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 平
小弟知道我爱吃笋，路过省城特地开车捎来一筐。那是乡下收购蔬菜、跑运输的专用筐，满满当当的，好家伙，足足五六十斤。笋都是刚从地里起的，尖上还沾着露水，根部满是湿泥。
看着小弟离去的背影和一筐码放整齐的鲜笋，我犯愁了。
这么多笋太夸张了，尽管我爱吃油焖春笋，可再好吃的东西，吃多了也倒胃。时值５月，气温开始攀高，鲜笋摆不了多久就会发霉生虫。冰箱，又哪来的广阔空间储笋呢？
太太回家了，换了拖鞋，还未站直起身，我就跟她商量起笋的事情。
她是持家过日子之人，当年屯过大白菜、腌过雪里蕻、晒过萝卜干，少有家务活难得住她。可她定睛一瞧满筐的笋，也不由得皱起眉头，喃喃道： “大宗批发呢？八成笋丰收，收购上来又滞销了吧？”
“小弟是好意。”我说。
“你不会收一半，退一半回去？”太太说。
“小弟搁下筐就走了，赶着回去呢。”
太太围着筐转了两圈，说： “这笋咋办都难，眼下咱家住了楼房，没院落、没地窖，阳台巴掌大，连晒笋干的场地都没有。俺看这么着，自家留一份，够吃就行，剩下的拿几只塑料袋分装，送给左邻右舍尝鲜吧。”
“送人？”我惊愕。
“顺水人情，总比烂掉强。邻里间需要融通，不是说构建和谐社会吗？”
“啥人情？在别人眼里未必。和谐不假，可好事经常未必有好的回报。”
“这话怎说？”太太不解地望着我。
“你瞧，”我略带忧虑地说，“人家肯定以为这笋是剩余物资，吃不了才分给邻居打牙祭，不是真人情。”
“管他真的假的，这笋是真的就行。” 太太说， “上个月楼上老李儿子结婚给全楼派喜糖，你瞧邻里那热乎劲，透着和谐和温情。”
“喜糖超市买的，大伙沾喜气。”我说， “你没瞧见，三楼的李妈就死活不收，说她和老伴有糖尿病，不吃糖，多难堪啊！咱送笋，万一邻里拒收，那不尴尬吗？”
“那倒是。”
“还有，莫名其妙送人一袋笋，人家以为送礼必有事求人。”
“那倒也是。”
“还有，邻居怀疑笋的来路，农庄捡的？还是植物园里偷的？哦，更像收受的贿赂，那笋定然不是买的嘛。邻居想，人家怎么不送给我，专门送给你呢？不就是你大小一科长，手中有点实权？”
“这哪扯得上贿赂呢？小弟是你亲弟，搞蔬菜水果批发，做生意起步的时候，咱们没少接济他，礼尚往来嘛。”
“可你对谁解释，这解释成本多大，解释有人听、有人信吗？”
“这就扯复杂了，不就一筐笋吗？”
“是啊，有的事不能简单化。”我说，“再深一层讲，万一有人不会烹饪，或者肠胃不适，怪笋子吃坏了肚子，你赔人家医药费不？”
“哦———那真是自找麻烦，你这一说，俺没招！” 太太一摊手，“那就烂在锅里甭送人。”
于是乎，以后的半个月，家里天天吃笋，餐餐以笋为伴。
太太倾尽十八般武艺，烧、煮、炖，爆、煎、炒，笋块、笋条、笋丝，生的、熟的、凉拌……吃得我打饱嗝嗝出的都是笋香，放响屁冲出的都是笋臭，屋子里弥漫的和厨房油烟机抽不净的都是春笋的腥涩味。尽管努力与时间赛跑，但是一筐笋还是没有都吃进肚子里，半个月后仍有大半筐笋霉烂变质。太太每天从筐里挑出霉变的笋子，然而最后却找不出可食用的好笋，剥开发霉的笋皮，去除白色的霉霜，里边是发黑的笋芯，太太无奈地说： “除了少量的冰起来或晒了笋干的笋外，剩下的不能吃了，得扔掉。你瞧，多可惜。”
我踢了一脚筐，霉坏的笋不少，分量很沉，一咬牙，说：“扔，扔掉！”
太太吃力地往门口挪动装了半筐的笋。
“且慢！”我压低声音，生怕外人听到似的说， “得化整为零，不能连筐抬下楼，得用旧报纸、破塑料袋包裹、伪装起来，不能明晃晃地敞在路人的眼皮底下，得趁晚上没人的时候去倒……”
太太不解：“倒垃圾还得这般折腾？”
“唉，得时时处处防人一手，霉笋不能让小弟知道，又不能引邻居注意，是不是？否则……”
“否则啥？”太太看着吃笋吃得脸色铁青的我，先赞许地点头，后又叹息地摇头。
（原载《安徽文学》２０１８年第９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