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州子一口气地借着势头建设孵化一批国有工厂，就这样勒紧裤带历史性地依靠河边水运，材料进出便捷，市场短缺兴起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初创，打下了一个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的基础。还有供应链的运输局，物资局，修船厂，河边大小的仓库配套，一帮子小的配件工厂，如雨后春笋奋发图强。街道里弄集体手工作坊也兴旺起来。
北州子由一个传统农业小矮人向工业的巨人靠拢，北大堤下工厂机器轰鸣，工人阶级产业工人，这都是那一时期值得大书特书骄傲的事情，北州子变样了。千百年来的乡村农业终于走到了一个蜕变的节点，该飞跃就要飞跃，向着工业化的美好。一扫封闭守旧无所作为建立起新型城市的观念，格局。
城内的官街还趁热打铁划出核心地段建起了与纸厂配套的国有印刷厂，过了十字路口往南即是。纸厂的白纸运到印刷厂，完成文化所需及商业包装印刷任务，这也是年轻人向往的国有工厂。它的车间里转动着一色老式凸版圆盘印刷机，油墨滚子在圆盘上利索地滚来滚去，印刷出一种木板雕刻的字样。十几年后，才有了先进的平版印刷。
北州子后来还找土地建了一个专门的拖拉机修配厂，不修拖拉机专生产零配件，在宝林巷武装部走过去，原来的城南大会堂原址上。城南大会堂原来是一座中式庙宇建筑，盖着黄色的琉璃瓦，四周翘起的传统大屋檐角气势不凡。父亲就是在这会堂里戴上帽子落难。
父亲在城南大会堂台上被宣布为老右，与他的同事们站在台上被残酷斗争，是从那里被押往官码头去农场的。
我从别人那里知道这件事后，就关注着这个不祥之地，它再怎样琉璃金碧闪耀，在我的心里也是一坨狗屎。
我好奇地围着它转过一圈，推开它的大门进到会堂里，里面杂草丛生玻璃破碎没有人。它似乎宣判了父亲就完成了使命，再也没有召开过大会了。我带着我的一伴狗友在它的台子上胡喊鬼叫闹了一阵才出来，发泄了一把。
这座金碧会堂每年春上雷公找上了它，成了政府的包袱。反复的电闪雷鸣把它那高傲耸起的大檐角劈得粉碎，修好了又被击垮，在屋顶上挂满了避雷针都无济于事，每年都承受着雷公的暴击。政府修修补补失去了耐心关闭了会堂，杂草丛生砖头散落成了废墟。
这么一个不断遭着雷劈惊心动魄的地方，人们还传说夜晚见到了什么鬼神。工业发展过来，不知谁说鬼神怕铁器，建拖拉机修配厂可以镇雷公，便毫不犹豫地拆掉了金碧会堂，平整土地建起了拖拉机修配厂。在它的西边蔬菜地里另外建了那个露天的万人大会场。
城南金碧会堂不存在去了一个我心头的阴影，春上再也没有了电闪雷鸣，明亮的拖配工厂里面是一排排的金属车床，许多女的车床手，她们小心地把辫子盘在工帽里，要是转到车床里就糟了。有一位男的车工把手转进去了，在医院截肢成了城里著名的一把手，穿的衣服吊着一个空袖筒子。
他是国家工人，工会保证他吃一辈子的国家工伤劳保。
他学着用一只手吃饭，穿衣服，下棋，最后还操练书法，找了老婆，是一个乐观的人。
北州子工业革命因地制宜兴办的国有工厂，大都在城东的大堤边，在阳光下闪耀灿烂。街头巷尾的集体工厂，街道迷你小作坊大都在北州子的西南老正街周边巷道里，下风下水的边角之地倔强生长。
北州子成立了手工业管理局，统领管理这些倔强生长的集体工厂作坊。它们事事都要比国企矮几个头，像是二娘养的。一听就是那些传统落后，手工艺，公私合营为了就业养家糊口没什么作为的小企业。
集体厂没有国家的编制，也没有什么劳保福利，更没有银行发工资薪水旱涝保收的机制，是计划经济之外的旁门左道。它们在市场上打拼运作自负盈亏自生自灭。
集体工厂也绝不是后来的私人企业，它是镇里或街道投资拥有，市场不接受自己掏腰包拿钱出来做股东办厂当老板，这绝对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谁要是在这大是大非面前犯了糊涂，就是走资本主义，性质就变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那时的认识是私人资本，股东，代表剥削，资本主义是肮脏万恶的旧社会。乡村只能有一点自留地，城里人的自留地是严格限制的路边摊担，私人小工匠，这才保证主流是走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
城市居民也没有谁有发家致富的远大理想，一切都是围绕着怎样过小日子，生活着，不挨整就万事大吉了。集聚在手工业局的麾下做工就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但他们不属于先进的工人阶级，只能领导老婆孩子和自己，更像是城市里忙碌的工蜂蚂蚁，谋着生活的打工者。
今天做这样，过一段时间发不出工资垮了又换行当。
镇里办的镇里管，街道的大妈管，业务自找门路，工资不保是最正常的事。
收入不牢靠的人，也就没有什么身份地位，价值，走在大街上也就是养家糊口，没有什么想象。懒得修边幅，穿着杂牌的工作服，再年轻也没什么气场，还有点心理猥琐。找老婆也像乡村德哥一样，没有姑娘青睐，是很大的问题。像城南荒滩上的一堆杂草。
也有叫得响规模大一点的镇集体五金厂，他们专职生产菜刀剪刀，在外有一些品牌名气。把钢块在炉子里烧红锤打，淬火，再在砂轮机上打磨成一把把锋利明亮的刀具，有张小泉的口碑，比双丽人质量也差不了多少，千家万户都需要它，算是办得比较红火的一个集体工厂。
宝林巷公家屋的马家老五在这个工厂上班，他从巷里走到城西的五金菜刀厂，中途会在十字街头的橱窗停留一下，借着橱窗玻璃的反光看看自己的面目，吐一点口水在手上，把蓬乱的头发绺一下，马家老五算是巷里有点讲究的人了。
他刚出师，工资加了二元，由十八元到了二十元，发了工资，他会把二十元钱折叠起来放在衬衣上口袋里，露一点出来走过大街抖一天。或放在屁股后面的裤兜里就让它涨鼓鼓的。
在新华书店斜对面的皮鞋厂，这是属于工业局公私合营后的集体厂。一楼是卖鞋的铺面，二楼皮具车间，里面坐着北州子有名的制鞋工匠，徒弟们在旁边躬着腰拿着楦头当下手，学习手艺得躬着腰谦卑的矮着头。透过二楼的窗户可看到大街上来往的行人。
车间里做出来的皮鞋油光铮亮，用纸盒包着，上面印着北州皮鞋。草鞋的时代，不知谁花一个月工资来买一双皮鞋，但质量是可以拍着胸口的。
城西的副食品加工厂，一方面做糖果，主要制作老牌酱油，用好黄豆发酵瓤制出来的老抽特别的美味让人放心。
工厂在城西往宝塔湖去的大路边，大片空旷的草地上摆着无数口酱缸，上面盖着一顶竹编的大斗笠，像草地上蹲着无数的十八罗汉小矮人。天晴时，工人把斗笠拿开，让酱缸对着蓝天在阳光下充分地发酵，老鼠在草地上窜来窜去，有的就窜到酱缸里。
还有官街十字街头中医院旁的缝纫社。在那个年代里，去缝纫社做一件衣服是一件值得显摆的事。人们身上穿得一般都是家作货，由家庭主妇自己买来土布，自己染色后再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的缝制。天气热了，把棉花掏出来变夹衣，再热把袖子剪了成短袖衬衣，短袖剪多一点成了背心。大的穿了给老二，老三老四在等着都没有怨言，不轻易浪费一寸布头勤俭节约又一年。
这是一个满街都是家作货的灰蒙时代。只有逢年过节或什么喜事，才会凑点钱拿着票证去百货公司扯一段机制布去缝纫社定制。缝纫社的门厅入口，站着一个始终面带微笑有着丰富裁剪经验的老头，北州子有名的余老裁缝。
他会收下你的布料，迅速地把搭在肩上的皮尺取下来，给你量好尺寸记在本子上，约定来取衣料的时间，再对门外排着的队伍喊下一个。
老头子再有经验有时也会思想短路，犯糊出错。经常做出来的裤子腿不一样长，或衣服的袖子领子做得无可挑剔，就是短了盖不住肚子。这都是老头子的责任，缝纫女工们只按尺寸做。老头子微笑着，改不好了就重新做，赔着布料工时打太极。门厅另一边就是衣服做错对不上号改衣服的，也排着不短的队伍。
缝纫社门厅的楼上，里面全是踩缝纫机的女人，布料堆在她们的身边。有的专做上衣，有的做裤腿，有的绞扣眼，空气中弥漫着布料浆洗的气味。这是全城最大唯一的缝纫制衣社。手工业局把生活的方方面面照顾考虑，第一百货，第二百货再大都是没有成品衣服买的。
北州子手工业局下还有集体的机电厂，钟表厂，眼镜厂，玻璃厂，包装厂，纺织厂，油毛毡厂，皮革厂，以及后来的灯泡厂，无线电厂等数不清的大小芝麻厂，解决城里人的就业。这些不精贵的准工人阶级，领导自己在城里有一份工作，只要工资不拖欠，亦也心满意足。
北州子城的工业化进程，使专营农副产品，昔日的湖州打鱼人，街头巷尾形成了一种做工的气氛，不无红火。
人人都有着一份自食其力，劳动光荣。真正的工业革命现代化虽然还不知在哪里，走工业化的道路步子迈起来了。
北州子城郊的大片土地，除了沱江，大堤，沙洲属大自然管，从东到西到南绕一圈，都是属于城关镇郊区的地盘，为永佳，南红，花贝三个种植蔬菜的大队。城东是永佳，城南是南红，城西是花贝。它们从三面围着北州子城，送上新鲜的蔬菜伺候着城里人。老外公的菜地成了永佳生产队的一部分。
永佳，南红都是蔬菜大队纯粹的菜农，区别于乡村的公社与社员。他们的粮食由国家供给，身份定为吃定销粮的郊区户，是半个城里人。小孩在城里学校上学，只是长大了不能参加城里工厂的招工，出路是继续当二代菜农，或是进街道的小厂学一门城里人的手艺。
花贝大队有点搞笑，一个大队一半人种菜一半种水田，种水田的是乡村社员的待遇，是住在城边郊区的乡下人。
那个年代看人的身份就看吃什么性质的粮食，商品粮，定销粮，农村粮。商品粮国家保证供应身份最高，定销粮由当地政府筹集，次之。
蔬菜队的郊区菜农们在城郊的土地上辛苦劳作，按不同季节种植各色蔬菜品种，然后采摘下来昼夜不停地向着城里的菜篮子运送。天还未亮，就可以看见城郊道路上，蔬菜大队送菜的马车队进城。但城里的货架凭票供应也始终是空空如也一扫光，急得蔬菜公司的经理团团转，派人到菜地里蹲点催着进货。
蔬菜公司经常在大街上挂出横幅标语，“大战红五月，丰富菜篮子，”或干脆是“大干十五天，人人有菜吃。”
北州子人忙着日常生活只信柴米油盐，去河边赤松峙信神信佛的大都是外地或下面乡村进城的人。城里人最初去三一教堂，后来教堂没有了信自己，生活越单纯越好得很，没有了繁文缛节。
原来城里有两个教堂，一个在城东的大堤边，是大块灰色石头的建筑，奉基督天主教，后来神父带着他的天使们比谁都跑得快，现在只有堤坡树林荒草中遗留的几块大石头了。一个在城的官街十字路口，第一百货的对面，这是一个占据城中最好之地兴建的百年基督大教堂，在城中繁华之地丰富着街景。
教堂有着高的尖拱，罗马的柱式，石头的大拱门紧闭着，现在里面是一间工厂，工人们走侧门进出。虚幻的基督天国，在北州子也没有给虔诚的人带来什么实惠好处，还不如敬土地财神门神。慢慢城里再也见不到画十字的信徒，立地成佛了。
三
母亲的来信，叔火速就把我送回城里了。去老家青树咀时坐的是机船，顺风顺水地沿着河边往下游开去很快就到了。那是夏天涨大水的季节，满江黄色的浑水在河道箭一般地飞流直下。江水都是春季雪山融化的冰水，如果把手去试一下水面会有刺骨的冰凉。
回来时坐的大马车，是第二年的冬天，马车跑在开冻的大堤上，寒风削刮着脸面，全车的人都裹藏在车上丢的一条脏兮兮的大棉被里，只露出头来，不是就会冻成一根冰棍。二匹老马在马夫的甩鞭中跑了起来，过了小北州白马溪，傍晚时走官码头进了北州子城。
在老家我见到了青树咀老爷子，父亲的祖父，住在青树咀老家大屋庄园里。娭姆带着我，还有姑妈小叔和那些表姐，乡村狗仔玩得好的小朋友们，我记着他们，多少年都说着要去老家再见他们。我知道了乡下表姐们劳动的辛苦，我还向母亲提起过伯伯家的春姐，她说做一个城里人多好。
马车在官码头停了下来，叔带着我走到东直街边的银行，母亲住在银行后院的宿舍里。见到了母亲，我扑向母亲的怀抱终于和母亲在一起了。
在宿舍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从天津回来的外婆。老人家在天津住了十年，让当官的舅在政治上受到了不小的压力，外婆也无时不牵挂着母亲这边，外婆也想家了。舅送外婆到北京丰台转车，坐京广线火车到岳州，交给母亲后再回去的。
外婆回来，母亲去乡下媠妈家把妹也接回来了。这时，我才发现**多了一个吃奶的弟，外婆抱着他坐在**，他还不会走路说话在**爬着，外婆就带着我们三姊妹和母亲一道住在银行的宿舍里。
银行有一个小小幼儿园，都是银行干部的子弟，有两个阿姨照看。母亲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户籍科为我和妹上了城镇的户口，去了变成乡下人的风险。家里见不到父亲，父亲还在远方的农场劳动。
北州银行坐落在东直街边，它的斜对面就是新建的电影院。这是一栋老式的三层水泥建筑，有着高的麻石台阶，前面是一个很大的营业大厅，后面是银行的后院，宿舍食堂和一个巴掌大的篮球场。
银行的大门是一道伸缩的锈铁格栅，下班了，高大的门卫龚叔穿着一双大头皮鞋，一只脚抵在墙上，两只手抓住铁门的把手，使出全身的能量把那张古老的锈铁门从墙缝里拖了出来关上。上班开门时，再把它推到墙缝里让人看不见。
一楼大堂营业厅里，一道高的木柜台隔出了属于顾客的走道，大厅里面坐着银行干部会计们。他们围着办公桌每人一把算盘，会计干部们低着头啪啪啪地把算盘打得爆豆子似的，声音不停歇地响彻整个营业大厅。他们的桌上堆着一沓沓的传票账单和打开的一个铁盒子，里面装着用橡皮筋扎紧的人民币，和纸卷起来的一筒筒硬币，北州子的金融流水都在这大厅里过。
那时没有公务员，职员，营业员一说，凡在银行工作的都统称为国家干部，银行，税务，邮电，粮食，医药公司，包括蔬菜公司等这些都是国家干部。上面经常抽调这些有着干部身份的人到下面公社乡村做政府的中心工作，谁被抽调就说干部搞中心去了。
干部与国家工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不是领导谁的问题，工人再是领导阶级也是工人，只能在工厂内部提拔为车间主任，厂长或经理，不能上升为干部。干部才能海阔天空，哪里需要就可以在哪里上任，或调往别的城市地方，是真正国家的主人，全国通用粮票。
为了让有着许多权力的干部们不要趾高气扬心气太高，上面会经常发动专门针对干部的整风运动，不准在老百姓中间多拿多占，耍威风称王称霸欺负百姓等等，不断加强认识教育，学习做百姓的仆人。
也经常把干部派到乡村，下去同吃同住同劳动，感知百姓的疾苦。每到周日，城里的干部们便要到郊区劳动，男的主劳力，女的二个人抬一个粪桶或锄草积肥，总得出一身老汗的劳动。许多的运动是指明整干部不好风气的，他们太容易被人称为干部老爷了，经常成为斗争的靶子。
许多的干部忠诚老实，已是百练精钢，一言一行都可以做到不违反政策为民办事，小心翼翼，只有极个别的利欲熏心者才胆大包天违法乱己。这些运动最终发展到后来的“文革”运动，变成重点整干部的头，当权派走资派，这好像初衷都是为了教育整顿好大大小小的干部，但发展起来很快就乱了套。
门卫龚叔个子高大，穿一身没有了领章的黄色旧呢子军装，着大头皮鞋，走起来地板咚咚响一路的杀气，龚叔是从公安局调到银行专职保卫金库的干部。
他把铁锈门塞到墙缝里后，就提着一大圈响叮当的钥匙，在柜台外巡视，严密注视着来往人群的动静，不过北州子还从来没有听说抢银行的狂妄之徒。
柜台走道的左边拐进去有一张侧门，从这里就可以走进营业大厅，或走进银行内部的办公室，后面的院子。中午营业休息时，龚叔就坐在侧门旁边的木椅上，把一条腿撩起来亮着大头皮鞋守住银行进出的要道。
龚叔的秘密是腰间别有一个皮盒，里面是银行金库的钥匙。金库在地下室哪里只有他知道，每当金库有业务来人，龚叔就带着人走过营业厅，进到里面不见了。
龚叔对银行小朋友们始终板着一副面孔，就是一个恶煞，他是不准小朋友们到他管辖地去的，特别是柜台里的营业大厅。但到了晚上龚叔就不管了，银行的小朋友们都来到营业厅玩，陪着父母加班，银行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几分钱对不上都要把账目重新来一遍，算盘都拨烂。银行是早期986 加班文化重灾区。
银行晚上的营业厅里灯火辉煌，到晚正12 点才会结束。
小朋友们在各自父母办公桌边玩，累了困了就爬到办公桌上，自己找一个没有堆账本的地方睡了，或看着大人们对着那无穷无尽的票据和钱两，一分一分的对账，使人从小就对财政金融失去了兴趣，无止境的算盘声是童年的梦翳。
熬到12 点了，厨房的两个师傅就会抬着一个竹筐出现在大厅里，给每个会计干部们发放一份加班的晚点。这是一份用报纸包着的黄色大白糖，又名麦芽糖，母亲拿着掰一团给我，一团给妹。所有的小朋友就等着这一团麦芽糖，填在空得发慌的肚子里，加班也就熄灯结束了。
清晨，银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早就起来了，穿着白色的兜兜排着队，在院子里老师吹着的哨子声中拍手唱歌跳着舞。
院子的台阶上摆着一线小桌子，桌上整齐地摆着一个个白色的小饭碗，里面盛着香喷喷的米饭，在桌上显得十分耀眼，饥饿的小朋友们咽着口水边唱边跳眼睛都盯着它。
太阳出来把院子照得明亮，也照在小朋友们的额头，额头上的汗珠子上，哨声可不消停，哨声终于停下来下课了，小朋友们排着队走到台阶上，端起那碗小米饭很快都扫到嘴里，桌上绝对的干净。
吃完早饭，幼儿园便没人管了，阿姨们都有自己的事情，坐在院子里纳鞋底织毛线。幼儿园没有图书，也没有秋千跷跷板，更没有现在标配的滑梯，摇椅，任何的玩具都没有，只有院子里的几棵苦栎子树和树上不停叫唤的知了。空空的院子里立着一个大人们才玩的篮球架，小朋友们在球架树荫下各自游**。
幼儿园的李阿姨没有织毛衣，她把自己的小孩放在一个脚盆旁，她忙着在盆子里剁猪菜，这是她的副业，把那种一把把只有猪吃的牛皮菜剁碎。李阿姨的小儿子不知怎地把手玩到盆子堆的菜叶里，李阿姨埋头切菜，咔嚓一声把儿子的一个手指切掉了。
李阿姨吓得跳起来大叫着，明白了是一回什么事，赶快在菜堆里寻找儿子的手指头，抱起哭得惨的多多就往街头的医院发狂地跑去，路上可见到一滴滴的鲜血。多多后来长大了，小伙子眉清目秀的却少了一根手指，那时医院还没有断指再接的功夫。
院子太小了，小朋友们只有望着外面的世界。院的后面是一个很大的集贸市场，人声鼎沸，嘈杂的声音从墙外穿透过来。我和宾宾很想趁着送水车打开后门的机会溜出去玩。但厨房的总管带着他的人马守着，当水车再出去时，一根大木条把后门删死了。
我和宾宾跑到前门柜台，趁着龚伯提着茶瓶去打开水时，从他的椅子边溜出了银行的大门来到了街上。街头很是冷清没有多少来往的人，对面有一家粮油店。我们走了过去，进门是一排打油的龙头和买米的柜台，一些蓬头垢面的小孩等买油的人走了，就争着把瓶子放在龙头下接几滴剩油，他们发亮的眼睛盯着每个进来打油的人。买米的那边也是一帮小孩，他们捡大人们买米过秤时掉下来的每一个米粒，这不是好玩的地方。
左边电影院旁边有一家小商店，商店里只要有人进出买东西，身后就跟着一群小朋友举着手乞讨。这时，我见到一个穿着黄军大衣的军人快步走了进来，他在柜台上买了一包饼干，纸封半开着举在手上，有小朋友上去喊解放军叔叔好，我赶忙和宾宾也迎了上去，挺直腰杆大声地说着，“解放军叔叔好，”“解放军叔叔好”。军人很高兴，停下脚步，从他举着的那包饼干里给我们一人一块，那种金黄色，又甜又香的小桃酥饼。
想弄点东西到嘴里的机会并不多，很难过了龚叔的鬼门关，被他发现了擅自跑到外面，他会抬起他的大头皮鞋做个要踢的样子，然后拧着你的耳朵，说着“你往哪里跑，”
被揪着乖乖地走过很长的走道，送到幼儿园阿姨手里，对着墙壁无聊的罚站，耳朵根会痛几天。
夏天，院子里苦栎子树上无数的知了拼命恬燥唤起了我的勇气，我又想出去闯关看看外面的世界，主要还是肚子空得慌。不知怎的，竟没有见到龚叔在那儿，只有椅子旁放着他的茶杯，热水瓶。这是难得的机会，我一个人贴着高的柜台，大大方方地走出了银行的大门，一下子淹没在街头人流里，宾宾还在睡午觉呢！
我在北州子的大街上闲逛起来，在大人们的腰下穿行。
下午的街头热闹多了，到处都是板车挑担或一伴头上扎着白头巾进城办事的乡民，有的还牵着狗或几只羊。街的一边有许多摆摊，打草鞋剃头挑子，也有猫着腰眯着眼睛凑在那儿观看西洋镜画片的。
街角有一家用气枪射击吊着的气球，有硬币可以放几枪，我没有钱只有干看着。我不敢走得太远，总是回过头去看一下远处银行的麻石台阶，也不敢走进大商场第一百货，那样就找不到北了。
有卖水果的摊子，红橙橙熟透了的柿子一个个整齐地摆在木板摊上，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漂亮诱人的水果，我不走了就站在水果摊旁边盯着柿子流口水。说起来惭愧，至少过了十年后，一个城里人才第一次尝了苹果，再过它五年才见到了香蕉。
摊主是一个个头不高，一脸横肉，胸口敞开不停摇着一把蒲扇的中年人，他站在撑开的布棚子下面，盯着过路的人。
我不知怎地伸出手来抓住一个红柿子撒丫子就跑了。
我把柿子揣在手里，疯狂地朝街的对面银行跑去，中年人发现了在后面一边骂一边追着。我拼尽了身体的力量，跑了没有多远就被他给逮住了，他不费力地把我倒提起来一把夹着，像夹着一条死狗，我成了他可怜的战利品。我只能在他钳子般的手臂中无力地挣扎大声地号着，那个红柿子害了我。
这个遭人记恨的中年人，他毫不犹豫地把我的头朝下，往他放在旁边收集烂水果的臭篓子筒里扎去。我立马感觉到一团烂水果迎面扑来，堵住我的眼睛鼻子，一股难闻的腐臭。他很快地又把我提起来往篓子里再扎，像倒浆糊一样的轻松随意，烂水果糊满了我的脸面，睁不开眼睛，呼吸也困难。中年人在围观的人们眼中似乎找到了肆虐的感觉，对付小孩的快感，他在众人面前傻笑着，说着，“看你还偷不偷”，一头又把我扎进了破篓子。
这时人群中亮起了一个声音，“这不是谁的小孩吗？”
是宾宾的妈许阿姨看见认出了我，她一声喊让水果摊主一愣。许阿姨不顾我满身的赃物，拨开看热闹的人群冲进来一把抱住了我，停止了这场恶剧。“你怎么欺负一个小孩子，你还是人吗”，许阿姨用她的手帕把我脸上的赃物一一去掉。这时，龚叔也从银行台阶上冲了下来，龚叔手上还拿着一串铁链子，一脚就踢飞了臭篓子，水果摊，让那些红红柿子滚了一地。
龚叔拎着中年摊主的脖子，“你打小孩”，把他抵在墙边要抓他去派出所，“银行小孩不是街头小混子，是干部的子弟，不是你可以殴打的”龚叔严厉地呵斥着摊主臭老头。事后他对母亲赔了不是，晚上还拉开蚊帐来看望了我。
我只拿了一下人家的那个红柿子，还没有捂热就受到严厉的处罚，这教训太他妈深刻了。看来别人的东西再好也是别人的，是不能随便据为己有一跑了之的。街边水果摊主下手也太狠了，从此那条街也没有中年人的柿子摊了，龚叔要他离远点。
后来长大了，我还记着这仇恨，带了宾宾，其他难兄难弟铁哥们提着棍子，在街头巷尾寻找过水果主，奇怪的是再也没有见到糟老头了。一个柿子，篓子里是一堆烂水果，如果里面是石头，我的头不就砸成烂扫把就义了。
这件事对人打击还是蛮大的，那种弱小无助任人宰割的感觉想起来就难受，愤愤不平心悸。外面的世界有**，也有坏人，是捉摸不定的，我只是忍不住地想去摸一下红柿子，它光滑诱人的表面，捏一下它可爱的蒂笆，但怎么拿起就跑呢？在街头出大丑了。
我敢担保我的家族都没有这样的行为，我才知道，人遇上**有时是把握不住自己的，这有些可怕，小孩怎么跑得过大人？在银行幼儿园里，我与宾，早早，五毛，久久是好朋友，大家在一起玩，都远离白皮，他是银行主任的儿子，他谁都瞧不起，他独往独来牵着一只小黑狗站在院子台阶上，喊什么黑豹。他看见了我，就把狗丢在一边，向我扑了过来抱着要打架。二个人抱在一起，都是业余的蛮力扭来扭去看谁的力气大，费时间没有意思，他习惯于仗势欺人。
他的命好，他的爸不是老右，他母亲是个地主家的美人嫁给了主任，让他也五官端正，白净得吓人。一次，他又朝我奔了过来，像赖皮高飞看到了唐老鸭，可听到他急促的呼吸。我站在原地等待，很快我们又无聊地扭到了一起，他的黑豹也扑了上来助阵，对着我的脚后跟就是一口，又跳起来要咬我的胳膊，搞得我狼狈不堪。这下把我逼急了，也顾不得他是什么少爷公子，狠狠地朝他的手臂咬了一口，我就咬他了。
他哇地甩开我大哭了起来，然后捂着手臂跑了。我赶紧往自己家宿舍跑去，我知道他肯定找他的主任爸爸去了，他与宾，早早，久久打架就是这套路。我跑回家把房门关上，还扣上反锁躲在床的后面。
没有多久，他的主任老爸大人过来算账了，把门敲得急促。我吓得腿打啰唆，在床后大气不敢出，不管怎样就是不开门。主任见敲不开门，便从窗户上朝房子里面望，露出二只凶巴巴的眼睛。他知道我躲在房子里便举起他的拳头在窗户上晃，就这样得罪银行主任了。
没多久，母亲在他的手下就莫名其妙地被调离，去县城十几里地的乡下信用社搞中心不能回家。剩下外婆带着我们三姊妹住在银行宿舍里。
一天早上，幼儿园小朋友们在院子里唱呀跳呀，弄得满头大汗才盼来下课把那一碗米饭收拾干净，我和宾，早早，五毛，久久，每人一把木制的关刀在院子里玩得起劲。
白皮牵着他的黑豹站在台阶上，向我不停地吐舌头，我就故意把嘴张开向他露獠牙，牙成了我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我们在院子里学着孙悟空沙和尚猫胆鬼跳的你一刀我一刀地挥舞着，不小心五毛把久久的大腿砍了一刀，木刀是不疼的，久久倒在地上要哭却又笑了。这时，我总感觉哪里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原来是外婆蹲在远处向我招手，我连忙扔掉木刀向外婆跑去。
外婆的手上拿着一张折叠的信纸，插在我白色兜兜的口袋里，一手拿着半个红薯，拍着我的肩膀说，“去给你妈送一封信，你妈在城外堤边的一棵大树下上班，你在大堤的里边走，就会看到那棵大树”。我高兴得很，外婆这么信任我，证明我长大了。我点了一下头，看了一眼宾，五毛，久久他们，便跟着外婆走了。
外婆带着我走到银行的一个小门，这是我不知道的。
外婆说，你从这儿出去直走就到了大街上，往左边拐可走到堤上，记得走堤的里面就可以了。我望着外婆急切的神情，便一步跨出了门，蹦着跳着去寻找远方大树下的母亲。
我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出门，一脚踏入不可知的世界，有一种令人兴奋好奇的感觉。我的精力也旺盛极了，我几乎没有好好走一步路，三蹦二跳地就到了大街上，往左拐朝东走去。母亲再带着我吃一碗光头面，我就是六岁了。
这是早晨八，九点钟的样子，从巷子口出来就是东正大街，往左拐便是往东堤尾大堤的方向。街上不远处，还架着一口口大铁锅，人们排着队，有人用勺把锅里的菜叶粥汤舀给每人一碗，他们就蹲在街边喝着，难道还有人没有饭吃。
平时我会停下来看一下，现在任务在身，我不犹豫地穿过队伍走过东堤尾街，看到城东高高的纸厂烟囱，就出东门上了城外大堤。
走在大堤上，堤外的河道开阔空旷，吹来一阵阵春季凉爽的风。堤边沙滩上，有菜地开着细细的油菜花。堤内的垸子像一个围起来的透明锅底，一块块明亮的水田，倒映着天上的云，长堤伸向远方。
我记着外婆的话，小心地走在堤的里边，有赤色大蝴蝶从堤外河道飞了过来，好漂亮呀！在我的眼前闪耀，我跳起来去追，它们引诱我朝堤外跑去，一下子又飞到我面前，我捡起一块石头朝蝴蝶扔去。
不知走了多久，前方远远地走来大人的队伍，我有点紧张，靠边站着看着他们从我身边走过去。他们有的敞胸露背，手上拿着铁铲扁担，一个个黑着脸沉默着很快就走过去了，似乎一心急急地向前赶路，没有一个人瞄一眼路边的小孩。拖着的铁铲碰着小石子，蹦着金属的声音。
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他费力地踩着单车迎面而来。
他脖子上吊着一把手枪在胸前晃**，车的后座上夹着一个油布包的箱子，汗水在他的头上滴着，他瞄了我一眼就过去了，这是银行押款的干部，这位叔叔我见过，但他不认识我。
大堤上有点无聊了，空****的走很远都没有再见到一个人，堤下的农田里倒能见到一些做事的乡农，他们在水田里劳动。我一边走一边盯着前方的大树，堤边树影都没有。
我在光秃秃的大堤上走了一天了，太阳从我的头上转到了身后，大堤上只有一条自己长长的身影。我又饿又渴的，外婆给的半个红薯早没了。我摸了摸兜兜，信还在我口袋里。回过头来，太阳又红又大要沉下去了，外婆说的树在哪儿呢？
老天很快要黑了，腿啰唆着不小心摔了一个跟头，满脸都是泪水，再坚强的心见不到大树也会要哭的。我意识到遇到大麻烦了，找不到树该怎么办？夜晚荒野里见不到母亲怎么办？内心一阵恐慌。要不要还往前走？我坐在堤边一心地哭着。
腿疲倦得抬不起来了，我不再往前走，走不动了。远处的村庄升起了炊烟，远远地还传来可怕的狗叫声。我难受得号啕大哭，像狗狂吠着那样，我要妈妈？
夜色昏沉中，从堤外走来一队下工的乡农，他们很快经过我的身边往堤下的村庄走了，打破了堤边乡野的宁静。
他们没有人在黑暗中看到堤边迷失的小孩，我会跟着他们走的，还没来得及喊他们就不见了。荒野的恐怖笼罩着我。
我鬼使神差地站了起来，二条腿不自觉跌跌撞撞地去追下堤的乡农，我脑子婆娑一片空白。这时，我猛然觉得堤边一大团乌云般的黑影是一片巨大的树冠，它的身姿几乎遮满了半边的夜空，在树的脚下暗处有着一点灯火，我连滚带爬地朝它奔去。
这真是一棵大树，湖区少有几百里地也难得见到的一棵巨大的树，黑夜把它隐藏了，它的树冠把堤边的村庄也遮盖了，难怪外婆说大树谁都知道的。
树下是一条石板小道，它的尽头是一间亮着灯火的房子，我朝灯火扑去。这是一座木房子，它的门槛很高，我跑到跟前全身趴在上面才翻了过去，里面有一个高高的木柜台，我趴在柜下使劲地拍打着柜板，里面站起来一个阿姨，我大声地喊着，“我找妈妈，我妈叫汤…”。阿姨连忙从柜台里出来，一把把我抱在她的怀里，我眼睛一黑，就坠到无底的深渊。我像一条死蛇，睡在阿姨的**直到第二天的晚上才醒来，睡了一晚加整个大白天。
母亲当时不在信用社，她临时去了另外一个乡，接到电话才赶了过来。外婆的信是告诉母亲，银行向她下了驱逐令，地主不能住在机关里，白皮的爸限定外婆第二天必须滚蛋搬出银行。外婆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让一个小孩跑乡下。
这样，好不容易在银行有一个归宿一个家，却被赶出来了。母亲急忙回来搬家，只好去宝莲湾找老外公，我们如丧家之犬，急急忙忙地搬到了宝林巷，住在老外公的宝莲湾上。
我和幼儿园的小朋友，宾宾，早早，五毛，久久他们再见，还记得幼儿园里有一些女孩子，飞飞，平平，雯雯...... 她们喜欢戴着手帕拍着手中的玩具宝宝扮妈妈。
走出银行的大门，白皮牵着他的黑豹站在麻石台阶上，一副高傲嘲笑的样子，好像谁罪有应得似的，我张着牙拍着胸口，表示我的不屑。
湾上再次见到老外公，老人家明显的瘦了胡子也凌乱少了精神，躺在里面**的小婆知道自己的小儿去了湖北，不久前去世了。小舅爷带着一家子，征远叔，琼姨他们去了湖北棉花地后，给他的父亲来信，说在那儿没挨斗了，但劳动强度大生活艰苦，水土也不大服，让老人家时时惦记着。
住在他旁边的佣人唐嫂照常过来打扫一下房间，没有大食堂了，唐嫂再给老外公做饭。
我们住在挂着匾额正屋后面的一间小房子，房子后面的菜地每一家都有一块，可种些香葱，大蒜，萝卜，白菜，辣椒等补贴生活。有的住户学着蔬菜生产队的，买来木条竹签搭起简单的棚架，自己种南瓜，冬瓜，土豆解决半边粮。
菜地的边缘有一条小水沟，有的人家还在水沟边埋竹篓子种洋姜，可挖出一篓子的洋姜。水沟那边是工人俱乐部高的围墙，晚上，围墙那边亮起灯光，传来篮球场上热闹的喊叫声。
母亲与邻居要些种子，菜苗带着我们学着种蔬菜，主种白菜萝卜，也种一点韭菜，番茄，做佐料的香葱大蒜等。
母亲下了班就带着我们到屋后的菜地，蹲在地头捉躲在菜叶里面的青虫子。
厨房就在正屋里，一个旧木箱做的散煤灶，这是母亲请人打的。一张小饭桌，二口水缸，一口装井水作用水，一口买挑夫的河水作吃水，用竹筒明凡把浑水搅几圈澄清才能喝。一家子围着小桌吃饭时，总要抬头望一下屋顶上方那块金色大匾，担心它掉下来。
在宝莲湾，外婆很高兴与她的父亲在一起了，他们分别上十年了。这对于陷在寂寞痛苦没有亲人在旁的老外公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父亲还在远方的农场劳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