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尊崇濮王的不休争论中，英宗赵曙也真是操碎了心。为了保全韩琦、欧阳修等几位心腹大臣，赵曙居然不惜得罪百官，甚至牺牲台谏官。赵曙的这一系列举动都表现出对韩琦、欧阳修等人的极大信任与重用。当然，赵曙为他们做的这些都没白做，韩、欧等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此，他们更感恩图报，尽职尽责，只想一心一意辅佐赵曙。
在诸宰辅中，韩琦的威望最高。因为在仁宗时期，他就因与范仲淹共同抗击西夏，又一起变法革新，被时人称为“韩范”；到了仁宗晚年，他又与富弼共掌枢府，决大策，安社稷，号为贤相，又被人称为“韩富”。后来，富弼以母忧去位。而等到英宗赵曙即位后，特意起复富弼为枢密使。参知政事欧阳修，长于文学；参政赵概，巧于谏诤；枢密使张昪，通于治术。当时的赵曙虽长时间病不视朝，又与曹太后有点小矛盾，多亏以上诸大臣的精心辅佐，政得以安。等到他病愈之后，雄心勃勃的他开始力谋天下大治，因此改元“治平”。
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赵曙借着早朝之际，向诸大臣征求施政意见，他说：“先朝以来，积弊甚众，何以裁救？”话音刚落，富弼便立即站出来说：“鉴于仁宗庆历改革失败的教训，我建议采取稳妥步骤，逐渐厘革，以‘宽治’为本。”这时候，枢密副使吴奎说：“古来圣人治国固以为宽，但不可宽无节制。”随后，赵曙又向端明殿学士张方平询问“治道”之要，张方平对以“简、易、诚、明”四字。赵曙听后大以为然，特擢张方平为翰林学士承旨。赵曙又继续问道：“唐明皇治致太平，末年又何以至此？”富弼应对说：“明皇初平内乱，励精求治，委政得人，所以治安；末年任非其人，遂致祸乱。人主惟在择贤而用，决不可让奸人当国事”。韩琦也提出了以“进退贤愚为先务”的施政方针，赵曙都一一采纳。
赵曙又起用了在仁宗朝时因勇于谏诤、不避权贵而获直声的唐介为御史中丞，以示虚怀纳谏。有升有贬，赵曙又以御史知杂事龚鼎臣任谏职少有建白，贬其为外官。据说，工部侍郎吕公弼在仁宗时期就曾权任三司使。有一次，仁宗赵祯赐赵曙诸王马匹，吕公弼受命主持此事。因赵曙所得赐马不是很满意，于是派家人前去请求吕公弼更换，没想到吕公弼这个人秉公办事，不予更换。之后，赵曙便知道此人耿直，是个可用之才。治平二年(1065年)二月，赵曙特擢吕公弼为三司使，寻迁枢密副使。同年七月，富弼以疾辞政，赵曙便起用先朝大臣文彦博为枢密使，同时也起用了王安石等新派人物。
正当赵曙力谋宏图，致力于天下治平之际，西夏却又趁机来捣乱，加紧了对宋朝的入侵。如此一来，赵曙不得不再谋国防，抵抗西夏的入侵。嘉祐八年(1063年)，仁宗赵祯去世后，西夏毅宗李谅祚（夏景宗李元昊之子）派遣使者来宋朝吊慰，始改赵姓为李。很显然，他们这是在向宋朝示威。赵曙一气之下回书质问李谅祚，令守旧约。继之，李谅祚复派使臣吴宗入贺赵曙即位。在礼仪上，吴宗与宋方引伴使高宜因为一件微乎其微的事情发生了争吵。赵曙忍无可忍，于是再次回书指责李谅祚妄启事端。不料，李谅祚却以此为借口，说宋朝对他们的态度过于恶劣，于是发兵七万，侵掠泾原、秦风两路诸州(今甘肃、宁夏、陕西交界地区)，驱掳熟户，劫杀宋边寨弓箭手，掠去牲畜数以万计。
刚开始的时候，对于西夏的入侵，赵曙只是派使者责问。后来，当赵曙意识到这是李谅祚在故意制造事端时，觉得不应该再忍让下去了。于是，他采纳了韩琦的建议，籍刺陕西之民为义勇军十五万人，以为守边。之后，又任命欧阳修举荐的前任环庆路将领高沔为河中府知府，担负御夏之责。从此，赵曙便以为可高枕无忧了。这时候，司马光出现了，他上书说：“朝廷深谋远虑，广采御敌之策，精选备将领以御侵侮。”但是，他的建议并没有引起赵曙的重视。此后，西夏不断发动小规模入侵，西界边臣请求朝廷增兵，部署反击。赵曙则认为边兵已为数不少，仍不以边患为忧。
没曾想西夏军竟然没完没了，小入侵接连不断。或许次数多了，西夏军觉得人数少不够过瘾，于是在治平三年(1066年)九月的时候，对宋朝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李谅祚亲自率大军东下，先是围攻大顺城(今甘肃华池东北)，接着又入侵柔远寨(今甘肃华池)，还烧毁了沿边的村寨。这下赵曙才知道大事不好，不能继续放纵下去了。于是，他急召两府大臣，询问退敌之策。宰相韩琦提出：“停其‘岁赐’，遣使责问。”赵曙采纳了这一建议。而这时的李谅祚正率军攻打顺城，但久攻不下，身中流矢。他担心久战损耗过大，又担心宋朝果真停止“岁赐”，他们就会得不偿失。于是，他们在宋朝边地大肆掳掠，抢得大批粮食、牲畜之后，主动选择了退兵。随后，又派使者向赵曙上表说：“受赐累朝，不敢渝盟，此次兵争，不过是边吏擅启事端。”对于李谅祚的花花肠子，赵曙心知肚明，但也不想再追究什么，也顺水推舟，回书谕令李谅祚说：“今后严戒边上酋长，各守封疆，不得点集人马，辄相侵犯。”或许正是赵曙软弱的对外政策，为他的子孙留下了更大的隐患。
外侮未除，内忧踵至。自仁宗朝以来，就出现了内外因循、惰职贪官的现象，久而久之形成冗官的局面。赵曙继位以来，虽然力革积弊，但并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相反，赵曙对达官贵戚奏荐恩泽，日无所止，更出现了一官之阙、三人竟逐的情形；再加之抵御西夏，增置军额，岁费益多。因此，仁宗朝以来的冗兵、冗费局面在英宗朝非得没有改观，反而日渐加重。特别是从治平初年，赵曙为了修治黄河，所役河夫数众，耽误农时农种，已经引起沿河诸路人民的强烈不满。之后，他又大兴土木，重修京城内宫殿阁门，建造皇子宫，规模侈大，务极壮丽，致使徭役频仍，搜刮愈重。一时间人民嗟怨，变乱丛生。对当时皇亲国戚的奢侈、靡烂，赵曙也曾感气愤，也想惩治一番，但是在贵族豪强势力的反对下，他毫无措置之举。
外困内忧，让赵曙不堪应付，甚至有点手足无措。治平三年(1066年)十月，内心脆弱的赵曙终于承受不住这样大的压力，旧病复发，卧床不起，日渐沉重。其实自赵曙病后，赵顼便作为继嗣人选，已为韩琦诸大臣所属意，但赵颢、赵頵也是帝位的有力竞争者。赵曙出于对自己生病的忌讳，他认为自己年纪还不大，所以对大臣奏立皇太子一事极为反感。有一天，宰相韩琦来看望赵曙，探望完之后，赵顼送韩琦等至门外。赵顼满怀忧虑地问韩琦：“现在我该怎么办？”韩琦放低了语气，嘱咐赵顼说：“愿大王尽心服侍皇上，朝夕莫离左右。”赵顼听后恍然大悟，点头应允。
治平三年（1066年）十一月初八，赵曙再次生病，同年十一月二十一，韩琦率领众臣探望赵曙，只见赵曙面容憔悴，虽凭几危坐，却已是困惫难支，于是大胆进奏说：“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恐，宜早立皇太子，藉安众心。”还没等赵曙有所表示，韩琦就已经把笔纸递了过去。无奈之下，赵曙点了点头。韩琦又说：“既然陛下圣意已决，请早下手诏，指日行立储礼”。赵曙接过纸笔，用颤抖的手，在纸上歪扭地写下了“立大王为皇太子”几个字。韩琦见状，继续进奏说：“陛下是欲立颍王了，还请陛下写明白。”赵曙便再写“颍王顼”三字于后。随后，韩琦便召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草拟诏制，然后一班人退下。
到十二月，赵曙的病情更加严重。从他得病那天起，就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因此，每每有军政大事需他裁决时，都得用笔书写在纸上。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初，韩琦率诸臣进宫恭上尊号，又入福宁殿朝贺，但赵曙一直没有露面。群臣只是对着威严的帝王御座，精心舞蹈一番，随后依次退出。正月初八，赵曙驾崩。
赵曙虽然有一定的政治才能，却因病英年早逝，享年36岁。他在位五年，空有一番抱负而无从施展。不过，这却给他的儿子赵顼留下了机会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