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犹豫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

因此,在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紧紧抓住这一重要问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进行了不懈而深入的探索,作出了科学的回答,从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一个世纪的梦想

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我们欢迎工业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的产业界和中国合作。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自20 世纪70 年代末期开始,中国人家喻户晓、使用频率最高的专有名词之一。它的全意是:“到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四化”,是一个目标、一个梦想。这个目标曾经激励了多少中国人,给多少中国人带来了美好的希望。

通过变革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呕心沥血的一个课题。20 世纪50 年代中期,毛泽东以其丰富的想象力为中国的发展设计了一张气势磅礴的宏伟蓝图:用50 年到100 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世界强国。

50 年,指的是到20世纪末;100 年,指的是到21 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 周年。围绕这两个时间概念,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设计者们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发展战略。

1955 年7 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确定: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规定: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4援7豫,农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4援3豫。

1956 年,中共八大提出: 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中国建设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

1958 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使经济建设步入“大跃进”轨道,提出,农业要用一两年的时间完成12 年农业发展纲要;工业要在三年内实现原定15年的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1964 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中国到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1975 年,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抱病宣读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到本世纪末中国将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1978 年,五届全国人大制定了中国经济发展22 年规划纲要,提出:到20 世纪末,中国将全面实现现代化,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这显然是一个忽视国情,违反经济规律的经济发展战略。

1978 年底,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邓小平领导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实现现代化,是邓小平倡导改革的初衷和目的。但是,什么是现代化?我们与现代化的差距究竟有多大?我们应当根据什么去规划改革的蓝图和阶段实施的目标?邓小平没有满足于现成的答案,他要到实践中去考察论证。

从1978 年10 月起到1979 年初,邓小平频繁出国,先后访问了日本、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尼泊尔和美国。他所到之处,大多数时间是用在考察经济上。在日本,他连续参观了许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他说,来日本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吸取日本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就是要寻找经济发展的“长生不老药”。他在参观日产汽车公司时意味深长地说:我了解什么是现代化了。他对新加坡的经验发生了极大兴趣,多次与李光耀总理长谈,虚心讨教。他在美国还专门参观了许多科技产业,他说,我看到现代化了。

邓小平对周边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考察,使他真实地看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他认为,这并不是22 年的差距,而是50 年甚至上百年的差距。

鉴于这种差距,仅靠热情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实事求是地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由此,他开始去校正到20 世纪末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了。

二、小康社会目标

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1979 年12 月6 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前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中日两国首脑的会晤,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正是这次会谈中发生的一段插曲,奏响了中国从20 世纪80年代起到2000 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大平正芳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2 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时,他是田中内阁的外交大臣,为促进中日友好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人了解大平正芳,是将他作为杰出的政治家看待的。其实,大平正芳更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在20 世纪60 年代初期,大平出任内阁官房长官。那时,日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怎样提高发展速度、开创持续超常规良性循环发展的新局面,是日本朝野各界共同关心的主题。大平经过潜心研究,提出了一个日本未来10 年收入倍增计划,即到1970 年,实现日本经济比1960 年翻一番,在这个基础上争取进入以后每隔10 年日本的国民收入成倍增长的良性循环。

这个规划目标明确、论证合理、措施得力,很快被确认和实施。结果,到1970年,10 年倍增计划完满实现,日本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经济学家出身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不仅关心日本经济,同时也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发展。中日是近邻,又是远东最大的贸易伙伴。一年多以前,邓小平访问日本,曾与大平交换过意见,两国也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合作协议。

日本要寻求投资市场,中国是理想的场所。但是,这个市场是否靠得住,与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关系密切。中国政府一直宣称,要到20 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意味着什么,日本人包括大平在内并不十分清楚。这次大平率领一个包括许多金融巨子在内的庞大代表团到中国来,主要是商讨向中国投资问题。这种投资有无风险、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否实事求是、符合国情。所以,大平正芳对他与邓小平的会晤极为重视,并打定主意,要在会谈中向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打听清楚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实质内容。

邓小平对与大平的会晤同样极为重视,他对事先拟定的议题进行了充分准备。但是,对于大平的这一用心,他不能未卜先知。这样,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就引出了一段意义深远的插曲。

会谈上午开始,在问题讨论到一半的时候,大平正芳突然发问:“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对于大平提出的这个问题,邓小平没有马上回答,他陷入了沉思。

整整一分钟过去了。仅仅经过一分钟的思考,邓小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影响中国今后几十年命运的设想。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 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小康目标就这样提出来了。

邓小平的解释使大平正芳获得了一个满意的答案,他面带微笑,连连点头,我明白了。

大平放心了。他知道,向中国投资,可靠。

把到20 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改为到20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国家的水平,实现小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小康目标一经提出,立刻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很快,这个目标就为全党所接受,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从此,“小康”一词不胫而走。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一致认可了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目标,正式修订了中国到20世纪末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战略。

三、“三步走”发展战略

第一步在80 年代翻一番,达到500 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 美元。我们制定的更重要的目标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 年到50 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 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制订出20 世纪末的小康目标之后,邓小平开始考虑中国发展更长远的目标。1980 年12 月,邓小平在一次中央召开的关于经济调整的会议上提出,在本世纪末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达到小康水平以后,要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他不止一次地讲,即使实现了小康目标,我国的经济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小康目标只是中国现代化的最低目标,真正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和奋斗。

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进展和小康战略的逐步落实,使邓小平对21世纪中国的发展目标一步步明晰起来。

1984 年5 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他谈道:在本世纪末翻两番这样一个基础上,再发展30 年到50 年,我们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年10 月22 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中顾委的老同志们深情地说:我们虽然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有责任提出那个时候的目标。

到了1987 年,邓小平又对21 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作了一个并非引人注目但是非常重要的调整,即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改为“达到中等发达水平”或“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一年3 月8 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谈道:在本世纪未有了总产值1 万亿美元这个基础,争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有希望的。4 月16 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就中国的内政外交等诸多问题发表了内容极为广泛的谈话,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下个世纪的发展战略。他说:“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50 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 美元的水平,在世界上虽然还是在几十名以下,但是中国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了。那时,15 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6 万亿美元。”在这里,邓小平提出了“人均4000 美元”和“国民生产总值6 万亿美元”的量化目标,并在时间上和程序上正式确定为“50 年”和“中等发达”,这在21 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中是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志。

1987 年4 月,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比较完整地描绘了从新中国成立到21 世纪中叶100 年间中华民族的宏伟蓝图。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80 年代翻一番,达到500 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 美元。我们制定的更重要的目标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 年到50 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 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至此,一个百年图强、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完整地形成了。

半年以后,在党的十三大上,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正式为全党所接受,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了明确的分阶段的奋斗目标。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既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是比较低的,在20 世纪末只能达到“小康”水平,在21 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同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形态等量齐观,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高级阶段。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设想的较高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同,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早就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揭示过,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或第一阶段,但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却未作过设想。50 年代后期,我们党曾经急于求成、盲目求纯,在“大跃进”运动中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以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结果事与愿违,受到规律的惩罚。60 年代初,党中央和毛泽东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有了新的认识。然而,由于认识不彻底,“**”中又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条件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由此形成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1981 年6 月,在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

1982 年党的十二大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并且强调这个阶段的特征是物质文明不发达。但是,这一思想当时还没有展开。

从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87 年党的十三大召开,是我们党在理论上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最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探讨及其所带来的认识深化,都是在实践中完成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进一步推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实施,商品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的共识的形成,都从一些重要方面揭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由。这些都进一步表明,我国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这个基础上的,只有从根本上承认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能从理论上作出合理的解释。

1987 年4 月26 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明确地讲道:“1978 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现行的方针政策。这八年多,我们的事情干得比较好。过去耽误太多,特别是‘**’十年,自己找麻烦,自己遭灾,不过教训总结起来很有益处。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

“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困难比较多,特别是人口太多,现在就有十亿五千万,增加人民的收入很不容易。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是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

邓小平这里说的“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意思是,从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看,如果按马克思当初设想的较高级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来说,我们是不够格的。这个著名的、坦率的论断,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思想。为此,在准备召开党的十三大的过程中,党中央集中集体智慧,提出十三大报告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立论基础的设想:“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确认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是明确我们是社会主义,不能倒回去搞资本主义,全盘西化是害国害民的;二是明确指出我们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只能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急于求纯’,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存在,必须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育,正确处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这个设想得到邓小平的肯定。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意。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的认识根源。

“那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

“总体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业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设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党的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阐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急于过渡、急于求纯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继续推向前进的现实的立足点。

五、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邓小平为实现中国现代化所设计的一个战略步骤。他曾多次强调这个政策的重要性。他说:“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部分先富”政策是新时期调动人民劳动生产积极性,从物质生活极端贫困中走出来的一个大政策。早在20 世纪70 年代末期,邓小平就针对扼杀人们劳动积极性、导致共同贫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体制提出过严厉批判。1978 年12 月,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他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可见,邓小平提出“部分先富”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突破旧体制的束缚,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进入20 世纪80 年代,邓小平多次谈到“部分先富”政策的正确性。

1983 年1 月,他在同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1984 年2 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要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1986 年3月,他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又重申了这个思想。他说:“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的这个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部分先富”的政策,经过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的不断完善,已经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党中央在一系列重要文献中,一再肯定和强调了这个政策的重要意义。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分析了“部分先富”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步骤上的作用,指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是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1987 年党的十三大从按劳分配的角度肯定了这个政策,指出:我们的分配原则,“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

在1990 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部分先富”政策被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内容之一:“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鼓励先富起来的帮助未富起来的,以利于全体人民和各个地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怎样带领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最为牵挂的一个大问题。

1988 年9 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强调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大局”思想。不久,他更明确地说:“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到1992年春,邓小平和盘托出了他的大思路。他说:“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他进一步归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93 年9 月,邓小平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2 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

应该看到,现阶段中国的发展,确实出现一定的分配不公、贫富不均现象。从发展的角度看,这是难以避免的,甚至是必然会出现的。这一点也是邓小平生前所预计到的。全社会共同富裕,是个美好理想,更是个天大的难题。古今中外还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先例。社会主义能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过去是理想,现在是实实在在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能不能处理好,可以说是对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历史性考验。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既要破除平均主义,摒弃普遍贫穷的老路,实现分阶段、分局部的发展,又要避免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可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两极分化在社会主义国家却是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发生的。

【改革评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立足国情,放眼未来,经过深入的考察和论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进行了不懈而深入的探索,提出众多重大理论,作出了科学的回答,从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