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年仅25岁的赵煦驾崩,由于没有留下任何子嗣,所以只能从他的诸位兄弟中选择一个人来继承皇位。在神宗赵顼的十四个儿子中,只有五个人尚在人世。其中,赵佶虽然是神宗的儿子,但并非嫡出,他是神宗的第十一子。按照宗法制度,他是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的。然而在赵煦去世当天,向太后哭着对宰相大臣们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没有儿子,谁来即位,事关重大,应尽早确定下来。”又说,“申王眼有毛病,不便为君,还是立端王佶好。”

身为宰相的章惇听完向太后这番话,当即提出反对意见。在他看来,“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按照嫡庶礼法,应该让楚王赵似来继承皇位。没想到的是,向太后一口否决了他的提议。于是,章惇又提出立年纪稍长的申王赵佖为帝。很显然,这两个建议都把赵佶排除在外了。尽管赵佶并不是向太后亲生的,但向太后还是十分看重赵佶。为此,向太后和章惇僵持不下。

这时候,知枢密院曾布也站出来附和向太后的意见,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相继表示赞同。向太后看到朝中有不少人支持她,于是语气更加坚定地说:“她自己本人没有生育孩子,所以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应该区别对待,其中楚王赵似排行十三,不应该排在其他人之前,而申王又有眼疾,不适合继承皇位,还是端王赵佶最合适。”当时的章惇因为势单力薄,知道辩解无用,于是不再争辩下去。就这样,赵佶被向太后、曾布、蔡卞等人推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宋徽宗,成为北宋的第八位皇帝。

赵佶,生于元丰五年(1082年)十月初十,据说,在他降生之前,其父赵顼曾到秘书省观看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随后,便生下了赵佶,“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虽然这种李煜托生的传说固然不足为信,但在赵佶身上的确有李煜的影子。之后,因赵佶生来健壮,赵顼才特意给他赐名曰“佶”,“四牡既信”,取其壮健之意。他的母亲陈氏是开封人,出身于一个平民之家。陈氏自幼颖悟、庄重,十几岁的时候就被选入宫,成为赵顼身边的御侍。刚开始,陈氏并没有什么位号,直到生了赵佶后,她才有机会被晋封为美人。虽然赵顼对陈氏并没有那么好,但陈氏对赵顼的感情却极其深厚,对赵顼体贴有加。然而在赵顼去世没多久,她也随之病死,当时赵佶才刚刚4岁。后来,赵佶便交由向太后来抚养。

在赵佶四周岁时,他就被授为镇宁军节度使,封宁国公。哲宗赵煦继位后,他又被晋封为遂宁郡王。绍圣三年(1096年),赵佶又以平江、镇江军节度使被封为端王,并开始出宫就学。按理说,宗室亲王日常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史籍,但是赵佶对这些丝毫不感兴趣,每天面对那些儒家经典,他觉得度日如年,一有机会就会逃出去干点别的。

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对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蹴鞠,对奇花异石、飞禽走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他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天赋。他首创的“瘦金体”在当时很受书法家们的重视和欣赏。他的绘画作品重视写生,尤其擅长画花鸟画,极强调细节,以精工逼真著称。因此,赵佶执政以后,不仅大兴土木,广建宫观庭院,而且还净搜天下珍奇好玩,并在京师筑“艮嶽”,以致劳民伤财。据说,他还曾派宦官童贯在苏杭设置造作局,役使数千工匠,制作象牙、犀角、金银、玉器、藤竹、织绣等物,每一件物品都是备极工妙、曲尽其巧。看得出来,赵佶不仅天资甚高,也颇有惊人的艺术天赋;唯一不足的是,他并没有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端谨、庄重的性格。相反,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他逐渐养成了轻佻放浪的脾气。

当时,赵佶还结交了一位密友与他趣味相投,这个人名叫王诜。王诜,字晋卿,是英宗赵曙和高滔滔的女儿魏国大长公主的驸马。论起辈分,他应该是赵佶的亲姑夫。王诜这个人不仅**好色,而且行为极不检点,家中姬妾成群,他还不满足,还常常出入烟花柳巷,公主根本管不住他。后来,公主得了重病,他竟然还当着公主的面儿和小妾们胡闹,气得赵顼曾两次将他贬官,可见他真的是一个十分**不羁的人。像这样一个人,赵佶却能够同他打得火热,实在有些让人费解。

有一天,王诜派高俅(徽宗时期的官员,初为苏轼书童,擅长蹴鞠)给赵佶送篦,正凑巧赶上赵佶在园中蹴鞠,高俅在旁候报之时,连声喝彩叫好。赵佶这才注意到他,并招呼他对踢。这下,高俅终于有机会在皇帝面前表现一番,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卖弄本事。赵佶看出高俅擅长蹴鞠,心中大喜,即刻吩咐仆人:“去向王都尉传话,就说我把篦子和送篦子的人一同留下了。”从此,赵佶对高俅日见亲信,颇加重用。先是擢升高俅为殿前都指挥使。后来,高俅又被加至太尉,与蔡京等“六贼”专权用事,为时人所恨。可以说,高俅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也有王诜一半的功劳呢。

在朝中,赵佶虽然被章惇等人称作是浪子,然而在向太后眼里,他却是另外一种模样,对向太后极其敬重、孝顺。每天早朝一结束,他就会到向太后居住的慈德宫问安起居,没有一天间断过。也正因他的聪明伶俐、孝顺有礼,向太后对他钟爱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诸王。直到哲宗病重期间,向太后对将来立谁为帝的问题才有了定论。赵佶被推上权力的顶峰之时,已是18岁了。赵佶继位以后,章惇等人心中还是不服,他们认为这样一位轻佻、浮浪的新皇帝未必可靠,于是就奏请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向太后说皇帝年龄不小了,她真的不方便再干政。当时,赵佶对向太后推举自己为皇位继承人心存感激,也真心希望向太后能够继续助他一臂之力,于是也哭拜在地,乞求不已。在皇帝的再三祈求下,向太后只好答应暂时垂帘朝政。

向太后在神宗时即是守旧派,当政后随即任命守旧派韩琦长子韩忠彦为执政。不久后,又升任右相,左相章惇、执政蔡卞等相继受攻击,蔡卞首先被贬任知府。同时,向太后又恢复被贬逐的守旧派官员的名位,守旧派官员接着相继上台。其实,赵佶对向太后言听计从,不仅出于对向太后的感激,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取得各政治派别的广泛支持,来进一步稳固自己的地位。向太后垂帘听政六个月后,就主动还政引退了。向太后还政后不久,反对立赵佶为帝的左相章惇就被罢相,韩忠彦升任左相,曾布升任右相。当时守旧派与变法派的斗争日趋激化,也有官员认为元祐、绍圣均有失误,应该消除偏见,调和矛盾。次年,赵佶则继续调和革新和保守两派,改元建中靖国,以示“本中和而立政”“昭示朕志,永绥斯民”。但是新旧党争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

在生活方面,为了能够改变自己轻佻、浮浪的不好名声,赵佶也做了一些尚俭戒奢的姿态:他不仅退还百姓王怀献给他的玉器,还放走了自己在内苑豢养的珍禽异兽。元符三年(1100年)三月,赵佶还因即将出现日食下诏求直言,表示要虚心纳谏,俨然有一副励精图治的样子。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向太后去世后,赵佶的“绍述先圣”重行变法的意向更加明确。不久之后,大奸臣蔡京就被赵佶召回朝廷,担任翰林学士承旨,再次受到重用。此时的蔡京开始恃宠若娇,趁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重修神宗朝的历史,为变法张本;恢复绍圣年间根究元祐大臣罪状的安悖、蹇序辰的名誉,为绍圣翻案。赵佶听完蔡京的建议后,一一表示同意。同年十一月,邓洵武首创徽宗应绍述神宗之说,攻击左相韩忠彦,并推荐蔡京为相,得到执政温益的支持,被赵佶所采纳。

建中靖国二年(1102年),徽宗改元“崇宁”,即崇尚熙宁之意,正式打出了绍述的招牌。五月,左相韩忠彦首先被贬任知府,蔡京升任执政。随后,右相曾布也被贬任知州,蔡京升任右相,不久又升为左相,独相达三年之久。在赵佶认为,衡量官员的好与坏,关键看他的言行是否顺承符合自己的意旨。尽管他曾对手下人的吹牛拍马有过清醒的认识,他觉得一味说好话的不一定就是忠臣。

大观元年(1107年),赵水使者赵霖从黄河中捕得一只长有两个头的乌龟,立即献给徽宗,并说它是一种祥瑞之物。蔡京也附和着说:“这正是齐桓公小白所说的‘象罔’,见之可以成就霸业。”资政殿学士郑居中却唱反调说:“头岂能有二,别人看了都觉害怕,只有蔡京称庆,其心真不可测。”这一次,赵佶没有并听从蔡京的建议,而是命人将龟抛弃,说是“居中爱我”,遂提拔郑居中为同知枢密院事。

赵佶执政期间,重用童贯、王黼、朱勔、梁师成等人,然而他们各个都是极善谀媚的奸佞之徒。不过,赵佶却是一个昏而不庸的皇帝,他虽然宠信奸臣,但最高决策权却是一直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点他丝毫不敢有任何疏忽。在这方面,他的确是继承并极度扩大了神宗皇帝管理朝政的一些办法,最突出的就是天下之事,无论巨细,全得秉承他的“御笔手诏”处理。原先负责讨论、起草诏令的中书门下、翰林学士都被他一脚踢开,凡事他都要亲力亲为。即便是蔡京等贵戚近臣要想办什么事情,或干求恩泽,也全得先请赵佶亲笔书写,然后才能颁布执行。除非有特殊原因,比如赵佶自己忙不过来时,他才会让宦官杨球代笔,号曰“书杨”。

对“御笔手诏”,百官有司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否则便是“违制”,会受到严厉的惩治的。政和以后,就连皇宫大内的事务,赵佶也要亲自过问。看得出来,赵佶既不是晋惠帝那样的白痴,也不是孙皓(三国时期孙吴末代皇帝)那样的暴君,却最终导致“国**辱”,是其将“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近奸谀”。确实是这样,蔡京等奸佞之臣即使为非作歹,但势力并没有盘根错节到足以挟制君权的地步。他在位期间,不时有正直的台谏官弹劾他们,赵佶也没有完全丧失刷新政局的权威,他也曾多次将蔡京罢官,这就是明证。

后世学者王夫之在《宋论》里曾这样描述:“君不似人之君,相不似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此言可谓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