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太祖、太宗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统一战争，才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这原本是一件有益于历史、有益于人民的好事。但是，人们也为统一战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时，宋太祖赵匡胤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政权、保住自己的帝位，他又不想做得太明显，想要安抚那些被迫交出兵权的功臣。于是，采用“杯酒释兵权”的手段。同时，他又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纵容那些大臣们去兼并良田、美宅，也算是煞费苦心。到赵光义时，已经到了“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地步了，贫富对立变得异常尖锐。
提及蜀地，自两汉至唐代，一直算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但同时也是封建统治极为残酷、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地区。在后蜀，对于那些豪民来说，有三五百家“旁户”，再正常不过了。何为“旁户”？“旁户”实际上就是一种投靠户，世代相承，被豪民役使之如奴隶。作为“旁户”，除了要向豪民纳租外，还要承担很多的赋税徭役。当宋朝灭了后蜀后，以“旁户”为主的农民原以为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好处，但现实却很残酷，他们遭受到了更加残酷的多方掠夺。
首先，让农民们没想到的是，那些刚刚入蜀的宋兵，竟然大肆抢掠，加上地方官搜刮，让农民根本无力回击；其次，宋朝保留了五代十国的那些搜括名目不说，又新增了各种名目，意图巧取豪夺，实在有些过分。所以，后蜀除了原有的赋税剥削之外，又以“日进”“上供”为名，勒索倍于“常数”（规定数额）。当时，蜀民所交两税，都是以布帛折算的，这便让那些可恶的商人钻了空子，开始乘机抬高市价。这样一来，农民交税仍按旧定低价折合，凭空增加了不少负担，这就导致农民耕作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生计的地步。被逼之下，农民们又开始经营纺织、采茶等副业。这时候，朝廷的眼睛又死死盯住蜀地的丝织品和茶叶，在四川设置“博买务”，先是垄断布帛的买卖，后来又对茶叶实行专卖。就这还不算，朝廷那些博买务官员，比那些商人的敲诈更加苛刻，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丧失了家园田产，农民耕作以外的生路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最终，一场以“均贫富”为口号的农民大起义在四川境内爆发了。
北宋淳化四年（993年）五月，一大批遭受残酷压迫的旁户、破户的农民，失业的茶农等大约一百多号人，以王小波为首在西川青城(今四川灌县)发动了武装起义。王小波是谁？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号召力？王小波出身茶农，是北宋初期农民起义的首领，也算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短短的十天时间，起义军的人数就发展到了近万人。王小波向群众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革命口号，明确提出“均贫富”的革命主张，并号召民众团结反抗，开始向地主阶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一时间震惊朝野。
王小波义军首先选择攻占青城县，待攻下后对队伍稍加修整，便立即分兵进发：一路沿羊马河顺流而下，控制江原(今成都市崇州东南)郊区；另一路沿味江下文井江(今崇庆县西河)地段，对蜀州(今四川崇州)形成夹击之势。为了继续壮大起义队伍，王小波并不急于攻占城池，而着重向农村发展势力。为了广树军威，王小波决定亲自率领起义军突袭守备较薄的彭山县城。王小波打到彭山后，先是处死了彭山县令齐元振，然后又把从齐元振家搜出来的大批金帛散发给贫民；如此一来，起义军威信更高，又有更多的群众参加了起义。攻下彭山后，起义军就已达一万余人。
同年十二月，王小波见时机成熟，再次亲自率领起义军在江原县（今四川成都市崇州东南）与官军开战。在这次激战中，王小波不幸被西川都巡检使张玘射伤。令人钦佩的是，身负重伤的王小波依然奋力追杀张玘，直到斩杀张玘，彻底攻克江原，他才缓缓倒下。战后没过多久，王小波就因伤势过重牺牲了。然而在这个紧要关头，起义军并没有因此军心涣散、动摇不定。他们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一同推举王小波的妻弟李顺为统帅，继续实行“均贫富”的主张。
说起李顺这个人，不仅号令严明，而且无功不受禄。他每去一个地方，都会把乡里的富人大姓召集来，提醒他们如实申报各自所有的财产和粮食，除按人口给他们留下够用的数量外，所余全部征调，统一发放给那些贫苦农民。正因如此，李顺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拥护。李顺当上统帅后，立即率领起义军攻打江原，随后攻克蜀州，接着又攻克邛州，杀知州，灭通判，逼得都巡检使郭允能逃到新津。起义军占领了新津县后，又兵分两路：一路迂回攻克双流、温江、郫县和永康军（今四川都江堰）；另一路由李顺率主力攻成都，在成都西郭门失利后，转而攻克汉州（今四川广汉）、彭州（今四川彭州）。此时，起义军已壮大到数十万人。紧接着，李顺又率领部队挥戈东下，从西南和西北两面向成都逼进，“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
这次起义爆发后，赵光义才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先是将知成都府吴元载革职，改派郭载任知成都府，并委任知梓州（今四川三台）樊知古为西川转运使、郭延濬为西川都巡检使，共同加强成都府的防御，齐心镇压起义军。然而在这些宋军将领中，有的狂妄自大、麻痹轻敌，有的又老于世故、退缩不战，让起义军不足为惧。
北宋淳化五年（994年）正月，起义军又连续攻克汉州、彭州；同年五月，经过浴血奋战，起义军又攻克成都。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发展革命形势，起义军还在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李顺自称“大蜀王”，改元“应运”。他上任后，又继续召集人才，任命一些有才能的人，以吴蕴为中书令，计词、吴文赏为枢密使。不仅如此，他还特意命人铸造了“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宝”(铁钱)货币。更有意思的是，参加起义的战士们还在自己脸上刺了“应运雄军”四个字，以纪念胜利。
大蜀政权正式建立以后，李顺立即指挥起义军攻打州县。而就是在这时候，反动营垒相继土崩瓦解，宋朝的“败卒亡官”开始四散逃命，地主豪绅们一个个人心恐悚、投死无地。此时的起义军已经不同往日，已经发展到“数逾百万”了。起义军波澜壮阔的革命形势，迅速波及其他地区，农民革命的怒火正以燎原之势迅猛发展，“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县，向风则靡，何啻席卷之易”也随之成为起义军的口号。
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斗争，宋军终于开始惊慌起来。情急之下，赵光义派遣宦官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招安史，统帅中央禁军前去镇压。为了阻止宋军入川，李顺也派农民军数万人北取剑门，控制栈道，以拒宋军于险关之外。但是这一次交战，农民军伤亡太过严重，为了保存实力，李顺只好带他们暂时退回成都。整修好队伍后，李顺又一次亲率起义军围攻梓州。这一回，宋军也惨遭夹击，战况很是不利；为了不吃眼前亏，宋军也相继撤回。待宋军再次进围成都时，正值农民军攻取其他州县，守卫成都的只有区区十万人，宋军便趁机攻打起义军。经过一番拼死抵抗，多半起义军都英勇牺牲了；没过多久，城门就被宋军攻破了。在群众的大力掩护下，李顺逃出了城；宋军搜寻了许久，也没能找到李顺的下落。之后，宋军将领为了顺利交差，随便抓了一个貌似李顺的人杀头报功。
李顺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在眉州战斗的将领张余仍然浴血奋战，转战于四川各地，连续攻破嘉、沪、戎、渝、涪、忠、万、开等八州，沿江而下。很快，起义军又发展到拥有“众十万余”的队伍。这样一支打不死的起义军，真是让宋军头疼之极。直到至道二年（996年）五月，各地的起义军才陆续被宋军镇压下去，影响也被一点点压了下去。
虽然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失败了，但它也算是给地主阶级敲了警钟。从那以后，四川“旁户”这一名称便很少出现，博买务也随之被取消了。而这次起义提出的“均贫富”的口号，是唐末农民大起义提出的“均平”思想的继续和深化，它不仅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土地和贫富均等的强烈愿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并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积极响应。这次起义，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