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办事处在重庆成立，先后由周恩来、秦邦宪、王若飞、董必武等任书记或代理书记，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及海外党组织，以及在此范围内设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社等公开机构。
但由于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协议，国民党不允许中共在其统治区内建立和发展组织，因此，南方局的成立和存在都是非常秘密的，对外并不公开。
在重庆成立的南方局，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担负起维护国共合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特政治使命，恰如在陪都重庆的茫茫雾海之中，为大后方人民升起了一盏指示抗战前途的明灯。
1939年5月，日本侵略者飞机狂轰乱炸后，机房街70号八路军办事处被轰炸后，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只得另找办公地址。
1939年5月3日，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搬进了红岩农场。从此，红岩这个名字就紧紧地同中国革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了。
为了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另在曾家岩50号设周恩来办公点，对外称“周公馆”。
在这里，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通过各种形式同民主党派成员广泛接触；同时非常重视做民族资本家和地方实力派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龙云等人的工作。
该办事处有力地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进行，对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各方面人士建立起同甘共苦的长期合作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1939年初南方局正式成立至抗日战争胜利的长时期内，在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不断制造摩擦和反共事件的艰难危险条件下，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用最大的精力不断地同国民党当局打交道，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合作的诚意。
同时，南方局配合根据地的武装自卫斗争，与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进行坚决而又有分寸的斗争，挫败了顽固派掀起的一次又一次反共**，迫使他们不得不一次次坐下来谈判。
1938年12月12日，蒋介石会见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等中共参政员，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跨党解决办法，而坚持其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以他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的主张。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溶共”主张，王明、博古等当即予以严辞拒绝。
1939年1月2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前夕，蒋介石又约见周恩来。重提统一国共两党之事，并要求将其意见电告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于1939年1月25日为国共关系问题致电蒋介石，明确表示：“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决不能放弃其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其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
同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上述电报转交给蒋介石，同时复信给他，希望改善两党关系，减少摩擦，贯彻合作到底。既拒绝了蒋介石的“溶共”主张，又表明了合作诚意。
1939年冬至1940年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
1940年3月，蒋介石在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上颠倒黑白，反诬八路军“游而不击”、“袭击友军”，“破坏抗战，制造摩擦”。叶剑英据实争辩，力破谎言，揭穿了蒋介石借此再次进行反共军事摩擦的阴谋。
同时，为了团结抗战，中国共产党相忍为国，建议两党进行谈判，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谈判初始，周恩来即向国民党方面递交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目前危局，加强团结抗战的提案。
国民党代表却于7月16日以最后决定方式提出《中央提示案》。提出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八路军、新四军；限制其防地，并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之内开到黄河以北，不得越地域作战。两党代表为此发生了严重争论，并于9月初停止谈判。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制造的围歼新四军9000余人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随即发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审判”军长叶挺的“一?一七命令”，掀起了第二次反共**。
皖南事变发生后，南方局全面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二是国民党尚不敢全面反共，在经过我们斗争之后，国共两党可能继续维持合作抗日关系。并做出了从最坏的可能准备，争取最好结果的全面部署。
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和工作需要，周恩来向中央反复力陈自己的意思，经中共中央同意，决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率领一批干部坚持留在重庆工作，叶剑英率部分干部回延安。
这一重大决策，保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工作的指挥中心和国共联系的主渠道，对继续直接同国民党中央当局打交道，维护国共合作，巩固发展国统区党组织，团结各方面抗日民主力量，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起了重要作用。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诬蔑中共领导的军队是“军阀”，抗日根据地是“封建割据”，声称这是今后中国之命运要解决的“主题”。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
周恩来于6月4日致电中共中央，根据南方局对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内形势的分析，预料国民党将利用这一时机加强反共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迫，并提出加强宣传、统战等各方面工作的相应对策。
七八月间，蒋介石果然再次掀起反共**。一方面发动宣传攻势，声称“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妄图从政治思想上动摇中国共产党；同时先后调集四五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并作了几十次试探性挑衅进攻，力图以军事压迫逼中共就范。
由于中共中央准确地判断形势，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公开揭露了他们的阴谋，南方局配合边区的自卫斗争在国统区发动了卓有成效的政治攻势，争取了国内外各方面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施加压力，从而，迅速有效地遏制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这次反共**。
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不得不声明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国共关系再次趋向缓和。
可见，南方局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挽救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由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危机，保持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良好局面，对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在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同时，南方局进一步开展了交友工作。对于在民族危亡中反映最敏感的文化知识界的先进人士，南方局十分重视。
周恩来、董必武经常与他们交往，共商抗日民主大计，并通过知识界一批有学术专长、在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党员骨干和党外先进分子广泛联系各地、各界朋友。
特别是通过由周恩来实际领导、郭沫若具体的负责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团结、聚集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使之成为国统区文化和知识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力量。对于其他各界、各方面的人士，南方局也通过各种形式，利用各种关系同他们建立了密切联系。
1939年9月，在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期间，中共参政员与参政会中的中间党派、团体和无党派人士之间进一步加强了联系和配合。
会前，董必武与他们多次会商提案；会议期间，经过共同努力，使会议通过了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以及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等提案；会后，国统区掀起了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的**。
1939年10月，董必武又积极帮助沈钧儒、邹韬奋、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以及青年党、民社党负责人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将参政会中热心国事，主张团结抗战实施民主宪政的人士初步组织起来。
1940年3月毛泽东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后，周恩来随即多次召开南方局会议，传达中央的指示，并就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事件应采取的方针和策略等问题作了一系列讲话，强调要切实加强对中间势力的统战工作。这一时期，周恩来、叶剑英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交涉的同时，与博古等一起频繁地会见中间党派的负责人，商谈时局问题；广泛地同国民党内的抗战派、元老派、黄埔系爱国将领以及地方实力派人士交谈，共商制止顽固派挑动内战的办法。通过这些活动，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争取了中间势力的中国共产党共同进行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斗争。
皖南事变之后，南方局进一步动员所属党组织，依靠广大党员和党外先进分子大力加强对中间党派、民族工商界、宗教界以及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等各方面的工作，使得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发展。
抗战期间，一贯坚持革命，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元老中的先进代表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谭平山等继续同中共同舟共济，患难与共，坚决主张团结抗战到底，反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
对他们，周恩来等引为同志、知已，十分尊重，经常征询他们的意见，依靠他们开展对各个方面的工作。宋庆龄在香港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向全世界和海外华侨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并在人力、物力上积极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武装斗争。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加强了专制独裁统治。在当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有组织地对国民党上层人士进行工作，周恩来提议由一部分中共党员、爱国进步人士、国民党民主派以及一些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较高幕僚职务的进步人士，组织成立一个秘密政治工作团体，以配合南方局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经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屈武等筹划酝酿，1941年夏，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
该同盟自成立至1949年宣布结束，盟员由几十人发展到200多人。除重庆外，在西安、成都和北平沦陷区也建立了组织，分别开展工作。
同盟成立后，从政治见解到具体斗争行动始终与共产党保持一致，在具体政策和作法上处处同共产党紧密配合。它的不少成员后来成为一些民主党派的重要骨干。
他们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对于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壮大进步力量，团结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派，以至对于动摇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民党在逐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同时，对抗日民主力量的压制也步步加紧。1940年12月，国民党改组国民参政会，取消了张申府、章伯钧、杜重远、章乃器等参政员资格。大批国民党反共分子进入国民参政会，参政会被他们左右，进步性日益消失。
在变化了的形势下，组织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已不能适应需要。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张君劢、左舜生等多次秘密集会，酝酿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团结中间党派进行争民主反内战活动。
他们与周恩来会谈，要求中共给予支持合作，共同抵抗国民党的压迫。周恩来、董必武对此极表赞赏，坚决支持。
在南方局的帮助下，通过救国会中人士的积极工作，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三党三派的领导成员经过酝酿、筹备，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特园秘密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在香港的一部分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陆续到达桂林。
在南方局的帮助下，李济深、何香凝派人同冯玉祥、龙云以及广西、湖南、广东等地的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争取一致行动。这些活动，为以后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43年2月，在南方局的支持下，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杨杰、郭春涛、朱蕴山等在重庆又在国民党内发起组织成立了民主同志座谈会。它以经常性的时事座谈形式，联系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政策。
1943年9月，该会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4年上半年起，便开始以“民联”名义吸收成员，开展活动。以后，“民促”、“民联”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重庆的部分自然科学界人士，早在1939年春就建立了不公开的组织自然科学座谈会。它的成立和活动，始终得到周恩来的指导和帮助。
《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同座谈会成员保持经常联系，《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由座谈会成员负责编辑。这个座谈会对宣传科学，团结自然科学工作者起了积极作用。
1944年底，在周恩来的倡导下，许德珩、潘菽、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诸辅成、税西恒等发起组织民主与科学座谈会，不久改名为民主科学社，成为九三学社的前身。
1941年11月14日，在冯玉祥六旬寿辰之际，《新华日报》特出专刊祝贺。周恩来撰写专文，高度评价了他的革命活动。
即使对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周恩来也以广阔胸怀尽力争取。经过长期、细致的工作，周恩来与张冲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皖南事变后，张冲积极调停国共关系。
1941年11月，张冲病逝，《新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潘梓年等出席追悼会，周恩来并致送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这件事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影响很好。
张治中一贯主张国共合作，抗战建国，反对内战，在国共谈判中起了积极作用。他是周恩来的知心朋友、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
1941年至1943年的几年中，周恩来广泛、频繁地会见文化知识界朋友，给他们指明政治方向，鼓励他们努力从事科学研究，关心他们的生活，发生危难时及时予以帮助，并反复教育党员干部正确执行统战政策和学术理论政策等等。
从而，在进步文化界中创造了一个方向明确、学风正派、同舟共济、脚踏实地的研究环境，并培养锻炼出了一支坚强的革命知识分子队伍，冲破国民党文化专制统治，使进步思想文化在国统区占了优势。
对于民族工商界，1940年冬，南方局经济组成立后便与之建立了广泛经常的联系。并不断通过《新华日报》反映他们的呼声，抨击官僚资本的掠夺。
周恩来曾先后见了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刘鸿生、康心之、康心远、康心如、范旭东、吴蕴初、余名钰、吴晋航、卢作孚、吴羹梅等工商界著名人士，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并希望他们联合起来，抵制官僚资本的掠夺、支援抗战，有利民生。
南方局还通过廖承志、潘汉年等领导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进步团体、党外进步人士同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保持着广泛接触和联系。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还组织由重庆、桂林等地撤退到香港的夏衍、茅盾、宋之的、章泯、叶以群等文化、新闻界著名人士建立了对外宣传据点，进一步加强了对华侨的工作。
南方局对宗教界著名人士的工作也十分重视，如对吴耀宗，周恩来、董必武等于1941年和1943年两次同他进行了长谈。详细介绍了国内外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和中共的宗教政策。对动员基督教群众参加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在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长期战斗在国统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南方局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路线政策，紧紧地推行统一战线的工作方针，团结各阶层的人士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在打退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反共**中勇敢战斗，积极工作，前仆后继，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共中央东南局成立
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成立。项英任分局书记，曾山任副书记；郭潜和温仰春先后任秘书长。它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设在东南地区的派出机构，受中共中央和中共长江局的双重领导，并与新四军军部同时成立。
分局内设有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民运部、妇女部、青年部等机构，担任这些机构负责人的有曾山、黄道、涂振农、邓振询、陈少敏、李坚真、陈丕显等。该局主要任务是领导新四军以及组织、领导、恢复和发展东南地区党组织，以共产党的名义，广泛动员民众支援抗战，扩大抗日根据地，建立健全民众抗日组织，最大限度地支援新四军抗战斗争。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和需要，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东南分局改为中共中央东南局并领导新四军工作，直属中共中央领导。
虽然组织决定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但正式改称为“中共中央东南局”还是在1939年3月，地点设在安徽皖南泾县云岭丁家山村，为工作方便东南局对外称民运部。
中共中央东南局由项英任书记；曾山、饶漱石任副书记；温仰春任秘书长；曾山兼任组织部长；黄道任宣传部长；薛暮桥任统战部长；李坚真任妇女部长，章蕴、邓六金任副部长；陈丕显任青年部长，杨文斌任副部长；冯雪峰任文委书记。
中共中央东南局领导下辖东南地区的党组织有：浙江省委、福建省委、苏皖特委、苏南特委、苏北特委、苏中区委、安徽皖南特委、江西省委、江苏省委。
这段时间里，东南局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指导辖区内各省委，特委党组织在新四军的活动区，敌战区，以及国统区三个不同区域继续扩大地方党组织，加大扩军力度。同时，东南局在云岭期间，积极领导和参与新四军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
1939年7月8日，新四军在中村石头尖村召开全军第一次党代会，东南局部分代表出席会议。副书记曾山以及邱一涵、李坚真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在中共中央东南局领导下，新四军扩军工作取得很大进展。1940年5月25日，东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称，仅40年2、3、4三个月在东南局辖区和敌后共扩军六万八千八百余人，其中皖南4月底就达三百余人，苏皖、苏北四千二百余人。
东南局在管辖区内大力发展党员同时，特别注重培养干部。在云岭、中村以及其它地方共举办五、六期统称为党校或党训班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
教员由东南局几位负责同志亲自担任。学员大都来自皖南、东南、浙江、福建等县区党组织干部。培训教材主要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以及党的建设和抗日有关杂志、报刊等。
东南局的培训工作成效显著，各地组织观念普遍增强。比如浙江省委及时传达中央指示并积极向东南局汇报工作，1939年10月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于率浙江代表团出席党的“七大”会议期间，来东南局驻地云岭集中，应项英要求撰写了《坚持闽浙边三年游击队战争和浙江斗争的情况》报告。
还有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于1938年底专门来云岭，与东南局共同讨论福建党组织建设工作。曾镜冰曾任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后在闽北地区领导三年游击战争。
曾镜冰向项英、曾山汇报了福建党组织恢复发展以及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情况。项英向曾镜冰传达了中央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今后要做好开展沦陷区武装斗争的准备。
中共中央东南局外联工作也很出色。东南局进驻云岭后，江苏省委虽不属东南局直辖省委，但与之联系也十分密切。
从1938年夏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沙文汉来到云岭会见项英和曾山等人后，1939年初上海地下党多次以各种名义在经济、物力、人员上给予新四军大力支持。如负责上海沦陷区难民收容工作的赵朴初先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以“慈善联合会”名义，打着“赴江西垦荒”旗号动员、组织了七百多名上海难民中的优秀儿女于1938年8月到达云岭，支援新四军。
恢复发展党组织是东南局又一项最重要工作。从1938年3月，项英和曾山给东南各省委、特委发出指示，要求大力做好发展党员工作，更要注重质量，要求新党员接受党的主张，服从党的领导。
东南局在皖南期间，经过各省委和特委的努力，党员人数约5万余人，县区委、工委党组织250多个。皖南特委在东南局直接领导下，仅在泾县地区就建立了90个区委，15个中心支部，350个支部，发展党员达13000多名。
同时，地方党组织在东南局的领导下也积极支持新四军工作。抗战时期新西兰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和斯诺夫妇等一起创办起中国工业合作社。中共皖南特委负责与屯溪中国工业合作社浙皖办事处联系，在茂林桂花厅成立“工合泾太事务所”并在事务所内成立中共特别支部。
事务所在泾县茂林、丁桥、小岭等地领导十几个生产合作社生产被服、毛巾、雨伞、蜡烛、宣纸等产品优先供应新四军以及地方百姓、克服被敌人封锁造成物资匮乏的困难。
中共中央东南局与新四军驻各地办事处和兵站关系十分密切。当年新四军驻各地办事处机关分布10多个省市近50余个。其中最密切、作用比较大的有新四军南昌办事处和章家渡兵站。
这些不仅是新四军的派出机构，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的合法机关。对内又是中共党组织的办事机构，具有多种职能。当时属东南局直接领导的或间接领导的各地办事机构约有30几处。
兵站的职能主要是人员一物资转运任务，仅1938年兵站就将600多人和大量军需物资转运到目的地。同时负责通讯，传递情报、负责与地下党联系。
1939年春，周恩来视察云岭，就是通过章家渡兵站的竹筏由章家渡兵站码头上岸送周恩来去云岭的。
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爆发，因为书记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中共中央东南局工作一度被迫停止。
194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饶漱石任中原局副书记、曾山任委员，撤消东南局。至此中共中央东南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中共中央中原局
抗战爆发后，随着八路军在敌后的发展，华北各地纷纷建立起抗日根据地。相比之下，中共在华中地区的敌后力量则较为薄弱。
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调整华中地区的组织部署：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以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原局委员，刘少奇兼中原局书记；所有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
指示发出后，刘少奇及朱理治、李先念、郭述申等10多名干部离开延安，于1939年1月到达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开始着手组建中原局机关。
同年3月，刘少奇奉命返回延安，中原局书记由朱理治代理。9月，刘少奇携徐海东等40多名干部离开延安再赴华中。
10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干部大队及教导队学员离开竹沟向皖东进发。
到达皖东后，根据工作中心东移的实际情况，刘少奇向中央报告，建议增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副指挥徐海东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为中原局委员。中央复电同意。
中原局刚成立时，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组成人员为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5人，当时工作重点地区是在平汉路两侧。
到了1939年秋冬，形势发生变化。日军占领武汉之后，对八路军、新四军疯狂“扫**”。这样，华中地区就变成了敌后抗战的主要战场，因而中原局的工作重点也就必须移向华中。而当时中原局只有刘少奇、郑位三、彭雪枫3名委员。
为此，当年12月中旬在皖东定远县瓦屋薛村召开的中原局会议上，刘少奇宣布了党中央根据他的建议做出的决定，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张云逸、副指挥徐海东和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等吸收为中原局委员，使领导机构进一步健全起来。
当时，由于在新四军领导层中有的同志存在着右倾思想，使得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和部署迟迟得不到贯彻落实。
当时新四军的几支部队，除一部分已深入苏南、皖东和皖东北敌后外，其余大部分还徘徊在我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边沿地带。
当时，江南新四军部队实际处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包围的态势中，而江北的新四军又来自各方，各有各的发展计划，有的主张向北，有的主张向西，有的主张江北部队过江向南。因此，新四军能否选择正确的战略发展方向已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
当中原局组织健全后，刘少奇便将这一关系华中党组织和新四军前途命运的战略问题提到会议上进行重点讨论。
刘少奇根据华中地区各方的基本态势，按照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经过认真思考和缜密研究，明确提出了“大力向东，发展苏北”的战略方案。
刘少奇指出，由于日军没有大举进攻河南、陕西，华中地区中的安徽、河南、湖北大部分为国民党所控制，新四军已失去了在皖东地区大发展的时机，如果我军继续坚持向西发展的方针，则在政治上、军事上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只有向东向敌后发展才有出路。
刘少奇明确指出，华中新四军不是向北，也不是向西，更不是向南，而是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向东发展，“东进、东进、再东进”。
刘少奇敏锐地意识到，豫皖苏及皖东地区都是面敌背顽，如果向西发展，不仅会受到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兵力的极大限制，而且易引起中间派的疑惧，政治上极为不利。北上华北、南渡长江，都不能打开新的局面。而东面的苏北，地域辽阔，处在敌后，有驰骋回旋的广大地盘。因此，新四军全力向苏北发展，独立自主地向东发展，既有理，又有利。
刘少奇之所以选择苏北作为发展华中的突击方向，是因为苏北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开辟苏北意义重大。苏北地区地处宁、沪、徐、蚌侧背，盛产粮、棉、盐，是连接新四军和八路军的重要纽带。苏北抗战局面一旦打开，便可背靠山东，凭江据海，放手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革命力量，使苏北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一块坚实的后方基地，从而粉碎蒋介石企图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困在敌后，隔断八路军与新四军之间的联系，伺机消灭新四军的阴谋。正因为如此，刘少奇指出：“苏北是我军在全国的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
刘少奇科学的分析和论述给大家极大启发。经过充分讨论，中原局会议最终确定以苏北作为新四军实现发展华中战略任务的突击方向。
1939年12月19日，刘少奇向中央书记处电告对发展华中地区及工作部署的意见。电报说：在整个华中，有比较大的发展希望的地区，除“汉口附近直阳、京山、黄冈南李先念部活动地区”和“豫东彭雪枫部活动地区”外，江苏北部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这是我们的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
为了开辟和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刘少奇进一步向党中央提出具体的步骤和安排。
1940年1月4日，他致电中央书记处并抄送项英：“彭雪枫立即可以率四五个团的兵力向苏北发展，直到海边，并建立苏北根据地”，“请江南抽调一二个团兵力过江北”。
1月11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从江南抽调一两个团过江北发展，从第四、第五支队抽调二三个团到淮北，彭雪枫到苏北发展。
对刘少奇提出的大力向东发展苏北的方案，中央非常赞同。1940年3月21日，中央书记处电示：“你们的决心及布置均是正确的，望坚决执行。”
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复电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内建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刘少奇关于大力发展苏北的战略决策，抓住了开辟和发展华中的关键，为新四军胜利实现党中央发展华中战略意图奠定了坚实基础。
刘少奇在东进南下途中，深感新四军队伍在领导思想上，没有树立坚定而明确的发展自己力量的方针，在建军与精兵主义的口号下，放松了发展。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由于对同盟者顾虑太多，也失去了许多发展的机会。为了统一思想，1940年1月在安徽省定远县三家黄村，他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中原局会议。
刘少奇在会上首先批判了“华中特殊论”的错误思想。他指出：抗战以来，有些同志强调华中“情况特殊”，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是错误的，对形势的发展是极为有害的。任何政党，只有在战场上，在抗日武装斗争中，表现出自己最大能力时，才能巩固与发展自己。
针对当时全华中尚未建立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的情况，刘少奇指出：抗战打日本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人；有了枪和人，还要有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政权。有了政权和根据地，我们就可以招兵、征粮和收税，就能让人民当家作主，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接着，又针对有人疑虑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否合法的问题，刘少奇明确指出：“在当前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日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全国人民最高的法律原则。”只要人民承认就是最合法的，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民族利益、抗日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这就是最合法的。
针对一些领导屈从于国民党的限制，采取一些错误做法，刘少奇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木匠打枷枷自家。”
刘少奇还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他指出，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壮大人民力量，国民党不会同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就是把自己的手脚捆了起来。我们要放开手脚壮大队伍。“有人反对我们招兵买马，我看能招到兵买到马就不错，革命的兵为什么不招？革命的马为什么不买？有人不招，有马不骑，革命能胜利吗？”“发展革命武装，应当多多益善嘛！”
这次中原局会议，经过刘少奇的精心指导和耐心说服，出席会议的新四军领导干部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很快统一了思想认识。
于是，中原局在1940年2月7日发出《关于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组织在苏北及皖东北目前的总任务，是争取该地区成立党领导下的抗日反奸的根据地。实现这个任务的中心一环，是大力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及党所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组织，必须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去组织游击队、自卫军和民众，不必等待任何人的允许，不必与任何人商定所谓共同纲领，应完全依照我党历来的主张，独立地进行。”“在今年6月底，要在苏皖边建立与发展党所领导的武装至3万人枪，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30万人。”
会后，华中敌后广大党员干部很快从右倾错误观点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思想豁然开朗，精神大振，从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指导方针。
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自觉地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总结了经验教训。比如张劲夫就找到了打不开局面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对武装抗日游击战争重要性认识不足；二是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认识不清楚。
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的转变，为摆脱当时的困境，扫除“寄人篱下”不敢有所作为的消极情绪，为创建皖东根据地和开辟华中抗战的新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次中原局会议，是1940年2月下旬在定远县大桥镇召开的。中心内容是帮助华中党组织和新四军树立起反磨擦思想。
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仅要打鬼子，还要反磨擦。
华中新四军的反磨擦思想，是在刘少奇到华中后才真正确立起来的。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被我击退后，1940年春，其反共磨擦的重点转向了华中地区。在皖东，桂系军阀李品仙部在津浦路西向我军进攻；在苏北，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也调集兵力向我津浦路东进攻。
刘少奇根据面临的敌情，遵照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反磨擦斗争的方针，在会上强调指出，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只有敢于斗争，敢于针锋相对地反磨擦，敢于争取反磨擦的胜利，我们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也才能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反磨擦，我们只有小发展；反磨擦，就有大发展。
这次会议后，刘少奇亲自领导、指挥了皖东的反磨擦斗争，取得了定远、半塔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为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扫清了障碍。
刘少奇主持召开的3次中原局会议，扭转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华中造成的被动局面，是成为华中工作打开新局面的重要转折点。
在刘少奇的领导下，中原局在领导中原乃至华中地区抗战、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中原局十分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吸收各阶层积极人士入党，壮大党的组织力量。刘少奇多次强调，只要个人能积极参加抗日，能给八路军、新四军当向导，并知道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就可以入党。
据统计，到1939年11月，河南党员已由抗战初期的100多人发展到1．6万人。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对新党员的教育工作。
刘少奇曾先后在中共豫西省委，在竹沟，作了《中共党史》、《论党内斗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等报告，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党员，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武装党员。
中原局还举办了多个党员干部训练班，培养党的基层干部，加强党的领导力量。
同时，中原局十分注意团结国民党及其军队共同抗日。1939年初，刘少奇在赴河南确山途中，与彭德怀一道在洛阳做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团结抗日工作，商讨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
随后，刘少奇又指派河南省委统战部部长刘贯一开展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第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的工作。
除此之外，中原局同鲁雨亭、盛子瑾等人的合作也堪称成功。在团结抗日的大前提下，在中央有理、有利、有节方针的指导下，中原局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无理挑衅与进攻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0年11月，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及其他干部1000多人离开皖东到达苏北，11月进驻盐城。
1941年4月27日，中央决定“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中原局的工作宣告结束。
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
1941年5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东南局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华中局及新四军军分会：“以刘少奇同志为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邓子恢同志现在安徽工作，以饶漱石同志代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中共中央华中局是在原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东南局的基础上组建的。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项英等牺牲，叶挺被扣押。中共中央决定组建新的新四军军部，并酝酿对华中党的领导机构进行调整。
由于东南局书记项英牺牲，再加上华中地区的工作中心在苏北，中央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
1941年4月27日，刘少奇在盐城主持召开中原局会议，决定将中原局改名为华中局，刘少奇、饶漱石、陈毅、曾山为委员，刘少奇、饶漱石分任正、副书记，曾山兼组织部长，饶漱石兼宣传部长。
5月20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将中原局改为华中局以及华中局的人事安排。
华中局成立后，对下属的区党委领导人及管辖地区进行了调整。华中局共辖豫皖苏边区、皖东北区、淮海区、盐阜区、苏中区、皖东津浦路东区、皖东津浦路西区、江南区、鄂豫边区等区党委。
各抗日根据地按照区党委—地委—中心县委—县委—区委的组织系统，调整了党的各级组织。华中局还在盐城创办了华中党校和机关刊物《真理》、机关报《江淮日报》等。
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对华中地区工作的指示，认真总结我党和我军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三年来的工作，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全面巩固和建设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1942年2月14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在苏北阜宁城西北单家巷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
刘少奇主持了大会，并作了《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长篇报告。
报告分析了国际形势，总结了华中我党我军三年来的工作，提出了华中各根据地今后工作的总任务、总方针；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报告指出这几个任务是互相联系的，三位一体的，而不能互相孤立起来看。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条件之下，应该着重其中之某一个任务，然而一般的来说，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则是今后应该特别着重的一个任务。
为了彻底完成上述任务，报告提出了华中我党我军在各根据地必需切实进行的各项工作：1．坚决粉碎敌伪的一切扫**，加强对敌伪的政治攻势，加强对敌伪的工作，团结一切抗日阶层的人民，为保卫根据地，保卫家乡而战斗到底。2．要根据党的一贯的统一战线方针进行各种工作，以便联合一切抗日的友军友党与抗日的各阶层人民和团体以及世界上一切反法西斯国家，同根据地内之人民与团体共同抗日，同时应警惕亲日反共派对我之进攻阴谋，并准备击退这种进攻。3．贯彻实施依照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建设的指示，来继续提高主力军，加强与扩大地方军，广泛建立与训练人民武装，建设与提高兵工生产，及正确的指挥各种战斗。4．要普遍深入地发动和组织根据地内的基本群众，普遍切实地改善群众生活，建立真正广大的群众团体。5．要彻底改造根据地内的政权机构，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成为包括所有各抗日阶层的联合民主政权。6．要在财政经济及食粮方面作极大努力，来保障人民的需要和部队的给养，以与敌伪在经济上作斗争。7．要发展根据地内的文化教育，办理各种学校，训练人民成为新的公民。8．要健全各根据地保安处与除奸部门的工作和组织，加紧对敌探、奸细及破坏根据地与民主政权的特务进行秘密斗争。9．要建设根据地内与群众有深切联系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党。
会上，刘少奇还作了《关于政权问题的总结报告》，论述了政权的性质、政权的建设、三三制、合法斗争和关于基层政权等问题。会议期间还听取了其他负责同志关于军事问题、党与群众工作问题，以及敌伪工作等方面的专门报告。
扩大会议经过讨论，于3月5日完全同意刘少奇关于《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并决定由各级党的组织将此报告向下传达，作为今后的奋斗目标与行动路线。
1943年1月10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抵达盱眙县黄花塘一带驻扎。在那里，华中局领导华中敌后军民的抗日斗争，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9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时，华中局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