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第一天，笼罩在伦敦城乃至整个英伦三岛上空的大片乌云并没有很快就走，当然，准确地说，也没有待着不动，因为它不断地遭到狂风的冲击。这片乌云逗留的时间，长到足以对生活在其阴影之下的人们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英格兰的气候似乎发生了变化。雨下得很频繁，但只是随着间隔极短的强风而来。当然，太阳也有出来的时候，但总是被一团团云围着，而且因为空气中充满了水分，射出的光都褪了色，那种黯淡而沉闷的紫色、橙色和红色取代了18世纪明快的风景。在这瘀紫的阴沉天幕下，甘蓝菜少了几分鲜绿，白雪像是沾了泥污。更糟糕的是，潮湿开始侵入每一座房子。潮湿，是最阴险的敌人，因为强烈的阳光可以用百叶窗遮挡，寒冷可以烤火抵御，而潮湿却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偷偷溜进来，它无声无息，难以察觉，又无所不在。潮湿使木头肿胀，水壶长毛，铁器生锈，石头腐烂。这个过程缓慢而不易察觉，直到有一天，我们拉开抽屉柜或拎起煤斗时，它们在手中顷刻化作碎片，我们才会怀疑是该死的潮湿搞的鬼。
就这样，英格兰的气质悄然发生了变化，没人察觉到这点，更别说注意到变化是从哪天或哪个时辰开始的。变化产生的影响到处都可以感受到。从前，壮实的乡绅坐在具有古典气派的餐厅里（设计师或许是亚当兄弟[78]），高兴地喝麦芽酒，吃牛肉，而现在，他却感到阴冷。他把小毛毯盖在膝上，留长胡子，系紧裤腿。很快，他把腿上的寒冷感转移到了屋子上，他开始给家具蒙上布，把墙面和桌面都盖住，直到屋子里再也找不出一样东西是不加遮盖的。然后，吃的方面也得有变化。松糕和烤饼出现了，咖啡替代了饭后的波尔特甜酒。因为喝咖啡，便出现了客厅，客厅带来了玻璃展示柜，玻璃柜带来了假花，假花带来了壁炉台，壁炉台带来了钢琴，钢琴带来了客厅演唱，客厅演唱（这里跳过几个阶段）带来了数不清的小狗、垫子和各种瓷器装饰品。家，已经变得无比重要，被彻底地改变了。
房子外面，长满了繁茂的常春藤，这是潮湿的另一个后果。以前光秃秃的石头房子现在全淹没在绿色的草木中。所有的花园，不管原本设计得多么整齐有致，如今灌木丛生，野草遍地，宛若迷宫。于是，光线照进婴儿出生的卧室，自然就变成了暗淡的绿色。若要照进成人的起居室，则先要穿过褐色和紫色的长毛绒窗帘。但变化不仅止于外在之物，潮湿也侵入了我们的身体。男人们感到了内心的寒冷和头脑的潮湿，为了让自己的情感得到温暖的抚慰，他们尝试了种种花招。爱情、生育、死亡，都被包裹在各种漂亮的辞藻中。男女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连公开的交谈都已无法容忍，彼此都小心翼翼地躲避对方，隐藏自己的内心。就像屋外的常春藤在潮湿的泥土中蔓延疯长，屋里的人也有了同样的繁殖力。普通女人的一生就是不停地生孩子，十九岁嫁人，到三十岁就已经生了十五或十八个孩子，因为孪生的情况很常见。于是，大英帝国诞生了。于是（因为潮湿无孔不入，它侵入木头，也会钻进墨水瓶），句子膨胀起来，形容词越来越多，抒情小诗变成了史诗，区区报纸短文可以写成十到二十卷的皇皇百科全书。这种情形对敏感而又无能为力的人的心灵所产生的影响，尤西比乌斯·查布[79]可以为我们见证，他在其回忆录将近结尾的一段中做了这样的描述：一日上午，在写了三十五页“空洞无物”的文字后，他拧上墨水瓶盖子，去外面花园走走。没一会儿他就发现自己陷入了深密的灌木林，无数叶子在他的头上方簌簌作响，闪着水莹莹的光，他觉得自己“踩到了无数的霉菌”。花园尽头燃着一堆篝火，潮湿的木柴冒着浓烟。他想，世间没有什么火能烧尽这么大片累赘的杂草灌木。不管他往哪里看，都是疯长的野生植物，黄瓜藤“爬过草地，一直把瓜结到他脚边”。巨大的花椰菜一层层地往上长，在他杂乱无章的想象中，它最后一直长到高可比肩老榆树。母鸡们不停地下着苍白的蛋。他想起自己旺盛的生育力，想起可怜的妻子简正在屋里忍受第十五次分娩的痛苦，不禁叹气自问，他凭什么责备那些鸡呢？他仰望天空。天国本身，或者说作为天国门面的天空，不就意味着对这种神圣等级的赞许甚至鼓励吗？在那里，无论冬夏，年复一年，天上的云翻来滚去，像鲸鱼，他想，或者说更像大象。但是不对，那万里长空怎么看都摆脱不了这样一个比喻：英伦三岛之上的整个天空就是一张巨大无比的羽毛床，花园、卧室和鸡窝不过是对它的繁殖力的低级模仿。他回到屋里，写下上面这段话，然后将头凑向煤气灶[80]，被人发现时，他已一命归西。
英格兰的每一个地方都在发生变化，奥兰多当然可以躲在布莱克法尔的家中闭门不出，只当一切跟从前一样，想说什么说什么，由着自己的性子穿短裤或裙子。后来，她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时代变了。19世纪初的一个下午，她坐着自己那辆老式镶板马车穿过圣詹姆斯公园，突然，平日里不常见的阳光竟有一束透过云层穿出来，把周围的云染上了大理石一般五光十色的奇异花纹。18世纪碧蓝如洗的天空消失之后，这样的奇景足以让她拉下车上的窗子去观赏。紫褐色和火红色的云彩让她想起了爱奥尼亚海里濒临死亡的海豚，她的思绪中有一种掺杂着快感的痛苦，这证明她在不知不觉中也已受到了潮湿的侵袭。当阳光照到地面上时，它似乎变幻出或者说照亮了一座金字塔，一场百牲祭，或一堆战利品（因为有某种盛筵的氛围），总之是形形色色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堆在一个巨大的土墩上——如今这里立着的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塑像！一个带黄金浮雕和花饰的巨大十字架上，挂着寡妇的丧服和新娘的婚纱。水晶宫、摇篮、军用头盔、纪念花圈、裤子、连鬓胡子、婚礼蛋糕、加农炮、圣诞树、望远镜、灭绝的怪兽、地球仪、地图、大象、数学仪器——所有这些东西混杂在一起，就像一个巨大的盾徽，在它右边扶持的是一位白衣飘飘的女子，左边却是一位身穿长礼服和条纹裤的胖绅士。毫不相干却被堆在一起的物品，衣冠楚楚与**的组合，如同格子呢图案排列在一起的艳俗色彩，所有这些都令奥兰多大倒胃口。她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粗俗同时又如此丑陋和庞大的东西。这也许是，事实上一定是，阳光作用于潮湿的空气产生的效果，轻风一吹，这个景象就会消失。尽管如此，她坐车经过时，这景象看起来似乎永远也不会消失。她从车窗边又坐回到位子上，觉得没有任何东西能消除这个俗艳的幻景，无论是风雨雷电，还是太阳。塑像的鼻子会变得斑斑点点，军号会生锈，但它们都会留下来，永远指向各个方向。马车驶到宪法山时，她回头望去，是的，那景象还在，仍然平静而满足地在阳光下（她掏出怀表，当然是正午12点的阳光）闪耀。那景象乏味之极，它面无表情，对黎明或日落无动于衷，又似乎处心积虑地要永远留在这世上。她决意不再看它。她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血流慢了下来。但更为奇异的是，经过白金汉宫时，她的眼睛仿佛受到一种超凡力量的驱使，目光落在了自己的双膝上，她的脸上顿时泛起生动而罕见的绯红。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穿的是黑色的马裤。她一直红着脸，直到马车来到她的乡间庄园。想想四匹马拉着车跑三十英里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应该可以把她的脸红看作是她贞洁的明证吧。
一到家，她就从**抓起一条锦缎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这已经成为她天性中最迫切的需求。她对寡妇巴塞洛缪太太（她接替好心的老格里姆斯蒂奇太太成为新管家）说，她感到冷。
“我们都觉得冷，夫人，”新管家说，深深地叹了口气，“墙面都出水了。”她说，语气里带着一种奇怪和悲哀的满足。确实，她只要把手放在橡木墙板上，那里就会出现她的手印。屋外的常春藤长得太猛，把许多窗子都封住了。厨房里很黑，几乎分不清哪是水壶哪是锅。有只可怜的黑猫曾经被当作煤铲进了火里。虽然才是8月，许多女仆都已经穿上了三四条红色法兰绒衬裙。
“夫人，真有这事吗？”这虔诚的女人问，她抱着自己的双肩，金色的十字架在她胸前起伏，“听说女王——上帝保佑她——穿上了那个……叫什么来着？”这虔诚的女人迟疑着，脸红了起来。
“裙撑。”奥兰多帮她说了出来（因为这个词已经传到布莱克法尔了）。巴塞洛缪太太点了点头，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但她微笑着擦掉了泪水。哭其实是舒服的。她们不都是脆弱的女人吗？穿裙撑不过是能更好地掩盖一个事实，一个重大、独一无二，但也是可悲的事实，每个传统的女人都会竭力掩盖这个事实，直到无法掩盖为止。这个事实就是，她即将生孩子。难道不是这样吗？一个女人若是生十五到二十个孩子，那么她的一生差不多就是在不停地掩盖这个事实，而每年中至少有一天是瞒不住的。
“松糕还热着呢，”巴塞洛缪太太说，一边擦着眼泪，“放书房里了。”
奥兰多裹着锦缎被子，坐下来吃盘子里的松糕。
“松糕还热着呢，放书房里了。”奥兰多学着巴塞洛缪太太改进了的伦敦土腔夸张地重复道。她喝了口茶，哦不，她讨厌这淡而无味的**。她记得，就是在这个房间里，伊丽莎白女王叉着腿站在壁炉边，手里捧着一壶啤酒，当伯利勋爵[81]不小心用词不敬时，女王猛地将手里的酒壶朝桌上砸去。奥兰多能听到她在说：“小子，小子，‘必须’这样的词是对君主说的吗？”酒壶砸在桌上的痕迹至今仍能看到。
仅仅是想到那位伟大的女王就让奥兰多一跃而起，可锦缎被子绊住了她，她骂了一声又跌回扶手椅里。明天得去买二十码长的黑棉布，好做条裙子，她想。然后（这里她脸红了），去买个裙撑，然后（她又脸红了）去买个摇篮，然后再去买裙撑，就这样重复不断……她脸上不时地泛起一阵阵红晕，可以想象羞怯和羞耻在她内心剧烈地交织反复。我们可以想象，时代风气忽冷忽热地吹在她的脸上，这风吹得有点儿不均衡，让她还没嫁人就先为裙撑而脸红。不过鉴于她暧昧不明的处境（甚至关于她的性别仍有争议），以及以前非同寻常的生活，她的表现也就情有可原。
终于，她的脸色恢复了正常，时代风气——如果真有所谓时代风气的话——似乎也暂时平息下来。奥兰多伸手在怀里掏着什么，似乎在找项链的吊坠小盒，或是某段失落爱情的信物。她没找到这种东西，而是拿出了一卷纸，上面有海水、血渍和旅行留下的痕迹。那是她的诗稿，是她的《老橡树》。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把诗稿带在身边，经历了种种危险，现在很多纸页上都有污迹，有的纸页已经破损。跟吉卜赛人在一起时，她没有可以写作的纸，只好在诗稿的页边和行与行之间的空白处写得密密麻麻，最后手稿看起来就像是一件针脚细密的织物。她翻回到第一页，上面的日期是1586年，是她少年男儿时的笔迹。她在这部作品上写写改改快有三百年了，该结束了。她翻阅起手稿来，有的地方浏览，有的地方跳过，有的地方细细读，一边读一边想，这么多年下来她真是没有多少变化。她曾经是个忧郁的男孩，跟其他男孩一样，沉湎于死亡的幻想。后来她风流多情，再后来她活泼伶俐。她写过散文，也写过戏剧。但仔细一想，不管怎样，她觉得自己根本上始终没变，她依然喜欢沉思冥想，依然喜爱动物和大自然，而乡野田园和四季美景，依然令她**澎湃。
“一切终究都没改变，”她想，站起身，走向窗边，“这宅子，这花园，跟以前一模一样。没有挪动过一把椅子，没有卖掉过一件小饰品。还是同样的走道，同样的草坪，同样的树木，同样的池塘，我敢说，连池里的鲤鱼都没变。没错，现在坐在王位上的不是伊丽莎白女王，而是维多利亚女王，但这又有什么分别呢……”
这个想法刚冒头，门就打开了，仿佛是要把这念头压下去。进来的是总管巴斯克特，后面跟着管家巴塞洛缪太太，他们要进来收拾一下，把茶具端走。奥兰多刚刚将笔蘸上墨水，正要写一写她对万物恒久不变的思考，却恼怒地发现纸上有一团墨迹正在笔端周围化开，使她无法写下去。应该是鹅毛笔的问题，她想，也许是裂了或是脏了。她又蘸了蘸笔，墨迹在扩大。她试图顺着思路继续想，可是头脑里出不来词。于是她开始给那个墨团画上翅膀和连鬓胡，最后把它画成了一个圆脑袋的怪物，像蝙蝠，又像毛鼻袋熊。至于写诗，有巴斯克特和巴塞洛缪在房间里，那是不可能的。她刚在心里说了“不可能”，令她惊愕的事发生了：她手中的笔开始在纸面上顺滑流畅地游走起来，以漂亮的意大利斜体写下了她平生见过的最乏味的诗句：
在疲倦的生活之链中
我只是无足轻重的一环，
但我说过神圣之言，
哦，不要说那是枉然！
年轻的姑娘，当她独自
在月光下闪着泪光，
思念远方和亲爱的人儿，
她会轻声细语——
她不停地写着。巴塞洛缪和巴斯克特在房间里咕哝抱怨着什么，给壁炉里添柴火，再收拾一下吃剩的松糕。
她又蘸了蘸笔，继续写道——
她改变了很多，那柔和的红云
曾经染了她的脸颊，就像傍晚
来临的天空，闪着玫瑰的粉红光泽，
如今已苍白失色，照亮它的唯有
燃烧的羞赧，墓穴中的火把
但写到这里，她猛然将墨水溅到了纸上，墨水吞没了上面的文字，她希望那些文字永远不会被人看到。她浑身颤抖，心烦意乱。让墨水在不受控制的灵感驱使下恣意横流，她想不出有什么比这更讨厌。她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潮湿吗？是因为巴塞洛缪或巴斯克特吗？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她想知道。但房间里空空的，没人回答她，除了雨点滴落在常春藤上的声音。
此刻，她站在窗前，全身感觉到一种轻微的刺痛和震颤，仿佛她的身体是由上千根金属丝构成，而轻风或轻佻的手指在上面试音。她一会儿感到脚指头刺痒，一会儿是她的骨髓，而大腿骨的四周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奇怪感觉。她的头发似乎都竖了起来，胳膊里有一种麻酥酥的嗡嗡振动，就像是二十多年后电报机线路里的嗡嗡振动。所有这些刺痛和震颤，最后似乎都集中到了她的双手，然后是一只手，然后是那只手的一根手指，最终这种刺痛收缩成左手中指外围一圈发颤的感觉。她举起那根手指，想看看是什么造成它的颤动，可她什么也没看到，除了那枚伊丽莎白女王送给她的硕大的祖母绿戒指，孤零零地套在手指上。这还不够吗？她问自己。祖母绿的光泽无与伦比，至少值一万英镑吧。然而，手指上的振颤，似乎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注意，我们这里说的是人的灵魂最神秘的表现）对她说：“不，这还不够。”而且这么说时还透着一种质问的口气，似乎在问，这又怎么讲呢，这个遗漏，这个奇怪的疏忽？可怜的奥兰多最后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对她左手的中指感到羞愧。这时候，巴塞洛缪进来问晚餐时该给她准备哪套衣服。奥兰多此时的感觉很敏锐，她迅速瞥了眼巴塞洛缪的左手，立刻发现了她以前从未注意过的一个细节——巴塞洛缪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粗厚的黄色戒指，而她自己的无名指上空无一物。
“让我看看你的戒指，巴塞洛缪。”她边说边伸出手去摘戒指。
巴塞洛缪的反应好像是有个流氓向她胸口袭来。她惊得后退了一两步，攥紧那只手，一把挥开，一副很高贵的姿态。“不行。”她说，口气坚决而充满尊严。夫人愿意的话可以看，但要她摘下结婚戒指，就是大主教、教皇或是现在的维多利亚女王也别想强迫她这样做。这戒指是她的托马斯给她戴上的，到今天已经二十五年六个月零三星期了，她睡觉、干活、洗澡、祈祷都戴着它，将来死了也要戴着它下葬。她的声音因为情绪激动变得断断续续，但奥兰多能明白她在说什么。她是说，只有凭着这枚结婚戒指的光，她才能进入天使的行列，假如戒指和她分开哪怕片刻的时间，它的光泽就会永远黯淡。
“上天垂怜，”奥兰多说，她站在窗边看着外面嬉戏的鸽子，“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啊！真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她对这复杂的世界感到惊异。在她眼里，现在整个世界似乎到处都是金戒指。她去餐厅，去教堂，目光所及，满眼都是结婚戒指。她乘马车出去，看到人人都戴着金或仿金的戒指，细的，粗的，朴素的，光滑的，在手上发着暗哑的光。珠宝店里也满是戒指，不是奥兰多记忆中镶着亮闪闪的人造珠宝或钻石的那种，而是简单的环，不带任何宝石。同时，她注意到城里的人养成了一个新习惯。以前，人们常常看到小伙子和姑娘在山楂树篱下调情，奥兰多曾用她的鞭梢轻轻撩他们，然后大笑着跑开。现在一切都变了。一对对男女偎依在一起，慢悠悠地走在路中间，女人的右手总是和男人的左手挽在一起，手指紧紧相扣。常常是马的鼻子碰到他们身上时他们才会让开，而即便往路边挪动时，他们也是两人黏在一起慢慢往边上挪。奥兰多只能猜想，关于人类有了新发现，那就是他们双双对对地被黏在了一起。可谁干的呢？又是什么时候呢？她无从猜测。似乎不是大自然干的。她观察那些鸽子、兔子和猎犬，看不出大自然有什么改变或是对它们做了什么，至少是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来，她没有看到在野兽中有什么牢不可破的联盟。那会不会是维多利亚女王，或者墨尔本勋爵[82]呢？关于婚姻的大发现是不是从他们的时代开始的呢？不过，她仔细回想，据说女王喜欢狗，而墨尔本勋爵喜欢女人。这种身体之间的难分难解很奇怪，令她反感，这里面有某种东西让她觉得不得体也不卫生。然而，她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根手指一直在刺痛振颤，使她几乎无法有条理地思考。头脑里的念头有如女佣的幻想，懒洋洋的，抛着媚眼。这些念头令她脸红。没别的办法，只有去买一个那种难看的戒指，像别人一样戴上它。她这样做了，在窗帘的暗影中悄悄地将戒指戴上手指，内心充满了羞愧。但是这并不管用，刺痛感反而更剧烈了。那一晚她彻夜未眠。第二天早上她拿起笔想写点儿什么，可想不出任何东西可写，手中的笔像流眼泪似的滴出一个又一个大大的墨水团。更惊人的是，那笔竟然自己游走起来，写下的东西都关于早逝和衰败。这比头脑里一片空白更糟，似乎我们不是用手指，而是用全部身心在写作，她的情形也证明了这一点。控制笔的神经缠绕着我们全身的纤维，牵着心，连着肝。虽然她的问题似乎出在左手，但她却感到像是全身中了毒。最后，她只好考虑最无奈的解困之策，那就是彻底顺应时代风气，给自己找个丈夫。
如此想法大大有悖于她的天性，这一点毋庸置疑。当初大公的马车车轮声渐渐远去的时候，她脱口而出的话是：“生活！恋人！”而不是：“生活！丈夫！”正是为了这一目标，她才来到城里，频频亮相于伦敦时髦的社交圈，就像我们在前一章中所描述的那样。然而，时代潮流向来难以违逆，它会淹没任何试图抗拒它的人，只有屈从于它才不至于遭受没顶之灾。奥兰多天然服膺伊丽莎白时代、王政复辟时期和18世纪的时代精神，因此几乎没有感觉到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转变。但她与19世纪的精神实在是格格不入，她被它征服了，打垮了，现在彻底地意识到她失败了。也许每个人的精神都各有其时间和空间的归属，有的人属于这个时代，有的人属于那个时代。奥兰多现在是三十来岁的成熟女人，性格基本定型，要她违背自己的本性，自然令她难以容忍。
她顺从地穿上了裙撑，悲哀地站在起居室（巴塞洛缪已经把它改称为书房）窗边，被裙撑的重量坠得直不起腰。这东西比她穿过的任何衣服都要沉重和无趣，而且特别妨碍行动。穿上它后，她再也无法和她的狗一起在花园里大步走，或是轻快地跑上高坡，躺在那棵老橡树下。她的裙子沾上了湿的树叶和麦秆，带羽毛的帽子在轻风中微微晃动，薄薄的鞋子很快湿透，沾上大块的泥巴。她的肌肉失去了弹性，她变得神经质起来，生怕护墙板后面藏着盗贼，平生第一次害怕走廊里会出现鬼。所有这一切，让她逐渐开始接受这个新发现，那就是，不管是在维多利亚时代还是在别的时代，每一个男人或女人都有一个注定要和自己相守一生的伴侣，他们相互扶持，至死不渝。她觉得，有个人能依靠、伴坐，和他一起躺下，甚至永远不再起来，都是一种安慰。不管她曾经多么骄傲，时代精神就这样影响了她。当她在情感上滑落到这个她不曾习惯的低位时，原先那些恼人不已的刺痛震颤现在竟转化成美妙动听的乐音，仿佛天使在用洁白的手指弹拨着竖琴，她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纯洁无比的和声之中。
但她能依靠谁呢？她问瑟瑟的秋风。现在已是10月，天气照例很阴湿。大公是不可能了，他已经娶了一位很有名的贵妇，这么多年一直在罗马尼亚打野兔。也不会是M先生，他已经皈依了天主教。不会是C侯爵，他在博特尼湾[83]编麻袋呢。也不会是O勋爵，他早已喂了鱼了。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她以前的那些密友现在都不在身边了。德鲁里巷的那些叫奈尔和姬特的姑娘们，虽然她很喜欢她们，却没法把她们当依靠。
“我到底能依靠谁呢？”她看着天边翻卷的云自问道。她双手合十，跪在窗台上，完全是女人恳求时楚楚可怜的模样。她的话自己就说出来了，她的双手自己就扣上了，不知不觉，正如她的笔自己写起来一样。说话的不是奥兰多，而是时代精神。但不管是谁在问，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白嘴鸦在秋天紫罗兰色的云彩间杂乱地翻飞。雨终于停了，天上出现了彩虹，她忍不住戴上羽毛帽，穿上她系带的小鞋子，想在晚饭前出去走一走。
“除了我，谁都有自己的伴。”她想着，惆怅地走过庭院。那些白嘴鸦，甚至猎犬克努特和皮品，虽说只是暂时凑到一起，但不管怎么说，至少今晚它们可以相依为伴。“而我呢，”奥兰多想，边走边看大厅里一扇扇绘有纹章盾徽的窗子，“这一切的女主人，却孤孤单单，孑然一身。”
以前她从未有过这种想法，现在这种想法令她沮丧，而又无可逃避。她没有一把推开大门，而是用戴手套的手轻轻敲门，让看门人替她打开。人总要有个依靠，她想，就算是个看门人也好。她有点儿想留下来，帮他在火红的炭上烤羊排，但终究没好意思说出口。她一个人来到了林园，一开始她有点儿畏缩，担心碰上偷猎者、猎场看守人甚至是差役，他们要是看到一个贵妇人独自在这里走，一定会觉得非常奇怪。
每走一步，她都紧张地四处张望，生怕金雀花树丛后面躲着个男人，或是有头凶暴的蛮牛低头准备用角来挑她。但她只看到白嘴鸦在天空中张扬地翻飞，其中有一只掉了片钢青色的羽毛，落到了石南丛中。她很喜欢野禽的羽毛，小的时候还收集过它们。她把那片羽毛捡起来，插到她的帽子上。风吹得她来了精神。白嘴鸦群在她头上盘旋，一片片羽毛从它们身上掉下来，在略带紫色的空气中微微地闪着光。她跟着鸦群疾走，身后飘起长长的斗篷，穿过一片荒草地，又上了一座小山，她已经多年没走过这么远的路了。她从草丛里挑了六片羽毛，用指尖把它们夹出来，贴到嘴唇上，感受它们的光滑。就在这时，她看到山坡上有一个闪着银光的水潭，神秘得就像贝德维尔爵士[84]将亚瑟王的剑掷入其中的那个湖。有一片羽毛在空中抖动，落入了水潭中央。一种奇特的欣喜传遍了她全身。白嘴鸦嘶哑的笑声在她上方回旋，她突然有了某种匪夷所思的念头，她要跟着这些鸟儿去世界的尽头，然后一头扑入松软的草地，啜饮遗忘的甘露。她加快脚步，跑起来，被粗硬的石南树根绊倒在地。她摔伤了脚踝，站不起身。但她躺在那里，觉得很满足。她的鼻子里有香杨梅和绣线菊的气味，耳朵里回响着白嘴鸦嘶哑的笑声。“我找到伴了，”她低声自语道，“就是这荒野，我是大自然的新娘。”她裹着斗篷在水潭边的一个低洼处躺下，纵情地投入荒草冰凉的怀抱。“这里将是我的栖息之地。（一片羽毛掉在她的额头上。）我在这里找到了翠绿的月桂树。我的额头将永远保持清凉。这是野鸟的羽毛，猫头鹰的，或是夜鹰的。我的梦将是荒野的梦。我的手上不会有结婚戒指，”她边说边从手指上退下戒指，“只有草木的根须会缠绕我的手指。唉！”她叹了口气，将头在松软的草枕上舒坦地靠了靠，“这么多年过来，我一直在苦苦追寻。幸福，没找到。功名，错过了。爱情，不知为何物。生活——天哪，还是死了的好。我认识很多男女，但没有真正懂过谁。我还是在这里安息为好，头顶只有天空——这后半句是多年前吉卜赛人对我说的，那是在土耳其。”她望着天空，云在不停地搅动，泛出神奇的金色泡沫，接着她看到里面出现了一条路，一队骆驼正穿过红色尘雾中的戈壁。骆驼走过后，只剩一座座高山，到处是裂隙，顶上都是岩石，她仿佛听到山羊走在道上的铃铛声，看到羊圈里遍地都是鸢尾花和龙胆草。天空在变化，她的眼睛慢慢地往下看，直到被雨浸湿后发黑的大地映入眼帘，她看到南部丘陵[85]的大圆丘像波浪一样沿海岸起伏。陆地分开的地方是海，海里有船在通行，她仿佛听到远处海上传来的枪炮声，起先她以为，“是西班牙无敌舰队”，然后又觉得，“不对，是纳尔逊[86]”。随后她记起来，战争已经结束，海上那些船都是忙碌的商船。河道蜿蜒，上面的点点白帆都是游船。她还看到黑黑的田野里有些牛羊，农舍的窗户里点着灯，照明灯笼在牲畜中移动，那是牧人在巡夜。后来，灯火渐次熄灭，繁星升起，错落地布满夜空。她脸上沾着湿湿的羽毛，耳朵贴着地，昏昏欲睡之际听到大地深处有锤子在敲打铁砧，或者那是心在跳动吗？咚咚，咚咚，大地深处，锤子在敲打铁砧，或者心在跳动，听着听着，她觉得那声音变成了马蹄在小跑。一、二、三、四，她数着，然后她听到马打了个趔趄，随着马蹄声越来越近，她能听见小树枝折断的声音和马蹄踩入泥沼发出的声音。马差点儿踩到她身上。她坐起了身。熹微的晨光划破天空，她看到一个骑在马上的男人高大的暗影，一群珩鸟在他周围上下翻飞。他一惊，勒住了马。
“夫人，”那男人惊叫，跳下马，“您受伤了！”
“我死了，先生！”她说。
几分钟后，他们订婚了。
第二天早上，他们坐在一起吃早餐，他告诉了她他的名字——马尔默杜克·邦斯洛普·谢尔默丁，贵族出身。
“我猜就是这样！”她说，因为他身上有某种特别的气质——浪漫、热情、有骑士风度、忧郁而又坚毅，与他那仿若黑羽毛的野性名字很符合。这个名字让她想起白嘴鸦羽翅上闪着的钢青色光泽、它们发出的嘶哑笑声、它们掉进银色水潭里的蛇一般扭动的羽毛，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即将描述的其他事物。
“我叫奥兰多。”她说。他已经猜到了，并解释说，如果有一艘扬帆的船从南太平洋迎着太阳神气地横跨地中海，人们立刻会说“那是奥兰多”。
实际上，他们虽然刚认识，却像一对心照不宣的恋人，在最多两秒钟内就猜出了对方的所有重要事实。现在只剩下一些无关紧要的情况需要各自补充，比如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是穷光蛋还是有钱人。他告诉她，他在赫布里底群岛有一座城堡，但已经破败，宴会厅成了塘鹅聚食的地方。他当过军人和水手，曾去东方探险。他现在是在去法尔茅斯的路上，要在那里上他的双桅帆船，可是风停了，只有等到从西南边刮起大风，他才可以出海。奥兰多听了赶紧看窗外风向标上的镀金豹子，幸好，豹子的尾巴指向正东，并且稳稳地一动不动。“哦！谢尔，别离开我！”她说，“我太爱你了！”她的话刚一出口，俩人心头同时冒出一个可怕的怀疑：
“你是女人，谢尔！”她惊叫道。
“你是男人，奥兰多！”他也惊叫起来。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实在旷古绝今，他们都在指斥对方的怀疑，竭力要证明自己的性别。争辩平息后，他们重新坐了下来，她问他，之前说的西南风是怎么回事？他要去哪儿？
“合恩角[87]。”他简短地答道，脸红了起来。（男人也会像女人一样脸红，只是为不同的事情而已。）经过一再的追问，加上她的直觉，她终于了解了他多年舍生忘死的辉煌冒险经历，那就是顶着大风巨浪绕合恩角航行。船桅在狂风中折断，船帆被撕成布条（在她不停追问之下他才说出了这些）。有时候船沉了，就他一个幸存者，坐在筏子里，手里只剩一块饼干。
“一个男人如今能做的也就这些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然后取了满满几匙草莓酱。她头脑里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景象：这个男孩（他就是个男孩）正吮着他特别喜欢的薄荷糖，突然船桅折断，天上的星星都摇晃起来，他吼叫着命令水手割离这个，把那个扔下海。这景象让她泪水涌上眼眶，她觉得这泪水的滋味比她以前流过的所有眼泪都要甘甜。“我是女人了，”她心里说，“我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她由衷地感激邦斯洛普给了她这样难得而意外的喜悦。要不是她左脚受了伤，她会坐到他膝上。
“亲爱的谢尔，”她又开口道，“告诉我……”他们就这样聊了两个多小时，也许说了合恩角，也许没有。其实把他们说的写下来并无意义，因为他们彼此太了解对方了，什么都可以说，其实也等于什么都没说。或者是说了一些无聊琐碎的事情，比如怎么煎蛋饼，或者伦敦哪儿可以买到最好的靴子。总之是那样一类的事情，它们离开了语境并无光彩，但其内在又有惊人的美。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大自然自有智慧的节约法则，我们的现代精神几乎用不着语言，既然没有任何表达能尽如人意，那就不如选择最普通的表达，因此，最普通的交谈常常是最有诗意的，而最有诗意的恰恰是不能写下来的。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在这里留下一个大大的空白，这个空白必须被理解为填得满满的。
他们又这样交谈了几天。
“奥兰多，我最亲爱的——”谢尔刚开口，外面传来一通忙乱的声音。总管巴斯克特进来禀报说，楼下有几个警察，带着女王签署的令状。
“带他们上来。”谢尔简短地说了句，仿佛是在自己船上的后甲板上。他下意识地站到了壁炉前，两手背在后面。两个穿深绿色制服、腰间别着警棍的警察走进房间，立正行礼，然后奉命将一份法律文书递交到奥兰多的手中。从文书的封蜡、丝带，以及宣誓和签字手续看，这份文件极为重要。
奥兰多把文件匆匆浏览了一下，然后用右手的食指指着，念出其中最关键的部分。
“判决出来了，”她大声说，“有些对我有利，譬如……有些对我不利。我在土耳其的婚姻被判无效（谢尔，那会儿我在君士坦丁堡当大使）。子女被认定为私生（他们说我和一个叫佩皮塔的西班牙舞女生了三个儿子），因此他们没有继承权，这倒也好……性别？啊！性别怎么说？我的性别，”她郑重其事地念道，“属于女性，该认定无可争辩，不容怀疑。（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谢尔？）原扣押财产现在悉数归还，永世可传，继承者须为我所生之男性子嗣，或在未婚之情形下——”这时她开始对法律措辞不耐烦起来，便说，“我不会有未婚的情况，也不会有无嗣的问题，所以剩下的就不用念了。”于是她在帕默斯顿勋爵的签名下面签了自己的名字。从那一刻起，她可以安心地重新拥有她的贵族头衔、宅邸和其他财产了，只是由于诉讼费用惊人，她的财产已大为缩水，虽说她恢复了高贵的身份，但她却变穷了。
判决结果传出后（传闻可比现在的电报快多了），整个镇上一片欢欣。
[人们套好马车，只是为了出去跑跑。各式各样空载的四轮马车在主街上来来往往。有人从公牛酒馆里打招呼，有人从牡鹿酒馆里应答。镇上灯火明亮。玻璃柜里锁着金匣子，石头下面藏着钱币。医院办起来了，老鼠麻雀俱乐部[88]也成立了。很多丑化土耳其女人的肖像画在集市上被焚烧，被烧的还有乡下小伙的肖像，从他们嘴上耷拉下来的标示上写着“我是个卑鄙的王位觊觎者”。不久，人们看见街上跑着女王的白色矮种马，使者带来了女王邀请奥兰多去温莎城堡赴宴并过夜的谕令。像以前那样，她的桌上又开始堆满请柬，它们来自R伯爵夫人、Q夫人、帕默斯顿夫人、P侯爵夫人、W. E. 格莱斯顿太太和其他贵夫人们，她们殷勤相邀，重申她们各自的家族与她的家族之间有着世代交情，等等。] 以上这些内容被置于方括号之中，因为这只是奥兰多生活中一段无关紧要的插曲。她跳过了这一段，回到正题。当集市上的火堆熊熊燃烧时，她和谢尔默丁正在幽暗的树林里。天气特别好，树枝在他们的头顶伸展，一动不动。要是有一片树叶落下来，它会落得极慢，慢得能让人看到上面红色和金色的斑点，它可以在空中飘半个小时才落下来，落在奥兰多的脚上。
“跟我讲讲，马尔，”她说（这里得说一下，当她用他的名而非姓的前两个字称呼他时，她往往是处于一种梦幻、多情和特别乖巧的心境中，像居家的女主人，有点儿慵懒，宛如香木在燃烧。现在是晚上，但还不到梳洗换装的时候，外面也许有点儿湿，潮湿的树叶闪闪发光，但即便在这样的天气中，夜莺也会在杜鹃花丛中唱歌，远处的农场有三两条狗在叫，一只公鸡在打鸣——这里描述的一切，读者都可以根据她刚才说话的声音想象出来）——“跟我讲讲合恩角吧，马尔。”她说。谢尔默丁就用小树枝、枯叶和一两个空蜗牛壳在地上搭出个小小的合恩角。
“这里是北，”他说，“那里是南。风从这边刮过来。我们的双桅船在向西行驶，我们刚刚降下后桅的帆。你瞧，这里，就是有点儿草的这个地方，船在这里遇到了危险的洋流，你会看到这洋流被标了出来……水手长，我的地图和指南针呢？啊，谢谢，这就行。就在蜗牛壳那里。洋流撞上了船的右舷，所以我们必须拉起斜桅帆，否则我们都会滑到左舷去，就是那片山毛榉树叶的地方，因为你得明白，亲爱的——”他就这样讲着，她一字不漏地听着，领会了每个字的含义。也就是说，不用他给她讲，她也能想象那闪烁着粼光的波涛，冰柱与索具碰撞发出的叮当声；想象他在大风中爬上桅顶，在上边思考人类的命运；下来后喝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在岸上时受一个黑人女子的骗，然后忏悔，想清楚一些事情；读帕斯卡尔[89]，决心尝试哲学写作；买一只猴子，跟人辩论人生的真正目的；决定去合恩角冒险航行，等等。所有这些，以及他讲过的许多其他事情，她都能理解。当他告诉她饼干没有了的时候，她说，是啊，黑人女子很会勾引人是不是？他发现她居然能听出他话里的含义，不禁又惊又喜。
“你真的不是男人吗？”他会不安地问。
“你不是女人，这可能吗？”她也同样会问他。然后，他们迫不及待地就要诉诸验证。因为他们很惊讶彼此之间这么快就产生了共鸣，他们都发现，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宽容和坦率，男人也可以像女人一样难以捉摸，所以他们要立刻对此验证一下。
他们就这样继续交谈着，或者说彼此领会着对方的意思。在这样一个时代，领会，是重要的交谈之道。因为在这个时代，言词日益跟不上思想的发展，以至于“饼干没有了”这种话居然表示在黑暗中亲一个黑人女子。而同样在这个时代，有人已经第十遍读完贝克莱主教[90]的哲学著作。（从这个例子可以推断，只有最高明的风格大师才能道明真理，而遇上一位用词简单的作家，人们就会毫不怀疑地断定这个倒霉的家伙在胡说。）
他们就这样交谈着，直到奥兰多的脚几乎被斑斑点点的秋叶盖住。她站起来，独自一人走进林子深处，留下邦斯洛普坐在蜗牛壳旁边继续摆弄他的合恩角。“邦斯洛普，我走了。”她说。她叫他“邦斯洛普”时，就等于是在告诉读者，她只想一个人待着。她觉得他们只是沙漠中的两粒沙，她只想自己一个人去面对死亡。死亡每天都在发生，人们可能死在餐桌边，或者像这样，死在秋天的树林里。虽然篝火在燃烧，虽然帕默斯顿夫人或德比夫人每天晚上都邀请她赴宴，但是死亡的冲动仍然令她难以抵抗，所以当她说“邦斯洛普”时，她实际上是在说“我死了”。她像幽灵一样在苍白的山毛榉树林里穿行，渐渐隐入深深的孤寂之中，似乎连那一点儿微弱的声音和行动都已停止，现在她可以自由地上路了——这一切，在她说“邦斯洛普”时，读者都可以从她的声音中听出来。同时，读者还应该认识到，对邦斯洛普来说，这个称呼也神秘地意味着分离与隔绝，意味着他在双桅船的甲板上像幽灵一样游**，下面就是深不可测的汪洋大海。这能更好地揭示“邦斯洛普”的含义。
这样死一般的寂静过了几个小时，一只松鸦突然尖叫了声——“谢尔默丁”。奥兰多弯下腰，摘了朵秋天的番红花，对于有的人，这种花就是“谢尔默丁”的象征。松鸦幽蓝的羽毛从山毛榉树叶中翻转着飘落下来，她把番红花和松鸦羽毛一起放到胸上，然后喊道：“谢——尔——默——丁——”声音穿过树丛，在林间回响，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仍然坐在草地上，摆弄着那些蜗牛壳。他听到她向他走来，也看到了她，胸前有番红花和松鸦的羽毛，他大叫一声“奥兰多”——这首先意味着（我们知道，像蓝色和黄色这样鲜明的颜色在我们眼前混合时，会让我们思绪错乱）凤尾草在我们眼前低伏、摆动，仿佛有什么东西要穿过。接着我们发现一艘鼓满风帆的船，梦幻一般地在起伏颠簸，就像是航行了整整一夏。船在靠近，起伏，颠簸，一副高贵而慵懒的样子，时而被推上波峰，时而陷入波谷，就这样它突然耸现在你上方（你就像是从蛤蜊壳般的小舟里仰望它），船上的帆在抖动，接着，瞧，所有的帆一下子落下来，堆在了甲板上，就像奥兰多现在突然倒在他旁边的草地上。
八九天就这样过去了，但到了第十天，也就是10月26日，奥兰多正躺在凤尾草中，谢尔默丁在吟诵雪莱的诗句（他能背下雪莱所有的诗），这时，从树梢缓缓飘落的一片叶子突然翻飞起来，迅速掠过奥兰多的脚面。接着，第二片、第三片叶子也都跟着飞动起来。奥兰多打了个寒战，脸色变得苍白。起风了。谢尔默丁——这时候叫他邦斯洛普也许更合适——一跃而起。
“起风了！”他喊道。
他们一起在林子里跑了起来，风将卷起的枯叶贴到他们身上，他们向大庭院跑去，穿过它，又穿过一个个小庭院。受惊的仆人们放下扫帚和锅，也跟着他们跑到了小教堂，忙不迭地点亮四处的烛灯，手忙脚乱中，有人撞倒了长凳，有人弄灭了灯芯。钟声响了，人都被召了过来。终于，达普尔先生出现了，正了正白色的领结，问祈祷书在哪里。他们把玛丽女王的祈祷书塞到他手里，他一边急急翻着书一边说：“马尔默杜克·邦斯洛普·谢尔默丁先生，奥兰多小姐，请跪下。”他们跪了下来，透过彩绘玻璃窗的光影交错迷乱，他俩身上一会儿亮一会儿暗。在不停的砰砰关门声和听起来像是敲铜壶的声响中，管风琴响了起来，低沉雄浑的琴声时强时弱。在嘈杂声中，年老的达普尔先生竭力想抬高嗓门，但人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然后，出现了片刻的安静，于是就能听出什么“面对死神”之类的几个字。这时候，庄园的仆人不断地涌进来，手里还拿着耙子和鞭子，他们有的唱起来，有的在祈祷。一会儿有只鸟撞到窗玻璃上，一会儿有一声惊雷炸响，谁也没听到誓言中有“服从”这个词，也没看到交换戒指，除了那闪了一下的金光。管风琴仍在低沉地回响，外面电闪雷鸣，大雨如注。人们纷纷起身，走动起来，小教堂内一片嘈杂混乱。奥兰多身穿婚纱，戴着戒指，从小教堂出来，进了庭院。马已经套上辔头，侧腹上仍能看到汗水。她抓住晃动的马镫，等着她丈夫上马。他一跃而上，马腾蹄奔跑起来。奥兰多站在那里，大喊：“马尔默杜克·邦斯洛普·谢尔默丁！”他也回喊：“奥兰多！”他们的呼唤声像一群狂野的鹰隼在钟塔之间猛冲、盘旋，越来越高，越来越远，越来越快，最后相撞成碎片，阵雨一般落到地上。奥兰多回到了屋里。
[78]指罗伯特·亚当和詹姆斯·亚当兄弟，英国18世纪著名建筑师和设计师。
[79]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是对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的想象力所作的夸张讽刺，其结局隐约有诗人雪莱的影子。
[80]英国厨房最早使用煤气是在19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
[81]伯利勋爵本名为威廉·塞西尔（1520-1598），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的主要顾问，担任过财政大臣，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
[82]墨尔本勋爵（1779-1848），英国辉格党政治家，维多利亚女王时期曾两度出任首相。
[83]位于澳大利亚悉尼南部，19世纪时是英国流放犯人的地方。
[84]亚瑟王传奇中忠诚的圆桌骑士之一。
[85]南部丘陵（South Downs），位于英格兰东南海岸一带的白垩岩丘陵地带。
[86]纳尔逊（1758-1805），英国著名海军将领，1805年在特拉法加海战中大败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
[87]位于南美洲大陆最南端，此地海流危险四伏，令水手充满敬畏。
[88]在这种俱乐部里，乡村男人聚在一起，展示他们消灭危害农事的老鼠和麻雀的成果。
[89]布莱斯·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数学家、哲学家。
[90]乔治·贝克莱（1685-1753），爱尔兰哲学家，圣公会驻爱尔兰科克郡克洛因镇的主教，与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并称为英国近代经验主义哲学的三大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