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们买了那个课吗?”

“脑子有病才买吧。”

“那有其他的人买吗?”

“有。”周拂晓当笑话讲:“而且不少。我们在现场就看到了十几个,有个当妈的买了一套两万八的课程,那个付钱的表情,不知道的以为她要去舍身就义。付完钱当场她就对她儿子说了一句‘我自己买件两百块的衣服都不舍得,还不都是为了你!’”

“演春晚小品呢。”聂韬成也当笑话听,“他们这里面估计还有托儿。”

“谁知道?”周拂晓耸耸肩膀:“但他整个设计很精妙。一个密闭的房间里,手机上交,没有任何外人和外部信息的接触,上三个小时课,情绪一直被人牵着大起大落,然后经过各种自我和他人的心理暗示和洗脑,到结束的时候,人的脑子里根本不可能有太多理智。那时候别说花个万把块钱买课,他叫他们当场切腹,我觉得都有人会照着做的。”

聂韬成点头:“还是传销那一套。”

“所以我后来也没要所谓的联系方式了。要了背后也不一定就是本人。”周拂晓端着杯子喝了口饮料,“里头真真假假信息分辨不出来的,都是他们设计好的。”

聂韬成也没闲着,他把手上的资料袋打开,取出厚厚一沓文件:“刘占峰,1968年生,南方工业大学无线通信专业,同校硕士及EMBA,中级经济师。名下有三家关联企业,都在本地,现任五岳资本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思睿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今年3月份又注册成立了培英艺术策划有限公司。”

“50都不到就满头白发了?”周拂晓啧啧称奇:“不是说是资深的教育学家嘛?”

“他还是市劳动模范、软件行业协会副会长、无线电通信协会会长、市科技工业协会会长、市杰出人才代表。啧啧,就是没看到一点教育行业的经历。”

“一堆不知道有没有备案的协会,专门拉政府补贴和投资款用的,其实就是没有任何实际效益的组织,给我能编出一百个来。他和以前的培英没有关联吗?”

聂韬成露出一个神秘的表情:“有。”

这是出乎周拂晓的意料的:“和郭有关系还是和王有关系?”

“再猜猜。”

“总不能是他有个情人是以前培英的高管吧?”

聂韬成摇头:“他的孩子曾经上过旧培英。”

周拂晓皱眉,一时间没有接上来话。坐在他旁边的翁铃子露出一个惊诧的表情。

聂韬成把这位“刘老师”和他孩子曾经的报名表翻了出来:“他有一个现在在上高中的儿子,三年前,也就是他儿子准备上初三的时候,被送去了培英,填报理由是‘学习成绩差,注意力不集中’。去了整整两个月,后来他还曾经写过一篇感谢信给培英,手写的,还不是打印的那种网上的范文,字字真切,到培英被关停的时候这封信仍然被带班教官裱在办公桌旁边。”

周拂晓去看那篇手写信:“培英教好了他的儿子?”

“从信里能看出来,孩子从培英回家后学习进步很大。”

“所以他很认同培英的教育方式。”

“不仅是认同,或许还想着要发扬光大。”

“你想说,他创办新培英是想继承旧培英?但他也卖课,而且很会搞营销,连个人联系方式都可以拿出来卖。我不觉得他是真的为了教育。”

聂韬成不能完全确定对方的动机:“也可能两种动机都有。他热衷腐朽暴力的教育方式和他卖课营销并不矛盾。既能赚钱,又能做自己‘热爱’的事业,何乐而不为呢?”

“让我看看吧。”翁铃子把资料包接过去。她身前那杯饮料从上了桌之后就没有动过,放到冰都化了还是一满杯。但她不着急,把资料看完了才去摸杯子。

周拂晓给她点了甜品她也不吃,他记得她以前很爱吃小零食的:“你是不是在减肥?”

翁铃子有点不好意思:“哎呀,要拍婚纱照了,总要瘦一点穿裙子才好看嘛。”

“没必要,你很美。”周拂晓衷心觉得她是世界上仅次于妹妹周晚照的美女。

翁铃子皱着鼻子的样子很可爱:“说好了,你要过来给我当花童呀。”

二十几岁的花童周拂晓心有彷徨:“你确定不找个亲戚家的小孩?”

“算了,本来就不熟稔,万一要是个熊孩子,我可不想破坏自己的婚礼。”

“我完成任务没问题,只要你不怕我站在那儿坏了气氛。”

“你这么俊,站在那儿多好看。”翁铃子提起婚礼就伤脑筋:“我没请很多人,本来家里想大办的,你不知道现在一桌酒席多贵,我算了一下就放弃了,请几个亲戚朋友吃个家常饭就好。”

周拂晓和聂韬成互相对视一眼,彼此微笑带过。

“算了,不说我了,继续说这个刘占峰,”翁铃子发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我看他3月份创立新培英的资本只有10万?现在开一间公司这么点钱就够了吗?结个婚可比这贵多了。”

检察官聂韬成解释了法律问题:“新《公司法》实施之后,取消了多条公司注册门槛的规定,原来注册一间股份有限公司最少要500万,现在没有这一条了。你只有1块钱也能开公司。”

“但是他打算用10万块运营一间学校?这不现实吧?”

“实际资金到底有多少,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注册资金只是写在明面上的罢了。”

“而且我发现,这个刘占峰的其他公司经营情况也并不好。”翁铃子指着中间的一份文件说:“聂哥你看,这是去年他的投资公司的财务报表,前面几行,没有一栏是正数,都是负数,那就是说,他的公司是在亏损的,对吧?他的那间通信公司利润也非常薄。”

聂韬成刚刚没有注意到财务报表:“我看看。”

翁铃子把报表递给他:“他要开一间新公司,肯定是手里有多余的钱才能开吧?但是他现有的公司根本赚不到钱啊,更别说新建培英。”

周拂晓说:“公司亏钱,不代表他自己没有钱,我以前那个厂的老板拖欠员工工资,自己还能开宝马呢。”

翁铃子的重点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这样一来就能解释得通他为什么要卖课、搞问题学校敛财了。找一家现成的学校,场地、课程设计、运营模式都是成熟的,成本不需要太高,直接就可以收取家长高昂的学费,赚了钱还可以拿来弥补其他公司亏损的账目。”

聂韬成把财务报表看完了,总结道:“我们现在梳理一下掌握的情况:第一,刘占峰和郭庆利、王家没有关系,他只是送过他的孩子去培英;第二,他很认可培英的教育方式;第三,刘占峰本人是个失败的商人,名下企业大多亏损;第四,他没有教育行业经历,今年突然转行,但本人热衷教育,亲自授课,课程内容也是自己设计过的。第五,他有敛财嫌疑。”

周拂晓嗤笑:“你们没看到,那天那个小厅里坐了多少家长,起码有上百号。那还只是一期宣讲课,他们说,这种课已经开了好几期了。”

“而且他自己就是家长,他更明白家长的心理和弱点。”翁铃子说。

聂韬成的担忧很具体:“但我们很难拿他怎么办。目前在明面上,他没有违法的操作——他开了一家手续算是齐全的公司,讲点课,卖点课,也没有强买强卖,最多从道德上谴责一下。”

周拂晓做了个深呼吸:“这就是他这么猖狂的原因。他知道很难追究他的责任,包括所有家长都知道,没人会追究他们。”

这也是聂韬成作为法律工作者的痛惜:“相比于直接的加害者学校,和直接的受害者学生,家长在整个环节里是相对隐形的。”

“所以我们要改变这个现状。”

“这是社会文化形成的,很难……”

“从现在开始,要去追究他们的责任,要把他们施加在孩子身上的痛苦讨回来。哪怕只是很小的惩罚和代价,也要让他们偿还。否则,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变成刘占峰,从送孩子去学校,到自己身体力行虐待孩子,再到宣扬和发展问题学校。”

这涉及到的问题是一只巨大的、逐渐脱离地面的大象。所有人都意识到它的存在,但是没有人敢去碰它。它本身就像一个禁忌,一个只可意会的名字,一个古老而腐朽的迷信传说。

连聂韬成都把握不好适不适合去触碰:“你确定吗?”

周拂晓知道他在忧虑什么:“我不想陷入一个怪圈里。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聂韬成耐心地听他解释:“嗯哼?”

“郭庆利、王亚存、刘占峰……他们这些人我其实不在乎。他们也不值得在乎。他们就像是……像是走在马路上可以看到的疯疯癫癫的衣着怪异的流浪汉,有的会恶心你,给你找点小麻烦或者攻击你,但是你见到他们会避开,躲得远远的,也不会把他们真的放在心上。他们是局外人,带来的伤害远远没有自己人带来的那么大,那么深远。”

“最大的加害者,永远都是家人。”

“这是一个怪圈。郭庆利、王亚存、刘占峰……之后还不知道有谁。一次又一次地,循环往复地进行同样的追逐游戏,会让人忘记事情的本质——这个怪圈本身,它的存在才最可怕。”

“如果有可能,哪怕千万分之一的可能,能追究你的父母的责任、谢颐父亲的责任、那么多孩子的父母的责任,我也愿意。但这个责任真的太难界定了。何况,我们的社会文化里,父母和孩子的权力地位过于悬殊,父母权力过大,承担的责任却不足够制衡他们掌握的权力。这种社会文化持续了上千年,要改变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我并不是要改变这种权力关系,我知道很难改变。我只是想让他们付出一点代价。”

“具体这个‘代价’指的是?”

“如果法律不能给他们一点教训,那就用社会舆论。”

这倒是像聂韬成认识的周拂晓会说出来的话。他同时希望周拂晓意识到这话是很危险的。

周拂晓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大部分父母永远不会认错,我也不想让他们认错、道歉。”他抬着头的样子显得有点傲慢:“我只想让他们痛苦。痛苦是真实的,那种日复一日的煎熬、绝望和悔恨是不能代偿的,他们体会过切肤之痛,才会知道自己的孩子曾经多么痛苦。”

聂韬成明白他的意思了,周拂晓想要的是反抗。作为权力的下位者对上位者的反抗。哪怕反抗的结果是虚无的,但是反抗本身就有意义。

“我不是要他们的命,或者剥夺他们的财产、自由和生活,我只是想要他们吃一点苦。”周拂晓用食指和拇指夹出一个窄小的空间,他露出残酷的微笑——

“就一点,不多,不会把他们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