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扩继位后，立即重用了使其登上皇位的皇族宗室赵汝愚和外戚韩侂胄两位大臣。他先是任命赵汝愚为宰相，随后又任命韩侂胄为枢密院都承旨，并册立韩夫人（即恭淑皇后韩氏，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六世祖是北宋名臣忠献王韩琦）为皇后，韩侂胄由此得势。然而，由于外戚韩侂胄与赵汝愚向来不对付，韩侂胄图谋排斥赵汝愚，并先后起用京镗、何澹、刘三僳、刘德秀等人。为此，著名理学家朱熹约吏部侍郎彭龟年一同弹劾韩侂胄，韩侂胄告诉赵扩说：“朱熹迂阔不可用。”由于赵扩信任韩侂胄，没过多久，朱熹就被罢官。彭龟年更加心有不甘，便继续弹劾韩侂胄“进退大臣，更易言官”“窃弄威福，不去必为后患”。但是，赵扩却总是一拖再拖，不肯对此事做出回复。

庆元元年（1195年）二月，赵汝愚因遭韩侂胄构陷而罢相，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就连那些反对赵汝愚罢官的人，也都陆续被窜逐。在韩侂胄集团的精心策划下，赵扩还下令禁止道学，定理学为伪学，罢斥朱熹等理学家，对当时的许多知名人士进行清洗，禁止朱熹等人担任官职，参加科举，史称“庆元党禁”。宁宗时期，在与金朝的关系上，又逐渐趋于紧张状态。赵扩因为不满金朝蛮横要求按旧时的礼仪行事，对自己受屈辱的地位感到不满。因此，他也支持韩侂胄对金朝采取强硬的措施。

嘉泰四年（1204年）四月，赵扩采纳了韩侂胄等人的建议，崇岳飞贬秦桧，将岳珂为岳飞所作的辩白文书宣付史馆，并追封岳飞为鄂王。不久之后，赵扩改元开禧，他取的是太祖“开宝”年号和真宗“天禧”的头尾两字，表示了南宋的恢复之志。两年后，也就是开禧二年（1206年），赵扩又下令削去秦桧死后所封的申王爵位和“忠献”谥号，改谥“谬丑”，下诏追究秦桧误国之罪：“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此举被认为是平反岳飞案件最彻底的一次。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主和派，使主战派得到了鼓舞，很得民心。同年五月，赵扩下诏北伐金朝，史称“开禧北伐”。

有人认为，“开禧北伐”是韩侂胄为捞取政治资本而采取的一次军事上的冒险行动。由于实行党禁，逼走赵汝愚，在政治方面，韩侂胄大失人心。当时金朝的情况不太妙，金章宗完颜璟（麻达葛）沉湎酒色，朝政荒疏，内讧迭起，北边部族又屡犯金朝边境，在连年征战中士兵疲敝，国库日空。于是，韩侂胄认为有机可乘，就把恢复故疆、报仇雪耻作为建立功业的途径，作为争取人心、提高威望的一种手段。为了得到更多人的支持，韩侂胄还重新启用了辛弃疾等一批主张对金用兵的大臣。

其实在开战之前，一些有识之士在分析形势之后，便提出此时进行战争对宋朝不利，认为这场战争几无胜算。叶适不仅拒绝起草宣战诏书，还上书赵扩，认为轻率北伐“至险至危”。叶适是谁呢？他曾是永嘉学派集大成者。武学生华岳也上书，认为此时南宋“将帅庸愚，军民怨恨，马政不讲，骑士不熟，豪杰不出，英雄不收，馈粮不丰，形势不固，山砦不修，堡垒不设”，认定这次北伐将“师出无功，不战自败”。结果没过多久，华岳就被削去学籍，遭到监禁。反对的声音立即被韩侂胄镇压了下去。

韩侂胄请直学院士李壁起草了伐金诏书，以鼓舞士气：“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兵出有名，师直为壮，言乎远，言乎近，熟无忠义之心？为人子，为人臣，当念祖宗之愤。”就这样，宋朝军队不宣而战，首先对金朝军队发起了攻击。

开战初期，宋军收复了一些地方，如泗州等地。但由于金朝事先得到了风声，觉察到南宋“将谋北侵”，已有了准备，在遭到进攻后立即进行了反击。可是，由于韩侂胄用人不当，中路军统帅之一皇甫斌率军攻打唐州时被金军击溃，接着在攻打蔡州时又大败于溱水，韩侂胄急忙把他撤了。北伐主战场两淮统帅邓友龙等也因兵败而被撤职。又过了没多久，金军就在东、中、西三个战场上，对宋军发起了进攻，宋朝军队由进攻转为防守。在金军的大举进攻之下，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相继被金军占领，西路军事重镇和尚原与蜀川的门户大散关也被金军所占。韩侂胄想通过吴曦在四川战场挽回败局，但陕西河东招讨使吴曦却早已在四川暗通金兵，叛变称王。

接着，又是兵败之后的谈判。而对南宋来说，战败以后的和谈是气短的。作为胜利者，金朝自然提出了苛刻的条件。除了提出割地赔款之外，还要求将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谋韩侂胄缚送金国。打了败仗以后，就要有人到金军去谈判，这份差事朝廷中谁也不愿去，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萧山县丞方信孺作为南宋派出的谈判代表。方信孺不仅能言善辩，而且在金人面前威武不屈，金人将他投入监狱，断绝饮食，并以杀头相威胁，要求他答应金朝提出的割地赔款、缚送首谋等五个条件。方信孺不怕威胁，说缚送首谋，向来无此办法。金朝将领威胁说：“你不想活着回去吗？”方信孺说：“我奉命出国门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最后金人也没有办法，只得将方信孺放回。

又过了几个月，韩侂胄听取了从金营中谈判回来的宋使方信孺的汇报。当方信孺汇报了割两淮、增岁币等金人提出的四项条件以后，变得欲言又止。韩侂胄问：“还有什么？”方信孺说：“我不敢说。”在韩侂胄的再三逼问之下，方信孺只得如实相告：“是要太师的人头。”韩侂胄听后大怒。多割一点地，多赔一点钱，韩侂胄还可以退一点，可最后一条是没有退路的。后来，韩侂胄便迁怒于方信孺，夺去方信孺三级官阶，将其贬到临江军居住。

谈判的条件不能接受，只得硬着头皮再打仗。韩侂胄撤了两淮宣抚使张岩的职务，任命赵淳为两淮置制使，负责镇守江、淮。在这种形势下，朝廷中的主和派又形成了势力，礼部侍郎史弥远和杨桂枝是主要的代表。杨桂枝因当年韩侂胄在赵扩选皇后的问题上不倾向于她而怀恨在心，同时她也认为北伐过于轻率。他们通过皇子向赵扩进言：“韩侂胄再启兵端，将危社稷。”杨桂枝也在旁边劝说赵扩，但赵扩很犹豫，一时难以定夺。杨桂枝担心如果赵扩走漏风声，让大权在握的韩侂胄知道，后果将十分严重，就与史弥远、参知政事钱象祖等人密谋，设法除掉韩侂胄。

开禧伐金失败后，于嘉定元年（1208年）由史弥远主持，与金朝议和，签订了屈辱的“嘉定和议”。和议内容是：上国书称金主为伯父，岁币银绢各三十万，又以三百万缗钱赎回淮、陕两地。嘉定和议后，双方大致维持和平六七年。这三次议和都是以屈辱买平安，三个“和议”不仅仅是把民脂民膏进贡给别人，而且是既丧失国格又丧失人格，可谓中国历史上并列第一的耻辱文章。宋朝皇帝与金朝皇帝的称谓由以前的侄伯改变为侄叔，比“隆兴和议”稍有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