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兰多进了屋。一切都在静止中，寂然无声。
墨水瓶还在那儿，笔还在那儿，诗稿还在那儿。赞美永恒的诗句写到一半中断了，当时她正要写“一切都未改变”，就被进来收拾茶具的巴斯克特和巴塞洛缪太太打断了。然而，在三秒半的瞬间里，一切都改变了——她摔伤了脚踝，爱上了谢尔默丁，嫁给了他。
她手上有结婚戒指为证。没错，她在遇到谢尔默丁之前就戴上了它，但那样做显然有害无益。现在，她带着迷信般的敬意，小心翼翼地把戒指转过来转过去，唯恐它从手指上滑落下来。
“结婚戒指必须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她说，像一个小孩子在认真地背课文，“否则就没有意义。”
她这样说的时候声音有些大，显得夸张反常，仿佛希望有人能听到她的话，而这个人的意见她会特别看重。现在她终于可以理清自己的思绪了，她在想，她的行为会对时代精神产生什么影响呢？她迫切地想知道，她跟谢尔默丁的订婚和结婚是否符合时代精神。她自己的感觉当然好多了，那次荒野邂逅之后，她的手指一次都没刺痛过，至少没有什么明显不舒服的感觉。然而她无法否认自己仍然心有疑虑。没错，她是结婚了，但如果她的丈夫总要出海去合恩角，这算婚姻吗？如果她喜欢他，这算婚姻吗？如果她喜欢上别人，这算婚姻吗？如果最终她最喜欢的事情仍然是写诗，这算婚姻吗？她有些怀疑。
但她想验证一下。她看了看戒指，又看了看墨水瓶。她敢吗？不，她不敢。但她必须这样做。不，她不能。那她该怎么办呢？那就晕过去，如果可能的话。可她现在的身体感觉比任何时候都好。
“管它呢！”她大声说，带着一点儿她以前的脾气，“我这就写！”
她把笔狠狠地插入墨水瓶中。令她惊奇的是，墨水居然没有溅出来。她抽出笔，笔尖很湿，但没有往下滴。她写了起来，词来得有些慢，但还是出来了。啊！可它们能让人明白吗？她有点儿怀疑，心头感到一阵恐慌，怕手中的笔又兀自搞起恶作剧来。她写道：
于是我来到一片田野，蓬勃的草
因为耷拉的贝母花盏，显得无精打采，
蛇一般的花，沉郁，落落寡合，
裹在暗紫色的头巾中，似埃及女郎——
她写的时候，感觉有个幽灵（别忘了，我们是在描述人类精神最隐晦的表现）在她背后偷看，当她写下“埃及女郎”时，那幽灵跟她说停下。幽灵似乎拿着一把家庭女教师用的戒尺，用它指回到诗句的开头说：草，写得还可以；耷拉的贝母花盏，很好；蛇一般的花，出自女人笔下，也许浓烈了点儿，但华兹华斯一定会赞赏；可是——女郎？用这个词有必要吗？你说你丈夫在合恩角？哦，那好吧，这样写可以。
时代精神，就这样通过幽灵得到了传递。
奥兰多如今对眼下的时代精神在心中（因为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心中）表达了深深的敬意。我们不妨这样打个比方，一个旅行者，知道自己的行李箱里藏着一大包违禁的雪茄，因而会对在箱子上涂白色放行标记的海关官员心存感激。因为她很怀疑，如果时代精神仔细检查她头脑里的东西的话，会发现其中一些严重的违禁品，她将为此受到重罚。她只是侥幸逃脱了。她得以躲过检查，靠的是对时代精神表示敬意，戴上一枚戒指，在荒野中找到一个男人，热爱大自然，不讽刺挖苦，不愤世嫉俗，不当心理学家——这些如果是物品的话，立刻会被发现。她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她的确也应该这样做，因为一个作家和时代精神之间的交易无比微妙，作家的作品的命运就取决于这两者之间达成的默契。奥兰多与时代精神达成了这样的默契，因而非常快乐，她无须跟她的时代作对，也不必臣服于它。她属于她的时代，但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因此，她现在可以写作，她也的确在写。她写。她写。她写。
现在是11月。下面是12月。然后是1月、2月、3月、4月。4月过后是5月，接着是6月、7月、8月。后面是9月。然后是10月，瞧，我们又回到了11月，一整年就这样过完了。
这种写传记的方式，虽然并非一无是处，但也许有点粗陋。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写下去，读者可能会抱怨说，他们自己也可以背日历，因此会捂住口袋，不买这本书，不管霍加斯出版社[91]定的价格多么合适。但是，如果传主将传记作者置于窘境，就像奥兰多将我们置于窘境一样，那传记作者又能做什么呢？任何值得我们请教的人都会同意，生活是唯一适合小说家和传记作家的主题。这些权威人士认为，生活和安静地坐在椅子里思考毫无关系。思考和生活完全是两回事。因此——由于奥兰多现在所做的正是坐在椅子里思考——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背日历，数念珠，做祷告，擤擤鼻子，整整壁炉火堆，看看窗外，直到她结束在椅子里的思考。奥兰多坐在那里如此安静，你都能听到别针掉到地上的声音。要是真的有别针掉下来就好了！那也是一种生活。或者，如果有只蝴蝶飞进窗，落到她的椅子上，我们也可以写这个。或者设想她站起来，打死一只黄蜂。那样，我们立刻可以掏出笔来写。因为会有血，即便只是黄蜂的血。哪里有血，哪里就有生活。即便打死一只黄蜂跟杀死一个人无法相提并论，它仍然是更适合小说家或传记作家的题材，总好过日复一日坐在椅子里，点上一支烟，守着纸笔和墨水瓶，胡思乱想。我们也许要抱怨（因为我们正在失去耐心），传主真该体谅一下传记作家！有什么比这种事更恼人呢？你为传主花了这么多时间和心血，却看到传主彻底摆脱你的掌控，沉湎于——听听她的叹气和喘气，看看她脸上的红晕和苍白，她的眼睛有时明亮如灯，有时暗若黎明……看到这种种生动情感的无声表演在我们眼前展现，同时又知道引发这一切的竟是无关紧要的思绪和想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蒙羞呢？
但奥兰多是个女人——帕默斯顿勋爵刚刚证明了这一点。有一种普遍看法，我们写女人的生活时，可以不管她的行动，只谈爱情。诗人说过，爱情是女人生命的全部。如果我们看一下正在伏案写作的奥兰多，就必须承认，从来没有哪个女人比她更适合写作这个职业。当然，由于她是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个正值华年的女人，她很快就会停止写作和思考这样的矫情之举，开始想男人，哪怕是个猎场看护人（只要她想的是男人，没人会反对女人思考）。然后她会给他写张小纸条（只要她写的是小纸条，也没人会反对女人写作），约他星期天黄昏时分幽会。星期天的黄昏会到来，猎场看守人会在窗下吹口哨——所有这些，当然都是生活本身，也是唯一可能的题材。那么，奥兰多一定也做了这样的事吧？可是，唉，让人叹息不止的是，那些事情奥兰多都没做过。那么我们是不是得承认，奥兰多是那种完全不懂爱的怪物呢？她对狗好，对朋友忠诚，对很多吃不上饭的诗人慷慨无比，钟爱诗歌。但是爱，就像男性作家所定义的那样——毕竟，谁说话能比他们更有权威呢？——爱与善心、忠诚、慷慨和诗歌都毫无关系。爱就是脱下衬裙——我们都知道爱是怎么回事。奥兰多那样做了吗？事实面前我们只能说，没有，她没有那么做。那么，假如一部传记的传主既不爱也不杀戮，而只是思考和想象，那我们可以认为他或她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没必要再去理会了。
我们现在唯一的素材，就是窗外的景象。那里有麻雀，有椋鸟，有几只鸽子和一两只白嘴鸦，它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忙活着。有的发现了一条蠕虫，有的找到了一只蜗牛，有的扑棱着翅膀飞到树枝上，有的在草地上小跑。一个穿着绿色粗呢围裙的仆人走过庭院，他想必是和厨房的某个女仆在搞什么名堂，但在这庭院里，我们看不到什么证据，只能希望平安无事。一团团云在天上飘过，有厚有薄，地上的草因此而忽明忽暗。日晷以它一贯的神秘方式记录着时光。关于这生活，我们的头脑懒懒地、徒劳地想着一两个问题。生活，我们的头脑唱道，或者说像炉子上的水壶低吟道，生活啊生活，你到底是什么？是光明还是黑暗？是仆人的粗呢围裙还是白嘴鸦在草地上的影子？
那就让我们出去探索一番吧，在这个大家都在观赏梅花和蜜蜂的夏日早晨。有只椋鸟在垃圾桶的边沿上嗯嗯呃呃地叫着，正从草棍堆里挑啄厨房仆人掉落的头发，让我们过去问问它有什么想法（这种鸟比云雀更容易亲近）。什么是生活？我们靠在农家院的大门上问道。生活，生活，生活！椋鸟叫起来，仿佛它已听到我们的话，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因为它很了解我们这种爱打听的讨厌习惯——在屋里有了问题就跑出来，东张西望，采一些雏菊，作家们写不出东西的时候常这样。椋鸟说，然后他们就来找我，问我什么是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我们沿着荒草地上的小径，缓缓爬上绛紫色的山顶，在那里躺下来，任由思绪飘游。我们看到一只蚱蜢正扛着一根稻草要搬进它的洞里。它说，生活就是劳动（如果它锯稻草也配得上劳动这样一个神圣而温暖的词的话），或者说，这句话是我们对它呛了土的喉道发出的哧哧声所做的翻译。蚂蚁和蜜蜂都同意这话。如果我们在这里躺到晚上，飞蛾会悄悄地从苍白的石南花丛中飞过来，我们可以问问它们，而它们会在我们耳边低声呓语，就像在暴风雪中听到的电报线发出的声音。嘻嘻，嘿嘿。生活是笑声，笑声！飞蛾说。
我们问了人，问了鸟，问了昆虫。那么鱼呢？我们这些曾经长年孤独地住在绿色洞穴里的人听说，鱼从来没开过口，所以它们也许知道生活是什么。能问的我们都问了，而我们并没有变得更明智，只是更世故冷漠了。（难道我们不曾祈盼能在一本书里写出真知灼见，人们读到后会发誓说这就是生活的真谛吗？）所以我们得回去，对于急切期待听到生活是什么的读者，我们要坦率地告诉他们——说真的，我们不知道。
就在此刻，刚好还来得及挽救这本书的时候，奥兰多推开椅子，伸展了下胳膊，放下笔，来到窗前，大声宣布：“写完了！”
她差点儿因眼前的非凡景象而倒地。花园和鸟依旧在那儿，这世界一如平常。在她写作的时候，世界并没有消失。
“如果我死了，世界还会是老样子！”她惊叫道。
她的感受异常强烈，甚至可以想象自己在解体，也许她的确处于某种程度的晕眩中。有那么一会儿，她站在那里怔怔地看着这美丽而自在自为的景象。最后，她奇异地回过了神来。她怀中静静躺着的诗稿开始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似的抖动起来，更奇特的是，诗稿和奥兰多之间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默契，奥兰多只要侧头倾听，就能分辨出诗稿在对她说什么。它想被人读。它必须被人读。如果没人读，它会死在她怀中。她平生第一次对大自然产生了强烈的敌意。她身边有的是猎鹿犬和玫瑰花丛，但猎犬和玫瑰都不能阅读。这是上帝一个令人惋惜的疏忽，这一点她以前从没想到过。只有人类才具有这种天赋。因此人类变得必不可少。她摇铃，命仆人准备好马车，她要立刻去伦敦。
“夫人，还来得及赶上11点45分的火车。”巴斯克特说。奥兰多都不知道这世上已经发明了蒸汽机，但此时她一心挂念着一个生命的痛苦，虽然这个生命不是她，却完完全全依赖她而存在，因为这份挂念，她第一次看到了火车。她在车厢里找到她的位子坐下，用小毯子裹住膝盖，心里完全不去想“这了不起的发明，因为它（有位历史学家说）彻底改变了过去二十年欧洲的面貌”（事实上，这种事情的发生比历史学家们推想的要频繁得多）。她只是注意到火车很黑很脏，轰隆隆的声响很可怕，车窗都卡在那儿动不了。沉思中，她被飞转的车轮送到了伦敦，时间不足一个小时。她站在查令十字火车站的站台上，不知该怎么走。
在布莱克法尔的那座老宅里，她曾经度过了18世纪的许多快乐日子，如今，这座宅邸一部分卖给了“救世军”[92]，一部分卖给了一家伞厂。她在梅费尔区又买了一处住所，房子干净舒适，地处时髦世界的中心，但她的诗会在梅费尔了却心愿吗？上帝啊，她想起了那些贵夫人亮闪闪的眼睛和贵族绅士匀称的腿，幸亏他们还没喜欢上阅读，否则就太糟了。她想起了R夫人的公馆，她相信，那里的谈话还是老一套。也许，那位将军的痛风已经从左腿转移到了右腿。L先生也许跟R某人在一起待了十天，而不是跟T某人。她又想起了蒲柏先生。哦！可是蒲柏先生早已死了。现在的文人才子都有谁啊，她想知道。但这种问题显然不能去问脚夫，于是她继续前行。她耳朵里充斥着马头上的铃铛发出的叮叮当当声，大街上有数不清的马，数不清的铃铛。形形色色的马车停靠在人行道边上。她走进斯特兰德大街，那里更喧闹，大小不一的马车混杂在一起，拉车的马有纯种马也有驮马，有的马车里只坐着一位孤单的老贵妇，有的挤得车顶端都坐上了戴礼帽留络腮胡的男人。混杂在一起的四轮马车、两轮运货马车和公共马车，对于她久已习惯标准白纸的眼睛来说，显得极不协调。街上的喧嚣，对于她听惯了笔在纸上划动的耳朵来说，显得无比粗暴刺耳。人行道上都是人，熙熙攘攘的人流在缓缓行进的车马边上灵活地穿行，不停地向东向西涌去。人行道边缘站着一些男人，端着托盘在叫卖小玩意儿。角落里坐着一些女人，在叫卖她们身旁大篮筐里的鲜花。一些男孩抱着报纸在马鼻子下面跑来跑去，大声叫着：“快看快看！出大事啦！”起先，奥兰多以为自己正赶上国家的一个什么重大时刻，但是好是坏，她说不上来。她急切地看人们脸上的表情，可她更困惑了。前面走来一个表情绝望的男人，嘴里自言自语，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伤心事。一个胖家伙从他身旁挤过，满脸兴冲冲的样子，仿佛全世界都在过节。最后，她想明白了，这一切都没来由，男男女女都在忙着自己的事。那么，她要去哪儿呢？
她继续走，脑子里什么也不想，走过一条又一条街，走过一个个巨大橱窗，里面堆着手提包、镜子、睡衣、花卉、钓鱼竿和午餐篮子，色泽、形状和大小各异的商品周围装饰着环圈、彩带和气球。她走过的那些林荫道两旁是一排排安静的大宅，上面标着清楚的号码，“一号”“二号”“三号”，一直排到二三百号。每幢房子看上去都一个模样，前面有两根柱子和六级台阶，每家都挂着整齐的对开窗帘，桌上放着家庭午餐，有只鹦鹉正从一扇窗往外看，一个男仆从另一扇窗往外看。看着如此单调的景象，她脑袋犯起晕来。然后她来到开阔的大广场，中间有很光亮的黑色雕塑，都是些纽扣绷得紧紧的胖男人和腾跃的战马，还有高耸的柱子、飞溅的喷泉和扑棱着翅膀的鸽子。她就这样在两边都是房子的步行道上走着，走到后来感觉很饿，胸口有东西在扇动，似乎在指责她完全忘了它。那是她的诗稿《老橡树》。
她对自己的这一疏忽大吃一惊，一下站在那儿怔住了。眼前看不到一辆马车，又宽又漂亮的街道奇怪地显得很空寂，只有一个上年纪的绅士正走过来。她觉得他走路的样子有点儿眼熟，待他走得更近时，她感觉自己确实在以前某个时候见过他，可是在哪里呢？这位先生，这位如此体面而富态的先生，拄着手杖，胸前的扣眼里插着一朵花，有一张粉红色的胖胖的脸，留着白色的八字胡，会不会是？啊，天哪，正是他！她的老朋友，很久很久以前的老朋友，尼克·格林！
与此同时，他也在看她，最后想起来并认出了她。“奥兰多夫人！”他喊道，他的大礼帽差点儿都挥到了地上。
“尼古拉斯爵士！”她叫出来。从他的举止她本能地感觉到，这个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挖苦过她和许多其他人的下流穷酸文人，现在肯定是发了迹，混了个爵士什么的，而且毫无疑问还捞到了不少其他好处。
他又鞠了一躬，承认她的判断是对的，他现在的确是爵士，还是文学博士和教授，写了二十多本著作，总之，他现在是维多利亚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
遇到这个多年前给她带来过很多痛苦的人，她内心掀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这就是那个总是烦躁不安的讨厌家伙吗？没错，就是他，曾经把她的地毯烧出几个洞，用她的意大利壁炉烤奶酪，没完没了地讲马洛那帮人的逸闻，十个夜晚中有九个他俩聊到了天明。眼前的他穿着考究的灰色晨礼服，纽扣眼里插着一朵粉红的花，戴着一副跟衣服搭配的灰色绒面皮手套。她还在惊异中，他又深深地鞠了一躬，问她能否赏光跟他共进午餐。那个躬鞠得也许过头了点儿，但那种对好的教养的模仿还是值得称道的。她怀着惊奇跟他走进了一家豪华的餐馆，红色的长毛绒地毯，白色桌布，银质调味瓶，跟那种老旧的小酒馆或咖啡馆完全不一样。那种地方是粗糙的砂面地，长条板凳，用碗盛潘趣酒和巧克力，还有报纸和痰盂。他把手套整齐地放在身边的桌上。她仍然不太能相信他就是那个格林。他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以前有一英寸长），下巴刮得很干净（以前那里总有黑色的胡茬儿），袖口上别着金袖扣（以前他破烂的衣袖常常会沾上肉汤）。他点了葡萄酒，那副特别在意酒的样子，让她想起了很久以前他对马姆齐白葡萄酒的爱好。直到这时，她才确信他就是那个格林。“唉！”他说，轻轻叹了口气，略有点儿不自在，“唉，我亲爱的夫人，文学的盛世已经过去，马洛、莎士比亚、本·琼生，他们是巨人，德莱顿、蒲柏、艾迪生，他们也很了不起。这些人都已不在了，现在还有谁呢？丁尼生、布朗宁、卡莱尔[93]！”说到后面这三人时，他的声音里充满了轻蔑。“实际情况是，”他边说边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现在所有的年轻作家都被书商收买了。他们净炮制垃圾来赚钱，好支付他们裁缝的账单。这个时代，”他说，一边取了点儿开胃菜，“特别崇尚矫揉造作的奇喻和不伦不类的风格实验，这些都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们一刻也不能容忍的。”
“不，我亲爱的夫人，”他继续道，同时对侍者端上来的烤比目鱼点点头，“文学的伟大时代过去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时代。我们必须珍惜过去，尊敬那些师法古典的作家，这样的作家现在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位，他们写作不为钱，而是为了——”这时候奥兰多差点儿喊出“荣佑”！她真的可以发誓她三百年前就听他讲过同样的话。提到的人当然不同，但话的意思没变。尼克·格林没有变，尽管他现在被封了爵士。不过，还是有那么点儿变化。他不停地在说把艾迪生当作自己的榜样（她记得以前是西塞罗），一上午躺在**（他能这样，是因为那时候她每个季度付他津贴，她不无骄傲地想），动笔之前他会把最好作家的最好作品念上至少一个小时，这样也许能净化一下当今时代的粗俗和我们已经堕落的本族语（她相信他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在他像三百年前一样喋喋不休地说着这些时，她问自己，他到底有什么变化呢？他胖了，可他是个快七十岁的人了。他变得时髦光鲜了，文学对于他显然是个有利可图的事业，但以前他身上那种躁动的活力不见了。他的故事依旧精彩，但却不再像以前那么随意而轻松。没错，他每隔一秒钟就会提到“我亲爱的朋友蒲柏”或“我著名的朋友艾迪生”，可他身上那种自命不凡的神气让人不舒服。他现在似乎更愿意谈她所属的那个阶层的人和事，而不是他以前津津乐道的诗人们的种种丑闻。
奥兰多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失望。这么多年来（她的隐居、她的地位身份和她的性别都可以是借口），她一直觉得文学像风一样狂野，像火一样炽热，像闪电一样迅疾，是一种离经叛道、不可预料和奇崛多变的东西，可现在呢，瞧，文学成了一个身穿灰色礼服的老绅士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公爵夫人。她的失望和幻灭令她的胸脯剧烈起伏，她上衣的某个搭扣突然崩开，怀里的《老橡树》诗稿落到了桌上。
“手稿！”尼古拉斯爵士说，一边戴上了金边夹鼻眼镜，“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请允许我看看。”三百多年之后，尼古拉斯·格林再一次拿起奥兰多的诗作，把它放在咖啡杯和酒杯之间，读了起来。但现在他的评判和当年的很不一样。他一边翻页一边说，这让他想起了艾迪生的《卡托》[94]，和汤姆逊[95]的《季节》比也毫不逊色。他欣慰地说，她的诗作里丝毫没有现代精神的痕迹，而是关注真理、自然和人类心灵，这在一个寡廉鲜耻的怪异时代实在是很难得。这部作品当然应该尽快出版。
奥兰多真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她一向都是把自己的诗稿藏在胸间。这一点让尼古拉斯爵士颇有些莫名地心动。
“不过，你想要多少版税呢？”
奥兰多一下子想到了白金汉宫和几个肤色黝黑的君主[96]，他们正好在那里拜访。
尼古拉斯爵士被逗乐了。他解释说他刚才的意思是，如果他给那几位先生（这里他提到一家很有名的出版商）写信美言几句，他们会很乐意将这部诗作列入出版计划。他也许可以帮她谈一个版税，两千册以内百分之十，两千册以上百分之十五。至于书评，他会亲自写信给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某某先生，他会夸夸某某主编妻子的诗，这样做总是有利无害，他还会去拜访某某人，如此等等。奥兰多对这些都不懂，根据以往经验，她也不能完全信任他的好心，但她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只好听他的，同时也是听从她的诗作本身的渴望。于是，尼古拉斯爵士将沾有血迹的诗稿摞整齐，小心塞进他胸口的内袋里，不让它影响礼服的熨帖。两人又客套一番后各自离去。
奥兰多走上了街。诗稿被拿走了，她觉得怀里空****的，因为她早已习惯那里揣着她的诗稿。她无事可做，便思考起她喜欢想的问题，比如命运中非同寻常的机缘。她现在是个已婚女人，手上戴着婚戒，走在圣詹姆斯街上。曾经是咖啡馆的地方现在是一家餐馆。下午3点30分，太阳当头，三只鸽子，一条混血小猎犬，两辆双轮马车和一辆四轮马车。什么是生活？这个念头从她头脑里猛地跳了出来，毫无来由（除非是老格林引起的）。每当有什么念头猛地从她头脑里跳出来，她就会立刻去最近的电报局给远在合恩角的他发电报。关于她跟丈夫的关系，我们或许可以把她的这个行为看作一种态度，是好是坏，取决于读者怎么看。巧的是，此刻附近正好有一个电报局。“我的上帝谢尔，”她在电报中写道，“生活文学格林讨好——”她不知不觉地写成了一种他们发明的暗语，寥寥几个词就能把一种极为复杂的心理状态表达出来，而电报局职员却无法明白。最后，她加上了“拉提根格拉姆福布”的字样，精妙地概括了电文要表达的意思。因为早上发生的事情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另外读者也不可能不注意到，奥兰多在变得成熟（这不一定是好事），而“拉提根格拉姆福布”传达了她的一种复杂的精神状态，读者如果运用智慧，也许可以发现其中的奥秘[97]。
有时候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她都得不到电报的回复。她看了看天空中疾速流动的云，心想合恩角那边可能正刮着大风，她丈夫极有可能在桅杆的顶端，或是在砍破烂的桅帆，甚至有可能就他一个人在一条小船上，手里拿着仅剩的一块饼干。她离开电报局，走进邻近的一家店以打发时间。这家店若放到现在看实在是普通得没什么好说的，可从她的眼睛看来，这店奇怪极了，是一家书店。奥兰多有生以来只知道手稿，她的手里曾拿着那些粗糙的褐色纸页，上面是诗人斯宾塞[98]小而潦草的手迹，她也见过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手稿。事实上，她还拥有相当数量的四开本和对开本手稿，里面常夹着一首赞美她的十四行诗，有时是一绺头发。可眼前这些数不清的小册子令她无比惊奇，它们光亮鲜艳，全都一个模样，看上去不耐久，因为它们似乎都印在薄薄的纸上，只是用硬纸做封面。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只要半克朗[99]，而且可以放进口袋里。老实说，这些书上的字太小，读起来很费劲，但不管怎样，它们让人惊奇。“作品”——她认识和听说过的每一位作家的作品，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作家的作品，摆满了一排排长长的书架。还有一些“作品”堆放在桌子和椅子上，她拿起来翻上一两页，发现它们大多是尼古拉斯爵士和其他作家写的关于他人作品的作品。她天真地想，尼古拉斯以外的那些人，他们的作品既然都已印出来并装帧成书，他们必定也是了不起的作家。于是，她下了份令人吃惊的订单，要店员把店里所有的重要作品都送到她家，然后离开了书店。
她走进了海德公园，以前她很熟悉这里（她记得，汉密尔顿公爵被默翰勋爵的剑刺穿身体，倒在了那棵开裂的树下）。她的嘴唇微微嚅动，重复着电报里的话——生活文学格林讨好拉提根格拉姆福布。公园看管人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她，直到看见她戴的珍珠项链才觉得她不是精神失常。这要怪她那爱自言自语的嘴唇。她先前从书店里拿了些报纸和评论期刊，现在她支着一个胳膊肘，侧躺在一棵树下，翻看着这些报纸和期刊，努力想领会大师们高超的散文艺术。她还是像以前一样容易轻信，连一份版面印刷模糊的周报在她眼中都有几分神圣。她读了一篇尼古拉斯爵士写的文章，评论的是她以前认识的一位诗人的诗集，诗人名叫约翰·邓恩[100]。她没有意识到，她躺的地方离蛇形湖不远。很多狗在吠叫，声音传到她耳朵里。马车的车轮在不停地转动。树叶在头顶叹息。偶尔会有飘着穗带的裙子和深红色紧腿裤经过她几步之外的草地。一只大大的橡皮球蹦到了她的报纸上。光从树叶间隙穿过，透出淡紫、橙黄、红、蓝等颜色，照得她的祖母绿戒指闪闪烁烁。她读一会儿，抬头看一会儿天空，又低头继续读。生活？文学？要把一个变成另外一个？这太难了！想想看（深红色紧腿裤在眼前一晃而过），艾迪生会怎么表达呢？有两条狗立起后腿跳着舞似的走过来。兰姆[101]又会怎么描述？读完尼古拉斯爵士和他的朋友们的文章（她在眺望四周景色的间歇读了这些文章），她得到一种印象（这时候她站起身，走了起来），他们让你感到（这种感觉极不舒服）你绝对不能说心里话。（她站在蛇形湖的岸边，青铜色的水面上来来回回掠过一些看上去如蜘蛛般的模型船。）他们让你感到，她继续想，你必须永远像别人那样去写作。（泪水涌上了她的眼睛。）她用脚尖蹬开一只模型船，心里想道，我真的不能（尼古拉斯爵士的整篇文章出现在她眼前，就像一篇文章在读完十分钟之后通常会浮现在眼前那样，同时出现的还有他的房间、他的脑袋、他的猫、他的书桌，以及文章的写作日期和时间），我觉得我不能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这篇文章，她继续想，我不能成天坐在书房里，不，不是书房，是无聊的客厅，跟帅气的年轻男人们讲各种传闻逸事，比如塔波尔说了斯迈尔斯[102]什么，并告诉他们不能外传。那些帅气的男人，她想着，流下了苦涩的眼泪，他们都那么有男子汉气概。我真的讨厌那些公爵夫人，我也不喜欢蛋糕。虽然我刻薄，但我永远也学不来那些文章里表现出来的狠毒，所以，我怎么能成为一个批评家，写出我这个时代最好的文章呢？见他们的鬼去吧！她大声说，然后把一个经济渡轮的小汽船模型往水里狠狠一推，那可怜的小船差点儿沉入青铜色的湖水中。
事实是，一个人处于某种精神状态时（护士们常常这样说）——奥兰多的眼里仍然噙着泪水——他看着的东西不再是其本身，而是变了样，显得更大，非同一般，虽然实质上还是同一样东西。一个人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看海德公园里的蛇形湖，湖中的水波很快就会变成大西洋的惊涛骇浪，模型船跟大洋中的巨轮也别无二致。因此，奥兰多把模型船当成了她丈夫的双桅船，把她用脚尖搅起的水波当成了合恩角的滔天巨浪。当她看到模型船在湖水的涟漪中微微翘起，她觉得那是邦斯洛普的船在爬着一堵玻璃似的波涛高墙，船在吃力地攀爬，一座白色的浪峰裹挟着万千死亡压了下来，船在这万千死亡中穿行，然后消失——“船沉了！”她悲恸地喊道——可是，瞧啊，它又出现了，在大西洋的这一边，安然无恙地浮行于一群鸭子中间。
“太好了！”她喊道。“太好了！哪里有邮局呢？”她在想，“我得立刻给谢尔发电报，告诉他……”她匆匆向公园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蛇形湖上的玩具船”和“太好了”，这两句话换着说都一样，意思上毫无分别。
“玩具船，玩具船，玩具船……”她不停地说着，这样她就会想，对她而言，重要的不是尼克·格林评论约翰·邓恩的文章，也不是八小时工作法案、各种契约或工厂法，而是某种无用、意外和激烈的东西，某种能要人性命的东西；是红色、蓝色、紫色；是喷发、溅落；就像那些风信子（她正经过一个开满风信子的花圃），不受污染，不依附，没有人类的玷污，也没有对同类的忧虑；是某种冒失和荒唐，就像我的风信子，我是说我的丈夫，邦斯洛普——所有这些，就是“蛇形湖上的玩具船”和“太好了”，重要的是能说“太好了”。她这样大声说着，一边在斯坦霍普门[103]等着马车过去。除了无风的季节，其余时候她都不能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久而久之，就有了她在公园街上大声的自言自语。如果她一年到头都和丈夫在一起生活，就像维多利亚女王所倡导的那样，情况肯定会大不一样。她一个人的时候，会在一瞬间想到他，然后就觉得必须立刻跟他说话。她根本不在乎自己会说出什么样的胡话，或者会不会语无伦次。尼克·格林的文章令她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而玩具船又让她欢欣雀跃。她站在那里等着过马路，嘴里不停地重复着“太好了，太好了”。
但那个春日的下午，街上车水马龙，她只好站在一边等着，嘴里重复着“太好了，太好了”，或是“蛇形湖上的玩具船”。英格兰的富人权贵，个个礼帽大氅，雕像一般地端坐在各式豪华马车里——有四匹马拉的，有维多利亚双座折篷，有四轮四座的，无数的马车仿佛一条金色的河流在公园街凝结成了一个个金块。女士们手里拿着名帖，先生们用双膝夹着镶金手杖。她站在那里看着，欣赏着，惊奇不已。只有一个念头令她不安，凡是见过大象或鲸鱼这种巨兽的人对这个念头都不陌生：这些庞然大物是怎么繁衍的呢？他们显然很讨厌紧张、变化和活动。看着那些凛然肃静的脸，奥兰多想，也许他们的繁殖期已经过去。这就是成果，这就是最高峰，她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胜利。他们坐在那里，大腹便便，堂而皇之。这时候，指挥交通的警察放下了手，那河流又动了起来，形形色色金光灿烂的车马汇聚为一体，缓缓移动，最后在皮卡迪利大街散开。
她穿过公园街，走向她在柯胜街的家，当风把绣线菊的花香吹到那里时，她会想起柯卢鸟的叫声和一位拿枪的老人。
跨入自家房子的门槛时，她想她还记得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曾经说过……但她没有继续回忆下去。在她低调的18世纪门厅里，她仿佛能看到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将他的帽子放在这边，把外衣挂在那边，举止优雅，令人愉悦。现在，门厅里到处是包裹。她在海德公园坐着的时候，书店送来了她订购的书。屋子里堆满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作品，甚至楼梯上都有包裹滑下来，这些书包着灰色的纸，用细绳扎捆得整整齐齐。她抱了几捆她抱得动的书去她的房间，其余的让仆人给她搬进去。她迅速剪断了包裹上的无数细绳，很快她就被无数的书包围了起来。
16、17和18世纪的作品数量并不多，这是奥兰多习惯的，而眼前订购的书如此之多，令她大为震惊。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维多利亚文学当然并不仅仅意味着四个特别而响亮的名字，而是这四个伟大的名字混杂在一大堆名字中，他们是许许多多的亚历山大·史密斯、迪克森、布莱克、米尔曼、巴克尔、泰恩、佩恩、塔波尔、詹姆森——他们个个头角峥嵘，争先恐后地嚷嚷着要求跟其他人拥有同样多的关注。奥兰多对印刷品的尊崇让她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她把椅子拉向窗前，好凑到从梅费尔的高楼之间照进来的光线下，她试图对维多利亚文学产生一个总体印象。
显然，现在要对维多利亚文学下结论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写上六十册八开本的书，二是把它压缩到六行字的长度里。由于时间紧迫，经济的考虑让我们选择第二种办法，于是我们就这样做。奥兰多得出的结论是：其一（在翻了半打书以后），非常奇怪，这些书中居然没有一本是献给某位贵族的；其二（翻阅了一大堆回忆录后），有些作家的族谱竟然也有她的一半那么长；其三，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小姐[104]喝茶时，用一张十英镑的钞票裹住糖夹是极为不当的；其四（这里有半打各种百周年庆典宴会的请帖），文学吃过这么多晚宴，想必已是肥肥胖胖；其五（她被邀请参加很多讲座，都是关于流派之间的影响、古典的复兴、浪漫主义的存续这类吸引人的话题），文学听了这么多讲座，想必已经变得枯燥乏味；其六（她出席了一个贵妇的招待宴会），文学披过那么多裘皮披肩，想必已变得非常尊贵；其七（她去过卡莱尔在切尔西的隔音房间），天才因为需要精心呵护，想必已变得娇生惯养；结论的最后一点非常重要，但因为我们已经大大超出了六行文字的限定，这里我们只能省略不提。
得出结论后，奥兰多站在窗边，朝外面看了好一会儿。一个人得出结论后，就好比把球抛过了网，必须等待看不见的对手将球抛还给他。她在想，切斯特菲尔德公馆之上那片黯淡的天空接下来会给她什么启示呢？她双手扣在一起，站在那里沉思了一会儿。突然，她惊了一下——这里我们只能希望，就像上次“纯洁”“贞洁”和“恭谨”三女郎会把门推开一点儿，让我们至少有个喘息的机会，想想怎么像传记作家应该做的那样，遮掩一下接下来必须小心讲述的事情。可是三女郎没出现！她们那次把白色的衣袍扔向赤身**的奥兰多，看到衣袍落在离她几英寸的地方，从那以后这么多年她们跟她没有任何往来，现在正忙于别的事情。那么，这个3月里苍白的早晨，难道就不会发生点儿什么事，来缓和、掩盖和隐藏这不可否认的事件（不管它是什么）吗？刚刚猛地一惊之后，奥兰多——感谢上天，就在此时，外面响起了老式手摇风琴的琴声，虚弱，尖细，像是笛声，急促而不连贯，意大利风琴手有时还会在后街小巷里演奏这种风琴。让我们接受这琴声的打断吧，尽管它听起来平庸无奇，有点哼哼唧唧和上气不接下气，我们就当它是宇宙音乐[105]，让它用声音来填充这一页，直到那必将来临的一刻最终来临。奥兰多的仆人们目睹了那一刻的来临，读者也将看到，因为奥兰多自己显然已无法再对它置之不理——让那手摇风琴的琴声带着我们的思绪飘**吧，因为在音乐中，我们的思绪不过是波浪中起伏颠簸的一叶小舟，在所有的运载工具中，思绪是最不好控制、最不稳定的，它越过一个个屋顶和后花园，那里晒着的衣服——这是什么地方？你有没有认出那片绿地，中间那个尖塔，和两边各蹲着一头狮子的大门？啊，是的，这里是邱园[106]！好吧，就邱园吧。那么现在我们在邱园，今天是3月2号，我要指给你看那棵李子树下的葡萄风信子和番红花，还有扁桃树上的花苞。我们在那里散步时会想到那一个个球茎，毛茸茸的红色球茎，10月的时候插入土地中，现在到了开花的时候。我们会梦想那些难以说出口的事情，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或是一支雪茄，将斗篷铺在老橡树下，坐在那里，等候那只翠鸟，据说有人曾看见它在傍晚时候从河岸的一边飞到另一边。
等等！等等！翠鸟会来；翠鸟不会来。
瞧，那些工厂的烟囱在冒烟，市政职员坐着细长小船一闪而过，一位老妇人牵着狗在散步，第一次戴新帽子的年轻女仆没戴对角度。瞧瞧这些人吧。上天仁慈地规定，所有心灵的秘密都要隐藏，这样就会引诱我们永远去猜想也许并不存在的事情。但是，透过缭绕的烟雾，我们依然能看到人们欲望的燃烧和对欲望尽情满足的向往，这种欲望可以是一顶帽子、一条船，或是捉住沟里的一只老鼠，就像我们曾经看到的——我们的思绪在茶碟的叮当声和手摇风琴的琴声中漫游，并且出现了如此荒唐可笑的跳跃——看到田野里燃烧着的一堆大火，远处是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清真寺尖塔。
让我们为欲望欢呼！让我们为幸福，神圣的幸福而欢呼！也为所有的快乐欢呼，比如鲜花和美酒，虽然鲜花会凋零，美酒会醉人，还有周日离开伦敦的半克朗车票，在幽暗的小教堂里唱死亡的颂歌——任何事，只要是能够让我们停止敲打字机，整理信件，或是锻造巩固大英帝国的链条，我们都可以为之欢呼。我们甚至可以为女店员嘴唇上涂得弯弯的粗俗口红而喝彩，虽然那口红就像是丘比特笨拙地用大拇指蘸上红墨水顺手涂上的一个记号。幸福！在两岸之间飞来飞去的翠鸟，欲望的尽情满足，不管这幸福是否符合男性小说家所说的幸福，不管他们是祈求还是否认，让我们欢呼吧！无论幸福以什么样子而来，但愿它更多姿多样，千奇百怪。小溪在黑暗中流动——这里要押韵的话可以说“仿若在幽暗的梦中”——但更黯淡无光的是我们这些庸常之辈，没有梦想，只是活着，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行事皆出于习惯，坐在大树的浓荫下，当翠鸟忽地振翅飞向河岸的另一边时，树荫的橄榄绿淹没了远去的翠鸟翅膀上的蓝。
那么，让我们为幸福而欢呼吧。幸福之后，不要为那些梦而欢呼，那些梦使清晰的影像浮肿变形，就像乡村小客栈厅堂里带斑点的镜子照出来的脸那样。那些梦把完整的分裂成碎片，在夜晚我们睡觉的时候伤害我们，撕裂我们。但是沉睡，沉睡，睡得如此之深，所有的形状都被碾成无比柔软的尘土，神秘莫测的混沌之水，在那里，被收拢，被包裹，像木乃伊，像飞蛾，让我们趴在睡眠最深处的沙滩上。
可是等等！等等！我们这次不打算去那看不见光的地方。蓝色，像一根火柴在内心之眼的眼球上划亮，他飞起来，燃烧，冲破睡眠的封闭；翠鸟；于是红色黏稠的生命之流又像退潮的潮水往回奔涌；冒泡，滴落；我们起身，睁开眼睛（从死到生的怪异转变就可以这样一笔带过），目光落到——（这时候，手摇风琴的琴声戛然而止。）
“是个漂亮的男孩，夫人。”接生的班廷太太说，把奥兰多的头胎孩子放到了她怀里。也就是说，3月20日，星期四，凌晨3点钟，奥兰多平安生下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