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五不上坟,在家门口用炉灰围几个圈就行。以前是午饭后烧纸,如今因为许多从外地赶回来的人还要急着赶回去,慢慢地就提前到了午饭前。急性子的,半上午就了事。
父亲和大伯叙旧期间,堂哥中华回来了。堂哥在三十公里外一个厂子里打工,三倒班,这是上完夜班回来的。他们需要烧两趟纸,吴家一趟,钱家一趟,通常会因为我们先烧钱家,他们午饭后再烧不迟。
从大伯家到二伯家,有一道石头垒砌的小坡。大伯走路已是点点顿顿,颤颤巍巍,但他还是想过去亲自烧纸,父亲就随他了。父亲让儿子扶住大爷爷,儿子一本正经,嘘寒问暖,扶得像模像样。
二伯早用炉灰布置妥当,三个圈圈分别代表新坟、老坟、祖坟。
我从车里拿出烧纸、金箔、冥币、供品,和大伯、二伯家的汇在一起,每个炉灰圈里都放了点,然后点香,插香,叩头。
大伯跪不下,就合手作了三个揖。
把鞭炮展开摊在地上,点鞭炮时,因为胆怯,我半蹲呈逃跑之势,把捏着香烟的手与胳膊展开,头远远避在一边,结果探了几下都没引着捻子,惹得儿子笑话半天。人越大,胆越小,像他这么大时,一长串鞭炮就是在手中点的,一路走,一路拖,噼里啪啦,直至手中只剩一小截也故意不扔,满不在乎,为的是耍酷,也没有失手的时候。
烧完纸,把最后的火星扑灭,二伯招呼大伯和堂哥也到他们家去吃,堂哥笑着推脱。堂哥问我们,不上去吃饭?父亲说,这边已经做好了,就在这吃。他没敢再客气,扶着大伯回去了。
走了几步,大伯回过头来朝父亲说:“一会儿上来啊。”
父亲说:“上,上,吃完饭就上去。”
又走几步,大伯又扭回头:“一定上来啊。”
父亲朝他点点头,又摆摆手示意他回去。
二伯也感慨:“唉,老大身体成了这个样子了。”
二伯只比大伯小两岁,但身子奇好,现在居然还上得了树,在村里传为美谈。
父亲说:“二嫂侍候得你好,家里没个女人不行。”
二伯说:“她侍候我?是我侍候她!”兄弟俩就笑。
吃过午饭,大家一起又聊了一会儿。父亲记挂大伯,就要上去。
二伯说:“再坐会儿,急啥?”父亲说:“一会儿还要回去,接他妈。”
二伯说:“好,我去地里给你们掰点嫩玉茭。”
再上去时,大伯就坐在大门口的石头上巴巴地等着。他似乎真的不会笑了,见了父亲,依旧满脸严肃,只是瞪大眼睛说:“怎么这才上来?”
父亲就笑:“总得吃完饭啊。”
又问他吃饭没有,他说吃了一小碗米饭。
“唉,现在一吃就饱,还老撑得慌,每顿都这么点。”他用手比画了一下。
他的手掌关节粗大,布满老茧,干裂的缝隙里藏满各种劳作中沾染的细微颗粒,大概永远都不可能洗掉了。
记忆中,大伯的饭量奇大。奶奶活着的时候,他总是托一只大缸碗吃饭,面前摆一小碟鲜红的辣椒,吃一口,蘸一点,津津有味。现在那种大缸碗,在农村已经见不到了。
“有饿的时候吗?”
“也有吧。”大伯迟疑了一下说。
“那怎么办?”
“看有啥就垫垫,没有就等饭点。牙不中了,啥也咬不动。”
顿了顿,又说,“也吃不了多少,都不是咱的饭。那次艳华来,做了一锅和子饭,好吃死了,我吃了足足两碗。”他嘴角终于浮现出久违的笑意。
大伯的话让我想起一桩往事。堂哥婚后,大伯终于从自奶奶死后做饭的苦役中逃脱出来,操持家务的事归了堂嫂。父亲几次回家观察发现,每次堂嫂总是最后给大伯盛饭。这样,锅里有多少算多少,大伯经常吃一碗就没了。父亲当然知道大伯的饭量,有一次忍不住,就不客气地对堂嫂说:“你以后多做点,吃不了剩下,你没看你爸吃不饱吗?”堂嫂讪讪地红了一片脸。大伯赶紧自我解嘲:“饱了,饱了。”父亲依旧黑着脸:“饱个屁!死要面子活受罪。”
当时的父亲之所以敢这么粗声粗气,是仗着自己对他们一直有帮衬,他把堂哥安排到自己厂子里做临时工,还帮他们小夫妻和村干部协调,解决了生二胎的事,零零碎碎的事更不用提了。
堂嫂外出打工后,整个家就交到了孙媳妇手里,堂哥也在外面打工,大伯在家的境遇可想而知。
我脑海里又浮现出元宝老汉侧身擦入我家大门那轻飘飘的弯曲身影,可大伯如今连一个像当年母亲那样的邻居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