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的同时,邓小平指导我们在对外开放方面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正式确定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方针,要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标志着我国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封闭和半封闭状态的彻底结束,标志着中国人民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新时代的真正开始。
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展不起来的。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1978 年,是中国的马年。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法,马年寓意奔腾、跃进。
这一年,邓小平74 岁,刚刚从政治风云中第三次复出仅半年。然而,就是这一年,从新春到隆冬,邓小平像一匹奋蹄的骏马,以超乎寻常的精力,开始了对中国周边国家频繁的外交访问活动。
他首先来到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1978 年的金秋,当日本外相园田直以礼宾官的姿态急步奔入机舱将邓小平迎到东京的时候,恐怕没有人想到邓小平此行将对中日关系、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邓小平出席了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后,着重参观了日本的汽车生产工业。他来到日产汽车公司设在神奈川县的生产工厂,乘上电动汽车,听取厂长对生产情况的介绍并参观了设备精良、装置先进的车体组装工厂。在组装工厂,48 个产业机器人依次为流水线上的车体焊接,整套工序环环相扣,准确无误。邓小平对这里高达96豫的自动化程度非常感兴趣,越看越仔细,并时不时抬头问道:“这里的人都受过什么教育?”“零件都是在公司生产的吗?”显然,邓小平看得很认真。邓小平看到传送带以每分钟21 米的速度运行,各种机械手将车体迅速地组装成汽车,然后检查出厂。
偌大的工厂中整套生产工序都由电脑指挥操作,显示着现代化工业的生产模式。邓小平将身体探出车外,仔细观看每一道作业工序。当他了解到这里的人均生产率与中国长春一汽之比是94:1 时,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在即席讲话中,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他表示,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们同中国进行合作。
一个多月后,他又来到东南亚的新加坡。这个位于马六甲海峡出入口的“城市国家”,绿草茵茵,风景宜人,市容整洁,礼仪周到,是东南亚地区的一颗明珠。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个面积只有587 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30万,规模仅相当于上海1辕10的国家,每年能吸引200 多万外国游客,一年仅旅游收入就高达9援9 亿美元。新加坡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引起邓小平的浓厚兴趣,他决心要把这个“经”取走。在访问活动中,邓小平注意到,新加坡从20 世纪60 年代起就十分注重加强对外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利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转移到海外的机会,不断从国外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使经济迅速腾飞起来,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达的“四小龙”之一。新加坡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邓小平十分赞赏。他观察到外商在新加坡投资设厂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处:一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豫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二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三是带动了相关的服务行业,这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新加坡的做法,使邓小平颇受启发。
1979 年1 月1 日,中美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 月28 日,在中国的羊年农历大年初一这一天,邓小平飞往大洋彼岸的美国。
中美两国建交,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是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意义不可低估。邓小平的美国之行,参观了许多科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签订了一批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协议书,如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协议,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的合作谅解的换文等,两国还同意签订贸易、航空和泊运协定。这些协定不仅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且有利于中美两国的交流和相互了解。邓小平对此表示满意,并希望继续向前发展,他说:“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这些协定的签署是两国合作的第一批成果,还有许多合作的领域有待开辟,许多渠道有待沟通,还应该继续努力。”
连续两年里多次出访,使邓小平更加了解世界,也更加清醒地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差距。他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
为了开拓对外开放的渠道,邓小平亲自出面做各方面人士的工作。
1979 年1 月17 日,室外滴水成冰,人民大会堂内却温暖如春。邓小平同工商界著名人士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正在亲切地叙谈。他恳切地请这些办实业的行家献计献策。他说:“我们正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邓小平特意点将———五位中的“少帅”、62 岁的荣毅仁,诚恳地对他说:“你来牵头办实体,搞成对外开放的窗口,人由你选,业务由你管,事情由你负责。”这一天中午,邓小平请五位实业家共进午餐,吃火锅涮羊肉。大家边吃边谈,热气腾腾的火锅伴随着对经济前景的畅想,使五位老人心中都不免跃跃欲试,决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尽一份力量。古耕虞老人将邓小平的这次会见誉为“一只火锅,一台大戏”。会见之后,果然好戏出台,2月,荣毅仁经过周密思考和论证,拿出了按国际惯例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方案。3 月,方案报到中南海,中央立即拍板批准。10 月,中信公司正式在北京和平宾馆的七八间普通客房内对外营业。
二、经济特区的创立
对! 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 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8 年4 月,中国的一批经济官员来到香港和澳门考察。此行的目的很明确:探索弹丸之地的港澳经济飞速发展之奥秘,吸取有益的经验。
考察活动是紧张的。回到广州,考察组的领导和专家们并没有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他们深知肩负的责任。考察组在与广东省委领导交换意见时,毗邻港澳的“父母官”们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建议。
5 月底,考察组经过深思熟虑,几易其稿,完成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报告》强调: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对港澳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报告》提出: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逐步将其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
6 月初,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调查组的汇报,并对其建议予以肯定。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创办经济特区的思想此时已开始萌芽,尽管这时提出的“出口加工区”与后来的“经济特区”在规模、功能等方面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
几乎与此同时,1978 年5 月初,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一个政府代表团出访西欧五国。代表团的成员中除国家部委有关人员外,不少是沿海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出发前,邓小平找谷牧谈话,叮嘱他这次出去要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好的管理方法。访问结束后,代表团又用了大半个月的时间在北京集中总结,然后向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整整汇报了一天。
1979 年1 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到了邓小平那宽大的办公桌上。邓小平习惯地点燃一支“熊猫”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再次拿起那份摘报。而后,他立起身来,中国地图前,目光落在毗邻香港、澳门的东南沿海那块地方,凝神良久。
不久,中共广东省委接到邓小平在那份来信摘报上的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的一位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形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感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了。邓小平的这个批示,对我们是很大的启示和鼓舞。我们就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分析广东的特点,提出广东的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
4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的同志发言,明确提出了广东的设想和要求:要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又带着这个意见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关于这次汇报的具体细节,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写作组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深圳的斯芬克司之谜》作了这样的叙述:北京,中南海。
这里却十分平静、安然。
修剪整齐的绿荫,夹着一条幽静的小路。三个人影在缓缓向我们走来。
走近,我们才看清,其中一位老人是邓小平,旁边的两位是来自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人。
“小平同志,还记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吗?”
“记得的。”邓小平稍稍停了下脚步,“在延安嘛,在毛主席的窑洞里。”
“那天好像还是朱老总烧的菜呢。”
“记得,他的四川口味弄得不错。”邓小平似乎很有兴趣。
“那地方我好些年没有去过了。”省委书记似乎有些动感情,“当初那么小小一块边区,没想到就打了这么大一块江山。”
“不过,”邓小平语气有些沉重,“那儿至今还很穷,老边区应当富起来。”忽然,邓小平的脚步停住了,“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
“特区?”广东的两位领导人一下还没有领悟。
“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尽管这段叙述文学色彩很浓,但有一点是确凿的:邓小平在与中共广东省委两位负责同志谈话中,首次提出了兴办特区的想法。
原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全国后来回忆说:“习仲勋同志又带着这个意见,给小平同志汇报,就讲到广东提出来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嘛,这个时候小平同志说:‘对! 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 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就是当时的原话。”
邓小平关于兴办特区的倡议,犹如一块巨石击入碧波,迅即引起了积极而强烈的反响。
中央工作会议后,受中央、国务院的委派,谷牧带领工作组赴广东、福建考察,与两省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办特区的具体问题。
6 月6 日、9 日,中共广东、福建省委分别写出关于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呈送中央。
7 月1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批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
文件明确指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两地设置。
1980 年3 月,中央在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5 月1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中对两省的大胆探索予以充分肯定和鼓励。
8 月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布: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327援5 平方公里、6援7 平方公里、1援67 平方公里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12 月10 日,国务院又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面积为2援5 平方公里。
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同时,那个如今被全世界当作热门话题谈论的南中国海边的小城,响起了一片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在对岸香港人一片惊诧、猜疑的目光中,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的第一个特区———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了! 总设计师的倡议开始付诸实施。
由此,中国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突破口。
三、开发海南岛
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1984年邓小平特区之行,给海南的开放带来了希望。
当总设计师登上厦门鼓浪屿,眺望一水之隔的台湾岛时,他的思绪飞出了很远很远……
作为我国的第一大岛,台湾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有目共睹的,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作为我国的第二大岛,海南与台湾在地理条件、自然资源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但其经济发展相去甚远。
追根溯源,不在于社会制度的差异,关键在于采用怎样的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特区的变化就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甚至比特区还“特”,50 年、100年之后,那将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这将是一场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发展的角逐,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将是一次两种社会制度的跨世纪的较量。
邓小平对此充满信心。
回京后,他明确提出:开发海南岛。他说:“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1985 年4 月,英国前首相希思访华时提出准备去海南岛参观。这是希思上次访华时邓小平提出的建议。邓小平对希思说:“海南岛是个宝岛,现在还未开发,请你先去看看。”
在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 个沿海港口城市后,邓小平把开放的焦点对准了海南岛。开发海南岛,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成为他反复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这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步骤。
1987 年6 月12 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新的信号:“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经济特区。”
他进而说:“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1988 年3 月8 日、9 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
3 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根据海南岛独特的历史、地理和资源条件,国务院建议设立海南省,把海南办成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实行比现有经济特区更加优惠的政策。”
4 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
14日,国务院发出通知。《通知》说:“在海南岛实行特殊政策,建立经济管理新体制,把海南岛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是贯彻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措施,具有深远的意义。”
江泽民后来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这一决心,是邓小平同志下的。海南建省办大特区,是继海南岛解放之后又一重大历史事件,揭开了海南历史的崭新篇章。
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诞生了!
大特区理应积极、大胆地进行改革的超前试验。海南特区创建伊始,即确定了“大改革、大开放、大开发、大建设”的方针。
“洋浦风波”,曾使这个“天涯海角”之岛刹那间成为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
洋浦,是位于海南岛西北部的一个半岛,土地荒芜贫瘠,素有“三多三少”之说,即荒地多、石头多、仙人掌多,水少、林少、村庄少,不适宜农业开发,但发展工业和转口贸易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海岸线曲折,港湾深阔,可建设26 万吨级的深水码头,是一个中国少有的天然避风良港。
它近连香港、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各国,远连日本、朝鲜半岛,处在亚太经济圈的中心地带和国际海运航道的中心位置,可发展成为国际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洋浦附近资源丰富,具备提供能源和发展建材工业的理想条件。因此,海南省政府从利用港口资源重点开发洋浦以带动全岛发展的战略出发,决定从这荒凉的半岛上拿出30 平方公里的土地给外商成片开发,租期为70 年,以引进海外资金和技术,在海南岛西部建立现代大工业带。
“30 平方公里,出租70 年”———这是一个大动作! 也引起了一场大风波!
有人说:这与旧中国的“租界”有何不同?
有人发问:这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置于何地?
国务院、全国政协相继收到“紧急呼吁”和提案。一时间,关于“洋浦模式”的是是非非震撼中国。
大特区的领导在关键时刻想到了特区的缔造者和领路人。他们联名递交了给邓小平的报告,坦率地阐述了大特区改革开放新思路的正确性。
1989 年4 月28 日,邓小平在详细审阅开发洋浦的规划报告并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后,在海南的报告上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
1989 年11 月, 《海南洋浦地区30 平方公里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首期付款协议》签字。
1992 年3 月9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消息:国务院批准了海南省关于成立洋浦开发区的报告。
1993 年4 月1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海南省创办特区五周年庆祝大会上重申:“创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设计并始终关注和支持的一项崭新事业,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决策。”
四、促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
从试办经济特区到把沿海连成一片,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完全按照邓小平的设计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沿海到沿江到内地、由点到面逐步推进的。
根据邓小平的提议,1984 年5 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形成了进一步开放14 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决议。在扩大地方给外商投资者若干优惠权限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应政策和措施。
这14 个城市是:北海、湛江、广州、福州、温州、宁波、南通、连云港、青岛、烟台、秦皇岛、大连、上海、天津。
1985 年2 月,邓小平在广州过春节,在白天鹅宾馆参加联欢晚会,席间又多次说到要开发珠江三角洲、闽南和长江三角洲。
1985 年夏天,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被划定为沿海经济开发区。
翻开中国地图,我们会看到这些新开放的14 座城市,由南到北,从东向西,由一点连成一片,像14 颗闪亮的航标灯。它们以夺目的色彩和独特的吸引力,迎来了四面八方的人士,把我们这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呈现在世界的面前,揭去遮盖已久的面纱,让世人了解。
在中国开放的这块棋盘上,上海的浦东开发是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
从1988 年开始,邓小平连续七年都是在上海过的春节。上海的变化与他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对上海的工作非常重视。他在上海曾经说过,上海的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上海这个地方,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
1990年初,邓小平来上海过春节时非常关心浦东开发这件事。他说,上海的浦东开发,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是全国的事。浦东开发,可以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他还特意要求李鹏负责抓一下浦东的开发和上海的发展问题。这一年的4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
同时宣布20 世纪9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点,就是浦东开发。从那时起,上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1 年2 月,邓小平来到上海,他对上海市党政领导同志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在视察南浦大桥工程时,他又说,上海这么大,不搞几座大桥不行,要加快交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能早上的就集中资金早上。早上一年早得利一年,不然要拖到下个世纪去了。”他提出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1992 年初,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后来到上海,对上海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上海要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遵照邓小平的嘱咐,上海紧紧抓住以开发、开放浦东为核心的大发展机遇,在市政建设方面迈开了新的大步。全年在城市建设方面投入了100 亿元资金,各项重点工程建设全面摊开,在利用外资方面,一年超过了前12 年的总和。
在1993 年春节团拜会上,邓小平肯定了上海1992 年的工作,高兴地说: “上海人民在1992 年做出了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情。”并对在场的上海市党政领导说:“你们上海去年努力了一年,今年再努力一年,乘风破浪,脚步扎实,克服困难更上一层楼。”希望上海“不要丧失机遇,对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的贡献”。临走的时候,他再次对上海市领导说:你们其他的错误犯了,可以改,而机遇错误是历史性的错误,不能犯这种错误。上海的机遇不多。从现在开始到2010 年是难得的机会,不要丧失了。同年10 月12 日,他又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地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
到1993 年底,浦东的基础开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第一批十大基础设施工程除外高桥电厂外,都已基本建成。8 个重点开发小区的面积已达14援92 平方公里;桥梁开工12 座,竣工10 座;标准厂房开工面积83援01 万平方米,竣工28援2 万平方米,动员搬迁住宅开工面积153援96 万平方米,竣工84援9万平方米等等。浦东开发区的良好形象已经形成。
从此,我国的改革开放形成了点面结合、东西交汇、南北贯通的新格局,展现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交叉的发展趋势,使对外开放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
【改革评点】
经济特区的创办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迈开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创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设计并始终关注和支持的一项崭新事业,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决策。我国的经济特区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从无到有,从一片空白到初具规模,到走向繁荣,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杀出了一条血路。浦东开发区设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形成了点面结合、东西交汇、南北贯通的新格局,展现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交叉的发展趋势,使对外开放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