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张闻天主持会议。
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
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发表宣言呼吁共同抗战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10月1日，宣言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八一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
宣言明确提出：
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宣言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为此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
宣言再次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
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宣言最后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大声呼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基本形成。《八一宣言》中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中国共产党顺应时势而提出的正确决策。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开始侵略中国的东北，发生了所谓的“满洲事变”。日本在东北扶植了所谓的“满洲国”，接着又把手伸向华北，搞所谓华北“特殊化”、“自治”。
华北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日本侵占华北的行动，使中国人民更强烈地感到民族危机的深重，对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行为更加感到愤慨。
民族资产阶级中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对日政策的呼声日益增强。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分子，对国民党政府一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情绪也更明显地表现出来。
一些不在南京政府内掌权的地方势力和政治集团，趋向于举起抗日的旗帜来反对控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
这时，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矛盾和分化逐渐加深。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蒋介石集团主要是依靠英国、美国的势力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汪精卫为首的一部分人则依靠日本的支持，在同蒋介石集团争权夺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亲日的一个集团。
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们的后台之间的关系。英、美对于日本独占中国东北虽不满意，但是无可奈何。
它们既以为日本会止步于山海关外，又以为可以利用日本做反对苏联的先锋，所以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不愿作出实质性的干涉。
英、美既然抱这种态度，蒋介石也就在南京政府中和汪精卫实行合作。到1935年，日本愈来愈明显地要把它的势力扩张到华北以至全中国，这就触犯了英、美在华北和华中、华南的利益，使它们的态度有所改变。
英、美政府发表声明对日本制造“华北自治”表示“关切”，要求日本尊重“九国公约”，并通过支持蒋介石政权来抑制日本的侵略野心。
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在英国支持下，宣布白银国有，实行法币政策，加强了对全国金融的统制。随后法币相继与英镑、美元发生固定的联系。这使日本所期望的“中日经济提携”受到挫折。
同年12月，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将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骨干大部分解职。
事实上，这时的英、美还不准备在中国问题上同日本冲突，并不要求南京政府实行坚决抗日的政策。它们只是要求日本仍然承认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的局面。
日本看准英、美和蒋介石政府的弱点，丝毫未停止其侵略中国的步骤，只是采取的形式比吞并东北稍稍“温和”一些。例如只提出”华北自治“的口号，暂时接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样的过渡办法，而不是立即在华北制造一个新的“满洲国”。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如何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与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是有直接关系的。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季米特洛夫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
报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
会议期间，王明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这次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形势，会议要求纠正自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
王明在1934年就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筹备委员会，对共产国际在策略上的重大转变早有所知。他也早就根据这一新政策对国内临时中央和东北各级党部发号施令。
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夕，中共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发布更加郑重其事的宣言，以指导国内的工作，同时对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也是一种配合。
1935年6月初，即在王明去莫斯科疗养后从基斯洛沃德斯克回来的第一天，他在和来看望他的同志们谈话时说：“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形势很紧张。还在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院里我就想到，必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并发表一份新的文件，以便进一步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第二天，王明就开始写《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后来叫做《八一宣言》的文件。
一连3天，王明一直工作到深夜3点，首先完成了草稿。第4天，他又进行修改。第5天就召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来讨论这个草稿。讨论继续了好几天，会上，王明作了关于起草告同胞书的报告，而后又在讨论结束时发了言。
1935年7月14日，代表团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王明、康生等13人。会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王明起草的中共和苏维埃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依照原文一致通过，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对文字加以修改并写一封加以解释的信。
这个委员会由王明、康生等7人组成，宣言要在7月15日修改完，解释信则由委员会推选一人，在7月20日以前起草并修改好。
在《八一宣言》的形成过程中，王明向斯大林作了口头汇报。王明告诉斯大林，中共中央准备发表抗日救国的宣言，在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组织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和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口号。斯大林说，中共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但主要的问题在于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
当王明讲到中国人民要武装抗日时，斯大林指出，“日本军阀有一个特点就是怕打，就是软欺硬怕”，“你们中国这么多的人民，只需团结合作，只要抗战到底，一定能得到胜利”。
《八一宣言》定稿后，由王明译成俄文，送交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台上的斯大林，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看后都表示同意。
会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将宣言编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第10期，然后航寄到巴黎，于10月3日全文刊载。
《八一宣言》写道：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从1927年开始，共产党与国民党拼杀了近10年，如今突然以“兄弟”相称，表示愿“亲密携手”，确实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
《八一宣言》发表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阶段。可以说，是《八一宣言》使得国共第二次“合作”成为可能。
8月25日至2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
王明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在当前中国的具体情况下，革命力量应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的斗争，但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只要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掉转枪口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也不排除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八一宣言》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这次会议，突出中日民族矛盾，提出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初步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范围，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开始发生新的转变。
《八一宣言》公布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并未获悉宣言的内容，但已从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出发，开始考虑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刚刚到达陕北不久，中共中央即于1935年11月13日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
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共产国际七大战略策略的转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明确态度，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后，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于11月28日发表了与《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这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一切公开出版的报刊都不允许宣传抗日。《八一宣言》是经过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新闻通讯》等报刊，传到北平、上海等地的。
到这年年底，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各主要城市都流传着这一宣言。这个宣言连同中共中央11月13日、28日的两个宣言，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到第二年春天，一些边远地区如海南岛等地也看到了《八一宣言》。同时，它也在世界40多个国家的华侨中广泛传播开来。
随着它的广泛传播，《八一宣言》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抗日爱国热情，推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爆发，从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
许多学生读到宣言后，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成寐，觉得政治上有了方向，目标明确，行动更坚决了。
《八一宣言》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他们与共产党的合作抗日。
当时，退居泰山的冯玉祥看到《八一宣言》后，就公开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
流亡在莫斯科的方振武，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吴玉章那里见到《八一宣言》后，“大受感动，潜到美国去宣传”。
张学良在1935年11月间从杜重远那里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不久前发表了《八一宣言》后，当即表示同意与红军联合抗日，并要杜重远帮他寻找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线索。可见《八一宣言》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起了不小的影响。
《八一宣言》还客观上推动了国共两党间的直接接触，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
当蒋介石看到《八一宣言》关于各党派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呼吁后，认为可以借此达到从政治上解决共产党的目的，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曾养甫等人设法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
1935年底，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通过苏联政府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潘汉年等人进行了接触，曾养甫派人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长江局取得了联系。
从1936年1月起，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同曾养甫等人进行了谈判。2月，国民党也派人到瓦窑堡与中共中央联系联合抗日的问题。这些谈判虽未成功，却为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
《八一宣言》也激发了国外侨胞和流亡国外的爱国人士的爱国热情，使他们更加了解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一位身居国外的同胞当时在伦敦写信给《救国时报》说：“我以最高的感激与兴奋，一而再、再而三地看了救国报上所转载所翻印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不独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篇空前的伟大的文献，就是在全世界全中国的文书中，也是最庄严伟大最沉痛悲愤的一篇。”
他又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纲，不只是代表他们党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民族民主的政纲……任何人，只要是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庆幸和欢迎。”
在美国纽约，许多华侨于1935年12月听完方振武的演说后，立即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即行建立国防政府。
《八一宣言》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方面的积极作用和王明起草宣言的工作，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党的文献都是加以肯定的。
从1936年1月到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岑小岑谈判的过程中，周小舟带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人的信件，每信都附有《八一宣言》。
后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都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他的许多著作中，也是把《八一宣言》同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决议、1936年12月对西安事变通电、1937年2月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并列的。
组织领导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参加抗日救国请愿游行的爱国学生们涌上街头。
走在队伍前列的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立女一中等校的学生。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即下达戒严令，在一些街道要冲设了岗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
上午10时许，城内一两千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他们高呼：打倒日本狗！
全国武装起来，保卫华北！反对防共自治运动！
反对卖国的对外政策！立即停止内战！
立即向日本宣战！
人民！武装你们自己！用武力保护华北！
打倒卖国贼！
打倒卖国贼殷汝耕！中华民族万岁！
为祖国自由而奋斗！
没收卖国贼的财产，救济受灾人民！反对军队南调！
反对苛捐杂税！
反对抓捕中国人民的日本狗！
……
示威学生的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它使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
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处在国防最前线的北平学生，痛切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当时在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青年党员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等了解到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爱国要求，他们从外文报刊得到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得悉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刊登的《八一宣言》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号召，三人一致认识到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斗争策略也应调整。
但这一正确主张却遭到市工委主要负责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其时不是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问题，而应组织暴动，打倒国民党，建立北方苏维埃。
为此，谷景生、彭涛、周小舟多次向河北省委报告北平党内的意见分歧，并派周小舟直接向省委汇报。
中共河北省委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批准了他们提出的政治主张，并根据形势需要，撤消了北平工委，决定组成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由谷景生任临时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并派李常青为省委特派员，代表省委领导北平党的工作，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1935年春夏之交，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抵北平，建立由彭涛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工作。
11月，在彭涛、周小舟、谷景生、姚依林等人的领导下，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成立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女一中学生郭明秋为主席，姚依林为秘书长。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在学联建立了党团，彭涛为书记。
在中共北平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北平、天津10所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于11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揭露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杀戮爱国青年的罪行，并积极准备举行抗日请愿活动。
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北平各校通电》，谴责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妥协退让政策，痛陈今日之中国“强敌已入腹心，偷息绝不可得”，“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
就在这天，传来了在日本侵略者逼迫下将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广大同学和各界进步人士极为震惊。
12月7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于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反对“华北自治”。
8日，彭涛、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孙敬文等人开会研究，决定由黄敬任游行队伍总指挥，姚依林、郭明秋进行队外指挥。
1935年12月9日凌晨，广大爱国学生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在以李常青、彭涛、周小舟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宋黎等在学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学生涌上北平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
数千名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汇集在新华门前，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
各校临时推举董毓华、宋黎、于刚等12人为代表，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请愿书，提出6项要求：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何应钦避而不见。
当这些要求被完全拒绝时，游行指挥部立即决定将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广大爱国青年学生齐声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武装保卫华北”等为国民党当局所禁止的口号。
游行队伍沿途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学生们在大刀、水龙、皮鞭、木棍和枪刺的袭击下，有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在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下，游行示威队伍被冲散了。
一二九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很快传遍了国内外。中共北平市临时工委、北平市学联及时总结，对下一步行动进行部署。
12月11日，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联合罢课。国民党当局对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极为恐慌，下令严禁学生的爱国行为，还派军警封锁一些重点学校。但爱国学生的抗日烈火是扑不灭的。
中共北平临时工委获知国民党当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仍然决定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12月16日清晨，北平爱国学生1万余人陆续走上街头，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大示威爆发了。示威游行队伍共分为4个大队，分别由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率领从不同方向前进，途中冲破军警的封锁阻拦，最后在天桥会合。
上午11时许，北平爱国学生和广大工人、农民、市民3万余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场旗帜飘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天空。
市民大会结束后，1万多名爱国学生整队向前门方向行进。学生们手挽着手，不断高呼抗日救国口号，向街道两旁的市民和行人散发传单。
市民们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有的送来开水和食物，有的自动加入了游行队伍。
游行队伍抵达前门时，遇到大批军警和保安队的阻截，爱国学生就在前门火车站广场举行第二次市民大会。大会决定继续进内城示威游行，并派代表与军警交涉，要求打开城门。
当局为了分割示威游行队伍，答应让一部分学生从前门进城，但大部分学生须从和平门和宣武门入城。下午4时，黄敬率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校部分同学由前门入城后，城门马上关闭了。
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东北大学、北平大学等校同学沿着西河沿赴和平门和宣武门。但城门都已紧闭，同学们多次试图撞开城门，均未成功。
后来几经交涉，军警答应以清华、燕京大学的队伍先撤走为条件，可以打开城门让其他学校的学生入城。此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当两校队伍离开后，城外四周的路灯全部熄灭，大批军警挥刀舞棍从四面八方向学生扑过来，许多人遭到毒打。
由前门入城的学生想去宣武门接应，当走到西单绒线胡同西口时，遭到大批军警扑打，数十名学生被砍伤，街道上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在“一二?一六”大示威中，全市学生共有22人被捕，300余人受伤，再一次暴露了反动当局的凶残面目。
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响应，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一二九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杭州、西安、开封、济南、太原、长沙、桂林、重庆等城市的爱国学生举行请愿集会、示威游行，或发表宣言、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也发出响应的通电，苏区各界民众集会声援全国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
12月1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大学的校长，联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同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全国工人紧急呼吁援助学生救国运动，各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支持学生斗争。
12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共青团号召广大青年：“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各地社团组织纷纷发表通电和宣言，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
宋庆龄、鲁迅、马相伯、沈钧儒、王造时、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史良等爱国知名人士纷纷表示支持。
宋庆龄从上海寄给北平学联100多元钱，作为开展抗日救国工作的费用。鲁迅于12月18日至19日夜，撰文热情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斗争精神，并寄以“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殷切希望。
12月21日，上海市总工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呼吁全国同胞一致兴起，集合民族整个的力量，反对任何伪组织之存在，以维护主权而保国土。
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铁路工人举行集会，发通电，要求对日宣战。鲁迅、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支援爱国学生。
12月26日，陕甘苏区各界民众举行集会，声援北平和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在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学生群起响应。一时间，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到处响彻抗日救亡的号角。
两次游行示威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成立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工厂农村，发动各地工农士兵群众开展反日反蒋斗争，也使爱国学生们得到了锻炼和教育。
根据党的指示，为将一二九运动引向深入，平津学生联合会组织了500人左右的南下扩大宣传团。
在宣传团的基础上，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党领导成立的先进青年组织。它的诞生和发展，大大推动了“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由北平爱国学生首倡，迅速席卷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的到来。
瓦窑堡会议确立总路线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张闻天主持会议。
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
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会议开始后，张闻天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而后，与会者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讨论中，围绕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发生了争论。
毛泽东在主题发言中分析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他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议还讨论了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问题。12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
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
瓦窑堡会议上，由于博古认识不到国家面临灭亡危险，仍坚持“左”倾关门主义的教条。会议不得不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会上讨论的焦点是“一个是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是依靠单枪匹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这后一个就是关门主义。
毛泽东对关门主义作了精辟的剖析：关门主义要把“千千万万”和“浩浩****”的中间力量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能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的策略就是孤家寡人的策略。
在会上，毛泽东的发言一针见血，很快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大家纷纷对博古的错误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对一向颇为自负的博古来说是振聋发聩的。
他深感煎熬，晚上甚至拿出手枪在自己头上绕圈圈，把身边的同志吓坏了。手枪被夺下来后，博古瘫坐在椅子上，双手抱头，趴在长条桌上，有气无力地说：“手枪空膛，我是在换脑子。”
就在这个晚上，博古痛定思痛，抛弃了“左”的那一套，并作了深刻反省：“‘左’倾路线造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瓦窑堡会议对博古来说，既是个终点，又是个起点。他的转变，结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长期存在的“布派”“毛派”之争。会上最终形成决议，决定了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建什么国的大政方针，高举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
12月25日，会议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后结束。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详细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
决议指出：当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当汉奸的中国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
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
决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
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决议重申，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决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开始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
《决议》还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分析了产生关门主义的根源，提出要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遵义会议只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决议，而瓦窑堡会议则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
会议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策略问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会议既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警戒全党汲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教训，从而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这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议关于政治形势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圆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论述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报告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残酷性，就必须打持久战。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毛泽东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一“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出发，充分估计了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分析了处于民族生死存亡危险时刻各阶级的态度。
毛泽东指出：工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在中国殖民地威胁的新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可能站到抗日方面来，但他们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在二者间动摇着，半殖民地和多个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地主买办阶级内部是不统一的，在新的形势下，政治态度可能发生变化，“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报告尖锐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指出关门主义的主要错误，一是不承认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认为反革命营垒是统一的、固定不变的，他们要求打倒一切，其结果只能是什么也打不倒，看不到反革命势力还暂时大于革命势力的现实，想单靠自己的力量去战胜强大的敌人。“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刘少奇受命奔赴华北
1935年12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经张闻天提议，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任务是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建立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新政策。
当时的北方局书记是高文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方局机关没来得及从北平撤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8月初在太原组建北方局新的领导机关，刘少奇任书记，杨尚昆任副书记，原书记高文华调往南方工作。
刘少奇在北方局期间，是华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时期，也是他统一战线理论逐渐成熟的时期。
从1935年5月起，日本不断制造事端，企图通过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方式，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图”。
1935年10月，日本代表土肥原向驻守平津、冀察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通电设立华北自治政府，罢免南京任命的所有官员。
日本还扶植老官僚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冀东22个县“脱离中央自治”。
同本在对华北进行军事、政治侵略的同时，还加紧对华北地区实行经济渗透。中国民族工商业陷入困境，许多工厂、商店处于破产和半破产的境地。
华北民族危机的加重给各党各阶级都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国民党及地方实力派对日态度的变化国民党和地方实力派面对日本的步步入侵，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日态度逐渐起了变化。
华北危机的加重迫切需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挽救民族危亡，国民党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难以肩负起领导民族统一战线的重任，这个重任就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表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为建立人民一致抗日反汉奸的统一战线给全体华北人民信》，信中指出：“华北危机到了极严重的最后沦亡时期，敌人新的压迫与进攻危机之发展，事实逼迫着我们任何具有民族意识的人民对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之建立，绝无丝毫犹豫与迟疑的余地”，“我们为了迅速争取华北危机之出路与开展中国民族之一致抗日的伟大神圣革命战争，我们愿与华北全体抗日民众在这一主张之下共同联合起来为着华北危机之解放而斗争！”
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普遍高涨，工作局面急遽扩大，而党在华北的组织状况已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时中共中央决定派一位得力的人去领导北方局，肩负起建立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任，刘少奇成为最佳人选。
中共中央选择派刘少奇去华北工作有以下几点原因：他有过白区的工作经历，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他参加了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等重要会议，了解党的政策转变；他对统一战线有着深刻的认识。
1935年11月29日，刘少奇在讨论中央政治局战略方针的会议上提出：“统一战线问题，我们没有能发动广大的群众运动是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中国群众反日运动在高涨，党应去领导和组织这一运动，因此必须反对关门主义。”
1935年12月3日，刘少奇撰写了《抗日反蒋与广泛的统一战线》一文，文章认为：“检查我们最近几年来领导抗日反蒋运动的经验，我们主要的弱点与错误，恰恰在不善运用广泛统一战线的策略，恰恰在这里我们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的错误。”
一二?九运动以后，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决定派刘少奇为中央驻北方代表，到华北指导北方局工作，建立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新政策。
1936年春天，刘少奇从陕北一路风雨兼程，穿过敌人统治区，到达在天津的北方局机关。此时，北方局党的组织及思想状况都不容乐观。
这时党组织的情况是：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党的组织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一批中下级干部，而且这些组织和干部还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严重统治着。
华北党组织的这种状况，很难肩负起建立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任。
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华北党组织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有效执行和贯彻落实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领导干部。
当时，“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殷鉴、周仲英等60多人。
1936年4月的一天，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到刘少奇处汇报工作。一见面，柯庆施就抱怨干部奇缺。
此时，刘少奇也正在为华北党组织缺少有经验的干部而苦恼。对于柯庆施的抱怨，刘少奇深有同感。
突然，柯庆施灵机一动，向刘少奇提出建议：让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及早出狱。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缓解北方局干部奇缺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日寇占领北平后，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刘少奇认真听完柯庆施的建议后，低头沉思着。他十分清楚所谓的“履行出狱手续”意味着什么。沉默片刻后，他缓缓地对柯庆施说：“我个人同意。但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央。”6月，刘少奇收到中央批准的回复。
7月的一天，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担任狱中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的薄一波，收到刘少奇以北方局名义写的要求他们履行出狱手续的密信。
薄一波立即将信转给党支部干事会其他成员共同讨论，党支部干事会的干事殷鉴、刘澜涛等看了，都认为可疑，决定静观其变。
时隔数月，又收到第二封信。狱中党支部同骨干分子讨论后，考虑到党的纪律，准备将中央的指示付诸讨论，征求狱中全体党员的意见。
为了证实这两封信是否真的是中央的指示，党支部又通过另外的通讯办法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
信上再次说明，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后作出的，随信还附有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的抄件。
狱中党支部终于判定：履行“出狱手续”确系中央指示。他们作出了“准备执行”的决定。薄一波和其他党员一起参与了讨论，结果狱中52名党员一致同意服从组织的决定。
从1936年8月底到1937年3月，依照北方局的指示，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分作9批履行“出狱手续”，陆续出狱。这些党员同志出狱后，大大缓解北方局干部奇缺的问题，加强了北方局的力量。
与干部缺乏同时存在的，还有党员干部的思想问题。刘少奇到北方局时，北方局在思想上已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但左倾思想的影响还依然存在。
刘少奇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组织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防御、退却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
虽然在“六大”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以及在四中全会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白区党组织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纠正过，但这种纠正是极不彻底的，直到党中央到达陕北、刘少奇1936年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后才得以纠正。
刘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间，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策略，结合华北的实际情况，坚决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提出了适合白区特点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方法和策略，较成功地在华北地区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
为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使群众了解党的主张，刘少奇同志先后发表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中共中央北方局为抗日救国宣言》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党在白区的工作方针，强调要长期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广泛的团结和争取群众，积蓄和保存自己的力量，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刘少奇到华北后提出党在华北的任务是：“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
要顺利地执行这个任务，就必须联合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华北党组织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还在阻碍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调动最广泛的力量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刘少奇针对华北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进行了批评纠正。
刘少奇根据北方局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详细叙述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各种表现。
刘少奇还提到了可以发展其他阶层加入到党组织中来，以加强党的统一战线。他认为，反对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害怕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加入进党内来，尤其害怕某些军官及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加入进党内来，是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
为了肃清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影响，提高华北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水平，刘少奇指出，左倾思想对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有着极大的危害。刘少奇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刘少奇在对左倾关门主义进行深入分析之后，提出防止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措施。
1937年2月，刘少奇在给张阐天的信中指出，瓦窑堡会议仅是我们工作原则的转变，今天这种原则的转变已经进入实际的转变了。在这个转变关头，如果发生错误，哪怕是一点小小的疏忽，都要引起深远的后果。
为了防止“左”倾错误的发生，刘少奇提出必须采取以下措施：“（一）在党内广泛宣传解释党的策略路线，使广大党员和群众深切了解‘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及实行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二）我们的每一个政治行为，必须异常慎重。（三）扩大党内党外民主的工作方法。（四）加强行动的纪律与政治的纪律。”
无疑，刘少奇的这些主张对进一步肃清华北党的左倾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提高了华北党的理论水平，从而推动了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着更加广泛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对刘少奇有过这样的评价：“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一生。”
在肃清错误思想的同时，刘少奇还将党的统战理论与华北的实际相结合，从理论上提出了适合华北特点的统战方针策略，从实践上进行了正确的指导。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工人阶级也不是天然就接受党的领导的，国民党和其他的某些阶层也在和党争夺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在白区国民党对工人也是有控制力的。
争取工人到党的这边来，对于加强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争取更多的人参加到这一行列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更好的指导薪形势下的工人运动，刘少奇回顾总结了一九二七年以来白区职工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阐述了建立和发展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原则。刘少奇的这些思想，对于华北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领导群众性救亡运动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后，全面加强了党对白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在北方，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出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北方局党组织利用公开、半公开刊物和左派刊物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等，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在北方局的组织和领导下，成立了由工人、农民、学生、知识阶层、工商业者及妇女参加的华北各县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会等抗日救国组织。
这些组织深入到工厂、农村，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组织群众进行抵制日货，举行示威、请愿、罢工、罢课等形式的救国运动。
在南方，中共中央派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5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提出了根本改变目前外交政策，停止一切内战，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保障集会、结社、出版绝对自由、释放政治犯等八项要求，1936年1月28日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2月23日，上海国难教育社建立。
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的影响和推动下，北平、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相继成立了群众性的各界救国会组织。
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提出应在上海设立全国各界救国会，以推动全国各地的救亡运动。
1936年5月31日，来自全国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共70余人在上海开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大会讨论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选举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14人为常务委员，决定创办《救亡情报》作为该组织的机关报。
救国会的主要政治主张是：停止一切内战，建立全国统一的抗敌政权，团结一致共同抗敌；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开放民众运动，召开各党派联合会议，建立统一的救国政权；废除苛捐杂税，提高海关进口税，抵制日货，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改变妥协外交，联合世界反日和反战力量，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救国会的成立及其主张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给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写信，表示“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和你们合作。”
全国救国会成立以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成为抗战爆发前夕国民党统治区抗日运动的一面旗帜，但也因此而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恐慌。
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政府下令逮捕了救国会七位负责人：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
11月24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发出布告，宣布他们的“罪行”：“李公仆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改组国防政府，种种谬说均可复按。”
沈钧儒等七人都是文化界知名人士。他们从事的抗日救亡活动，顺应民心，代表民意。国民党政府罗织的“罪行”，说到底无非只是“谬说”。以言论治罪本身违反法制，何况种种“谬说”未必可以“复按”。
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各界人士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救国会发表宣言和告国人书，宣布不会因领袖的被捕而放弃抗敌救亡的主张，而是要继续奋斗下去。
宋庆龄发表了《为沈钧儒等人被捕声明》，对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冯玉祥、李烈钧等20余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郑重处理”此事。
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致电南京政府，请求无条件释放“七君子”。张学良面见蒋介石，气愤地质问他：对待人民爱国运动这样残酷，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
北平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李达、许春裳等107人；天津文化界、暹罗华侨文化界200余人；新加坡全体华侨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他们。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等世界名人也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议。
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特地罢课两天，派出5名代表赴南京请愿。
1936年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大示威，高呼“争取爱国自由、释放爱国领袖”等口号。全国许多报纸把他们称为“七君子”，把他们的案件称为“爱国无罪”案。
1937年4月12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赞扬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而为中国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谴责国民党制造“爱国有罪之冤狱”，要求释放“七君子”等一切政治犯，并多方开展营救工作。
6月，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提出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得到全国各界人士响应，纷纷签名参加。
7月5日，宋庆龄抱病与其他发起人自带行装，到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声援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救国会以救国为目的，当然无罪”。
抗战爆发后，“七君子”终于被释放出狱。中国共产党和救国会营救“七君子”的运动，推动了全国抗日**的兴起，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对逼促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转向抗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