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盼

孙立刚把参与这个案件的几个民警叫到一块开了个案情分析会，连盼也参加了。

孙立刚首先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到底是谁骑车的事实虽然没有坐实，但这个事情本身说明我们在处理案件中考虑不周，考虑不细。

当然，首先是我的责任，我作为事故科的负责人，把关不严，导致草率做了认定。”

说这句话时，孙立刚瞄了连盼一眼。连盼感觉这句话有一部分针对自己，特别是“把关不严”四个字更是指向鲜明，但她没动声色。

孙立刚是老事故民警，年龄大连盼几岁，事故处理的资历更是比她老得多。连盼是后来从其他部门调到事故科任科长的，两个人搭班子期间，搭得磕磕绊绊。但很快连盼便被提拔了，因为班子里要配一个女同志，只有她合适。

然后孙立刚批评民警小李：“我常向你们讲规范，可咱们的案卷中老出现不规范的问题。比如小李，姚新珍的笔录是你问的吧？为什么要用‘解手’这两个字，她怎么说你就怎么写？要换成规范用语，比如‘大便’‘小便’，或者干脆用‘上厕所’也行。”

连盼皱了一下眉头。

孙立刚意犹未尽，接着说这个话题：“我这么说不是空穴来风，曾经就出过笑话。当年我在刑警队工作时，我们的一位同志问一份强奸案件的笔录，说到男人那家伙，本来该用‘阴茎’两个字，他偏偏用‘**’，材料问好，挨了领导好一顿剋，最后推倒重来。”

说到这里，孙立刚先不自禁地笑起来，其他人或被逗笑，或附和他笑起来。只有内勤小张还是个女孩，羞得低下了头。

连盼倒没有像小张那样反应明显，但仍旧觉得孙立刚举这个例子有点过分，不管怎么说自己也是个女同志，还是他们的领导。虽说这也是能够上得了台面的话，但此情此景被他拿来在大庭广众下言说总是显得猥琐粗鄙，似乎是成心的。有几个人在笑的过程中就把目光投向她，似乎在看她的反应。

连盼清一下嗓子，打断正欲开口的孙立刚。她也不像往常一样对着科里人叫他孙科长，而是直接说道：“立刚说得没错，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但‘解手’两个字，我认为还是可用的。因为‘解手’本身就是个书面语，在咱们中国广大范围内通用。这里有个典故，大家知道山西洪洞大槐树吧，那是明朝移民的集散地，当年朝廷在移民过程中，官兵将大家的手反绑在一起，遇到内急上厕所时才将手解开，这就是‘解手’的由来。明清的一些话本小说里经常用这两个字。”

她看到孙立刚神色中露出不屑的样子，仍旧为自己当众驳了他而快意。

连盼接着说：“我觉得咱们现在得明确一个问题，虽然现在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到底是谁骑的车，但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因为涉及当事人的赔偿问题。我问过医生了，那个男孩子可能永远瘫痪在床，这对一个人是很残忍的。如果身体遭了罪，案子再蒙了冤，那这个世界不是没天理了？现在这个男孩子负的是同等责任，如果能证明人家无责任，这可能关系到几十万元差别的赔偿，而这几十万元对一个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来说意义是巨大的。想想，如果这个孩子是你们自己的孩子或你们的亲戚，你们会怎样？所以，咱们要扎下身子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会前，立刚和我说了下步的侦查要点，这些我都认可。关键是，咱们要有不遮掩不护短的勇气，通过认真细致的工作把事情的真相挖掘出来。真是咱们认定错了，我承担责任。”

孙立刚打断了她的话，而且打断得有点不客气。他说：“我觉得咱们领导这话有倾向性，好像咱们的案子已经铁定搞错了。从我初步调查来看，很可能是男孩子所言不实，或者说一家子没真话，就为了多得点赔偿。还有，咱们认定的另一个责任人是个光棍，就在事故发生地的那个村子打工，不挣多少钱，可谓赔偿能力不足。也许男孩子一家已经想到这种情况，所以编故事编情节再拖上一家。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断。我的意思，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谁家的钱也是钱。

有一家多得，就得有一家多出，几十万元，对谁家也不容易。关键大家要客观，要相信证据。”

连盼感觉自己是完全出于同情心和责任感才说的刚才那段话，但孙立刚的说法，好像她存心有偏向那个男孩子和她有什么说不清的关系似的。她愈加不快，于是略微安排了下步的侦查事项，找了个借口，先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