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决定争取地方实力派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均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广泛地展开了对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以及全国其它党派和团体的争取工作。
此时，周恩来同志直接负责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和中央联络部的领导工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方面”。
1936年1月，当周恩来得知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原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愿意回东北军向张学良、王以哲等报告红军团结抗日的主张时，他立即予以批准，并指定中央联络部部长李克农同高谈话。
打通红军同东北军的接触后，中共中央两次派李克农赴洛川同东北军将领举行会谈，周恩来指示李克农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先谈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问题。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在同张学良的谈判中，就红军与东北军停战、贸易、红军派代表常住西安等初步达成了口头协议。
4月初，周恩来又代表中共中央和红军亲自赶到洛川同张学良举行密谈，双方就停止内战、互派代表、联合苏联等广泛达成了共识，并就抗日是否联蒋的问题进行了磋商。
同月底，周恩来、李克农派刘鼎任红军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建立起红军同东北军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至此，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红军同东北军率先在全国建立起停战抗日的统战关系。
在积极争取东北军的同时，周恩来也对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展开了统战工作。
在1936年4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不仅有可能同红军联合反蒋，而且有可能联合孙殿英、宋哲元等原西北军旧部共同反蒋，故应加强对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
1936年2月至5月，毛泽东、彭德怀等正忙于指挥红军东渡黄河北上抗日，所以他们决定：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关系由周恩来“统一接治并指导之”。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36年9月，红军同十七路军也达成了停战、通商、军事联络等口头协定。在同年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出，为了促进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必须要有几个大联合，且西北大联合是建立全国大联合的枢纽。
依此，在分别联合张、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又设法消除了十七路军同东北军之间的猜疑和隔阂，使红军终于在1936年秋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共同建立起“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时，仍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排除在争取对象之外，所执行的是“反蒋抗日”的方针。
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周恩来等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中共中央对“反蒋抗日”政策逐渐有了新的认识。
周恩来、李克农同张学良会谈时，张都坚持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所以，他只同意“逼蒋抗日”，不同意“反蒋抗日”。
对此，周恩来向张学良表示：关于对蒋政策问题，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中共中央慎重地研究了张学良关于“逼蒋抗日”的主张后，从1936年4月底开始，在一系列《宣言》和《通电》中已把国民党同全国其它党派和团体并列相提，并不再称蒋介石为“汉奸卖国贼”。
不久，“两广事变”爆发，事变在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中共及全国其它党派和团体的斡旋下，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并迫使蒋介石在解决事变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不得不对日提出了强硬政策。
时势的变化促使中共中央一方面进一步认识到争取蒋介石中央统治集团实行共同抗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充分认识到争取地方实力派对实施“逼蒋抗日”方针的推动作用。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明确提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该是逼蒋抗日”，且“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
基于上述认识，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加紧展开了争取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晋系阎锡山，川系刘湘，新疆盛世才，河北宋哲元，宁夏马鸿逵等地方实力派的工作，这些名单“均经过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克农具体安排”。
西北大联合的建立和发展，全国抗战形势的高涨，直接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又肩负中共中央的重托，亲率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机智地化解种种矛盾和阻力，和平地解决了事变，实现了国内和平，“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在这个前提下，周恩来又奔波于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同国民党中央经过多轮谈判，最终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全国建立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争取山西的阎锡山
1936年5月5日，东征红军回师陕北时，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毛泽东在分析阎锡山的处境后，认为阎锡山正处在一个三岔路口：一是日本侵略军气焰嚣张，对山西志在必得；二是蒋介石以“剿共”为名，进入山西的大军驻扎晋南不走，策划“倒阎”；三是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得到全国爱国同胞的拥护。
这三种力量摆在阎的面前，要在三者之间维持平衡是十分困难的。降日是汉奸，迎蒋是引狼入室，反共没有出路。用阎自己的话讲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个都不行”。
毛泽东审时度势，“数数致信”阎锡山，明大义晓利害，争取其立于共同战线，一致抗日，但阎锡山举步维艰，找不出什么是他的“配为、当为、能为”之路，顾虑重重，一直未能作出回答。
5月25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阎锡山，托被东征红军俘虏的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转达。
信中说：“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使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微日通电或恐未达，抄上一份，托郭团长带回，即祈审览。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醒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楚失楚得，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赐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
毛泽东的这封信，言词凿凿，情意切切，使阎锡山不得不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他在6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道理，亦是利害。不此之能已不若常人岂可更甚焉。”显然毛泽东的信已经与他的思想产生了某种共鸣。
同时，中共中央委托“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负责人、阎锡山中学的老师朱蕴山入晋会见阎锡山，劝其走联共抗日的道路，并通过张学良、杨虎城敦促阎早下决心。阎锡山虽未对联共明确表态，但表示愿意抗日，并取消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限制。
7月，日军进犯绥东，威胁山西。阎锡山权衡利弊，为保全自己在山西的统治，确定了“联共拥蒋”“守土抗战”的方针。
中共中央相继派南汉宸、彭雪枫、周小舟等与阎锡山磋商联合抗日事宜，并在太原设立秘密联络站。中共北方局选派了大批优秀干部和“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到山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6年下半年，隐蔽在阎锡山政府机关和各社会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任之等，发出了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的号召，经阎锡山审定改为“牺牲救国同盟会”，阎锡山任牺盟会会长。
当时，阎锡山同蒋介石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尽管在反共这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但蒋介石一直想吃掉山西。因而，阎锡山不得不寻找暂时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借用共产党的力量牵制蒋介石。
于是，阎锡山想出了一条计策，就是打起抗日的旗号，用上一批共产党员，仿照共产党的办法，采取某些暂时性的进步措施，扩充实力，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阎锡山乡土观念很重，既希望有个自己人出面来操办牺盟会，又希望这个自己人能够和共产党有瓜葛，还不至于给蒋介石留下口实。
在北平蹲过监狱的薄一波自然而然就成为阎锡山最理想的人选，况且当年作为学运领袖薄一波的组织能力、社会影响力给阎锡山留下了深刻印象。
于是，阎锡山亲笔写信给当时北平的驻军领导人宋哲元，并派亲信郭挺一转达：希望薄一波回老家山西，“共策保晋大业”。
薄一波由于过去一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没有做过上层的统战工作，也不愿意同阎锡山打交道，所以婉言谢绝了。事后，徐冰将此事告诉了刘少奇。
第二天，刘少奇就委派徐冰向薄一波传达这样的意见：“不想去，大概还是认为我们不能同阎锡山合作抗日，只应当做基层群众工作，不应当搞上层工作，这也是对形势认识不足。一定要看到，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当前，党的任务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一致抗日。北方局刚刚收到陕北来电，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提出，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军政负责人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这样的机会我们找还找不到，现在阎锡山找上门来，你却拒绝不去，是不是还有一点‘左’倾关门主义的顽疾？‘左’倾关门主义就是不懂得要善于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相联系，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相联系，把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同下层统一战线相联系。过去我们就是吃了‘左’倾关门主义的亏，使白区党的工作受到重大的损失。现在是个好机会，机会难得，要去！不去，就失掉了这个好机会”。
薄一波听完徐冰转达的刘少奇的话后，心里还是存在疙瘩，不愿意与阎锡山打交道，更不愿意与阎锡山合作抗日。
于是，薄一波请徐冰报告刘少奇：“我在狱中读过共产国际七大的全部文件，其中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最感人；还读了共产国际十三次委员会各位委员的发言。这两次会议都是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对照我长期在白区做军运工作的经验教训，我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危害深恶痛绝。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定，我在狱中也认真学过，反对‘左’倾关门主义，我是坚决的。不过，我不去山西有自己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我做党的秘密工作已经多年，不熟悉上层社会的人情世故和待人接物。不适合到那里工作，主要是不愿意和阎锡山这样的人共事。何况，郭挺一已经知道我是共产党员。”
当刘少奇听完徐冰转达的薄一波的话后，当即就冒火了，说：“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彻底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这是新形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不会就学，到工作中去学。阎锡山正因为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才会对你这样欢迎嘛！”
这一次，薄一波不再坚持不去了，他通过徐冰报告刘少奇，希望能有个把月时间，先到山西实地考察一下，看形势究竟如何，再确定今后的行动。刘少奇表示同意。
1936年9月，薄一波回到了山西太原，找到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并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包括一个同阎锡山历史渊源很深的老军阀，进行了40多天的调查研究，很快便掌握了山西的各种情况。
回到北平后，薄一波向刘少奇递交了关于山西调查研究的情况汇报，内容包括山西的政治、经济情况，阎锡山的处境和他的思想动态、政治企图，对我们今后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估计及应采取的工作方式等。
刘少奇在认真研究薄一波这份报告后，对薄一波提出的在山西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想深表赞许，并要薄一波从刚出狱的同志中选择几个帮手一起到山西工作。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成为薄一波的同事，第一批去太原。
尽管阎锡山有自己的打算，对抗战是动摇的、不彻底的，但表示愿意抗战和同共产党合作，这一点还是好的。因此，刘少奇认为：应当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积极地争取阎锡山、推动阎锡山来抗日，并且通过合作来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
同时，刘少奇向薄一波转达了这样的意思：与阎锡山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戒备他来反对我们和群众；要尽可能地通过阎锡山的组织形式，如“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等去进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限制。
10月下旬，薄一波一行人去太原前夕，徐冰又传达了刘少奇的3条指示：一、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根。不要搞“左”倾冒险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体”的帽子。二、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能做“清客”，不要“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三、决定成立做山西统战工作的党的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成立山西工委，由张友清同志负责。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党的公开工作要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11月3日，薄一波到太原后，立即同阎锡山正式谈了一次。薄一波开门见山地说：“我愿意在阎主任领导下工作，是做工作，不是做‘清客’。按咱们家乡的话说，‘先小人，后君子’，把丑话说在前面。有几点情况我想需要说清楚，然后好共事。我们不妨也来个‘约法三章’：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第二，我只能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有利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要给予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其中会有不少共产党人。”
当时，阎锡山一一表示同意。阎锡山还任命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担任“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
和阎锡山“约法三章”后，为了便于发动群众，薄一波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牺盟会进行改组，成立了新的工作班子，把牺盟会逐步办成与阎锡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
通过这个组织，薄一波以山西特有的方式，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大力发动群众、组建新军、掌握政权、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等各项工作。
为早日实现华北联合抗战的局面，1936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再次提出了“促成北方统一战线”的任务，加快了对争取阎锡山工作的步伐。
这时，阎锡山为进一步摸清中共的动向，派他的表侄、太原绥靖公署政训处主任梁化之到天津邀请与中共有密切关系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到太原商谈，提出可与中共谈判的意向。
毛泽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指派红军青年将领彭雪枫密赴绥远与傅作义联络，并请傅介绍彭与阎锡山会晤。
11月12日，彭雪枫以中共及红军代表身份携带毛泽东致阎锡山的亲笔信抵达太原。
阎锡山看过毛泽东的信后十分重视，他采取了极端保密的措施，指定梁化之为全权代表与彭雪枫单线联系，他人不得插手。
经过彭、梁的磋商，双方确定在太原建立中共及红军秘密联络站，办公地址选定在首义门内“基督教青年会”后院6号。
彭雪枫使用化名涂秀根，他与中共中央的地面联络由阎方签发护照，保证安全，空中联络在建立电台前暂用阎方电台。
从此，中共与阎锡山方面达成谅解，秘密联络工作积极而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毛泽东的来信对处境艰难的阎锡山来讲，不失为春风拂面，令其清醒了许多，在其思想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在行动上他还不能公开地联共抗日，但实际上已经在做着联共抗日的准备了。
正当联络站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阎锡山及其代表梁化之就抗日相关联的问题进行会谈的时候，西安事变爆发了。
西安事变发生的次日，张学良、杨虎城即致电阎锡山询问其对事变的态度。阎锡山对事变先持保留态度，接着又通电表示反对。
12月14日，阎致电张、杨，提出一连串的指责与非难。这一态度，给张、杨兵谏浇了冷水，也给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带来了不利影响。
当毛泽东得知阎锡山对西安事变及张、杨的态度后，立即于12月16日致信阎锡山，信中说：“接彭雪枫转来电，知先生抗日救国义薄云天，敝方奉商各端，倘荷赞谅，感幸实深。西安事变后，时局急转直下，有数事就商于先生者”。对阎表示进步的态度，给予鼓励与肯定。
毛泽东接着指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复亡。敝方删日通电详申斯旨，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急切希望阎锡山在西安与南京之间进行调解，力避内战的发生。
接着进一步向阎锡山坦诚建议：“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谓宜举宁方西进之军改道北进。张、杨二公尤志切同仇，红军则久矣。愿附骥尾与国仇相见，于绥察之间，共组抗日联军，推先生为统帅，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
这种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不惜将中共及红军的利益抛开，其抗日之诚，天地可鉴。凡属食毛践土之伦，都会有所感悟的。
阎锡山立即以其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毛泽东意见的赞同，他在绥远支持傅作义抗击日军进攻，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并取消了防共会等。但是阎锡山对南京大军讨伐西安的态度仍不明朗。
12月20日，毛泽东指示在太原的彭雪枫，本着中共中央19日通电精神抓紧对阎锡山的工作。22日又通过彭雪枫再致信阎锡山，信中说：“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
“不主决裂”是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在此再次重申，目的在于督促阎锡山竭力调停，纵然调停不成，至少保持中立，不给和解的道路设置障碍。
接着毛泽东进一步表明中共的决心：“如宁军坚持进攻而无丝毫转圜之余地，则红军势难坐视。战争范围扩大，所需我公协助之处甚多”。
阎锡山的处事原则是“自保”和“存在”，他深知若日军再次进攻晋绥和宁军攻陕，都必将祸及山西。因此，他采取了比较务实而明智的态度，顺从了中共及毛泽东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主张。
从事变发生到解决，阎锡山曾与南京和各地实力派密电往来频繁，但未透露红军准备还击亲日派何应钦的进攻而在三原一带集结兵力的情况。
蒋介石安返南京，扣留了张学良，西安方面非常激愤，暴力冲突一触即发。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要求蒋介石“不打折扣”兑现自己的诺言，联合各党派走一致抗日的道路。同时致电阎锡山请他出面斡旋，“俾得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虽然阎锡山的调解愿望被蒋介石所拒绝，但他在西安事变中由反对到中立，由中立到合作，这种态度的转变，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屡屡致信的结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14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布关于红军改编，听候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15日，毛泽东即致信阎锡山，并派秘书周小舟急赴太原送达。
信中分析了卢沟桥事变以后的全国局势，再次表达了中共及红军抗日的决心，提出：“关于坚决抗战之方针及达到任务之方法问题，红军开赴前线协同作战问题，特派周小舟同志晋谒，乞予接见并赐指示”。
此时太原联络站的负责人彭雪枫正在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17日毛泽东又写信给阎锡山，并令彭雪枫携信速返太原转达。
信中说：“彭雪峰同志回，备述盛德，并称政躬违和，不知近日已痊愈否？为国珍摄，在此国难关头更为必要。关于红军协同作战，昨派周小舟趋谒，现令彭雪峰速返太原，再求指示。日寇大举，全华北危险万状，动员全力抗战到底，发动民众与扶助义军工作，实属刻不容缓。兹有敝方指导华北工作者数人，拟在太原住止，祈先生予以方便。关于尊处无条件抗战方针，敝方完全拥护，已令党员与晋绥当局密切合作，共挽危局。尊处新的作法，祈随时告彭雪峰转知弟处。相互共同推进全国上下军民一致的真正的团结一体，抗此大敌。又敝方拟在太原印刷若干必要文件，此种文件不出联合抗日阵线共同纲领范围，亦祈给予方便。国际联结方面，先生有何意见，并祈示知。敝处与先生相见以诚，当前局势下，更须密切团结，谅先生必有同心也。”
经周小舟、彭雪枫与阎锡山的一系列晤谈，双方商量了一个统一战线的办法。
阎锡山也于28日复信毛泽东：“周小舟君抵并，持诵大札，并述及先生抗日主张，尤为钦佩。国事危急，非集合全国财力人力不足以渡此难关，愿与先生同赴国难也。”
此时的阎锡山在联共抗日问题上已无所顾忌，因为国共合作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7月31日，彭雪枫和阎锡山会晤，阎锡山告诉彭雪枫：“从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代表的名义公开活动了”。毛泽东也致电彭雪枫：“太原公开办事处，立即开设，你为主任。”
9月上旬，日军沿平绥线进攻，阎锡山原制定的大同会战计划被迫放弃，形势严峻。
彭雪枫赴代县太和岭口行营会晤阎锡山，阎锡山担心八路军会在不利情况下南渡黄河撤出山西。他请彭雪枫转告毛泽东等，将来平津败退，平汉败退，甚至晋军败退，希望八路军会合晋绥一个集团军，在五台山脉周围建立根据地，与敌周旋。“如毛、朱先生同意，希及早告我，以便预先存买粮食、衣服、弹药之种种准备”。
对此，毛泽东于9月23日答复阎锡山：“假如在不利情况下，两军团结一致，用游击战争坚决抵抗日寇进攻之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
毛泽东同时指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还应注意晋西北管涔山脉、太行、太岳山脉地区部署与准备；游击战除军事部署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农村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指示彭雪枫将此意见提供阎先生考虑，“承采纳，抗战幸甚”。
形势的发展，果不出阎锡山的预感，晋军未能遏止日军的进攻势头而节节败退。也不出毛泽东的预见，两军在五台山脉一地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亦未能实现。
只有在忻口战役中，两军同心同德，团结御侮，进行了密切配合。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歼敌1000余人，取得中国抗战以来第一次胜利；第一二○师几度占领雁门关并以伏击战截断了大同至忻口的交通，阻敌增援；第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敌军机场，烧毁敌人飞机24架，直接支援了忻口战役，有效地遏止了日军的进攻。
阎锡山在总结忻口战役时，也颇为满意地指出：“朱德、彭德怀更率部断敌后路，阻绝其交通。”
毛泽东不惜笔墨，不厌其烦地致信阎锡山，其良苦用心在忻口战役中结出了丰硕之果。
抗战初期阎锡山与共产党的合作是有诚意的，但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态度却逐步右转了。阎锡山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为了“存在”，他不惜采取任何手段。
1938年2月28日，临汾失守，山西大片土地陷入敌手，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特别是在敌后的力量不断发展，阎锡山认为这对他的“存在”构成了威胁，于是对联共抗日的政策产生了动摇。
他向他的高级将领讲话说：“抗战以来晋绥军抗光了，惟独八路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强了，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晋绥军的立足之地吗？”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加速推动了阎锡山的右转，开始了他扶旧抑新的步伐。
1939年3月25日，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放出了“抗日第二，防共第一”的信号，将矛头指向八路军、牺盟会和新军。
10月底，阎锡山又召开了“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其目的是借会议之名，将新军领导控制起来。但此计被新军领导人识破，除派决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参加会议以观察情况外，其余都未到会。
阎锡山一计未成再施一计，令决死二纵队为第一线，以晋绥军陈长捷第六十一军为第二线，向灵石、霍县间之同蒲路进行破击。
很快，决死二纵队陷入了日、阎两军的夹击之中，形势险恶。韩钧被迫致电阎锡山，痛陈王靖国、陈长捷的汉奸罪行，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坚决自卫。阎接电后，立即宣布韩钧“叛变”，决死队为“叛军”，通电全国进行讨伐。晋西事变的战幕就此拉开。
当时有些同志认为山西的国共合作已经破裂，主张诉诸武力。毛泽东则认为阎是在部署投降，但还未付诸实施。他强调既要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日，留在统一战线内，又要对他的进攻坚决还击。
毛泽东代薄一波拟了致阎锡山的电报，指出新旧之争，只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对顽固势力有利，“对抗战不利，钧座不利，新军不利，即旧军同人也绝无所利”。亟望阎锡山调和新旧军矛盾，重新团结，服从阎之指挥，一致抗日。中共中央也以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的名义，向阎提议调停，阎表示：“肖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
1940年2月25日，毛泽东派肖劲光、王若飞带着他写给阎锡山的信到达秋林。
毛泽东在信中说：“抗战以来整个华北在先生英明领导之下，创立了抗日根据地，实施了进步政策，使抗战各军团结一致，屏障中原，保卫西北，功在国家，万方敬仰。”“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势所趋，终必和平解决，尤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悉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未尽之意统由肖、王二同志面达”。
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把新军拉过去或者搞垮，他虽然扫**了晋西南，却完全丢掉了晋西北，晋东南也让国民党中央军插了进来，地盘损失了3／4，落了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
正当面临困境之时，毛泽东的这封信，给了他一个既能保全面子，同时政治上也可挽回一些损失的机会。经四天的谈判，达成了新旧军和八路军划界而治的协议。
阎锡山也亲笔给毛泽东写信：“肖主任等来获读手书，如亲握晤。抗战以来，端赖全国团结一致对外，使国家地位日益增高，今于抗战第四年代，胜利业已在望之际，仍盼共同努力，克服当前一切困难，以尽民族革命之全功，所有一切详情，肖主任当能面悉不赘”。
阎锡山顺着毛泽东给的台阶走下来了，晋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即将破裂的统一战线被毛泽东的大笔挽救了回来。阎锡山从发动晋西事变到最终如此解决，也许悟出了什么，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第三次反共**中，再未敢轻举妄动。
争取两广的实力派
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动了“两广事变”，将所属军队改称为“抗日救国军”，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出兵湖南，同南京政府形成对峙之势。
中共中央积极支持了这一事变。6月12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称赞他们“高举抗日义旗，出师北上”的举动，表示“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
为了进一步争取地方两广地方实力派，当时负责中央对外联络工作的李克农同志到红军大学政治部，找时任组织科长的云广英谈话。
李克农说：“两广发生事变，李宗仁、陈济棠等搞‘反蒋抗日’活动，其真相还不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向他们进行抗日民主统战工作。中央准备派你去，以红军代表的身份去做他们统战工作。你的意见怎样？”
“我服从党的决定，没有什么意见！”云广英立即回答说。
过了三天，李克农又来对云广英说：“中央负责同志今天开会研究你到两广的工作任务。现在你跟我到中央办公厅去。”
两个人到了中央办公厅，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叶剑英均已在座。周恩来对当时的国内形势做了分析，对他的工作任务作了具体的指示后又说，如遇到宣侠父先生，可以同他谈工作的问题。他是进步人士。云广英和李克农离开办公厅时，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你出去做这工作很好！”
第二天，李克农向云交代到两广后与中央联系的方法，约定了电报密码、呼号和波长等事项，并嘱咐要发报时，先译成密码，然后托“两广”的电台代发。
6月25日，中央派白坚陪同他一起离开瓦窑堡。由张学良部队的王副官带路，乘坐一辆军车经延安到西安。
在西安，云广英他们住在西北军政治部负责人申伯纯的一处秘密接待处。第二天，他们乘火车前往天津。在天津，白坚带云广英去见中共北方局华北联络局的领导王世英。
王世英告知云广英，广东的情况有变化，陈济棠部队的军长余汉谋已投靠蒋介石。陈已逃离广州去了香港，广东的局势较混乱。
王世英还说：“你去广州已无必要，我看你直接从香港转途去南宁见李宗仁好了。我们已和李宗仁在天津的代表联系商谈过，由他们密告李宗仁、白崇禧。你到南宁，去见李宗仁就不会那么麻烦了。还谈好你用的名字是林秀先。”
1936年6月下旬的一天，拖轮驶进南宁的洋关码头。那时南宁形势异常紧张。洋关码头已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察。因为从外地到南宁的人不多，云广英一上岸就受到警察的注意。立即对他进行严密的盘查。并指定他到一间旅馆住宿，以便监视。
云广英以林秀先的名字住下后，经过了解，才知道近十天的时间，蒋介石已从贵州、湖南、广东调集大军陆续自四面而来，围困广西，想用武力威迫李宗仁、白崇禧从命。
同时，李宗仁、白崇禧采取措施严密布防，一方面防止蒋介石的特务入桂刺探情报；另一方面将其训练有素的民团武装集中统管，又把省防军由14个团迅速扩编成44个团，摆出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决斗的阵势。内战有一触即发的危险。
为了尽快见到李宗仁，云广英当晚写好一封要求面见李宗仁的信，并有意把信藏在床席下面。
当晚约11点种，突然进来两个警察查房，询问他姓名、从何而来到何而去后，警察四处搜查在床席下面发现了给李宗仁的信。
警察惊奇地打量他一遍问道：“这信是你写的吗？”云广英十分镇静地说是，并说“我准备明天就去见李总司令。麻烦你们带我去好吗？”
那两个警察互递眼色，摇摇头说：“总司令部离这里又不远，你自己去吧！”
第二天上午，云广英拿着给李宗仁的信，往民生路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部走去。但离开旅馆没有多久，就发现有两个警察尾随在后。
到了总部的传达室，云广英递交了给李宗仁的信。时隔不久，由副官请他进了李的办公室。
李宗仁见云广英进来，为表示友好主动迎上去握着云广英的手，微笑着说：“欢迎！欢迎！我知道林先生要来，今天能会面，很好！”
李宗仁请他坐下后，立即挥手要身后的两个卫兵退出。随即李请云转达对毛泽东和朱德的问候，云广英即表示谢意。当时在座的就他们俩人。
云广英向李宗仁阐明我党对时局的看法和立场，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的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积极抗日的方针。
云广英还对李宗仁说：“党中央派我到广西来，就是为了商谈关于联合抗日的问题。我认为，只要全国多方面愿意和决心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互相配合，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日军，取得全面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李宗仁听后说：“林先生所讲的话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完全赞成和拥护。我们也在促进抗日运动的发展，希望今后在抗日斗争中互相配合”。
李宗仁最后说：“我最近工作很忙，我让王公度主任与林先生联系。有什么事，请与他谈……”。
7月中旬的一天，周恩来提到的“进步人士”宣侠父找到云广英，他提议说：“你是否可以去看看李济深先生，同他谈一谈？”
李济深是桂系的政治代表人物，在1933年福建事变时，同我党建立了联系，经过他的影响以及我党在香港对广西方面做了工作，李宗仁、白崇禧对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有所了解。
云广英十分赞成，并按约定时间到李济深下榻的“宜园”见面。会见时，李济深热情地同云广英握手。坐下后，李济深先向毛泽东和朱德问好。云和李济深的谈话内容基本与李宗仁谈的一样。
李济深对云所谈的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说：“中共所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很正确。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国各方面的力量，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的危亡。蒋介石搞个人独裁，对日妥协投降，不顾民族存亡，我是一贯反对的。‘两广事变’的发生原因就在此。”
云广英说：“李先生的主张很好，我党很早就提出，现在国难当头，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把日军赶出去。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我想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是赞成的。”
8月中旬，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军队对广西完成了战略包围，内战有一触即发的危险。一天，李宗仁部政治部主任王公度来找云广英说：“最近蒋介石派兵来威胁我们，无非是逼迫我们停止抗日救亡的活动。目前情况紧迫，如何对付他们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林先生对此有何见解？”
云广英想起离开瓦窑堡时周恩来对时局的分析：在目前的形势下，党的方针是“迫蒋抗日”，而不是“反蒋抗日”。如果国民党各派势力打起内战，对团结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抗日是不利的。
思忖片刻后，他郑重地对王公度说：“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还是以和谈的办法来解决为上策。但在谈判中，必须以迫蒋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为前提，要求蒋介石立即撤走准备围攻广西的几十万大军，这是主要的条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供你们参考。我想和平解决后，继续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各方抗战力量团结起来，‘迫蒋抗日’也是可能的。请把我个人的意见转告你们的李总司令。”
大约过了10多天，蒋、桂双方经过谈判，矛盾得以解决，避免了一场可能爆发的内战。
1936年8月底，李宗仁、李济深的代表钱寿康经西安到达保安，要求与中国共产党订立抗日救国协定。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协定经过修改后，由钱寿康带回广西。西安事变发生，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通电表示支持。
9月中旬，云广英离开南宁前，李济深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要云转送。云怕途中被敌人盘查出现意外，只好背熟记下，然后把信烧了。
信约三百字，基本内容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诚意同我党合作进行抗日救国。还表示在今后的行动上同红军密切合作。
10月初，云广英回到西安。在红军驻西安联络处见到叶剑英。随即向叶详细地汇报到广西进行统战工作地情况，并把李济深写给毛主席的信默写出来交给叶，请叶转呈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