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毛泽东开始夜以继日地写作《论持久战》。延安窑洞里的油灯彻夜不息，窗纸上映着毛泽东奋笔疾书的身影。
毛泽东每天这样写着，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警卫员端来冒着热气的饭菜，几次凉了又热，劝毛主席快吃饭，也无济于事。
春寒料峭，初春的陕北之夜仍十分寒冷。为了让毛泽东主席安心写作，警卫员翟作军弄来了一盆炭火，他怕主席冻着脚，就把火盆放到了毛泽东的脚边。
召开全国代表会议
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为了迎接全国抗战的新形势，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方针和任务，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即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这次会议不仅苏区代表参加了，而且，白区和红军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讨论的问题是全党面临的全局性的任务，所以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共有200多人，代表着4万多党员。
5月2日下午，会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幕。首先，张闻天致开幕词，接着，与会代表选举通过了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刘少奇、林伯渠、凯丰、林彪、杨尚昆、聂荣臻、肖克、郭洪涛、傅钟、彭真、马明方、蔡畅、贾拓夫、刘长胜1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
此后，通过大会议程：1．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2．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
5月3日、4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报告共分三个部分：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我们的领导责任。
毛泽东在报告的第一部分，深刻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明确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认为，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党提出的争取和平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实现，下一段的任务主要就是争取民主。“必须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
第二部分，着重讲了如何争取民主和自由的问题。提出在中国必须实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一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
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斗争策略上可以作些让步，以便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当然，“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
毛泽东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四点：1．将红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2．将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状况。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第三部分，着重讲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报告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依现实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
报告讲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四个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首先，要根据历史发展的行程提出一个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基本政治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第二，当全国人民按照这种具体目标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他的先锋队，应该提起自己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基础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报告还指出，为了保证党对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必须同“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
5月7日下午，毛泽东又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这个结论进一步阐述了和平、民主和革命前途等问题。
为了加强党对革命事业的领导，毛泽东着重阐述了党的干部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和全党的团结问题。
关于党的干部问题，毛泽东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用。”
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全党团结问题，毛泽东说：“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又说：“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
最后，毛泽东说：“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巩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
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
5月10日，博古作了《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
会议认为，在目前新的政治形势下，我们的工作方式及组织形式，毫无疑义的是要随着环境变更而变更，而这一变更的关键，就是这次党的代表会议所确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5月14日下午，林伯渠致闭幕词，宣布这次大会胜利结束。
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批准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确定了新形势下的方针和任务，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此后，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
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
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国民党内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论调。在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寄望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抗战，轻视游击战争。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就号召全党“准备着长时间同敌人奋斗。”会后，毛泽东在谈话中，多次阐述通过持久抗战争取胜利的思想。
1937年7月，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
1937年8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明确指出：“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抗战”。
1938年春，毛泽东开始夜以继日地写作《论持久战》。延安窑洞里的油灯彻夜不息，窗纸上映着毛泽东奋笔疾书的身影。
毛泽东每天这样写着，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警卫员端来冒着热气的饭菜，几次凉了又热，劝毛主席快吃饭，也无济于事。
春寒料峭，初春的陕北之夜仍十分寒冷。为了让毛泽东主席安心写作，警卫员翟作军弄来了一盆炭火，他怕主席冻着脚，就把火盆放到了毛泽东的脚边。
过了一会儿，翟作军突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烟味，原来毛泽东的两只棉鞋正在冒烟，被烧焦了一大片而他却全然不知。
翟作军赶忙跑过去帮主席脱掉棉鞋，弄灭了火星。无奈，毛泽东只好穿上单鞋在寒冷的夜晚继续写作。第二天，毛泽东就病倒了，但他只吃了几片药，没有按医生的嘱咐好好休息，就又撑着病体拿起笔来。
八九天就这样过去了。毛泽东的两眼布满了血丝，脸庞也日渐消瘦。一天夜里，毛泽东唤来了翟作军，让小翟把一摞厚厚的书稿送到清凉山解放社去。翟作军知道主席的书终于写完了，高兴地答应着向解放社跑去。
几天后，解放社送来了校样，毛泽东又不分昼夜地修改斟酌，还发送给其他中央首长征求意见。不久，《论持久战》出版了。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以《论持久战》为题发表了演讲，受到干部战士们的热烈欢迎，他们争相传闻、展开讨论。就这样，《论持久战》这部5万多字的光辉著作终于诞生了。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情况，指出了中国人民经过持久战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客观依据，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分析了各个阶段的特点。
《论持久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指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
这篇伟大著作，有力地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谬论，为抗战胜利指明了具体道路，坚定了人民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
在《论持久战》，毛泽东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为要充分发挥抗日战争中人民群众的“自觉的能动性”。
毛泽东认为：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和行动是正确的行动。
在阐明了人的“自觉能动性”后，毛泽东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有充分调动起全民族的自觉能动性，就能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百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跳，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只有这样把日本帝国主义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才能使我们这支军队无敌于天下，才能彻底把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
毛泽东认为，要发挥人民群众的“自觉的能动性”，必须强调客观的条件，也就是必须分析抗日战争中的特点。他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自觉性的战争能动性，体现在深厚的群众智慧之中。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只有深入到敌后，到敌人占领区的空隙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武装，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才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还强调发挥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必须弄清军队现代化建设与“三大原则”的关系。他认为军队中军民关系搞不好，以为方法不对，其实是一个根本态度的问题。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革新军制离不开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出鸭绿江的。但忽视了三大原则，八路军、新四军就无处安身，抗日战争的游击战的战术就无从实施。这样就必须要端正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即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个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开了这个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的。”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为了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毛泽东重申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敏感是瓦解敌军和尊重俘虏。正是这样充分调动抗战中全体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进一步振奋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抗争战精神，为赢得这场战争打下坚实的民众基础。
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阐明持久抗战的战略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成为指导抗战的军事理论纲领。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出台
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正式公布。
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陕甘宁苏区。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表示，愿意将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随后进行了更名改制工作。陕甘宁苏区更名为陕甘宁特区政府，苏维埃制改为民主共和制。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要把实行抗日同实现民主、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采取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全面抗战路线，边区既要成为抗战的堡垒，也要成为民主的模范。
1939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建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问题。
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六中全会后边区工作要有一个推动，要从边区议会做起，使边区能应付困难环境，造成对外有好的影响，因此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保证民主制度。
1月17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幕。在开幕会上，毛泽东指出：边区是全中国的一个部分，但这里有些新的东西，如民权主义，别的地方很少，民生主义，别的地方根本没有，这就是边区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现在全国坚持抗战，开参政会等等，在实行着三民主义，我们边区的参议会也是其一。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相互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行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的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大事一定有人反对的，坏事有人反对，好事也有人反对的，那末怎样断定事之好坏呢？看问题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这标准就是：凡是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所反对的，那一定是好事。因之，我们要努力的干。
1月18日，下午，毛泽东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他说：武汉失守了，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而是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需要三个条件：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敌人困难的增长；国际上更多的援助。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拖“牛尾巴”，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
2月4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驳斥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批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反共、溶共方针，指出：“一个主义”论者，现在不对，过去也是不对。过去皇帝时代尚有几种信仰，现在“民国”时代反而没有，那简直是放屁。至于“一个党”，也是不对。有不同阶级，不同主义，当然有各党各派。过去有人唱一个歌，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话说得相当对。所以“一个主义”、“一个党”这种话就应该取消，如果他再要讲，我们就要驳他。讲到溶化，应当溶化的是那些顽固分子，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人，为国为民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溶化的！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4月4号这一天正式公布。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新中华报》正式发表。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围绕”三民主义”的各个方面，阐述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其中包括：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边区人民与党派，动员一切力量，共同抗日。各民族在政治、经济上一律平等；发扬民主政治，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等。确定私人财产所有权，保护边区人民由土地改革所得之利益，废除高利贷等。
这个施政纲领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在陕甘宁边区特殊环境下产生的。《施政纲领》不仅对陕甘宁边区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全国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它在政治上既保证了边区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也照顾了农民及地主的利益。
两年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即《五一施政纲领》，它更全面、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方针，对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规定出具体政策。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评论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文件，在它的条文中，贯彻着统一战线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
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这些施政纲领，得到了边区人民的衷心支持和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