544援2 万人,注册资金886援7 亿元,总产值1794援3 亿元,销售总额或营业收入5763援3 亿元。全国私营企业达到70援9 万家,从业人员1014援2 万人,注册资金3128援6 亿元。

与此同时,“三资”企业也获得了很大发展。1995 年6 月20 日由国家计委、经贸委、对外贸易部联合颁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同时还颁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标》,这是我国首次公布鼓励、限制、禁止外商投资领域的政策性文件。《规定》在原有基础上显著扩大了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拓宽了对外开放的领域,这是吸收外资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

截至1997 年底,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0援37 万家,协议利用外资金额5193援8 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额2205 亿美元。从1993 年开始我国连续5 年是外商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改革评点】

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了企业和员工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首钢是国家首批改革的试点单位、我国特大型的现代化企业,在总设计师“解放生产力”、“胆子再大一些”的号召下,呈现出一派令人激动的生产新气象。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改革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从整体上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