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赵曙亲政仅仅半个月，当朝宰相韩琦等人便有点按捺不住了。有一次早朝期间，韩琦带头启奏，他向赵曙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赵曙生父的名分问题。那时候，仁宗赵祯去世已有14个月之久。赵曙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等到满24个月再说。很显然，这是赵曙在找借口逃避，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他只能暂时做出这样的姿态。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初九，韩琦等人再次提出这一议题。这一回，赵曙实在找不到推辞的借口了。于是，赵曙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递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论战。
然而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结果：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与仁宗是兄弟，赵曙应称其为皇伯；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赵曙应称其为皇考。争论不休之际，他们只好请求英宗将这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然后再看结果。赵曙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大多数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料想情况却恰恰相反，百官对此事的反应极其强烈，居然有大多人都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议论纷纷、各抒己见。就在这时，曹太后突然闻讯赶来，亲自起草了诏书，并严厉地指责了韩琦等人，她也认为应当称濮王为皇伯。赵曙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于是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等曹太后回心转意再说。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赵曙和韩琦等人也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最为关键。他们只有争取曹太后改变态度，釜底抽薪，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才能让他们心服口服。商议之后，赵曙等人决定从曹太后入手。治平三年(1066年)，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只有韩琦一人缺席。当时的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赵曙便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濮王称皇考，并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一份交给了皇上。到中午时分，曹太后派出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韩琦、欧阳修等人立即打开文书看，看完之后他们相视而笑，然后还点了点头，表示很满意的样子。原来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是多了曹太后的签押。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曹太后会突然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同意赵曙称他的生父为皇考，实在令人费解。
这件事之后，宫中便有了诸多传言。有人说，这一关键性的诏书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后才知诏书的具体内容，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还有人说，这是曹太后手诏的出台，是大臣韩琦、欧阳修等人交结曹太后身边的宦官，最终说服了曹太后。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曹太后也不好抵赖。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是酒后误签，还是真的情愿，在赵曙看来这些都不重要，只要结果合他的心意，他就十分乐意。
当赵曙得知曹太后在诏书上批注了，便立刻下诏停止官员再继续讨论此事。毫无置疑，这件事之后，引得不少官员的不满，尤其是两制官员。为了能够尽快平息百官的情绪，赵曙又将宰执们召来商量对策，以稳定时局。韩琦对赵曙只说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说完便垂手不语。而欧阳修呢？也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御史既然认为其与臣等难以并立，陛下若认为臣等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这让赵曙着实为难，他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欧阳修等人的意见，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赵曙心中也明白，其实这三个人属于无过受罚，他有点过意不去。为了让自己安心一些，他特意对左右人说：“不宜责之太重。”
与此同时，赵曙还宣布，濮安懿王称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赵曙的这项决定，遭到了朝臣的坚决抵制，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台谏官员也都全部自请同贬，就连赵曙在濮邸时的幕僚王猎、蔡抗也都执意反对称亲之举，这是赵曙做梦也没想到的；但是他顾不了那么多，只能顺势发展。赵曙在严厉处分吕诲等人的同时，又不得不拉拢反对派主要人物王珪，并许以执政职位。可以说，为了追赠生父死后的名分，赵曙真是绞尽了脑汁，用了各种手段，耗费了整整18个月的光阴，才最终达到目标。或许赵曙笃孝的品行，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其实，说起“濮议”论战，它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先说司马光等臣僚，他们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是希望赵曙能以此收天下人心，进一步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再来说韩琦、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他们考虑的不一样，他们考虑得更现实。因为他们深知，仁宗已死，曹太后已无能为力。因此，他们要一心一意拥戴赵曙，毕竟赵曙才是皇权的现实代表，才是北宋朝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