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接过信说：“你的记忆力很好，信由我转呈毛主席好了！”
由于云广英在争取两广地方实力派中的特殊贡献，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称赞他说：“云广英同志是1936年平息‘两广事变’的秘密使者。”
争取绥远的傅作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并很快侵占了我国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大片热土。接着，日军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向长城的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一带进犯，威胁着古都北平。
1931年9月28日，傅作义与宋哲元等50余名北方将领联名通电，“呼吁全国各方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群策群力，共同奋斗”，表示“愿为抗日救国，捐躯摩踵”。同时对所部加紧抗日动员，每天早晚带领官兵，齐声高呼：“誓保国土，以尽责任，不惜牺牲，以雪耻辱”。
傅作义时任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兼绥远省政府主席，他原来是阎锡山的部属，自1931年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后，已逐渐形成一方势力。
1933年6月，中共北方局曾派张经武到归绥做傅作义的统战工作，恳切希望与傅部合作抗日。张经武回来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傅是坚决抗日的，并有与中共合作抗日相互支持的诚意。
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中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下，激于爱国热情，傅作义率领所部全体官兵开赴长城抗日前线。
1935年5月，日军向怀柔一带进犯。傅作义亲临前线沉着指挥，全军将士浴血奋战，击毙日军240余人，伤500余人。首战告捷，震惊中外。
1936年8月1日，伪蒙军又向绥东发动战争。傅作义毅然率部抗击，激战7昼夜，捣毁了日、伪蒙军司令部，毙敌千余人，俘敌300多人，取得了保卫红格尔图战役的胜利。
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励傅作义继续坚持抗日，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委派中共代表南汉宸前往绥远会见傅作义。南汉宸与傅作义原为太原陆军小学同窗，长期保持着联系，堪称“手足之交”。
毛泽东在中信中写道：涿州之战，久闻英名，况处比邻，实深驰系。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毛泽东函请傅作义毅然抗日，努力救亡图存，红军决为后盾。此信给了傅作义很大鼓励。
南汉宸把毛泽东亲笔信面交傅作义后，双方又进行了恳切的会谈。傅对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表示赞同。
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等又致函蒋介石、阎锡山、傅作义和西北将领,指出：“非抗战不足以图存,深信绥远抗战一起,西北数十万健儿携手联合起来,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全中国而战。”给了傅将军及官兵极大的鼓舞。
同时，毛泽东还专门委派中共代表彭雪枫持自己的亲笔信去绥见傅，再度鼓励傅作义抗战。
毛泽东在信中说：日寇西侵，国难日亟。先生统率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抗日统一战线之促进。目前情势，日寇侵绥如箭在弦上，华北长江同时告急。但国内统一战线粗有成就，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红军主力之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红军虽志切抗战，但在未得友军谅解，尤其在未得抗战地区之友军及地方行政长官之谅解以前，决不贸然向抗战阵地开进。在已得正式谅解而向抗战阵地开进与实行抗战时，自当以其全力为友军之助，而绝不丝毫妨碍共同抗战之友军及其后方之安全与秩序。兹派彭雨峰同志来绥，与先生接洽一切，乞以先生之意见见教，并希建立直接通讯关系。百川先生处，今春曾数数致书，夏时又托韩团长将意，久未得复，祈先生再行转致鄙意。如有可能介绍彭同志赴晋一晤，实为公便。叨在比邻，愿同仇之共赋。倘承不吝赐教，幸甚幸甚。
傅作义看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后，更加坚定了抗战的决心。
日本关东军为了尽快实现占领华北的战略目的，竟然出6000万大洋收买傅作义，条件是宣布独立，脱离南京政府，国号自选，地盘包括内蒙、宁夏、甘肃、新疆。傅作义听后拍案而起，断然拒绝。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级垣征四郎气得暴跳如雷，叫道：“傅作义不与皇军结盟，就打倒傅作义！把他赶出绥远去。”
傅作义曾对人讲：“我是中国人，要长中国人的志气，绝不能卖国求荣去当汉奸。我叫作义，绝不做不仁不义的事。我的奋斗目标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复兴。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傅作义先生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令人敬佩。
傅作义于红格尔图初战告捷的当晚，乘敌一时难以再犯之机，先发制人，立即发起百灵庙战役。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援绥通电，要求南京政府“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决不能坐视傅作义等抗战而不救。并号召全国人民自动组织各种抗日团体与武装力量“援助现在绥远坚决斗争的英雄将士”。
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鼓舞下，傅作义乘胜进军，出奇制胜，收复了被日、伪军窃据的百灵庙、大庙等战略失地，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绥远抗战”的光辉一页。傅作义也因此成为全国人民崇敬的爱国将军。绥远抗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国内各大报纸进行了报道，天津、上海、南京等地都发了贺电，山西、绥远等地各界人士和海外华侨，纷纷举行援绥劳军运动，前往绥远的慰问团络绎不绝。
黄炎培、朱自清等著名爱国人士，组成慰问团赴绥慰劳。爱国华侨陈嘉庚，不远万里捐赠药品、服装和钱财，后来还写了《傅作义高义》一书，称赞傅作义及其所部的抗战功绩。
绥远抗战胜利告捷，天津《大公报》发表文章，赞扬此役“揭开民族历史的新页”。中共中央特发电祝贺，称赞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
1937年1月，毛泽东又给傅作义发贺电，并派南汉宸到绥远慰问，送锦旗一幅，给傅作义以极大鼓舞。这些，都为抗战初期八路军同傅作义在山西抗战中密切配合打下基础。
争取四川地方实力派
1935年初，四川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红军已紧逼川南各县，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发展迅速；蒋介石借追击红军为名，派了自己的大批嫡系部队涌入四川，引起了四川各派军阀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当时我党正在川东的云阳、万源一带组织武装暴动。
为了加强领导，开展好游击战争，配合长征红军在四川的活动，加深反动营垒的分裂，中国共产党上海中央局特科派遣共产党员张曙时到四川，秘密争取刘湘转向抗日并参与创办《建设晚报》，发展党的组织，指导开展四川抗日救亡活动。
张曙时，江苏睢宁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上海、北京等地从事秘密情报和兵运工作。
地处西南的四川，对张曙时这个久居江南的人来说，是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初到那里工作，困难势必很多，但他愉快地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
张曙时临行前，党组织又将流寓在上海的共产党员吕一峰和傅春吾两人介绍给他。
1935年1月，张曙时一行从沪动身，溯江而上。沿江两岸的无限风光尽收眼底，使张曙时深感祖国山河的可爱；而满目凋零破旧的凄凉景象，又唤起张曙时对反动派卖国害民的愤慨，他亟盼早日投入火热的斗争。
越楚汉，过三峡，张曙时一等到达了四川的万县，即按原来的计划下船。经过了解，得知当地一带的武装暴动已经举行，由于准备不充分，起义失败，队伍也随之散去。
意外的情况并没有使远道而至的张曙时灰心。他接着又乘船前往重庆，准备在那里住下来，利用傅春吾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做情报工作，并打通与红军的联系。
初到山城，人地两生，开展工作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地方党被严重破坏后，仅有的党员也纷纷疏散，无法接通关系。
张曙时在傅春吾老先生的帮助下，一边搜集有关情报；一边去与那些从前方回渝的川军军官接触，给这些人陈说利害，指出去路，明确地告诉他们去与红军打仗，不会捞到什么好处。与其损兵折将，徒拚消耗，倒不如休战后退，保存自己的实力。否则，一旦蒋介石军事势力入川，就有地盘被侵占，川军被消灭的危险，因此得早有防备为好。他的这些工作，对瓦解军阀部队的斗志是起了作用的。
张曙时为了尽快开展工作，打开新的工作局面，他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大敌当前，民族的矛盾逐渐上升，包括四川的地方实力派在内的各阶级、阶层正在起着变化，有转向抗日的可能。随着中央军的涌入四川，蒋介石集团与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必将进一步加深，这就可以利用矛盾，推动实力派转向抗日立场，支持群众的救亡运动，从而发展革命形势。
基于这种对当时省内外主客观条件的分析，张曙时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大力开展统一战线活动，特别是做好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推动上层人士参加抗日，发展整个抗日的形势。
当时的四川，大小军阀很多，其中以刘湘的力量最强。刘湘投靠蒋介石，击败了其他军阀，势力进一步扩大，并被蒋委为四川省主席兼川康绥靖督办，掌握四川的军政大权。
尽管刘奉行反共投蒋政策，但随着蒋军的入川，蒋介石分化四川各军，消灭异己以求“四川中央化”的阴谋逐渐暴露；特别是“党化四川”的主张加紧进行和“省府迁成都“的提议正式提出，更使刘湘对蒋感到恐惧。为了具体了解到其中的真情和刘的态度，张曙时就动员傅春吾去访问与刘经常接近的当地著名绅士卢子和。从卢那里得知“刘湘财产及商业皆在重庆”，“不愿省府迁成都，可是被蒋逼迫，又非迁不可，正在烦闷的没有办法。”
这个情况对张曙时来说，感到特别重要。他判断借此就可以打动刘湘，替刘找到一条出路，进而展开我党的上层统战工作。
于是，他就借用与刘湘有交往的傅春吾的名义，给刘写了一封长信。在这封信中，给刘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尤其着重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严重危险，抗日势力的普通发展和四川在将来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张曙时劝告刘湘：应当确定立新时代的需要与远大计划，才有光明前途。从军事、政治、外交、财政、经济各方面来一个新的布置，以抗日为中心的号召，造成四川为中国抗日政治的中心。为此，就应该“把省府迁到成都，脱离中央势力的压迫，与四川各军联络起来，共同保卫四川”。这样，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才可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与响应。
张曙时这种深刻的分析，对各种利弊的比较，以及在抗日形势下如何寻求自己的真正出路，引起了刘湘的极大重视，即派其亲信甘绩镛找傅春吾，表示十分感谢，并要求傅以后“常常赐教”。
张曙时的这封信，促进了刘湘下决心脱离蒋介石的挟制，也使他从中受到抗日宣传的影响。
恰在这时，民主人士张澜来到重庆。张是一位国内知名人士，又是刘湘的老师，深为刘所敬重。张曙时原与之相识，又通过他去做刘湘的工作，当面劝刘站到抗日方面来。
张澜向刘湘指出，要抗日，就必须反蒋。因为蒋介石一面对日妥协投降，一面千方百计在四川扩充地盘，吃掉全川的地方力量，用心险恶，不可不防。为此，只有高举抗日的旗帜，保护爱国抗日的群众，联合一切爱国抗日的派别，与蒋介石的控制野心作斗争，才是自己的光明前途。当时的成都虽为七个军阀所割据，但在反蒋抗日旗帜之下，是可以联合起来的。经过细致的工作，触动刘湘的思想，终于下决心将省政府迁到成都。
此时，张曙时因病不起，在重庆住了三个多月才恢复健康。病愈后，为了继续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推动刘湘转向抗日方面，他又利用共产党员吕一峰和蔡羿公的关系，前往成都。
到成都后，由蔡羿公接去，安排住处。后经共产党员陈克琴的关系，到民本体专教书，担任语文、历史等课程。
此后，张曙时在公开身份的掩护下，积极而有计划地开展对刘湘的争取工作。
首先，张曙时通过岷江大学教授黄子谷去找刘湘交谈，鼓动其抗日热情。
事前张曙时与黄细致商量，从谈话的内容到方法，都加以周密考虑，特别是针对刘感到兴趣的问题，诸如：怎样治理四川；联合抗日派别；对付蒋介石的控制等。由于准备充分，讲得切合刘的实际，因而引起刘的注意。
张曙时还利用各种渠道去接近黄秋侠等为刘湘所器重的人物，与他们分别进行了联络，借以影响他们的思想观点，再通过他们去影响刘湘。
刘的下属中有一批进步人物，这些人极力帮助刘湘励精图治，想造成一个新的局面。张曙时通过黄子谷的工作，促进了这些人的相互合作，提高警惕，不要上右派投降蒋介石集团的当。
到1937年8月，为刘湘所倚重的核心人物郭秉毅加入共产党后，他就直接领导郭去做刘湘及其下属的工作，宣传抗日，促进联合，使刘湘逐步转向抗日方面，这样，我党与刘的间接而密切的关系也经常化了。
张曙时在极力打开上层并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时，又以很大精力深入下层，着手发展群众运动。随着群众抗日情绪的昂扬，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对日益兴起的抗日运动的仇视和压制也更厉害了。
为了击退这股逆流，推动抗日**，张曙时又通过郭秉毅等人给刘湘做工作，说明群众团体都拥护刘的抗日主张，要刘与群众团体发生关系。
由于此时刘对群众救亡运动采取欢迎的态度，指派郭经常与各群众团体接洽。这样，群众运动因有刘的支持而不受国民党的压迫，得以顺利地发展起来。
由各个“救亡会”成为各界“救联会”，由秘密走向公开的活动。由张曙时等创办的《建设晚报》，还得到刘湘每月四百元的津贴，群众救亡团体也有一百元的经费。
国民党省党部见势不好，企图进行镇压，便把群众的这种抗日行动诬蔑为“共党分子捣乱”，甚至送出公函要省政府禁止或封闭各抗日刊物。
张曙时得到这消息后，就抢在反动派动手之前，派人给刘及其下属做工作，鼓励他们不要低头让步，刘迫于大势所趋，顶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
在省务会议讨论封闭抗日刊物一事时，刘湘也表示反对，置省党部的公函于一边。同时，还派郭秉毅去安慰那些民众救亡团体。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的形势下，日本商人和间谍分子也纷纷涌进成都，进行各种破坏活动。除已暗地在大川饭店设立机关外，经蒋介石政府允许，还准备在成都设立领事馆。
这时的刘湘还是脚踏两只船，仍在暗中同日本有来往。为了粉碎日本的企图，推动刘切断与日的联系，站到抗日立场上来，张曙时在动员群众公开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的同时，又通过郭秉疫等给刘湘做工作，反复讲清日寇深入四川腹地的严重危害，使刘也转而持反对态度。
在此基础上，再与刘的下属干部商定，发动了反对日本在成都设领事的群众示威运动。连军警和群众共两千多人，大队人马开到了大川饭店内。群情激愤，打死、打伤日本人各二人，捣毁了专卖日货的商店。
在这场“大川事件”发生后，刘湘因受到南京政府的责难，感到难以处理时，他就通过郭向刘陈说：这个事件是因日本侵略中国而引起，是群众爱国行动，是“偶发事件”，主要责任应由日本侵略者承担。
政府为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出发，当以地方事件来解决。刘同意这一处理意见，把打死的日本人埋葬，对打伤的给以医疗费后送出川境，然后刘电复南京当局，了结了这一事件。“大川事件”的胜利，挫败了日本政府的阴谋，使四川人民扬眉吐气，进一步激发了抗日热情，也使刘湘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加强，更鼓起了刘联合四川各抗日派别，充当四川抗日领袖的雄心。
刘在一次讲演中公开宣称：“蒋介石不抗日，我们要抗日！”表明了刘湘在抗日问题上又进了一步。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引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在我党努力下，得到了和平解决，从而粉碎了亲日派的阴谋，扭转了严重的时局，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为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创造了前提，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也使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实力派抗日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了。
刘还一度提出要与成都地区的共产党负责人见面会谈。张曙时考虑到当时复杂的局势和尔后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对此事没有同意。但是，仍以积极的态度表示了对刘拥护抗日的赞扬和支持。
由于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刘湘等地方实力派的转向抗日，蒋介石反动派的丑恶面目更为暴露，他们与刘的矛盾更明朗化了。这都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四川抗日运动的日渐高涨。
张曙时除了大力开展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工作外，还致力于党的组织建设，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和高度的责任感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
为了进一步确定地下党在抗日新形势下的任务，张曙时于1937年3月离开成都，取道汉口回延安，直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汇报情况，请示工作。
经中央研究，决定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重返四川，继续开展秘密活动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而将上层统战工作交由李一氓负责。
争取新疆的盛世才
争取新疆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主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进行的。苏联和新疆边境绵延2000多公里，交界之地种族相近，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
1933年5月，新疆督办盛世才派外交部驻新疆办事处处长陈德立到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去见孜拉肯总领事，表示愿意进一步增进彼此间的友好关系。
通过谈判，盛世才得到了苏联军事和经济的支持，一方面巩固、扩大了势力；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不能不受苏联的影响，实行一系列进步的政策。
苏联向新疆地方政府派遣了政治、军事、经济顾问和技术专家，多达300余人。但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不便聘请外国人担任各级行政领导。
在盛世才的要求下，共产国际和苏联内务部，派曾在莫斯科学习过或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工作，原先是中共党员后转为联共党员的中国人到新疆。
1935年至1936年，先后派俞秀松、赵实、任岳、郑一俊、稽直、江泽民、赵云蓉、刘进中、王立祥、张逸凡、芒素尔、哈森木等20余人到新疆工作。
其任务有两个：启发群众觉悟，制止民族仇杀，制定进步政纲，扭转新疆腐败落后的政治局势，发展民族文化；侦察敌情，打击日、英间谍活动，排除日、英间谍势力伸入新疆。
这些人在组织关系上，受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的管理，遵守共产国际和苏联确定的在新疆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的原则。
盛世才对他们很尊敬，很优待，一个个委以重要职务，如王寿成任“反帝会”秘书长兼新疆学院院长，王宝乾任外交处处长兼新疆日报社社长，刘贤臣任新疆保安总局副局长，万献廷任新疆日报编辑长，吴德铭任新疆汽车运输总局局长，陈培生任边务处副处长，栾宝廷任省政府交通处处长；但是，在暗地里，盛世才对他们严加监视。
王寿成等虽然是经共产国际、苏联派到新疆工作的，不是中共中央派遣的，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党员与联共党员是可以互转的。因此他们在新疆的革命活动，应成为中共党员在新疆活动的一部分。
苏联和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帮助盛世才制定了切合实际的进步政纲，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
不管盛世才的主观愿望如何，应该说六大政策是符合新疆历史发展要求的，是顺应新疆各族人民意愿的，是进步的、革命的政策，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拥护。它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纲领，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
盛世才与苏联联盟，推行进步政纲，就必然会倾向并联合中国共产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盛世才“政治问题是以两个中心的态度为标准，即国际问题看莫斯科，国内问题看延安”。
1935年以后，盛世才本人以“李长春”署名发表文章，以苏联的口号作准则，号召统一世界反帝反法西斯力量，与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比较含蓄地进行了抨击。
1936年7月14日，盛世才发表通电响应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并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七项救国纲领：“一、必须全国各族各界同胞一心一意精诚团结以救中国；二、必须停止内战，以最坚决的斗争反对侵略与瓜分中国；三、全国各族各界同胞必须与一切汉奸坚决的斗争；四、对帝国主义必须抛弃不抵抗政策，而采取最坚决强硬之外交政策；五、必须与外来之经济侵略及走私运货作坚决之斗争；六、必须用一切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与农工商业；七、必须遵照孙中山先生遗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以救中国之危亡。”盛世才在国内一些重大问题上与中共有一致的看法。
鉴于盛世才的上述表现和斯大林的战略决策，共产国际于1934年就指示中共中央要重视新疆问题，并要求把新疆作为通向苏联的国际通道。
中国共产党为了使西北地区联合抗日局面早日实现，并打通和共产国际联系的渠道，解决战略依托问题，也需要联络新疆盛世才。
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在积极作好张学良、杨虎城统战工作的同时，开始积极开展对新疆实力派的工作。
1936年4月9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步协定时，双方就商定派代表赴苏联。东北军的代表由欧洲去，中共代表由新疆去，并由张学良派人联络盛世才。
1936年6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共产党员邓发赴新疆联络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
邓发在西安会见了张学良，张学良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亲自到兰州民政厅为邓发办好护照，还写信打电报给盛世才商办此事。
6月12日，邓发从延安到西安，通过张学良的关系弄到一张由国民党甘肃省主席委任到甘肃某县当县长的委任状，靠这张委任状从西安坐车到了兰州。
为了能从兰州到新疆，邓发想了许多办法，最后打听到兰州有一戏班应盛世才的邀请要去新疆演戏，他就化装成失业工人，找到戏班班主，要求到戏班做打水扫地的杂工赚饭吃。
戏班老板看邓发身体好，就收他当杂工。为了取得老板的信任，不论苦活脏活邓发都尽力去做，不叫苦不叫累。当这个戏班去新疆时，老板让邓发牵骆驼驮行李。
邓发同戏班沿途日行夜宿，风餐露宿，走了将近两个月才抵达新疆迪化。之后，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取得了联系。
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的帮助下，初步建立了中共中央与盛世才的联系，后在苏联驻迪化领事馆安排下乘飞机到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革命的情况。
这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代表，也是中共中央与盛世才最早的联系。
这一年8月，由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已经爆发，从而大大激发了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团结抗日的决心。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提出“宁夏战役”计划，其要点是：占领宁夏，控制河西走廊，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与东北军进行合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
该计划经共产国际批准后，中国工农红军组织两万多人的西路军渡过黄河，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挺进。
同年10月，共产国际派正在莫斯科的陈云和滕代远率代表团专程赴新疆接应。
离开莫斯科之前，陈云向季米特洛夫提出需要大批军火的要求，季米特洛夫通过苏共中央准备了90辆坦克、90门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运往中苏边境。
12月中旬，当陈云、滕代远率代表团抵达靠近新疆的霍尔果斯时，看到苏联已经为他准备好大批坦克、大炮等军事物质。
但是，由于西安事变突然爆发，苏联当局改变原有计划，陈云以及大批军火滞留在中苏边境的苏联一侧。
这时，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到马步芳和马鸿逵的顽强狙击，再加上中共中央指挥失当，几乎全军覆没。
1937年4月，西路军残部一千余人被困在祁连山一带，当时还滞留在中苏边境的陈云受命去星星峡接应。
由于苏联的努力，西路军左支队入疆前，盛世才已派出新疆边务处人员去河西一带寻找，并让边务处总电台主动与西路军联系，代中共中央转达西进命令。1937年4月，他又派一名顾问和一辆汽车，带着防寒的牛皮大衣去霍尔果斯接陈云等5人来迪化。
陈云等到迪化后，先由边务处第二副处长陈培生引荐，拜会了盛世才。盛世才对陈云一行表示欢迎。事后，陈云多次找盛世才商谈救援方案，积极开展救援的准备工作。当陈云听到盛世才已派人去星星峡时，立即表示感谢，说督办掩护、关怀了西路军。
盛世才也接受陈云的建议，在陈云等未去甘、新边界前，先指令边务处星星峡办事处的边务人员和边卡驻军，打着红旗，开着汽车，寻找迎接西路军左支队，并答应派一名苏籍顾问，带50多辆汽车的服装、食品，和陈云等一起去星星峡。
当李先念等领导的西路军残部被找到时，他们对盛世才伸出救援之手感动不已。
1937年5月，西路军残部400余人到达迪化，以督办公署新兵营的名义进行训练。这些人由盛世才提供给养，由苏联提供枪支、弹药、坦克、火炮、装甲车等军事装备。两年后，其中三十多人被选送苏联，继续学习军事技术。
1937年10月，毛泽东派周小舟赴新疆与盛世才商谈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事宜。
1937年10月，周小舟奉中共中央之命，以八路军代表身份到新疆与盛世才联络。
周小舟当时任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秘书。周小舟临行前，毛泽东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与他谈了一次话，对于此行的任务及注意事项，都作了详细交代。
这时，邓发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已由莫斯科回到迪化。经过陈云、滕代远、周小舟、邓发等人的努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成立，对外称“第三招待所”。
新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盛世才在苏联的推动下，欢迎西路军余部进入新疆，成为中共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契机；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中共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团结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及其分别领导的军队捐弃前嫌，同仇敌忾，浴血抗日。其中，周恩来团结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争取地方实力派军队协同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的举措，堪称国共两党并肩抗日的典范，也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留下了一段段动人的佳话。
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寇的战役主要有：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第五战区内的武汉保卫战。
承担这些战役的国民党军队，除汤恩伯、卫立煌等少数部队属中央军外，其余都是晋军、桂军、川军、滇军和原东北军、西北军旧部等地方实力派军队。因此，更确切地说，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友军共同抗日，主要是配合地方实力派军队共同抗日。
1937年8月，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等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会议期间，他广泛接触了冯玉祥，白崇禧、龙云和刘湘等地方实力派代表，并就抗战形势、国共合作等问题同他们交换了看法。
9月初，周恩来又同朱德、彭德怀等一行赶到山西抗战前线，在太和岭口、太原等地就八路军配合二战区友军的正面抗日、八路军防区、补给、作战原则，以及中国军队如何坚守山西、组织沦陷区游击战争等问题同阎锡山、傅作义和卫立煌等进行了多次磋商。
周恩来应阎锡山之请，只用一天时间就写成了二战区作战计划，深得阎的称赞。
这期间，周恩来还指导中共山西党组织通过争取阎锡山、赵戴文，在太原成立了名为阎锡山领导、实由中共党人掌握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并为战委会起草了章程，成为抗战初期少有的、地方性的国共两党合作的相对稳定组织。
在与阎锡山的会谈中，周恩来反复向阎建议，在正面抗击敌人的同时，要善于运用侧击、伏击的战术来打击敌人。
9月底，为了扭转晋北危局，阎锡山决定在平型关组织对敌伏击，并邀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共同制定了作战计划。
根据二战区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部“二十五日平型关出击计划”，晋军杨爱源部担任平型关正面防御和从平型关西北出击的任务，八路军一一五师由东南出击。
24日，八路军总部向一一五师下达了侧击平型关日军的命令，同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发电作了汇报。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同地方实力派军队并肩抗日的典型，也是周恩来、朱德等争取阎锡山的结果。
徐州会战开始后，周恩来非常关注战事的发展。1938年3月，白崇禧奉命赴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前，特邀周恩来、叶剑英到其寓所恳谈。
周恩来告诉白崇禧：在津浦路南段，已令新四军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二集团军行动，桂军应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中国军队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以达各个击破。
周恩来的这一建议使白崇禧深加赞赏，他到徐州后协助李宗仁指挥，基本上采取了周恩来所指出的方针。
之后，周恩来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去徐州向李宗仁建议：八路军在华北进行战略配合，新四军支队在津浦线破坏交通，五战区集中力量在台儿庄一带山地打一个大胜仗是有可能的。李宗仁对此感到高兴，要张爱萍转达他对周恩来的感激。
徐州会战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战斗达400多次，牵制敌五个师团，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在南京和武汉期间，周恩来负责指导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武汉会战中，他又指挥皖南、皖北、鄂北等地的新四军积极配合友军阻敌西进。
新四军一支队协同川军二十三集团军，共同组成左、右两翼兵团，掩护镇守安徽贵池煤炭山炮兵部队，截击逆江而上的日寇军舰。
新四军四支队配合冯治安部、廖磊部等地方实力派军队，在安合公路两侧，先后进行大关、小关、范家岗等战斗数十次，粉碎了日军对武汉的迅速包围。
团结实力派粉碎摩擦阴谋
全国抗战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势力虽然抗日比较积极，但始终没忘消灭中共，削弱异己。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顽固派更是热衷摩擦，积极反共，他们在竭力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发展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借抗日和国共磨擦来大大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实力。
武汉、广州沦陷后，蒋介石将其中央军大部撤至大西南，而晋绥军、原东北军和西北军旧部，以及离开本土抗日的川军、滇军和桂军等地方实力派军队大都成了无地盘的杂牌军，蒋介石不许这些军队撤至西南，命其在敌后一方面牵制日寇，另一方面同八路军、新四军争夺地盘，制造磨擦，以使之两败俱伤。
地方实力派派系复杂，其“领导成份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同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集团有矛盾，但在阶级利益上又有一致性。
在顽固派威逼利用、阶级矛盾激化等种种因素的推动下，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国共之间的磨擦不断发生，这些磨擦绝大部分都是受顽固派指使，而由地方实力派军队执行的。
例如，在顽固派的唆使下，1939年6月，川军杨森部制造了“平江惨案”；1939年9月，桂军一七二师纠合鄂东地方顽军程汝怀部制造了“鄂东惨案”；1939年12月，晋军挑起“晋西事变”；同年11月，石友三、孙良诚等西北军旧部配合阎锡山、朱怀冰等部围攻太行山区八路军等。
早于1938年在武汉时，周恩来就对日益严重的国共磨擦有所思考，并向冯玉祥作了分析。
冯玉祥对“自己不努力，反要阻止他人活动”的顽固派深表不满，并不断加深了同周恩来之间的友谊，这对于我党以后争取冯的旧部孙连仲、高树勋、何基沣、张克侠等都有重要影响。
在这期间，周恩来还广泛争取了张冲、刘文辉、李宗仁、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代表，并指导中共河南省委成立统战委员会，全面争取了当时在豫的商震、于学忠、冯治安、何基沣等地方实力派军队。
1938年底，李济深在重庆家中举办茶话会，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座谈抗战形势，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向在座的地方实力派代表阐述了中共团结抗日的政策，并针对顽固派在许多地方制造磨擦，周恩来希望朋友们协力制止这种逆流。
中共中央后来认识到，中共在抗战初期“太重视了国共合作，甚至幻想一些成果，致完全冷落了各小党派及地方势力，且为国民党所吓住，反令其易于操纵”。
相比之下，周恩来同志一直高度重视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他也是中共党内较早地剖析国共磨擦，并设法通过联合地方实力派来制止顽固派倒行逆施的领导人。
鄂东惨案、深县惨案和平江惨案等磨擦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同志多次向蒋介石及有关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于1939年6月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共同研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应采取的对策。
经过认真研究，中共中央认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而国共之间的磨擦主要表现为：顽固派利用非嫡系友军来和我在敌后磨擦，使互相对立，互相削弱。因此，我们的对策是：“加紧进行争取友军（非中央嫡系友军）的工作，应采取各种方法在友军上下层中建立广泛的同情关系，推动其进步，来抵抗国民党利用这些非嫡系军队在敌后与我磨擦的阴谋。”
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经过多方努力，使八路军、新四军同地方实力派军队间的众多磨擦，譬如晋西事变、苏北磨擦等都得以和平解决，粉碎了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
1940年5月，周恩来再次回南方局主持工作，他在工作中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方针。
在同顽固派的谈判中，他发党顽固派制造新的磨擦的危险已越来越严重，为此，7月24日，他又飞回延安汇报工作，研究对策。
8月12日，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再次向党内指示：“在国内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争取二百万友军……以孤立和分化顽固势力，仍成为推动时局的中心一环。”
据此，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局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先后派李克农、李亚群专做李济深的统战工作。
1940年11月，《新华日报》专门派记者到昆明访问龙云，南方局后来又派李群杰、华岗去昆明同龙云建立了直接联系，并在云南省政府内建立了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秘密联系的电台。
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同刘文辉单独举行密谈，会晤后，经过请示中共中央，周恩来又起草了八路军与刘文辉二十四军《抗日合作协定十二条》，并根据协定派王少春、秦惠芬夫妇到雅安刘文辉的司令部建立起与延安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与此同时，南方局派钱松甫、江洪夫妇到潘文华处也设立了同延安联系的秘密电台。
周恩来和南方局的上述争取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当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时，除桂系和部分川军卷人“皖南事变”，其它地方实力派不仅保持了中立的立场，甚至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给予了严厉的鞭挞。
冯玉祥指责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方法能挽救人民的反对。李济深要求顾祝同派医生给叶挺治病，要陈诚关注叶挺的安全。张冲气愤地说：“这使我无脸见人。”
从此，地方实力派，尤其是西南地方实力派对顽固派更是提高了警惕，感叹：“新四军之被解散即为解散地方势力之先声。”因而，更加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拒蒋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通过争取地方实力派、民主党派和国民党民主派等中间势力，最终打退了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
1943年，顽固派又掀起第三次反共**，地方实力派无一响应，顽固派深感孤掌难鸣，在受到中共的坚决反对后被迫中止。
抗战相持阶段，国共合作面临严峻的考验，顽固派妥协投降的危险时刻存在，中共中央通过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争取其中具有一定政治军事实力的地方实力派，有效地制止了顽固派的反共磨擦，从而维系了全国的抗战局面。
周恩来长期战斗在国统区，对国共磨擦认识较早且较深刻，他充分意识到争取地方实力派对防范、避免和解决国共磨擦的重要性，并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为中共中央制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项策略方针，粉碎顽固派的磨擦阴谋、维系全国抗战局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发展同实力派的民主合作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虽大却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抗击一个虽小却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战争，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实行全民抗战，让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和组织抗日武装的自由。
早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前，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指出：“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任务是“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三大目标而奋斗”，“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
然而，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尽管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改革国内政治，扩大民主，实行全民抗战，国民党统治集团却顽固奉行只许政府和军队抗日的片面抗战路线，借口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拒绝任何民主改革。
更为甚者，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顽固派不仅仍然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而且采取扩大特务组织、禁止言论自由、迫害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等手段，大大强化了法西斯统治，严重威胁到中国能否团结抗战、抗战能否争取胜利。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中国改革国内政治已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因为敌人在目前，主要的是政治进攻”，中国要坚持抗战，就要特别加强政治抵抗，且在中国，又只有尽快解决民主政治问题，“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
中共中央再次向全国各族人民、各党派和团体明确指出：“要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力争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抗日胜利只是幻想。”
与此同时，国民党民主派、民主党派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也“痛感自由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并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在国统区广泛掀起了民主宪政运动。
基于以上原因，周恩来同志教导全党：“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
为巩固团结，争取抗战胜利，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策略方针，且要求广大共产党员及其领导干部，在执行“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中，务必克服“那种骄迈的清高态度”和“格格不入的态度”，同中间势力实行平等、友好的合作，否则，争取中间势力，克服投降分裂的政策，“便将成为空谈而无法实现”。
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局，模范地贯彻中共中央各项统战政策，选派了大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到地方实力派身边工作，以帮助和教育他们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并将中共同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发展到更高层次，在推动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方面同地方实力派进行了广泛的民主合作。
1942年2月，周恩来在会晤刘文辉时，向刘明确表示：坚持抗日、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同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
周恩来的教导为刘文辉指明了政治方向，使其同中共的合作进入了实际配合阶段。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南方局通过先期争取白崇禧，后期争取李济深，得以将大批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安排在桂林从事抗日活动。
通过争取龙云，又将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安排在昆明从事抗日活动。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派康泽持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名单抵昆明，要求实行大逮捕，龙云以“拿不出证据”为由，严加拒绝。这些都为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统区政治、经济的腐败，导致了军事上的大溃败。1943年冬至1944年春，为了揭露和制止腐败，反对投降论调，巩固团结抗战并争取抗战胜利，大后方人民再次掀起民主斗争的**。
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参加宪政运动，以吸引一切民主分子，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
同年9月，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多次发表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讲话。
中共的政治主张通过种种渠道传达到大后方，为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地方实力派配合中共、民主党派和国民党民主派的行动，也积极参与和支持民主宪政运动。
1944年，昆明中共地下党发起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龙云对何应钦提出的镇压措施，采取敷衍的办法推辞过去。
10月10日和12月25日，中共地下党又两次组织昆明社会各界6000余人分别纪念“双十节”和讨袁护国30周年，号召保卫大西南、争取民主政治，龙云均给予支持，并派警察到会场维持秩序。
同年6月，桂林成立“文化界抗敌协会”，李济深出任会长，并公开发表演说，抨击蒋介石集团的失败主义，要求国民党当局开放民主、坚持抗战。
经过张澜的介绍，1944年刘文辉、潘文华秘密加入了民盟，并为张澜长期提供政治活动经费，同年，龙云也秘密加入了民盟。
在中共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共同支持和帮助下，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茶，桂林和昆明因其在抗日民主运动中发挥的特殊作用，被分别誉为“文化名城”和“民主营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