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朱德、彭德怀通电就任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之后，随即在西安七贤庄一号门外挂起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
这是我军在国统区设立的第一个公开办事处，也是进出延安的重要门户与通道……谈判斗争的前哨阵地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朱德、彭德怀通电就任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之后，随即在西安七贤庄一号门外挂起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
这是我军在国统区设立的第一个公开办事处，也是进出延安的重要门户与通道。它和上海、南京、武汉、太原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一道，有力地支持与协助了我党同国民党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的谈判，以及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等有关事宜的洽谈与商定。
原来，从1937年2月中旬到7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林伯渠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蒋介石、宋子文等谈判四次。
谈判中，蒋介石等虽多方延宕刁难，企图继续限制中共和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但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呼声的强大压力下，也不得不在原则上承认国共合作抗日，并同意红军的45000人，改编为三个师。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迫于危在旦夕的紧张局势，才同意在红军改编的三师之上设八路军总指挥部。
由于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公诸于世，第二次国共合作才正式形成。
在具体谈判过程中，西安、南京、上海等地的办事处，成为我党我军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的立足点和前哨阵地。
1937年8月25日，原红军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及时将自己油印的朱德、彭德怀就职通电，向西安各界人士和各机关团体散发。
通电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当时云集西安的爱国知名人士、政界要员、军界将领、省府主席以及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致电发函，深表热烈祝贺，八路军一时声威大震。
9月11日，按照国民政府各战区的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于是，全国各办事处均挂起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办事处”仿宋体蓝底白字的大长木牌。一个个办事处成为我党唤起民众，团结抗战的军事、政治联络站。
山西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即将成为华北地区对日作战的主战场。
在日军大举向山西、太原进犯的情势下，由于我党密住太原的红军联络站与阎锡山当局早已建立了较好的关系，阎已由过去反对红军入晋抗日，转为欢迎红军入晋对日作战。
周恩来在南京谈判期间，主动要求将中共部队隶属于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指挥。
这一提议获得南京政府同意后，从1937年8月下旬开始，八路军主力部队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即陆续出师山西前线堵击日军。
9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到太原，同阎锡山等二战区负责人谈判两党两军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等各项事宜。
在这新的情况下，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和办事处全体人员根据党中央指示，十分紧张地进行了大量工作。
在红军出师路线问题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过周密考虑，决定从韩城渡河。
8月15日，毛泽东电示彭雪枫：“因时局紧急，红军不待改编即拟出动。”“出动路线，因洛川至府谷千里无粮，延安南北八百里颗粒无买（机关粮食从晋西与西安买来），因此决不能走陕北。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阳到大同集中，此点与阎交涉，一定要办到”。
彭雪枫接电后，立即同阎锡山及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等有关方面交涉，获得圆满解决。
8月12日，毛泽东曾将阎锡山答应红军由韩城渡河事电告朱德、周恩来。接着，彭雪枫就渡河日期、地点、船只、粮食、运输、列车等与阎方进行了协商。
8月14日，彭雪枫将红军出师沿途所经地点的粮草供应、每天可派出的列车车厢等向中央作了具体说明。
为防止行军中发生意外，他还向中央提出安全、保密的具体建议。
中央经过认真分析，即按彭雪枫所提意见开始行动。从8月31日开始，八路军主力由韩城县芝川镇渡河陆续开赴山西，顺利到达指定地点。
9月21日，朱德亲率八路军总部抵太原，圆满地实现了党中央的意图。办事处主任彭雪枫被誉为八路军的“先行官”、“好参谋”。
八路军主力抵太原时，办事处组织了太原市的各群众团体到火车站欢迎。还在办事处接待了八路军高级将领朱德、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徐向前、周士第、肖克等。
为了解决对日作战的给养，彭雪枫根据毛泽东指示，就红军补充装备与阎方协商。阎锡山答应解决。
彭雪枫即派办事处工作人员去第二战区司令部，先后领过30部15瓦的电台、50万发七九子弹、50万发中正子弹、200支冲锋机关枪，以及大批手榴弹等，分别发给路过太原的八路军部队。
与此同时，彭雪枫还陪同周恩来检查了设在汾阳、侯马等地的八路军兵站的接待、服务工作。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于9月5日抵太原，与阎锡山等谈判合作抗日和作战部署等问题。
在此之前，彭雪枫曾于8月31日专程去太和岭口行营就平津军事失败、日本占领平津后的行动估计及中国的对策、南京抗战决心、华北抗战前途、抗日游击战等问题，与阎锡山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了解掌握了阎锡山在这些方面的看法与打算。
同时就周恩来、彭德怀抵晋所乘车辆、安全、食宿等与阎方进行交涉，并作了妥善安排，从而为双方高级领导的深入谈判，作了很好的准备。
周恩来、彭德怀到太原后，彭雪枫先是陪同会见山西省省长赵戴文和省政府秘书长贾景德。
尔后即陪同去代县太和岭口、大同、太原等地，与阎锡山、傅作义、卫立煌等进行了数次会谈。此外，彭雪枫还协助周恩来、彭德怀处理了不少具体事务。
为广泛发动并组织战区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战，周恩来在与阎锡山谈判中，提议建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
经阎锡山同意后，周恩来亲自组织筹备，由侯外庐起草了战委会宣言，由邓小平起草了战委会工作纲领。这两个文件拟好后，为慎重起见，先由彭雪枫、邓小平和程子华等组成一个小组，进行了充分研究，后由周恩来委托南汉宸、续范亭拿去找阎锡山阅示，阎锡山感到满意。9月底，战委会成立，并在抗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后来，彭雪枫又去太和岭口行营与阎锡山晤谈，具体商讨了阎锡山指挥八路军的两个原则，即事先相互商议，随时将计划部署通知八路军，由八路军自行酌量行动，以及共同建立五台山根据地的有关问题。
9月20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抵太原后，彭雪枫又陪同朱德等与阎锡山会晤，研讨了“平型关战役”诸问题。
同时，为了进一步搞好与友军的联合作战，在太原和临汾期间，周恩来、朱德曾分别与国民党将领卫立煌、李默庵等在办事处会晤和交谈。
八路军在平型关首战告捷和取得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的重大胜利后，许多国民党陆、空军将领到八路军办事处来表示祝贺和感谢。
周恩来、彭雪枫都一一热情接待，并用平型关大捷中缴获的香烟、食品等招待来宾。
这些活动加强了团结，推动了国共合作抗战。后来的忻口战役、娘子关战斗、太原保卫战都成为国共合作抗战的先例。
乱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抗战初期，在党的领导下，上海的文化宣传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它们教育了人民，打击了敌人，一扫国民党散布的悲观消极情绪。
周恩来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上海新闻出版工作搞得活跃，对香港、内地都有影响，应加以表扬。”
1937年7月下旬周恩来等中共中央代表上庐山同国民党谈判期间，曾到上海找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和刘晓等传达中央的精神。
周恩来在谈话中指出，我们要抓住全面抗战的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充分利用上层的合法关系，广泛联系群众，建立群众组织。
周恩来再三强调：不管形势怎样变化，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稳扎稳打。党的活动要隐蔽。对地下党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关系，周恩来强调：地下党组织（指江苏省委）和八路军办事处，不要建立经常的组织联系，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不能混淆。
正是在党中央的关怀下，上海八路军办事处一成立就加强了与上海市各界爱国人士，如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的联系。
上海八路军办事处还通过对胡愈之、钱亦石、钱俊瑞等社会上层知名人士做统战工作。同时加强对各界救亡团体的领导，如通过新闻界羊枣，职业界王纪华，文化界王任叔，妇女界沈兹九等，一起组织发动抗日救亡运动，使上海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
1937年秋，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上海各界群众性的救亡组织由救国会改变为救亡协会。
当时，文化界救亡协会比较活跃，影响广泛。其上层机构是由国共两党各派人选组成的。组织部、宣传部由我党掌握，基层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也在我党掌握之中。组织部负责工作的钱俊瑞，中共组织关系在八路军办事处。
八路军办事处通过他和汪光焕、杨帆等联系，贯彻党的方针，同时，中共江苏省委沙文汉等也经常关心“文救”工作。
王任叔担任上海各界救亡协会党团工作时，王除接受中共文委领导外，还和八路军办事处刘少文保持个别联系。每周碰头一、二次，主要是研究上层统战工作。
1937年11月中旬，南市、闸北等周围地区为日军占领，公共租界、法租界地区成为“孤岛”。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潘汉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宴请各界知名爱国人士。
在会上，潘汉年阐述了在日军占领上海的危急形势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要求他们撤离上海。会后，潘汉年把党中央建议宋庆龄离沪的电文交她过目。
于是，宋庆龄于1937年12月13日乘德国邮船秘密离沪去港。其他主要知名人士，也在潘的周密安排下，分批化装乘外轮秘密离沪。潘汉年与夏衍也于25日赶赴香港。
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和八路军办事处其它人员在开展国民党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一方面依靠党和群众的支持，热情地宣传党的主张。就舆论关心的问题在《救亡日报》、《申报》上发表文章，以推动上海的救亡运动不断向前发展。
同时潘汉年还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人士中间，在坚持抗日的前提下做了大量统战工作。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以郭沫若的名义，应陈诚、张发奎、罗卓英的要求，把由革命青年组成的3个战地服务队派进国民党军队担任民运的宣传、组织、救护工作。
10月28日，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代表的身份，致函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的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席杜月笙：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已经予日寇重创”，但因为“经费限制，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
杜接信后，第二日即在杜公馆召开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了捐赠防毒面具一事。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将1000具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捐赠给前方八路军将士使用。
杜月笙与我党这段交往，是潘汉年根据党的指示，团结国民党知名人士抗日，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一个成功的记录。
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刘少文继续积极从事各方面的统战工作。
1938年冬，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姚惠泉在刘少文的推动下，动员工商界爱国人士踊跃捐献物资，捐助前方抗日将士胶鞋2万双，龙头细布4000匹。
上海工商业“星二聚餐会”的成员，还专门成立“节约救难委员会”，征募寒衣及捐款支援抗日前线。
“职协”宣传部部长李文杰以会计师身份查核捐款帐目，仅送交《译报》馆代收的捐款就有1785万元。刘少文还收到海关丁贵堂捐献的2万元。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一成立，也积极向国民党交涉，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后因前方战事失利，不得不移往武汉继续筹办。
当时，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寄的份数不多，而且不能按时收到。办事处只得经常散发油印宣传品。每次收到党中央的重要论文和八路军前线作战的捷报，就立即油印发给各报馆。各报对八路军战报一般都照登。上海邹韬奋主编的《抵抗三日刊》协助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做了不少宣传工作。
10月7、8、9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在《申报》、《中央日报》连续刊登大幅广告：《朱德、彭德怀启事》。启事中说：“所部业已开赴前线，正与暴敌激战。我全体将士誓与全国民众及各友军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扫除强敌，务使民族解放之伟大事业克底于成。”
全国各军政领袖、各党派首领、各界名宿、各民众团体也给朱、彭发来贺电公开表示感谢。
10月18日，《京华晚报》登载过一篇对叶剑英的专访。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对记者说：“晋省得失，不仅关系华北之存亡，实对中日整个战局有相当之影响，……近日我军在各路战事始终占取优势。游击战术，业已收到相当之功效。……从侧面将敌截成数段，然后可以各个击破。”“八路军在晋作战，与各友军相处，感情极佳。朱彭两总副指挥之总部，系流动性的，随时视事实需要而推移，并无一定驻节地点。”
10月25日出版的《时事类编特刊》第三期登载叶剑英亲笔题字：“举国一致的团结与坚持是战胜日寇的基本条件”。
同期还刊登叶剑英致特刊主编梅汝的一封信。信中说：“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一、举国一致的团结与坚持；二、努力争取国际上一些同情与援助；三、在战略和战术上有巧妙的指导和运用，我想胜利是我们的。”
抗战初期，国民党广东当局的上层机关都设在广州。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政治派系十分复杂。办事处根据这一客观环境，按照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统战政策，利用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当时，余汉谋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中央系派存在着较为尖锐的矛盾。余、蒋势力对比中，余派无疑居于绝对优势。
余派为了把蒋系势力挤出去，达到独霸广东的目的，抗战初期放宽一些抗日的民主，对我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态度比较缓和。
我党正是利用蒋余矛盾，向余汉谋提出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并得到他的应允的。办事处建立起来后，我们继续对余汉谋展开统战工作，减少他对抗日民主的压制。
我党在广州可以出版发行进步书刊，如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论持久战》等著作，在广州街头可以公开出售。
广州八路军办事处的主任云广英经常和余汉谋协商有关事情，曾建议他多做“团结、整军、政工、民运”等工作。余汉谋表示同意云广英的观点，要求我方派人帮助他。于是1938年初，中共广东省委派了包括120多名党员、400多名抗先队员的骨干分子到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工作，使余的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同年12月，在粤北一次抗击日寇的战斗中，这些大力协助各级军事干部，不但粉碎了日寇妄图消灭我十二集团军主力部队、夺取曲江和南雄两县的目的，而且使日寇死伤6000人。在这次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
办事处对张发奎的统战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1939年6月，平江惨案发生后，张发奎表示，在广东不允许有如平江之事发生，办事处有何事可去问他，可多来往。还表示应广泛团结，反对内部“磨擦”。甚至在一一次公开会议上，他大骂顽固派邱誉，指出邱誉的反苏言论不合时宜，不符合抗日建国纲领，制止了邱誉对进步文化人的迫害。张发奎、余汉谋等人还联合发表《告民众书》。该文对发展民族抗战运动和游击战争有一定的意义。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后，利用合法地位广泛开展了对新桂系、民主进步人士以及各阶层群众的统战工作。
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脑的新桂系，是我党对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公开做桂系首脑人物统战工作的，主要是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领导同志。
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建立后，周恩来1938年至1939年4月，三次来到桂林。同郭沫若一起，和白崇禧谈了在桂林复刊《救亡日报》的问题。并应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邀请，出席军委会军训部成立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并多次会见了各阶层爱国人士。
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也多次来到桂林，在桂林期间他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统战活动。1939年1月至5月，他应邀到广西学生军第二团作了《现阶段的游击战与正规战》的演讲。应广西省主席黄旭初邀请，到广西建设干部学校作《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讲。到乐群路、李子路储才学校，向各界人士和爱国群众作《积小胜为大胜》的演讲。
周恩来、叶剑英的上述活动，对坚定桂林各界团结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对我党与广西统战关系的进一步建立和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周恩来、叶剑英做了许多工作的基础上，李克农以公开合法的身份，经常与白崇禧、黄旭初等桂系上层人物接触，和他们交朋友，宣传我党的统战方针与政策。
八路军办事处建立不久，李克农就会见了黄旭初。有一次在谈话间黄问李克农广西有没有共产党。
李克农回答说：“有是有的，可是不会找你们麻烦。若说没有共产党那是骗你，我就是嘛！”
李克农坦率地表明，我党在广西的活动，旨在支持广西团结抗战，不干涉广西的内部政务。在我党统战政策感召下，广西当局权衡利弊，表示愿意与我党合作。除了做新桂系的工作，八路军办事处还积极做国民党民主派的工作。
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国民党民主派和蒋介石有矛盾，并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战。我党始终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
中共南方局和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十分注重团结他们。并通过他们做桂系首脑人物和上层人物的工作。他们利用“广西建设研究会”、“文化供社”等团体机构，掩护我党的地下活动，保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安全，解决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困难问题。
皖南事变前，宋庆龄和爱国侨领陈嘉庚等募集的医药器材及其它物资，运往桂林后，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在放行和转运时给了许多方便。
广州、武汉沦陷后，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云集桂林。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也十分重视对这一部分人开展统战工作。
李克农亲自抓这项工作。在新闻界，主要是通过夏衍等去做工作。当时桂林新闻界，有两个不由桂系控制的机构，一是国民党中央社广西分社；一是新闻检查所。
这两个机构及其负责人，都属ＣＣ系，对《救亡日报》负有严密监视的任务。在报纸方面，除了桂系的《广西日报》、中立的《大公报》之外，还有一张国民党军委会直属的以反共著名的《扫**报》。
夏衍对这些新闻单位的负责人，都分别做了工作，并且取得了成效。《扫**报》总编辑钟期森，也对夏衍表示“不会在版面上发表不利于团结的言论”，对《救亡日报》也表示友好。
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统战活动在文化界取得了成效。文化界的许多朋友，都设法拿出力量来支持《救亡日报》。各界人士写文章搞演说，宣传了我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到底的政治影响。
转运军需保障后勤供给
我军的后勤工作大量的在延安，一部分也在重庆。其中有的需要到国民党政府军委会领取或办手续。
诸如向国民党政府军委会领取我军的经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卫生医疗器材、医药、交通运输车辆、通讯器材以及人员、物资的交通运输和安全问题交涉等，都由重庆办事处负责办理。
按照抗战初期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政府每月应发给八路军军饷50万元法币。武器装备、医药卫生及其它各类军需物资的分配，我军应与国民党军队“一视同仁”。
最初两年，国民党军委会还发给军饷和少量的子弹及药品。重庆办事处每月到国民党军委会领来拨给我军的几十万元军饷，按我党中央的规定分发给有关单位和地区。
后来，国民党军委会将我军的军饷和子弹、医药拨到所属战区领取，而所属战区又常常以各种借口拖延发给。这时，重庆办事处就负责到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催问和交涉。
1940年秋，国民党军事当局完全停止发给我军子弹、医药补充。1941年1月起，又停止发给我军的军饷。到此，重庆办事处向国民党军委会领取军饷的一切军需物资的工作完全终止，但有关方面问题的交涉仍在继续。
延安是我党在全国范围内领导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她直接领导着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国民党第一战区将延安同晋东南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同华中新四军之间隔开。
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一成立，就接通以上几处之间的交通。使我党我军的人员、物资来往有了一个中转站、落脚点，并保持畅通。有力地支持了华北、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
从延安、西安到中原局所在地竹沟及新四军彭雪枫部，一战区所辖的河南是我党人员、物资来往的必经之路。
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建立了通往西安、竹沟、新四军彭雪枫部的交通线，并有专门的交通员往返转送人员、物资及党的文件等。尽管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反共，但并没能截断延安与华中这条交通线。
由于日军封锁，延安与晋东南八路军总部之间的交通往来也得经过洛阳。洛阳八路军办事处通往晋东南的交通线为：洛阳、渑池、垣曲、阳城、高平、长子、武乡；或走洛阳、济源、陵川、平顺、潞城、黎城、武乡。
1939年1月、12月，彭德怀两次经过洛阳，来往于延安和晋东南之间。1940年5月，朱德偕同康克清等经洛阳、西安前往延安。
洛阳八路军办事处的联络范围，东到新四军彭雪枫部，西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南到中原局及河南省委所在地竹沟，北到八路军总部驻地武乡。
此外，还同延安及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有密切联系，为党中央的各项指示及时转达和大批物资转往前线，起了重要作用。
一战区国民党军队与二战区八路军相邻，在对日作战及国民党反共“磨擦”问题上有许多联络、交涉任务。
洛阳八路军办事处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遵照中央指示，同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系，协调一战区国民党军队与二战区八路军之间的关系。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晋南和豫北多次向八路军发动军事进攻。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奉八路军总部指示，多次与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交涉有关争议问题。
2月，朱德、彭德怀指示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就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防区及活动区域问题同卫立煌交涉。
3月，卫立煌部分同意了总部提出的要求。最后确定：临（汾）屯（留）公路和漳河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驻防区；太南之平顺也留给我八路军；阳城、垣曲之间，陵川北、晋南允许八路军设兵站办事处等。
在与卫立煌谈判过程中，毛泽东对洛阳八路军办事处的谈判工作作了具体指示：“要沉着坚定，关于晋东南问题由朱彭答复你们以归统一，关于整个方针问题，（刘）子久可于本月18日到西安与林（伯渠）见面，接受指示。”
接着，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又遵照中央及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同卫立煌交涉要求保障八路军的交通运输线问题。
6月，卫立煌同意我方提出的要求，并命令沿途驻军妥为保护八路军运输线和各兵站。
1940年12月，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就何应钦扣发八路军军饷一事与卫立煌交涉。卫立煌表示调查后即催发。月底，八路军运输大队由洛阳领取到10月份的数十万元军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