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一场伟大的试验。在改革之初,我们对改革的目标并不是十分清楚。改革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一个探求的过程,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而且荆棘丛生,充满了“雷区”、“禁区”。但是,不改革没有出路,我们只能“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去寻找新的目标模式。

不破,不立;不告别过去,就不能走向未来。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当改革的实践把中国进一步推向市场经济的大潮时,我们开始醒悟,走出传统观念所造成的思想误区,才能拥有一片蔚蓝的天空。

在经过十多年的艰辛探索之后,我们终于认清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这一目标模式被写进了党的十四大报告,随之又被写入党章和宪法,在全党已形成共识,从而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

一、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我们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一场伟大的试验,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一个探求的过程,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只能“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选择改革的目标模式,必然回避不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的一个传统观念就是: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搞社会主义只能实行指令性的高度集权管理的计划经济。

邓小平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对象就是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1979年3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就指出,几十年来,无论苏联还是中国,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基于这样的认识,改革之初,我们党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和党的十二大上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明确肯定了市场调节的作用,这在理论上是一个突破。

1979 年11 月26 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会见中,邓小平就四个现代化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回答了客人的提问。

会见快结束时,林达光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而敏感的问题。

林达光说,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指引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

出乎客人的预料,邓小平的回答是那样的明确,而且还超出了提问的范围。

邓小平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邓小平的这个谈话,实际上已经披露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要选择的新的目标模式的端倪。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为实践中的中国经济改革活动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然而,邓小平的这个内部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布。直到1994 年11 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修订再版,这篇谈话才得以面世。一篇重要著作沉寂了整整15 年,这说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走向市场经济之路是一个长期艰辛的探索过程。

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创作的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将指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成功。

实践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所谓经济体制改革,是要解决究竟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问题。而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就需要从理论上弄清楚,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具体地说,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0 年8 月,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根据“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利用市场调节作用”的方针,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并提交给当年9 月份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讨论。这个文件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据有关资料表明,在我国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献中,这是比较早地涉及并明确提出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一份内部文件。在今天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很平常的提法,但在当时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人认为这是对30 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思想的挑战,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新发展,应当开展广泛的讨论。

然而,认识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理论的突破更需要有实践上和思想上的充分准备,因此,无论是这次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还是随后更为重要的党的十二大,都没有对上述理论问题作出应有的结论。在一段时间里,许多文件和文章,还是只提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提或不敢提发展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还处于酝酿阶段。

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使理论突破所需要的各项条件迅速成熟。党的十二大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把改革放到突出的地位。

1983 年2 月20 日,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改革贯穿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改革的总方针应是从实际出发,全面系统地改革,坚决而又有秩序地改革。根据经济调整明显见效、政治上安定团结的形势和改革自身发展的需要,党中央调整了十二大报告中提出的在“六五”计划期间抓紧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以及在“七五”计划期间“逐步展开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时间表,决定适当地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为适应这一调整的需要,1983年8 月6 日,国务院提出了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方面十个需要调查研究的项目,并组织专门小组和有关部委,从实践和理论各个方面共同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探讨,中央财经小组为此也议论过多次,与此同时,理论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断深入。

经过一年多的集中探讨,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关重大问题的认识有了程度不同的提高。1984 年9 月9 日,国务院就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计划体制问题、价格改革问题、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提出了重要的意见。这封信认为,计划体制是经济体制的核心。根据多年和近一段时间的实践,建议把我国的计划体制概括为以下四层涵义:(一) 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

(二) 自发地盲目地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只限于小商品、三类农副产品和服务修理行业,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

(三) 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我国幅员辽阔,现代化手段不发达,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编制包罗万象的指令性计划,不仅不可能,而且有害。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方法应该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

(四) 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应该如实地把两者统一起来,而不要把它们割裂或对立起来。

信中写道,明确以上四条,可以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既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相区别,又不与旧的模式雷同。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但旧的模式的清规戒律太盛,把企业捆得死死的,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企业失去了应有的活力,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企业有活力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的计划经济,应该是自觉依据并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

这封信阐述的问题及看法,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致赞同。邓小平批示了“我赞成”,并嘱咐将其印发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陈云也指出,信中所提的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关于计划体制的四层意思,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李先念也回信表示,上述三个问题确实是根本性的问题,解决好,将会大大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封信在许多党政高级干部和经济理论界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大家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根据人们的意见,信的主要内容被正在讨论之中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所吸收。

在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 周年的盛典之后,中共中央1984年10 月20 日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是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单项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的重要时刻召开的,在中国的改革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会议分析了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一致认为,必须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此,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曾九易其稿而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总结历史经验及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回答了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规划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蓝图。其主要内容是:(一) 继承和发展了此前人们探索的成果,明确作出并阐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重要判断。《决定》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益,而这是单纯地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地进行指导、调节和行政管理,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能够做到的。因此,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决定》强调,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生作用,而在于劳动人民是否当家作主,在于为什么样的生产目的服务,在于能否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还在于商品关系的范围不同。

这一论断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空想社会主义者几乎都是把商品经济与私有制联系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但由于受到其所处的历史环境的限制,在他们看来,商品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与未来的社会主义是相互排斥的。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开始时也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曾在非常时期实行过余粮征集制的措施,没有对此作出新的明确理论阐述。斯大林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写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首次承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交换,因此必须自觉地遵守价值规律;并批评了那种认为商品生产会引导到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但他仍认为,商品只限于消费领域,生产资料只具有商品的外壳;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中起一定的调节作用,并不在生产领域发生作用。斯大林的这些看法,虽然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前进了一大步,但他并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内在的商品经济属性,仍坚持只有产品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和正宗。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指导下进行的,受到斯大林经济理论影响尤其直接和巨大。在主观上,这种认识还是力图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但却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

解放初期,党提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观点是接受了斯大林的理论,并按照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但在1956 年前后,针对苏联体制逐步暴露出来的弊端和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党的领导人通过调查研究,曾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58 年,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后的谈话中说,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他说,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很需要有一个大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可惜,这一开端没有继续下去,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也陷于停滞状态,有些地方甚至从斯大林论述的基础上倒退了。特别是到了“**”期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将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完全对立起来,不仅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倒退,而且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情况只是在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发生变化。从此,我们党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的重新认识,逐步澄清了在这个问题上的脱离实际的看法,而这个《决定》作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论断,标志着这种认识有了根本性的突破和发展。这一论断首次在理论上明确地把公有制和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统一起来,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这就既把社会主义经济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区别开来,也把它与未来社会物资丰裕的产品经济区分开来,还把它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区别开来,从而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为全面改革现行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供了依据。

(二)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作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一论断的同时,也勾画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轮廓,并相应提出了改革的基本任务。

《决定》指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决定》分析了我国100多万城市企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企业有充分活力的社会主义。围绕这个中心环节,主要应该解决好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即确定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决定》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要通过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这就需要对整个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即对各项管理制度进行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的配套改革。其中有三个重要的方面:1援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决定》指出,计划体制是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核心,具有行政约束力的国民经济计划,是全国范围内经济组织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实践证明,这种管理体制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容易背离价值规律,扼杀企业经营和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所以,要有效地搞活企业,必须对现行的计划体制进行改革,适当地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地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其他大量产品和经济活动,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

2援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决定》指出,计划体制的改革必须与价格改革配套进行。僵化了的计划体制,使我们长期忽视价值规律,在此基础上的价格体系必然极不合理,商品的价值与供求关系得不到合理的反映。虽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做了一些价格改革的工作,如大幅度调整农副产品价格等等,但整个价格体系仍不合理,价格仍不能充分发挥在经济运行中的杠杆作用。随着企业自主权的进一步扩大和国家管理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过渡,价格对企业、地方、部门经营活动的调节作用越来越显著,价格体系的改革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以,一方面应在保证人民实际收入逐步增加的基础上,对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在调整价格的同时,要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定价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使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比较好地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3援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决定》认为,计划体制的改革,价格规律的运用,必然要求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实行相应的变化,这是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大问题。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决定》规定,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主要职能是: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计划、方针和政策;制定资源开发、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的方案;协调地区、部门、企业之间的发展计划和经济关系;部署重点工程特别是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的建设;汇集和发布经济信息,掌握和运用经济调节手段,制定并监督执行经济法规;按规定范围任免干部;管理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等等。这样,政府干预经济的行政手段减少了,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只能通过掌握经济杠杆来推动经济运行。所以,一方面,越要搞活经济,越是要重视宏观调节,善于在及时掌握经济动态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合理地调节社会供应问题和需求总量、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调节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流向,调节产业结构和生产力的布局,调节市场供求,调节对外经济往来等等;另一方面,要正确地运用法律手段,把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同时, 《决定》还提出,要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三) 从保证改革成功的战略需要出发,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起用一代新人,加强党对改革事业的领导。

《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批有现代经济、科技知识,又有革新精神,勇于创造,能够开创新局面的经营管理人才,特别是成千上万的中青年管理干部。各级党委务必不要为过时的老观念、老框框所束缚,务必不要搞繁琐哲学、求全责备,务必不要受派性和种种闲言碎语的干扰。只要我们这样做了,就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造就出大批胜任称职的厂长(经理)、总工程师、总经济师和党委书记,形成一支包括这些人在内的、门类齐全、成龙配套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的宏大队伍。

《决定》最后强调,这次改革,将在相当广阔的领域内和相当深刻的程度上展开,它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全党同志都要站在改革这个时代潮流的前列;党和政府的各级机关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精心指导。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性地、因地制宜地推进各项改革工作。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振奋起积极、向上、进取的精神。

《决定》体现了经过几年改革实践的努力和理论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达到的理解和认识水平。邓小平在《决定》通过后,对其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陈云也指出,它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只要按照这个《决定》的精神去做,这次改革就一定能够成功。

在《决定》精神的指导下,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从1985 年起全面展开,在1987年(即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的那一年) 已经取得明显的进展,主要是:

第一,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使之壮大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得到发展,原来那种与现实生产力水平不完全适应的单一公有制结构有很大改变。1987 年同改革前的1978 年相比,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值有相当的增长,而它所占的比重由77援6豫下降到59援7豫,仍占绝对优势;集体经济由22援4豫上升到34援6豫;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

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则由几乎为零上升到5援6豫。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由54援6豫下降到38援7豫,集体商业由43援3豫下降到35援7豫。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由2援1豫上升到25援6豫。全国城镇个体工商等各行业作业人员由15 万人增加到569 万人。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对发展经济、方便生活和安置就业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改变了统收统支的国营企业经营方式,扩大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1987 年同1978 年相比,国营企业留利占利润总额的比重由3援7豫上升到49豫以上(扣除各种税费,实际留利约占20豫),使企业增强了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到1987 年,全国已有80豫的国营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在企业内部,也进行了以实行厂长(经理) 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第三,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和改进。1987 年与改革前相比,国家计委管理的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120种减少到60 种,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40豫下降到17豫,国家统配物资由259 种减少到26 种,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由188 种减少到23 种;全国用于生产和建设的资金,由财政筹集的从76援6豫下降到31援2豫,由银行筹集的从23援4豫上升到68援8豫。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明显增强。

此外,在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商业、劳动工资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通过改革,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虽然在着重强调放开搞活和增强企业活力的时候,加强和改善国家的宏观管理的措施没有及时跟上,以致产生了一些混乱现象,但总的说来,是向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的积极转变。

三、邓小平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而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是要在国家宏观控制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

邓小平“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的南方谈话发表之后,国内各方面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逐步趋于一致,建立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新的运行体制已成为全党的共识。

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了《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重要讲话,指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而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是要在国家宏观控制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同志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江泽民说,“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1992 年10 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江泽民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十四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集中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探索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深远的重大意义。

1993 年11 月14 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施方案:1援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援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3援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4援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5援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6援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7援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8援加强法律制度建设。9援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上各项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1997 年9 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将此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之一。

至此,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不断的探索,对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有了一致和明确的定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展经济、进行改革的行动指南。

【改革评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变,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场前无古人的实践中,邓小平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伟大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