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我们说到严嵩上位，设计谋害夏言，一出悲剧惊醒一位为国为民的大才，那就是张居正。
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向嘉靖呈上了一份意义深远的奏疏《论时政疏》。这份奏疏揭示了明朝政府的弊病，核心问题在于嘉靖皇帝沉迷于道教，怠慢朝政事务，不接受大臣的批评，从而使得政局愈发混乱。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宗室藩王放纵嚣张，官吏忽略本职工作，官场秩序因循守旧，边防武备松懈，财政持续赤字。
这些批评充分展现了张居正的睿智和见识，他强调道：“臣听说英明的君主并不厌恶臣下提出尖锐的忠言劝谏，这样才能留下千古名声；有仁义之士不畏牺牲自己申明心意直言劝谏，这样才能避免国家陷入错误中，因而留名千古。”
然而，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从不喜欢臣下给他提出意见，对于任何不悦耳的言辞都听不进去，更不用说只是一份翰林院编修的奏疏了。张居正怀着希望进行进谏，却如同石沉大海般，毫无回响。他充满期待的诚挚奏疏，换来的却是深深的失望。
这是张居正在嘉靖朝唯一一次进谏。此后，在嘉靖朝除了例行的章奏之外，张居正再也没有上过一次奏疏。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俺答入侵大同。这时，严嵩已经坐上首辅之位。当时大同的总兵是仇鸾。仇鸾本是个无能之辈，他的总兵职位并非靠自己的军功获得，而是通过向严嵩行贿购得的。
面对俺答入侵，仇鸾束手无策，只好尝试他平时惯用的手段：再次行贿，不过这次的对象不再是严嵩，而是俺答本人。仇鸾千方百计地恳求对方不要攻击自己的防区。
这一招居然真的管用了，俺答接受了贿赂，放弃攻打大同，转而引兵东进，攻陷古北口、蓟州，直逼通州，京师危在旦夕。
仇鸾虽然无耻，却很会看准时机，主动上疏请求援助京师，目的就是妄图博取嘉靖的欢心。
嘉靖竟然被他所骗，不仅称赞他为胆量过人，还任命他为平虏大将军，协助各路勤王军队。这些勤王军队都是轻装前行，日夜奔袭，没有带足粮草。嘉靖下令犒赏。但是当时的户部尚书李士翱却拿不出足够的资金和粮草，嘉靖怒不可遏，当即罢免了李士翱的职务，并责令他戴罪办事。
俺答的军队非常凶猛，直逼北京城下，大肆劫掠当地居民，每到一处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被他们掠夺的村庄纷纷被烈火吞噬。
明朝军队也实在太无能了，各地援军竟然害怕出战，任由俺答肆意烧杀抢掠，恶行滔天。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仇鸾率领的大同兵也参与了令人作呕的抢劫行为，趁火打劫，比俺答还要凶残。
面对这种局势，当时的兵部尚书丁汝夔非常无奈。他去问严嵩，而后者给出了一段经典之言：“在边塞打败仗还可以瞒过皇上，，但在京郊就很难掩盖了。俺答只要掠夺足够，就会自行离去。”
丁汝夔听从了严嵩的指示，传令诸将不得轻举妄动，否则后果自负。尽管如此，仍有一些良知之士，如兵部郎中王尚学多次劝说丁汝夔出战，然而丁汝夔不敢违背严嵩的意见，只能坐视不救。俺答的军队抢掠得足够多，玩够了，便引兵西去。
平虏大将军仇鸾又干了一件足以让人发指的事情：他冷血地杀害数十个明朝百姓，割下他们的头颅，并厚着脸皮到嘉靖那里说这是俺答军队的首级，然后冒功领赏。
他实在是太幸运了，再一次逃过了处罚。嘉靖加封他为太保，并赐予大量金币。这一年是嘉靖二十九年，按中国历法计算，是庚戌年。历史上将这一事件称之为“庚戌之变”。
然而，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这种无耻之举最终被嘉靖发觉。素来糊涂的嘉靖也深感“庚戌之变”是他的一次耻辱，为了发泄愤怒，他下令逮捕丁汝夔。
事实上，丁汝夔完全是无辜的。如果不是严嵩的承诺，他也不会坐视不理。现在丁汝夔陷入困境时，他只能寻求严嵩的帮助。
严嵩在这关键时刻承诺：“放心吧，只要我在，你绝不会丧命。”
但是，他的承诺并未起到任何作用，不久丁汝夔就被杀害，成为一个冤大头。直到隆庆初年，才恢复原职。
俺答的肆虐，成为大明王朝的外忧，而内患也向来是接连不断。在这个时候，谁能阻止得了严嵩呢？张居正又该怎么办呢？让我下回再为大家慢慢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