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前在宝莲湾跟在老外公后面，成天在屋子里转着不出门，这次回到湾上走门串户，才知湾上住着许多不同的人家，大人小孩人欢马叫挺热闹，像一个大家庭。
这些邻居全都是老外公的租户，他们租住着老外公的房子，在城里寻找着各种活计养活家人。就像有一把细的筛子，把这些无正当职业，凭着体力手艺，小生意，好一点的是小职员，三天织网一天打鱼的自由民，房租便宜进出方便，都筛到老外公宝莲湾上来了。
老外公的房子曾经重金投入，是有着雕龙画凤麻石走道，明清风格的砖瓦房，有看相有品质，这些租户居住在湾上，区别于东堤尾茅草棚子贫民窟的人，没有那么掉价。
白天，湾上的大人们就像鱼儿一样向城里游去，觅得一些钱两，夜晚回到湾上，养活家人谋着生活其乐也融融。
从宝莲湾出来到宝林巷口，原来路边的菜地，陆续被政府规划建设了一栋又一栋似火车厢的房子，叫公家屋。
从南边巷尾的武装部门前起，一直朝北到宝林巷口几百米，公家屋像二列并排的长长火车，直抵巷口的电影院。公家屋有门前的走道，像南方的骑楼扩充了巷面。
这是政府为解决城里住房困难，想办法建设的最早单层廉租房。车厢似的简陋房子，每栋可以住十户人家，中间的道路铺上麻石条就成了新的宝林巷。这比以前的商铺菜地，路边篱笆草棚的巷道上了档次，有了城里街巷的模样。
这样，宝林巷的住家，一部分是租住在宝莲湾上老外公私人旧房里，一部分住在公家屋，享受政府廉租安居的福利。到了宝林巷问住在哪里，一曰公家屋或湾上，泾渭分明。住公家屋的是经过政府审查把关，必须出身贫苦历史清白，政治上过得硬的人，脸上阳光灿烂。住湾上都是老外公收留，有点问题的残渣余孽，有点落泊，灰不溜秋的。
公家屋的福利是有限的，分完就没有了，政府好像建设完了这二列火车，就再也没有规划新的打算了。后来一些经得起审查贫苦清白的人士也住到湾上来了。
公家屋政治地位高，但也没有自来水，吃水也要到泰济河边去挑，几栋才有一个公共厕所，上厕所要排队。房子内墙只是粉饰了一点白底料掩盖砖头，地面全都是泥巴地，建筑剩下的水泥白灰渣填在坑洼里。不论人多人少都是二间屋加一厨房，烧散煤。以现在眼光来讲，就是解决一个住得下来的简陋房子。
不论公家屋或湾上的人家，都是穷得叮当响的百姓，都要靠不懈的劳动混着生活，为一日三餐奔命着呢！都是家徒四壁，走进去的装修就是墙上贴一张不知哪里来的除四害，或解放哪里打倒帝国主义的宣传画，有点颜色。家家大门敞开，不怕盗贼。
小朋友们也是二伙，湾上一伴，公家屋一伴，各玩各的，走过宝林巷去大街也不会打招呼。直到跑往巷口电影院的水泥广场上，扇洋花扮纸炮才热闹得不分你我，搅在一起混战。在那个为了吃的饥饿年代，小朋友们都营养不良长得不高也不壮，都是梆梆敲得响的黑硬瘦，整个宝林巷宝莲湾北州子绝对没有胖瓜。
六十年代初，湾上的男女小朋友们，在大哥大姐带领下，借着忽明忽暗的煤油灯，蹲在地上波浪起伏跳洪湖水浪打浪，唱着江姐绣红旗。那是一个从小就红歌飞扬革命理想高涨的年代，一色的红歌如天籁百唱不厌。唱歌跳舞完了，才在月光底下“牵手卖羊，”疯跑躲家家，玩小朋友的游戏。碰上公家屋的一伙，有时也摩擦出嘴角甩起石头打一阵群架，夜色中一般不分胜负，随时巷头鸟兽散。
宝莲湾老外公的房子，右边厢住着彭叔一家子。边厢原来是老外公的谷仓，有抬高了的厚木地板隔着地面的潮湿。彭叔是那个年代的**，魁梧的身材海拔一米九，声音洪亮，走起路来风生水起。他没读几年书但脑子奇好使，是宝莲湾上专职拖板车送货谋生的早期快递夫，货拉拉，老婆孩子的养着一大家子。
彭叔那么高的个子肩膀上还立着一个大脑袋，又名“大脑壳”，讲湾上大脑壳，彭叔是也。
彭叔出身好，不怕政审是有资格申请住公家屋的，但公家屋太小没有老外公的木板库房住得厚实宽敞。他原本是城关派出所街头配枪的民警，制服一穿盒子炮一系，那个威武是提着铐子抓人的角色。
彭叔职业使然为人好打不平，特别是几两小酒下肚，脸一发红，就只有哥们义气忘了警察操守。派出所经常开会学习，彭叔天生的不喜欢坐在屋子里开会学习，他只愿太阳底下盯着大马路。他怕开会整人也担心被别人整，便向所长说爷们胆子小不干了，彭叔还胆子小？
辞职报告一递，不等批复便脱了那制服，摘下盒子炮，手铐，警笛，潇洒地走出了派出所的门。彭叔潇洒一辈子。
彭叔还是在警队巡逻时，曾看到一个街头痞子欺负日杂店的小姑娘，彭叔听到尖叫声就冲到店子里，像捏小鸡一样地把痞子提了起来，按在柜台上踢着他的屁股。姑娘后来就跟着成了他的老婆，解决了婚姻这个大事。
彭叔辞职后，就跑到日杂店那儿，找经理把老婆的职也一并辞了，是湾上一对没有单位管的自在人士。二口子，女的主内负责家务生小孩，男的拖着大板车街头巷尾送货，或到泰济码头上下货，腰杆挺得直直的，自食其力凭体力吃饭。
彭叔的板车是自制的特大号板车，配得上他的高大。
码头没货时就拖着加长车带一杆秤下乡收废品，叫收荒货，整理后送到老正街的土产部换钱。刮风下雨就在家老婆伺候着摆开小桌喝酒，酒喝一时辰，没有银两进生活就觉得压抑，心胸狭仄起来，把桌子一推便噼里啪啦耍酒疯，拳头一亮对老婆家暴。与乡农捶老婆一样，大人小孩鬼哭狼嚎一片，弄得湾上人都愿意天天是晴天，彭嫂日子就好过了。
彭叔是一条真汉子，对自家的几个孩子也严厉，嘴里总是骂咧，肖有不慎，不论男孩还是女孩，提起来翻过身脱下裤头，按在突出来的木板上，白白屁股排一排遭了殃。
几个小孩长大了胆子都怯生生的，说话的声音小不自信。
他老婆时有后悔，埋怨自己太年轻丢掉杂货店的好工作。天气晴朗了，心胸开阔为人四海的彭叔又回来了，对老婆亲热得不行，拖着大板车出门还跟孩子们说听妈妈的话，大声拜拜！
彭叔骨子里是一个潇洒快活的人，与湾上的小朋友们也没有任何的过节。彭叔有一次发了，他在乡下收购了一坨没人理的废铁疙瘩，拖回来放在湾上空地里，甩开膀子用一把大铁锤把那坨死铁砸开了，里面是亮灿灿的黄铜，还有工厂需要的轴承，拿去卖了一大笔钱。他让湾上小朋友们排着队，每人发二分钱去买一支棒棒糖。
逢年过节时他总有动静，正月里，他买来一堆号称小钢炮的爆竹，先放了一挂千字鞭，然后拿来他家小孩的尿罐，罩在点燃的钢炮上轰的一声，把尿罐直冲到湾的上空，高过屋顶池塘边泡柑树，湾上的人都出来叫好看热闹。这比单纯放烟花爆竹精彩多了，这只有彭叔才想得出。他的孩子揪着他的衣服哭着要尿罐，小钢炮把罐子摔成一块废铁了。
彭叔后来还积钱去乡下买了一匹叫馿子，帮着他去拖货，原来拖四百斤现在赶着馿子可以拖八百斤。下工得早的话，他就让湾上的小朋友都坐在大板车上，让馿子拖着到宝林巷溜一趟，招摇过市让公家屋的崽子们看看。
住在彭叔隔壁家的是挑河水卖的涂伯，涂伯卖水为生，是城里的职业卖水人。他没有像彭叔那样趁着年轻时解决老婆的事，是一个老单身汉。涂伯个子不高，常年的卖水生涯，身材都朝着肩挑背扛发展，特别宽大的肩膀被扁担磨合成了一个与身体不大相称的肉坨子，很为壮实的倒三角。
涂伯挑着水桶出门卖水时，穿着粗布小褂，肉坨子上亮着一副黑色的牛皮铠肩，腰上别一个小挂钟，蹬一双麻的草鞋裹着绑腿，显得很精干利索。
涂伯挑水实际上是背水，扁担与牛皮铠肩就压在凸起的肉坨上看不见头。涂伯背着一担水在大街小巷穿行，他的身体随着水桶的晃动而有着节奏，一只手甩开，踏着轻快的步伐，竟也有一份潇洒。
涂伯和彭叔一样也是望天收，风雨天不能外出。遇上好天气，涂伯就走宝林巷泰济街，翻过大堤路过河边的半江酒家，到泰济码头的河边取水。再从堤上下来，走泰济街按着定下的时间，一家一家地送水到人家的水缸里。根据远近，每担水收一毛五或二毛钱，当时显得不便宜。
水卖到宝林巷路途就远了，会要二毛五钱。我家的吃水一般就是买涂伯的，家里备一个水缸专门装买的水，再备一个装门前自己提的井水作用水。上学后，母亲买了一副小的水桶，我就与湾上的哥们一道去河边挑水，加入了涂伯的行当。晚边，泰济街上都是川流不息的大小挑水人。
涂伯家里，除了一个睡觉的床，一把竹椅子，烧火做饭的煤炉，就是挂在墙壁上那副油光闪亮的牛皮铠肩，那是涂伯一辈子最值钱的家当。涂伯没有女人小孩，也没有积蓄，餐搞餐的最怕生病，躺在**不动就会揭不开锅。
涂伯身体有一点风吹草动就硬扛，最多去药铺买一包何济公泡水吃，或请人来拔几个火罐治风湿，身上经常紫一块黑一块的。
晚上乘凉，涂伯摇着一把扇子讲鬼怪的故事，吓得小朋友们不行。涂伯有一天突然讲到自己，说他前世是河里的水怪江猪子，以水为生，哪一天他卖水倒在泰济街上起不来了，就是他要回河底龙王爷那里报到去了，河里兴浪的江猪子就是他的化身，夏坨，秋瓜听了就哭了。
湾上有几个没有媳妇的单身汉，炸米花谋生的卞叔是一个。卞叔是结过婚有过老婆的，他原来还是政府的干部，口气还像一个干部，说起话来群众的，上衣口袋也露着钢笔头。他不知犯了什么错成了由街道上管着的坏分子，老婆就跟别人跑了。
坏分子卞叔住在一面墙的里面，是老外公在墙上临时开了一扇小门，帮他辟了一间一个人住的小房子。从外面朝里看，房子里露着凌乱被头和碗筷，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从不打扫的地面乱七八糟得像一个猫窝。
卞叔比凃伯日子过得潇洒多了，他在湾上不怎么去干活，像不愁吃喝似的，从早到晚坐在湾上阴凉的树荫下，与一帮牌友打一种叫竹老壳的天地仁牌。到了晚上，点几盏灯挂在树上接着打，竹板老壳在桌上哗啦哗啦地响，打破湾上夜的平静。
池塘菜地边的蚊子都飞了过来围剿牌手们，在他们身上飞舞乱咬，卞叔一只手抓牌，一只手拿着扇子在后背阻击，跺着脚忙得很。卞叔与牌友们玩牌，用火柴棍表示几分钱的小钱，街道的大妈戴着红袖章来认真调查过，的确是玩小钱，看过几次也就不管了。
卞叔打几天竹牌后，发现要饿肚子也没有牌钱了，便出门去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炸爆米花。卞叔炸的设备是一个铸铁罐子，很像飞机扔下来的黑家伙。卞叔把它架在炉子上烧烤，一只手摇着炮罐子，一只手扯着木风箱，正襟危坐地坐在中间动作协调熟练。
他认为火候到了时，瞄一眼罐子上的压力表，突然提着炮弹站了起来，迅速地塞到铺在地上一块脏兮兮的破布兜里，机关一敲，炮弹就炸了。
小巷里突然惊天动地的一炮，顿时烟雾缭绕，耳膜都震破。响声过后，可看到卞叔威武地站在烟雾之中，就像美国队长披着红的架纱举着盾牌一样，只是衣衫褴褛，提着的是一个铁罐子，也具有英雄的场面。排着队炸米花的妇人们，拿出一把米在这一巨响中魔术般的变成了一脸盆白米花，皆大欢喜。
卞叔挑着这一惊天设备走街串巷开炸时，蚂蟥听到了水响，婆妈们马上端着盆子过来排队了，卞叔的炸业还是很受欢迎的。卞叔冲天放了一炮又一炮，大半天还对付不了长的队伍。爆米花一炮一毛钱，卞叔瞄了一下摆在前面接钱的铁盒子露出了人民币，就与排队的婆们说家里有事要拍屁股走人了，有钱也不赚收摊回府，弄得排队的婆们对卞叔特别失望。
兜里有了点钱，卞叔又可以树荫下大战三天，卞叔就觉得再干下去人生就没有意义了，牌瘾自然上了心，手就一点也不愿摇煤炉子。卞叔是个有些文化的人，自从戴了坏分子帽子去了干部的职业，生活就有了辩证的理解，看钱观物甚至女人，在卞叔的眼里都已经是烟云狗屎，来去洒脱彻底的鳏夫，只对一张嘴一副竹壳牌负责了。
湾上小朋友离卞叔远远地，从没有人见到过卞叔何时冲过凉洗过澡，他身上揣着的浓烈咸鱼鸡屎气味，只有牌友闻不到。
湾上有家室的人家，对生活的态度不一样，都是很严肃负责的，丝毫不敢大意全力以谋生。住在正屋旁的李叔家，靠打告子豆腐花为生。房子里摆着磨豆子的石磨，灶上是煮豆子的巨大铁锅，房梁上吊着过豆浆的布兜，晚上一家子就睡在布兜下。老外公的明清房子成了一个加工黄豆的作坊。
李叔和他的老婆，加上他的大女儿，三个人几乎一晚都不睡觉的磨制豆腐花，只有小的儿子在一边睡着。李叔每天抢着天亮到来时，挑着一担热气腾腾的豆腐花出门，老婆挑着豆渣出来的霉豆渣，迎着晨曦，一前一后到大街小巷去叫卖。
豆腐花是以瓢来计算，一把铜瓢握在手里掂着分量，二分钱一瓢，五分钱三瓢，大的人家拿一个大碗买三瓢。
霉豆渣二分钱一块，是做汤喝的好料，做出来的汤放些香葱特别的鲜。一瓢一瓢，到中午时分豆花霉豆渣就卖完了，二口子高兴地打道回家，每天如此。
有一次月亮还挂在天上，李叔不知怎的穿了他老婆的一条花短裤挑着担子就出门了。天大亮，街头多了一只花猫，李叔急忙赶回来换裤子，慢了怕黄泥巴掉在裤裆里说不清，好在老婆在身边。
下午，李叔家就关起门来睡白日大觉养精蓄锐，直到晚上豆腐花作坊开张。生活对李叔来说有规律简单极了，就是下午睡觉，晚上推磨，清早卖豆腐花，出门别穿错了老婆的裤子，日复一日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李叔家打豆腐是奶操，打出来的豆腐花白又嫩，得益于李叔小时候住在一个豆腐铺旁边，没有住在屠户旁，耳濡目染了做豆腐花的秘密，成了奶操的家业。
李叔隔壁住的是陈师傅家，他们二夫妇带几个小孩，与火热的作坊相比，陈家就像没有住人一样的安静。陈家师傅在老正街头的钟表铺修钟表，是个靠手艺技术谋生的人。陈师傅高瘦的个子，上下班都穿着蓝色的风衣工作服，头上压着一顶像撮箕的工人帽。陈师傅修钟表是湾上拿得出的高大上职业，可以与公家屋的人比。
钟表在陈师傅手里就是一个玩意，一个齿轮套齿轮一摇一摆的小装置，细心就可以了。陈师傅上班，坐在一个大玻璃盒子的后面，眼睛皮夹着一个放大镜，是湾上唯一做这种时髦精细活的技师。就是这个放大镜把他的眼睛毁了，离了放大镜，陈师傅在湾上进出，大白天也像盲人那样摸索着前进，小心翼翼地怕踩死蚂蚁，近视得像盲人。
陈师傅把钟表举着，观察发丝一样的油丝，米粒一样大的齿轮，然后折下来泡在油杯里，洗干净再加一点油重新装好，表一般就修好了，修表就是洗表。
陈师傅的老婆在家里带着孩子，做完了家事，就系着一条围布，端着一个小竹篮靠在门边，一边与她打隔壁的邻嫂轻声细语地唠家常，手头挥舞着刀片忙着削捕鱼用的竹卡子补贴生活。湾上妇女包括公家屋的，许多都以削鱼卡子补贴生活，她们都是站在门前边削边与人唠嗑。家里如果只有一个人做事是很难让日子过得顺溜的，彭叔有叫馿子帮忙不算。
夏坨的妈安嫂也靠在门边削鱼卡，她的女儿秋秋是大姑娘了，一个猴尖的小伙来到湾上找他姐，湾上的人都知道。他与秋姐一下是好朋友一下又掰了，一下说要吃喜糖一下又没戏了，弄得湾上也七上八下挂着心眼。
有一天，小伙子穿着一件大风衣来了，很帅的，兜里却藏着一把刀，万幸姑娘没在家否则出大事了。小伙对着安嫂甩下一句话，就是“好”还是“不好”，不好就把刀亮出来，把夏坨和他妈吓懵了。从那以后，湾上再也见不到夏坨的姐，避难去了。
宝莲湾的黑瓦房里有一个前后有三间的大偏房，住着秋瓜一家，夏坨秋瓜我们经常玩在一起。秋瓜瘦又黑，长得就像一条丝瓜，他的爸更超级黑像非洲来的人。他的爸每天走很远去城东外河洲上的砖厂上班，工厂把泥土的砖坯拖到窑子里去烧成砖，是砖厂的烧窑师傅，太阳下的活，人都晒成了木炭。
砖厂规模大，这还是国有的砖厂，占了城东河滩很大一片沙土地，建了上十座砖窑子，很多的砖厂工人在河泥地上忙碌着。把河泥甩在木匣子里压成一块块泥砖，是专业玩泥巴的行当。烧那么多的砖却没有做房子，不知干什么去了。
秋瓜的妈在家带着秋瓜和他的姐妹，没有在外做事，也没有站在门边削鱼卡。秋瓜妈提着一个小木桶到湾上各家倒潲水，在后门边围一个栏养了一头猪。湾上人家在门外都有一口潲水缸，残渣剩菜倒在里面，秋瓜妈就去打理了。
等到猪长大，秋瓜妈就请人上门把它宰了卖个好价钱。
秋瓜会端着一个小碗，给每家提供了潲水的人家，用手指捏那么二两肉送给人家，保证一年的潲水给她家。秋瓜妈的心眼不可捉摸，是湾上一个喜欢挑事拨非来事很厉害的人。
秋瓜妈不识字没文化，就是仗着在砖厂上班的黑黑老公出身好，谁家苦得过烧砖为生的人。她见给老外公做佣人的唐嫂小女儿大了，成了邻家姑娘，如花似玉的，便把公家屋的一个小伙带来做介绍，事情成了有一双皮鞋。小伙穿着白色衬衫，收拾打扮了一番，但总是哪儿有点不对劲蔫不拉叽的没有气质，唐嫂女儿当场就不愿见了，湾上也都反对。
这下惹了马蜂窝，秋瓜妈站在唐嫂门前跳着骂起街来，什么反革命伪保长的，抄唐嫂家的老底，骂得唐嫂二母女抬不起头。平白无故的这不知犯的哪一着，彭叔过来才把她扯开，欺负人家孤儿寡母要不得。
有一天，秋瓜妈觉得一双皮鞋就这样没了越想越生气，竟提着一罐粪冲到唐嫂家倒在她们的**，真是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她不知唐嫂乡下还有一个大女儿，第二天，唐嫂乡下的大女儿带着一群乡汉子进城了，加码把一大桶粪倒在秋瓜家的三个**，然后把她家的水缸，桌子，几把椅子砸了个稀巴烂，还捂着鼻子坐在她家门前要招待饭吃，事情闹大了。
这让平日里横贯了的秋瓜妈大吃一惊长见识了，以为李家没人好欺负，见到这么多乡下人过来，毁了家什臭气熏天地喊着要吃要喝，赶紧要秋瓜姐走后门去街道办报警找人，自己倒在地上口吐白沐装不省人事。
派出所街道办的民兵都来了，乡村进城的人也都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有着大队的介绍信，就是来摆平的。这是自己人对自己人上不了纲线，大家坐下来谈。要始作俑者秋瓜妈赔礼道歉，写悔过书，以后保证不乱做好事。但乡下人不同意，要赔偿铺盖，把栏里的猪杀了，好酒好肉来一餐，农忙季节大白天的不能白跑，全一声不吭虎着脸地对着秋瓜妈。
事情过后，秋瓜妈的悔过书贴在湾上，栏里的猪也没了，十双皮鞋都给赔了。这是秋瓜妈自己在湾上造成的一个大场伙事件，咎由自取没人同情。
没有半年，公家房那边传来哀乐办起了丧事小朋友们都跑去看，那个上门蔫不拉叽的小伙是个肺病壳子，躺在地上盖着白布单肺结核死了。秋瓜妈险些害了唐家女。
唐嫂住在老外公的隔壁，打扫房间，给老人家做饭。
唐嫂是一个地道的苦命人，老公在旧社会是当过几天临时保长，但早就生病过世了，这给唐嫂家始终有一个历史污点抬不起头来，让秋瓜妈有了霸凌的对象。
唐嫂原来还有一个大儿，她着力培养大儿子读书，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终于读完大学毕业了，走出校门的那一天，儿子与同学们高兴地邀了一道去河边游泳，游到对岸发现少了一人，就是唐嫂的儿子溺水而亡了。
唐嫂像祥林嫂一样的哭啊，哭得眼睛都要失明了。遇上秋瓜妈这样的人，幸亏乡下的大女儿带着夫家人把秋瓜妈给收拾了，也让湾上的人知道，孤儿寡母不是可以任意欺负的。
唐嫂护理老外公生活，每月五元佣金再免掉二间房子的房租。母女俩主要还是靠给人浆补衣服，很早起来做米糕去宝林巷子口上叫卖。母女俩相依为命起早贪黑地忙碌着，唐嫂家后来还是搬走了，她的小女儿嫁了一个邻县的人。
湾上还住着一条腿的晏爷，他另一条腿是提在手里的一把四方竹凳子，每走一步就熟练地用凳子撑一下地面。
晏爷原来是乡下的一个土财主，他在乡村新中国成立前几年顿悟，把田地全清盘搬到城里来了，但由于是三年之内成交的，成分还是为破落地主。晏爷被押回乡村土改中失去了一条腿。
街道大妈民兵见他一条腿就不当回事了，这是死老虎。
晏爷家还是有底子的，没有人在外谋生做事，几个大的儿女都读了书在外地参加工作当干部，身边只有一个小儿子在城里唯一的高中班读书。晏爷走到墙边就把竹凳放好坐下来休息。
晏爷坐在墙边晒着太阳，他的小儿子穿着一件皮夹克斜靠在旁边的墙根无所事事，也晒着太阳。小伙与我在天津读大学的大哥是高中一个班的同学，班上二十几个同学，除了几个出身不好的，都考上大学去大城市远走高飞了。
晏家小少爷上不了大学，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百无聊赖的不知路在哪里。
晏爷住的房子后面隔断了，住着另一户人家，晏爷进出走房子的前面，后面这家就走后面的菜地。因为见不到人，湾上好像就没有这户人家，只有小朋友们玩到后面菜园里，才知道这儿还住有人家。这户的门上永远都挂着一个厚的布帘，只有一个中年的女人扭着水蛇腰进出，窗户也被窗帘遮着，不知里面有什么秘密。
水蛇腰女人从来不与湾上的任何人来往，一个人还去河边挑水，买米买菜打理家的一切，也够辛苦的。湾上只知道她屋里有一个从来不出门的男人，这是个什么样子的人，谁也没有见过。小朋友们有时在后面菜地路过，离她家房子还远着就被她尖厉的声音骂着，还有这样的女人。
湾上也有一户原来开大百货公司的资本家，他在刚解放时，找到老外公说湾上风水好，一定要在这儿买个房子养老，老外公观察形势，房子以后还不知是谁的就同意了。
资本家花四百块光洋从老外公手里买了一线楼上楼下的好房子，公私合营后他就真的住到湾上来了。
资本家二夫妇年纪都六七十了，有一个中年没有结婚的儿子与他们住在一起，二老就靠这个年纪也不小了的儿子照顾。他们住在楼下，儿子住楼上。
资本家的儿子在商店站柜台当营业员。儿子虽然是男的，但讲话做事待人接物都有些女人的异样，特别是讲话声音尖尖的没有喉结，没有男人那种低沉与厚重，谁也不说都讲这是阴阳人。他儿子待人特别的好，为人谨慎小义，什么时候都是笑眯眯的，见小孩也亲切得不行。
楼下客厅里，收拾得精致的资本家老太太，每天都打理客厅窗子的玻璃，一件件红木家私，大的景泰蓝花瓷瓶。
一块抹布在她的手上把眼前的一切都擦拭得锃亮。累了，老太就一只手撑着另一只手擦，特别是把摆在一线茶几上的玻璃罐子擦拭得美轮美奂，还把玻璃盖子一个个揭下来擦，再小心地盖上去，容不得上面有一点点灰尘。客厅成了她的百货公司，糖果店。
透明铮亮的玻璃罐子里装着各种各样的糖果小吃，让人垂涎。老太太见我们站在门边瞧着不走，就会从罐里拿出橄榄，桂园，或荔枝干来，有时是薄荷糖或小的芝麻饼，给每人都发一颗。在那个年代有人给吃的就是大好人，就会一辈子都铭记着。
资本家老太太围着客厅转，她见眼前亮堂才坐在太师椅上休息。资本家老头就一直坐在客厅的太师椅上眯着眼钓鱼睡觉，或看着这一切抽着水烟一言不发，没有任何的表情。
隔一段时间，会有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他们的小孩到湾上来看望资本家，小孩在房子里跑来跑去，是老人女儿的孩子，给房子带来生气。还听到了楼上敲击的鼓声，女儿的丈夫是北州子剧团的打鼓手，听到声音，湾上的人会说资本家的打鼓佬来了。
住在资本家隔壁的是一户姓何的人家，也是楼上楼下的，这是老外公的租户，有一个大了的女儿和一个儿子。
女儿找了一名军人，军人来自农村转业了又要回农村去，但找了城里的姑娘就可以转业到城里，还可以在城里安排国家正式工作。军人是一个排长，穿着军大衣，在湾上来去给宝莲湾长脸。
湾上来了戴着鲜红帽徽领章的解放军，从公家屋走过来抬举了湾上的地位，湾上似乎都有一份军属光荣，军人很快就与姑娘结婚了。军人转业在城东的国有机械厂上班，这是国有工厂的老大，也是湾上的荣耀。
但湾上平静的日子打破了，不知是谁不习惯谁，乡下还是城里的，大嗓门的军人与倔强的何家姑娘言语总是不合，几句话就闹翻了天。有一次，军人很生气地把媳妇一锅做好的饭菜，当着他老丈人媳妇的面连锅子一把甩在大门外，这事情就闹大了。
何家姑娘气得披头散发地把军人的铺盖也从楼上狠狠地甩到菜地里，他们把家要作烂船划了。何家老夫妇大气不出地坐在门边唉声叹气，守着女儿不知是哪儿造了孽，要去乡下找这么一个小子。儿子在一边只是护着姐，注意着军人的手脚。
何家姑娘是戴着袖套在城西的糖果厂上班，双方单位的领导来到了湾上，坐在何家协调。指令不讲对错双方做检讨，还定下了十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向外扔东西甩铁锅，就像对着二个不懂事的孩子。
协调后，何家还真平静了，水火不容地往前走。二人不再讲话，有什么事靠手势比划着或点一下头。军人放弃了一些优越，把眼光放在外面的世界，下班了或星期天开始与工友穿着雨衣，套鞋走很远的路去郊外钓鱼。后来军人在阳台上抽闷烟，悟出了城市人的道道，不知听了谁的，在楼上阳台上钉了一排木箱养鸽子。
担任过排长的军人挺着胸像将军一样站在阳台上吹鸽哨，看着他养的鸽子群在领头哨鸽的带领下，飞过湾上的天空，在空中盘旋，鸽子的屎也掉在湾上屋子的瓦片上。
他找到了一种乡村家乡田野的感觉，心胸也开阔起来，鸽子肉鸽子蛋供应给媳妇改善生活，还送给邻居。他下班了就站在阳台上安静地看着他的千军万马，蓝天里的鸽群。
一个在阳台遥望着天空飞翔的鸽群，一个在楼下的厨房里忙着河蟹的不行，何家很快就有了一个小小子。
湾上还来了一户从外县迁过来姓文的人家，说一口汉寿老山洞里话。女的在家管小孩，男的在外面不知做什么，早出晚归的，喜欢把双手插在袖筒里，与人说话不时抽出来擦一下鼻子，袖筒油光发亮。
他家有三个儿子，老大树林，比我大几个月，是玩在一起的年龄，老二树干，比他哥小一岁跟着他哥跑，是他哥的铁杆。老三树叶，小名喊妹子，他家很想有一个女儿，比老二小了几岁，穿着花衣花裙子，她妈给他头上还扎一个小辫子。他们是来自山林里面的人。
三兄弟在湾上一同进出，打架也是全上，两个哥在前伦理，妹子在后面吆喝，一见势头不对，妹子就会跑回家喊爸妈。有次把他爸喊来了，牙齿咬得嘎巴响不分青红皂白，抡起来就朝对方一巴掌，分量很重的。听说他爸来了，公家屋老欺负人的著名四兄弟也拔腿就跑。
树林说他们家就住在大山里，和他爸经常一起上山打老虎。到了晚上，老虎就在他家的房子周围转，发出虎的啸叫，他们都不怕。他家的房子中间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架一杆枪时时对着窗外，他就趴在桌子上瞄准，树林是湾上来自山里见过老虎打过老虎的英雄硬汉。
有一次英雄硬汉在湾上巷道的习习微风中呼呼睡着了，流着口水露着白腿，我捏着一只铁姑牛，忍不住一种说不出的快感，轻轻地放在他肉乎乎的大腿上。不料，铁姑牛上去就狠狠咬了一口，把英雄从梦中一下子疼得跳了起来，坐起来放声大哭，我没想到打过虎的英雄硬汉会哭，惊讶得回头就逃。
我跑得上气接不了下气，看着他们三兄弟都追过来了，我家三姊妹不是他们对手，特别我妹是帮不了多少忙的，她走路都有时会摔跤，弟还只会走路呢！只好往宝林巷口子上的电影院跑去。我一口气跑到电影院里，什么也顾不得了，找了大厅一个座椅的底下极其狼狈地爬了进去。
这帮犊子也找到电影院来了，但看到一片空****的椅子就蒙了，骂骂咧咧喊着要我出来，见没有动静就沿着楼道走了。这种大难临头，我躲在椅子下就是不出来，你拿我咋办，竟美美地睡过去了。
睡得正迷糊，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和脚步声，随后大门就啪地给关上了，影院要放电影了。难道我还可以不买门票看一场电影，一会儿真的有人开始入场了，我趁人不注意从椅子地上爬了出来，拍掉身上的灰尘，混在进场的人一起，人模人样地在一个角落找一个座位，美美地看了一场不要钱打仗的电影。
我把这个秘密偷偷告诉了夏坨，云哥秋瓜他们，只要在电影院下午关大门之前溜进座位下，躲在椅子下睡一觉，就可以看一场不花钱的电影。如果树林愿意和解，我也可以告诉他。
遇到打仗的电影，小兵张嘎，冰山上的来客，永不消逝的电波，上甘岭等，还有渡江侦察记，湾上的小朋友们就一排排地趴在影院的座位底下，大气不出地等着关门那一刻，大功基本就告成了，树林 树干三兄弟都趴着。我们再也不为没有钱看电影而发愁了。
有一次，影院看大门的吴茄子用手电筒发现了一只鞋，不是打扫了的吗？又照到了秋瓜的一条腿，把我们全给揪出来了。电影院有名的恶煞，经理段大炮啪打着桌子把我们臭骂了一顿，说宝莲湾上没有一个好家伙，抹电影院的油。然后放眏前，揪着我们的耳朵一个个站在台上银幕下给观众示众五分钟，就只差在胸口上挂一块牌子了，然后让家长来领人。
不久，电影院传来恶消息，经理段大炮犯大事被警察抓走了。说是他有点智障的老婆举报了他，她的丈夫与女儿有一腿。从部队转业的经理段大炮守着万人瞩目的电影院，以公正，威严，不私人情得罪了不少人，这下彻底栽了。
段大炮一下子说不清，丢下一家子坐牢去了，经理段大炮最后死在牢里。人们都讲他实际上是一个好人，是被人暗算了。因为段的老婆神经不正常，是段出于怜悯与她结婚，养着，这下被人当枪使要夺他经理的鸟位，段的女儿十岁左右不懂事说不清，事情就是这样不清了。
树林带着他的兄弟看电影是急先锋，他还是找个机会咬了我一口。一天中午，他见我也在巷子口的凉风习习中睡得香，把我的裤子给扒了下来，把一个金龟子放在我小兄弟上，还让小兄弟露在那儿。然后故意领着人像逛街一样从我身边走过，让我丢丑出尽了洋相。
他自己忍不住的笑声才把我从梦中惊醒，让我无地自容。我一口气追到他家里拍着门，骂着守了一下午他也不出来，只有妹子在里面喊着扯平了。
湾上菜园里还住有一户讲东北话的菜农，终日在池塘南边菜地里劳动种菜。云哥的爸是东北人，一口标准的北方普通话，解放时期，随着国民党溃散的军队稀里哗啦败退到了南方，在德州扯着白旗举着双手向解放军投降了。
在牢里训诫了几个月，又到一个农场劳教了几年，看他爸是一个种菜的好手，就安排到城郊蔬菜队当菜农，但他爸头顶上还是有一顶反革命的帽子。
云哥比我和夏坨秋瓜大两岁的样子，但块头大多了，与公家屋的人打架都是他冲在前面，有他在底气就足。他带着我们在菜地里偷摘黄瓜，番茄，在瓜瓣下捉泥蛙，还趁他爸妈在地里时，带我们去到他家揭坛子找浸黄瓜吃。
云哥的妈特别会做浸菜，家里靠着墙壁摆着一大排陶罐，都是泡菜浸坛子，有洋葱，洋姜，黄瓜，豆壳，萝卜，还有凉薯，白菜条。云哥的家就是大家伙的家，用一双长筷子放心在坛子里捞浸菜，有一次，竟捞到了一个红白的大洋葱，这是要腌一个多月才熟得好吃。一次，云哥的妈生病了，头上缠着布条在**唉声叹气，我们都排着队去看望，着急浸坛子接不上火了。
湾上还有许多热闹人家，梁家，吴家，王家，任老师家。
任老师原来是中学教师，他被学校开展的运动吓怕了，宁愿到大街上摆地摊来养活家人，也不去刺激自己脆弱的心。
他辞职离开了学校到宝林街口，五金公司的门口摆小人图书摊，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计。他的小孩取的名字却都是求上进的，先字打头，先进，先兵，先锋，最后一个才是优秀。
他一整天都守着图书摊，只有任嫂中午送饭时，他才休息一下去上厕所。酷热的夏天，寒冷的冬季都可以在五金商店门口看到任老师和他的图书摊。绘画的图书一分钱看一本，厚的或电影画面的要二分，铁道游击队一分，渡江侦察记是二分。图书摆在有隔断的木盒子里，收摊时把木盒折起来，几把长的条凳一起放在五金公司里，公司有他的学生，愿意让老师寄放。
任老师安心于他的街头文化传播事业，把书店到来的新图书都及时地买来上架，湾上的加公家屋的小朋友都是书摊的常客，兜里有了几分钱就往书摊跑着给老师送过去，去晚了还没有座位。遇到逢年过节，压岁钱也都送到了任老师手里，一看就是半天。任老守着书摊完全能够维持家的生计，老师没有了最初对生活的担忧。
他与老正街摆书摊的不一样，究竟是读书人，有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与追求。后来他与任嫂约定，完成一年全家生活费后，在金秋十月他就背着布袋草鞋雨伞，揣着全国粮票，开上街道的出行证明，外出云游一个月，去他心中的香格里拉。文化人的要求是合理的，作为一个人必须具有大自然的情怀。
也有人大惑不解，看什么呢？那时所有的山都是泥巴山，树都被大炼钢铁给砍没了，庙宇都关门和尚在田里劳动。交通也十分的不方便，深山老林里基本靠徒步走，就是有火车汽车，车票是最紧俏的物资。任老不理会这些，到时就风尘仆仆走人了。
一年之中，五交商店门口就有一段时间是任嫂在那里接班摆摊，由先进或是先兵送饭。谁也不知任老去了何方，每到春上，或秋天的枫叶红了的时候，就开始了他二条腿的穷游。
任老是北州子最早脱离了低级趣味，财务自由后的外出旅行者，大自然中的观光游客。像古画里面溪山行旅图中的山水人物一样，长布衣裳，草鞋雨伞干粮，深山大川中风餐露宿不拘一格的野渡人。
湾上也有讲究田园生活，安静闲适小家小院过日子的人家。唯安家就住在靠近菜园的一条水渠旁，城里过来的溪水经过他家流到湾上的池塘里。他家在水渠边种上许多果树，桃树杏子柿树。他家把二头围上篱笆，做一个柴门，门上挂着小铃铛，成了一处乡间别墅，独立的世界。去他家玩，就要约好摇着那个小铃铛。
走进唯安的家，院子还挺幽深的，独家门户杏树下还有小桌子喝茶乘凉。杏子熟了，唯安会提着竹篮给湾上人家每户送几颗，尝一下新。
唯安是老来得子最小，他上面有两个哥一个姐，他的大哥有家室了，带着家人也住在一起。唯的父亲是城里一间商铺的管账先生，进出还戴着礼帽提着一根拐杖，是旧社会过来的老职员。
对门的菜地里还有几座自己盖的茅草房子，牛四与他的哥长寿住在那儿，他们家是蔬菜队的菜农。还有碎米子一家，她爸是一个退休教师，自己在菜地建了一个茅草房。
最远处菜地树丛边有一座小瓦房，是一个泥水匠的家，泥水匠每天嚼着槟榔去城里建筑队上班，泥水刀插在屁股上鼓着，腿有一点别地走过湾上，他从来不与湾上的人招呼。
湾上把他们统称为菜园子里的人。
整个宝林巷为平和街道管理，有一个中年妇女是这一片的片长，她住在公家屋，身材高大戴着红袖章，说话严厉，大人小孩都畏她。她经常带着居委会的人到湾上来检查卫生工作，各家各户摆在门前的防火沙包，厨房是否堆了易燃的杂物，水缸要有存水，来了生人要向她报告，街道许多票证也由他发放。
她的身后经常跟着她的儿子，一个大小伙子，他的后脑勺特别的大，喊霸老壳，小名山猫。
据说片上来了一条毛笔叽裤子的指标，这是了不起的奢侈。人们在巷子里排着队，看谁的手信好，在一个堆着沙子的盘子里摸纸团碰运气，那么多的纸团只有一个里面写着毛笔叽。一个手托着盘子的人站在队伍的前面，片长威严地坐在一把椅子上摇着扇子看着，山猫就站在她母亲身边盯着人。
在旁有一些急需毛笔叽裤子要办喜事收媳妇的妇人，拿着五元钱对着人作恭打辑，求谁摸到了让给他们。大人们一个个走过去把手伸到盘子里，队伍要完了也没有发现谁中了彩。
牛四和碎米子经常走过菜园到湾上来玩，碎米子是一个女孩，眼睛小得就是一粒粹米子，她跟着我妹她们玩。
我们有时也去菜地里找牛四，在瓜棚下吊秋千。他的哥长寿比我们大多了。牛四说他哥十六岁已下了户口到一个叫梅垸的农场当知青去了，过完年就要走。
长寿哥是北州子最早的一拨知青，六十年代初就下放了。我和云哥都纳闷，第一次听到种菜的人也要下放，种菜难道不是劳动吗？还要跑那么远去锻炼，云哥也是菜农有点担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