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张宛是在老李的摄影棚里认识的，那时有一群人常常聚在那里谈摄影。我去的时候张宛肯定没在，至于之后什么时候加入的，我也不太清楚。张宛是极个别慕名而来的那种，起初和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相识。她姿色不算出众，又从不参与讨论，如此冷而不艳，被人忽视也在情理之中。我现在知道的大部分摄影家的名字都是在聚会上听来的，比如萨尔加多、布列松、寇德卡、森山大道等，而提到国内的大多不太客气，处处洋溢着崇洋媚外的**。只有老李的前妻李嫂正统些，每回都会和颜悦色地给我们沏茶倒水。有一天晚上，李嫂端来的不是茶水，而是一桶尿，泼在我和张宛中间一位白衣男士的身上，颤颤巍巍地说着搞鸭搞什么鸭之类。“搞鸭”一词此处明显误用，后来我和张宛还讨论过，我认为，李嫂说“搞鸭”而不说“搞基”，可能是“基”与“鸡”谐音的缘故，众所周知，鸡通常指向女性，鸭则多指男性，我们很难想象唐老鸭会发出女人的声音。至于当时张宛有什么看法，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也可能没有看法。老李和白衣男士从此消失，很快获悉二人去了杭州。一个朋友还曾特地拜访过二人新开的摄影棚，回来的时候说，看他们过得挺好的。我们都很怀念在老李摄影棚里聚会的日子。
李嫂泼尿的时候不够小心，将一小部分尿泼在无关人等的身上，其中就包括我和张宛。当时我匆匆赶回宿舍，打算冲一个热水澡，无奈宿舍停水了。这种情形并不多见，这么说来，我和张宛在碧水湾里相遇好像是命中注定的。张宛倒不是因为停水，她本来就常常出没于此，还在此寄存了好几套衣服。张宛住在新城，说是新城，当时建成的，也就是一条百来米宽的大路和一个叠墅小区。新城现在是热闹了。想想当年夜深人静， 张宛在出了好几桩命案的叠墅小区凭栏远望，看到最近的灯光还是头上的月亮，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我是在咖啡厅遇见张宛的。想必当时情形大致如下：张宛穿着睡衣，一袭长发遮住了大半张脸，俯首看着一本摄影集，一只手翻着书页，一只手拨弄着徕卡M7 相机。这台相机之后作为我的婚前财产被封存在老家的仓库里，我已经多年没见过它了。在那样的场景里，张宛无疑是风姿绰约的存在。
摄影集和照相机都是搭讪的好借口，我没多想就坐到她的对面，定睛一看才知眼熟。当晚我们坐了很久，我点了两杯咖啡后又点了几瓶啤酒。点啤酒就有些刻意而为了，可惜张宛没喝。那个晚上我和张宛聊得不多，许多时间我只是在喝啤酒，而张宛也只是在拨弄照相机， 但周围的气息依然是暧昧的。
我们眼神的波动和嘴唇的嚅动都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没过几日，我就去了张宛的家。这是自然而然的，谈不上谁提议还是谁邀请。一进叠墅小区我就有些发怵，还有一股阶级意识涌上心头。张宛的家里挂满了名家摄影。侯登科的素朴、阮义忠的温暖、吕楠的恢宏、张照堂的荒诞、陆元敏的忧郁、卢广的严酷……诸多名家真迹一一呈现，我真是大开眼界，也更加自惭形秽，直到坐上沙发还心神不定。张宛倒没什么，连一杯茶水都没泡给我。她只是把一本摄影集递到我手里，平静地坐到沙发的另一端。张宛的客厅只有一张四人位米白色大沙发，很宽，可躺。
张宛似乎对卢广尤为倾心，客厅的背景墙上，是几张卢广的污染主题摄影，和墙壁的素白倒也不违和。沙发背后是大书柜，张宛的摄影集就是从这里抽出的。从那天开始，我多次出没在张宛的家里，翻了不少摄影集，翻得最多的是外文原版的，多数作者无从知晓姓名。当时，我靠在沙发的这头，而张宛靠在沙发的那头，我**的脚尖伸向她的屁股，她的脚尖则仅抵我的大腿外侧。我会不时瞄一眼张宛，从裤管瞄到胸，从胸前的一绺头发瞄到眼睛。有一天，我们的裤管不小心碰在一起，彼此感知了一下大腿的肉感，我立即挪开又挪了回来。张宛始终不为所动，可见她对摄影的兴趣远超过我。
我们一起学习了一阵子，这样看来，说我和张宛是同学也不过分。
张宛的家里只住着她一人。她妈妈去世了，爸爸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她妈妈去世没多久，爸爸就娶了新的妻子，年纪和张宛的大哥相仿。这位年轻的后妈很快生下了两个儿子，那时才五六岁吧，可想而知她的爸爸有多么忙碌。张宛很少去探望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她和两个哥哥也很少来往，那时他们也有了孩子，比两个小叔叔小两三岁吧。总而言之，张宛对妈妈走后家里接二连三迎来新的生命不太适应。她的两个哥哥很快搬出去了， 她大学毕业一回来就在外租了房子，几个月后，她的爸爸给她买下了现在的房子。
自从她爸爸又当了爸爸后，坊间就有传闻，说她妈妈是被爸爸推下阳台致死的。这个传闻很快传到张宛的外婆那里，她外婆就带着外公的遗照和几个舅舅来找她爸爸讨个说法。其中一个舅舅从中调停，认为她爸爸不至于坏到把她妈妈推下阳台，但对他们的姊妹照顾不周是肯定的，她爸爸明白其中的道理，给了她几个舅舅每人一笔抚恤金，恳请他们好好安抚她外婆的情绪。这事就这样了了，张宛和外婆的关系也疏远了，而她是外婆一手带大的。张宛相信爸爸没有说谎，妈妈是从阳台跌落的。妈妈一直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死亡对她而言是一种解脱。妈妈在最后几年带给张宛的全是痛苦的回忆，她只是觉得爸爸和哥哥把痛苦忘得太快了，这是她难以接受的。
张宛说这些时没有哭哭啼啼，偶尔苦笑一声，使我没法以安慰的名义抱住她。坦率地说，当时无论是生理、心理还是伦理，我都需要一个可以谈婚论嫁的女朋友，张宛各方面条件无疑是优越的，我也想借此告别那间破宿舍。另外，张宛也需要男朋友，躲在浴场里睡觉绝非长久之计，何况那里也不太卫生。还有一点，我们总不能一直干巴巴地坐在沙发上看摄影集吧？ 有一天，我找到一本法国摄影家杜瓦诺的集子，里头有一张被称为“最著名的吻”的照片，那是在巴黎市政厅前，一对年轻的恋人忘情接吻，周围行人行色匆匆，死气沉沉。我捧着摄影集从沙发的那头走到这头，半跪在张宛身边，使以两张嘴为端点的虚拟线段与地面基本平行。
我：杜瓦诺这张照片我看是摆拍的。
张宛：就是摆的呀。
我：看来我眼力不错，要不，我们也摆一个？
张宛像是惊呆了，嘴唇一凸，反倒缩短了端点之间的距离。我凑过去，让两个端点叠合在一起，又倏忽间分离。张宛莞尔一笑，低下头，盯着手中的摄影集，指了指某页上的照片，示意我一起看。我坐下来，沙发两端的重量至此严重失衡。两个年轻的身体终于紧挨在一起，这才是它们该有的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