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离不开秤，更离不开天地良心。准确地称量轻重，秤平斗满，是经商起码的准则。
老鸱夷子皮在临淄越来越出名了。特别是这次“贩马”之举，引起了强烈轰动，让同行们啧啧称奇，心悦诚服。不知不觉地，范蠡在商户中树立起威信，有了些声望和地位。
与此同时，范蠡也以讲信修睦、买卖公平赢得了好口碑。
这些年来，无论做什么生意，他都规规矩矩、公公道道，从不短斤少两。商人离不开秤，更离不开天地良心。准确地称量轻重，秤平斗满，是经商起码的准则。为了称重时更加准确，他还动脑筋、费心思，专门对杆秤做了一番改进。
秤为衡器，由秤杆、秤砣、提绳等部分组成。其原理据说来自汲水的桔槔——杠杆平衡。在当时，杆秤是不错的称重工具，齐国普遍用之，然其形制不尽相同，几乎每个商贩手里拿的杆秤都不一样，有木杆的、竹竿的、骨杆的……木杆中又有柳木的、槐木的、桑木的、榆木的……五花八门，导致称重结果差别很大。就算是同一杆秤，因为秤杆龟裂、受潮、锈蚀、蒙尘，称重时也会出现误差。这些问题倒好解决，关键是秤杆上的刻度不准造成的误差更大，也更坑人，引起了不少纠纷。范蠡遂决定做一杆“公平秤”，不仅自己使用，也推介给其他商家，让大家也都更公平地做买卖。
经反复比较、筛选，他选中了一根长短、粗细合适的柞栎木，将其削直，打磨光滑，用作秤杆。秤砣、秤钩、提绳等部分也请人精心制作。接着，他在秤杆上穿好提绳，系好秤钩，挂上秤砣，开始确定“零刻度”，用以“定秤”。此为造秤之关键，须沉心静气，全神贯注；更重要的是心存良知，反复校验，直至准确无误，不差累黍。定完秤后，范蠡即以“零刻度”为基准，推断重量，细细校测、修正，依此标好“两”“斤”刻度，钉好“秤花”。一杆标准的秤终于做成了。
彼时一斤为十三两，此秤便叫作“十三两秤”。为侈人观听，加重“十三两秤”之神秘感，生其戒惧，增其敬畏，范蠡还故弄玄虚，有意过甚其词，言过其实，云此秤乃天赐神授，“十三两”的刻度由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组成。北斗主死，南斗主生。人在做，天在看，做买卖一定要足斤足两，不然的话，少一两会少活一年，少二两就少活两年。过了许多年后，一斤又被定为十六两，有人遂改“十三两秤”为“十六两秤”，在刻度上增加了福、禄、寿三星，说若是短斤少两会损阴德，少一两“损福”，少二两“伤禄”，少三两“折寿”。
这“十三两秤”制作确实考究、精密、标准，“亮相”后颇受注目。不仅范蠡自己用着顺手、称心，当一些商家和客户因称重发生争执时，还跑到他这儿借秤称量以作仲裁，“十三两秤”真就成为“公平秤”矣。之后便有不少商户来请范蠡帮忙，也想做这么一杆“十三两秤”。范蠡乐得他们有此需求，随即找来几位老实本分的匠人，专做“十三两秤”来卖。天下由此开始了制秤行业。
依靠“十三两秤”，范蠡基本上在周边同行中统一了“衡制”，规范了买卖，进而影响了整个临淄商市。同时，他还通过大规模籴粜粮食，“高进高出”，尽力“调控粮价”，以期使市面上其他物品的买卖价格都保持相对合理。因为那时候市面上最大宗的买卖就是粮食，其价钱不仅直接影响着粮食买卖本身，也对别的买卖产生影响，更会影响农人乃至整个国家。有道是“谷贱伤农”，粮价若是过高，会伤及民众；过低，会伤及农人。早年范蠡在越国时就有过测算：“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意即每石粮若卖二十钱以下，太过便宜，农人就不愿种地或多打粮食；每石若卖九十钱以上，又太贵，商人无钱可赚，就不会做此生意了。“农不出则乏其食”“商不出则三宝绝”，是故他进谏越王且谏言被采纳，在全国范围内“平粜齐物”，规定“籴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终使“关市不乏”“农末俱利”矣。现在他就是一个普通商人，不想也无资格为君王建言献策，只有自己出钱，悄悄地进行“平粜”了。当市面上粮价低于每石二十钱时，范蠡即将粮食悉数籴入，然后以每石三十钱的价钱粜出；当粮价高于每石九十钱时，就以每石八十钱的低价抛售余粮，有时甚至就以每石九十钱的价钱籴入，再以每石八十钱粜出。如是循环往复数次，他自己赔了不少钱，却使整个市面上粮价维持在了每石三十钱到八十钱，其他物品的买卖价也跟着做出了相应调整，从而促使“农工商虞”四业共兴，本末协调，极有利于民众安乐、国家安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范蠡当算名副其实的“义商”了。
当然，经商是为了赚钱、得利。如果总做赔本买卖，一味“平粜”甚或“低粜”，范蠡就是再怎么“义”和“信”，家里多么有钱，也吃不消。事实上，在几乎靠一己之力“平抑”了临淄粮价、优化了商市后，他的买卖做得更大，赚钱更多了。见范蠡做什么买卖都有钱赚，从未失过手，一些同行便紧紧盯着，他买什么、什么时候买，同行们也同样这么做；他何时卖出、售价多少，同行们也照此办理。一段时间里，范蠡简直成了商市的“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