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经对外国友人谈道:“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80%,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

正是由于成功地迈出了这决定性的一步,我们才有可能实施对外开放和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的改革。毫无疑问,在改革这一崭新的伟大事业中,邓小平起了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改革从农村起步,是由历史和现实决定的。

一、在农村改革的关键时刻表态

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

1978 年,安徽大旱。这对于正常年景也食不果腹的凤阳农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秋收刚过,除了种粮,小岗村的许多人家就米缸见底了。人们又在作逃荒准备。曾经发誓再也不外出讨饭的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急了,他和党支部书记严俊昌、会计严立学一起,挨家挨户地劝说。结果,全村一个声音:不讨饭可以,必须把地分了。分田单干,在那个年月,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三个干部为难了。最后,严宏昌一咬牙:分! 现在搞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号召要实事求是。分田,搞大包干,收下粮食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样,既能不挨饿,又能作贡献,就是犯法也认了。

淳朴的小岗村农民并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举动掀起了一场伟大的革命,也印证了邓小平的一句话: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大包干之后,这一年,小岗村没有一户农民外出讨饭。到了秋天,小岗村的粮食产量达到此前七年之和,人均收入增长六倍。农民的粮仓满了,国家的任务超额完成了,改革成功了。

小岗村生产队的做法,感染了邻近的社队,到1979 年底,凤阳县83豫的生产队都实行了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与此同时,肥西县也开始试行和推广包产到户,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对于中国的农村改革,邓小平有过多次论述,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

由于农民们发明的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既克服了生产管理上过分集中的弊病,又解决了农户和农户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因而深受农民的欢迎。到1980 年,凤阳、肥西几乎全县,以及邻近的不少县,都实行了包干到户,全国不少省也开始实行这种责任制形式。

实行联产承包,意味着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彻底否定,许多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随着包干到户的大范围推行,对它的责难也纷至沓来,各种各样的指责、议论、争论,首先出现在安徽,继而遍及全国上下。

有些人认为,包干到户是“复辟倒退”,犯了“方向错误”。有人感慨:“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有人给中央写信说:“毛主席领导我们组织起来,被你们这些败家子一锤打散了,想起来真是痛心。”一家在国内很有影响的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分田单干必须纠正》的文章,对安徽等地实行的包干到户的做法进行了公开批判,指责包干到户就是“分田单干”,要求人们反对“分田单干和包干到户的错误做法”。

对于农村改革这个新生事物,领导层的意见也不统一。1979 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只有少数省委书记明确表态支持。人们都在等待中央的指示。邓小平认为,对于农村改革这一新生事物,应“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他提议派出中央调查组深入农村认真研究改革问题。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15 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人民来信,并加了“编者按”,强调要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户。

一纸“编者按”,搅乱了中国农民的心,在安徽,一些搞了生产责任制的地方更是人心惶惶。大潮初起的农村改革面临夭折的困境。

关键时刻,邓小平表态了。1980 年5 月30 日,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

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特别强调:“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做事情要“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邓小平的讲话对于促进方兴未艾的农村改革无疑产生了重要作用。

二、包产到户的普遍推广

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邓小平讲话之后,党中央及时派出了大批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分赴10 多个省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党中央于1980 年9 月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座谈会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出现的各种责任制形式,明确提出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这次会议的纪要作为1980 年中共中央75 号文件下发后,对包干到户在全国的推广起了重要作用。

1981 年12 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在总结1981 年经验的基础上,产生了1982 年1 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计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第一次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

群众的实践不但检验了理论,而且推动了理论的发展,促进了理论的升华。1983 年中央1 号文件,进一步对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高度评价,指出:“联产承包责任制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必将使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1983 年1 号文件标志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的正式确立。至此,“包”字彻底冲出了“禁区”,走出了“地下”,由“倒退复辟”的代名词而正名为适合和促进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具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性质的劳动形式。“包公”正式登堂,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到1983 年初,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达93豫,农村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农村改革的前几年,即从1979 年到1984 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55援4豫,平均每年递增7援9豫,比1978 年以前的26 年的平均增长速度高1援8倍。在农业内部,除1980 年种植业下降0援5豫以外,每个行业每年都呈正增长。与此同时,主要农产品产量全面提高,全国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4援95豫,比1978 年以前的26 年平均增长率高一倍多。同期全国棉花产量由216援7 万吨增加到625援8 万吨,增长1援8 倍;油料产量由521援8 万吨增加到1191 万吨,增长1援3 倍。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实对发展农业生产、繁荣农村经济起到了显著作用。

1984 年初,中央明确宣布,土地承包期延长至15 年以上,这样,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农民生产的东西,“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不仅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弊病,更为重要的是纠正了人民公社体制下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等缺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断冲击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推行,特别是1980 年8 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要求对我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以后,中央决定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

从1979 年8 月起,四川省的广汉、邛崃、新都三县先后进行人民公社改革的试点。他们按照党、政、企分开的要求,将核算单位生产队改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取消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成立乡政府;取消生产大队,改设行政村。接着吉林、河北、浙江、广东、辽宁、安徽等省也进行了改革试点。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在1983 年元旦发布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中正式提出政社分设。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这标志着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展开的阶段。根据文件提出的政社分设的原则,各地将人民公社中属于政权的那部分职权分离出去,建立乡政府。乡政府对各级经济组织进行行政领导,包括制定本乡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对各级经济组织的农户下达国家规定的生产计划和交售任务,监督各级经济组织、农户执行与国家签订的经济合同等。设立村民委员会,行使原来大队的行政职能,取消大队的经济职能。至于公社的经济职能,经过改革,各地形式不一。有些地区是建立乡农工商联合公司,下面分设农业、工业和商业三个专业公司和一个信用社,取消大队一级经济组织,生产队改建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些地区是设立乡政府作为基层政权机构,保留人民公社作为经济实体,三级所有的经济体制不动。有的地区还建立了跨社、跨县的联合经济组织。这样,就使农村各级合作经济组织真正成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通过撤销人民公社,改建乡、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管理体制,使人民公社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一平二调”等弊端得以克服,初步实现了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也加强了农村基层的党政工作。

经过两年的改革,到1984 年底,以“政社合一”为特征的农村人民公社改革基本完成。其中,政社分开的有91171 个,建立乡(镇) 政府91171个,村民委员会926438 个,保留作为经济组织的人民公社28218 个。人民公社制度的改革,不但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改革以来,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经营,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由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的农村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传统农业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农村改革中一个人们未曾预料到的大收获,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乡镇企业是从原来的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所办的企业,即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颁布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的发展,逐步提高社队企业的收入占公社三级经济收入的比重。凡是符合经济合理原则,宜于农村加工的农副产品,要逐步由社队企业加工。”1979 年7 月3 日,国务院颁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关于发展社队企业的指导性文件《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文件明确规定:国家对社队企业实行低税免税政策。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和为社员生活服务的社队企业,经批准,可免征工商税和所得税。新办的小铁矿、小煤矿、小电站、小水泥,从开办起免税三年。中央对发展社队企业的方针、政策及方向做出的这些规定,标志着社队企业的发展进入了历史性的转折。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贯彻和落实,社队企业开始迅猛发展起来。到1980 年,全国有社队企业143 万个,从业人员达3050 万;总收入614 亿元,比1979 年增长22豫;社队企业收入在公社三级经济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到34豫。

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不断完善,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农村出现了一大批专业户和重点户,并形成了各种经济联合体。为了进一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社队企业健康发展,1984 年初,农牧渔业部提出了《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提出:社队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今后社队企业的发展,应加强计划指导和实行市场调节相结合,调整结构,优先发展食品、饲料工业和建材、建筑业、能源工业,积极推进技术进步。为了适应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变革后政社分开、乡(镇) 政府已成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这一变化, 《报告》建议,将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发出通知,同意将社队企业改为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范围由原来公社、大队两级办的企业改为乡(原公社、镇)、村(原大队、村民小组) 办的企业,部分农民联营的合作企业和农民家庭办的个体企业。通知明确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是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的战略方针。只有不断开辟新的生产门路,妥善安排不断出现的多余劳力,充分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时间,逐步改变8 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使农村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农村才能富裕起来。对乡镇企业,要和对国营企业一样,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对部分社员经营的合作企业,分散生产、联合供销的家庭工业和个体工业,也应热情支持,积极引导和管理,使其健康发展。此外,还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办各种企业。

中央的指示,社队企业的正名,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在乡镇企业迅猛发展的大潮中,有两支突起的异军:一支是江苏省南部的乡镇企业,一支是浙江省南部的家庭工业。苏南地区利用长江三角洲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经济、技术力量,走发展乡镇企业的路子,其典型代表是被称为“苏南五虎”的无锡市、江阴市、张家港市、常熟市和武进县。仅无锡市所辖的一个郊区三个县,一年产值就超过50 亿元。浙南则是发扬历史上形成的手工业和商业的传统,发挥大批能工巧匠和经营能手的作用,走出了一条以家庭工业以及在家庭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雇工经营和合股经营的扩大经营的形式,以专业市场为纽带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新路子,特别是温州市的试验,开创了一条农村工业化的新途径。当时流传着“乡镇企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的说法。全国各地,如闽南、广东等地,也都兴起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乡镇企业,它们在短短几年中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展示了农工商综合经营,发展农业经济的广阔前景。

1987年,邓小平在与外国友人的谈话中,曾高兴地说道:改革以来,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经营,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在这里用“异军突起”来形容乡镇企业的崛起,是再贴切不过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但壮大、发展了农村经济,提高了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它开拓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现代化的新路。

【改革评点】

随着包产到户从暗处走到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省,由此引起的责难也纷至沓来。关键时刻,邓小平表态:“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彻底拨开了阻碍农村改革的重重迷雾。这样以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村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